《江村經濟》:《江村經濟》是70年前，費孝通教授對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進 -百科知識中文網

《江村經濟》是70年前，費孝通教授對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進行了深入的實地研究，並在兩年後寫出了著名的它被國際上譽為人類學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內容簡介

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根據1936年在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的調查資料編寫而成的學術著作。又譯《中國農民的生活》。本書是作者1938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學習時撰寫的博士論文，最初以英文發表，題為“開弦弓，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1939年在英國出版，書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作者將"開弦弓村"取學名為“江村”。198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時沿用原書扉頁上的《江村經濟》一名。
全書計16章，分為前言、調查區域、家、財產與繼承、親屬關係、戶與村、生活、職業分化、勞作日程、農業、土地的占有、蠶絲業、養羊與販賣、貿易、資金、中國的土地問題。另有人類學家B.K.馬林諾夫斯基作的序及附錄“關於中國親屬稱謂的一點說明”。作者詳盡地描述了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闡明了江村這一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以及與所在社區的社會結構的關係。
本書詳盡的資料和客觀系統的描述，為國外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及其他讀者了解中國提供了重要的幫助。出版後受到了人類學界和社會學界的重視。馬林諾夫斯基在《序》中指出：“《中國農民的生活》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

作者簡介

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盟名譽主席費孝通因病於2005年4月24日逝世，享年95歲。1910年11月，費孝通出生於江蘇吳江一個重視學校教育的家庭，4歲進入母親創辦的蒙養院，開始接受正規教育。1928年，費孝通入東吳大學，讀完兩年醫學預科，因受當時革命思想影響，決定不再學醫，而學社會科學。1930年他來到北平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33年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當研究生，1935年通過畢業考試，並取得公費留學資格。1936年暑假，26歲的費孝通與新婚妻子王同惠去廣西大窯山做社會調查，不料在爬山途中被山民狩獵的鉗子夾住一條腿，費妻在返回山下尋求救援時遭遇山洪暴發，不幸遇難。第二天，費孝通被上山的村民救下。1936年，費孝通去英國留學，兩年後獲倫敦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學位。費孝通回國後繼續在內地農村開展社會調查、研究農村、工廠、少數民族地區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社區。費孝通曾任清華大學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鄉土中國》等。

問世背景

1935年12月，費孝通來到江蘇吳江開弦弓村休養療傷。在村里人眼中，這個學生與眾不同：他拄著雙拐在街巷裡串門訪戶，走田頭，進工廠，坐航船，觀商埠，不時在筆記上做著記錄。

1936年秋天，費孝通赴英留學，他把在開弦弓村的所見所聞，整理並匯集成冊，完成了他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他的導師馬林諾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評價：我敢預言，費孝通博士的這本書將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

《江村經濟》很快成為歐洲人類學學生的必讀參考書。費孝通步入世界人類學著名學者行列，1981年，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的人類學界的最高獎──赫胥黎獎。

費孝通在《江村經濟》里提出了一個創造性觀點：以恢復中國農村企業（副業），增加農民收入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他總結為“人多地少，農工相輔”。

但費孝通的觀點在當時受到了激烈批評。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熱衷於效仿西方“大工業、大城市”的學術界，沒有在農村“副業”上看到任何積極因素。

幕後花絮

21年後的1957年，費孝通再次來到開弦弓村。在《重訪江村》中，費寫道，許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著手不肯放。但見面的熱情很快被現實的問題打斷了，老婆婆說：“好是好，就是糧食……”

費孝通調查發現：1936年水稻平均畝產350斤，合作化後，1956年達到了559斤，農業增長60%，但從村幹部里那裡得知，有人感覺日子沒有21年前好過了。他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斷：問題出在副業上。“1936年，副業占農副業總收入的40%多，1956年卻不到20%。”總起來，農民的收入是下降的。

《重訪江村》里，費孝通對當時提出的“農業四十條”提出了質疑。1957年6月1日，《人民日報》正面報導了費孝通重訪江村的主要觀點：要增加農民收入，光靠農業增產是不行的。但轉眼間，費孝通被指責為“惡毒攻擊政府忽視副業生產”。他因此飽受了人間屈辱。直到1981年，他沒發表過任何學術作品。

1981年，費孝通第三次訪問開弦弓村。他發現：30年代見到的養羊和養兔，已經成為家家戶戶經營的副業，家庭副業加起來占到了個人平均總收入的一半。他經過調查又寫出了《三訪江村》此後，他多次走訪江村。

費孝通認為，在農業經濟的新結構中，發展前途最大的還是工業。他在學術界第一次對蘇南自發出現的“草根工業”給予高度評價：蘇南有些地區農村用在工業上的勞動力已超過了用在農業上的勞動力。這樣的社區稱為農村顯然不太適合了。

費孝通的鄉村工業觀點引發激烈交鋒：鄉村工業被指責與大工業爭原料、爭能源、爭市場，就此問題，當時主管工業的副總理曾責令國家有關部門專門調查，同樣的問題甚至被提到全國人大上爭論。

費孝通認為，蘇南出現的這些“新人新事”絕非是一種偶然。在隨後的九訪江村中，費孝通發現：小小的廟港鎮上，一次來了100台電視機，每台售價430元，不到半天搶購一空。開弦弓村門前壘起磚瓦準備蓋樓的不下60戶。為了消除一些人對鄉鎮企業的誤解，他擺事實、算細賬。1991年，他在《吳江行》中寫道，1980年吳江全縣的工業總產值為9億多元，1990年是59.2億元，其中鄉和村級所辦工業占74%，這一比例大大出乎政界的預料。

獲獎評論

一、江村中的淳樸環保思想

書第二章，作者介紹了江村的基本情況。寫到村莊概況和地理位置的時候，有一句是這么說的：“村長的總部設在村子東端合作絲廠裡面。廠址的選擇是出於技術上的原因。河A的水自西向東流。由於河A供給沿岸居民的日常用水，所以把廠子建在下游，以免污染河水。”或許，村民僅僅是出於身體健康的基本考慮，而沒有意識到整個環境的保護。但這種思想，無疑是一種很淳樸的環保思想：不破壞環境，進而可使得人類自身免受其害。由此看來，中國乃至全世界大肆宣傳的環保理念應該至少早在中國二三十年代的農村就悄悄形成了。當今社會頻頻暴出磚瓦廠、化學工廠污染河流的事件，不是意識不夠，應該是利益作祟吧！

二、婦女地位因蠶絲業興起而改變

在江村，婦女無論是在整個村子中，還是在一個大家庭里，地位都是很低的，這根源她們在經濟上對男子的依附。書中第四章第2節中說：“一個女孩的傳統經濟地位是依附於她的父親或丈夫的，她沒有機會擁有大宗的錢財。”受中國幾千年封建思想的影響，男尊女卑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蠶絲業在江村的興起使婦女的地位緩慢的發生變化。由於天生的細心和手巧，婦女開始進入蠶絲廠，開始和男子一樣掙工資。

書中講到：“現在掙工資被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優惠，因為它對家庭預算有直接的貢獻，那些沒有成年婦女的人家開始懊悔了，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逐漸起了變化。”從不願意要女孩子到“懊悔”沒有成年婦女，切實說明婦女在為家庭作出經濟貢獻的同時，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受尊重度提高了。

女性社會地位的變化是潛移默化，並且是顯而易見的，儘管總體上她們在就業等方面還面臨著一些不平等待遇。現在我的老家農村，男女都出去打工，而且女性在數量是超過了男性。我在為這種轉變高興的同時，新的問題又出現了。許多孩子與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共同生活，他們與父母的關係越來越疏遠。由於缺乏父母嚴格的管教，其身心發展受到不利影響。同時，長期兩地分居的夫妻，離婚的越來越多。此外，空巢老人的贍養也是一大問題。

現今婦女更大程度、更廣範圍地參與經濟活動，獲取經濟獨立的同時，產生的另一個問題是相當嚴重的。在安徽南部農村，很多年輕女孩到周邊較發達的上海、杭州、蘇州、南京等地打工，最後嫁給了城市人。這直接造成農村到婚齡男女比例失調，大量男青年很難娶到媳婦。即便他們出去打工，也很難從城市裡“打”回老婆。他們的結婚問題怎樣解決呢？我所接觸到的人主要分兩種情況：去雲南、貴州等更加落後的農村“帶”回來；在他鄉打工時幸運結識的打工妹。然而，仍然還有很多人“打光棍”。
應該說，參與經濟活動為婦女掌握自己的婚姻贏得了更多的主動，但因此產生的這種現象是值得社會學者密切關注的。

三、農村土地的變化

農業是農村的基本職業，在開弦弓村如此，在整箇中國農村都如此。全村占人口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主要從事農業。而農業發展與相應的土地制度即土地的占有狀況緊密相關。馬林諾斯基指出：“土地的占有不僅是一種法律體系，也是一個經濟事實”，但是“任何僅從法律的觀點來研究土地占有的企圖，必然導致不能令人滿意的結果。如果對於當地人的經濟生活不具有完備的知識，就不能對土地的占有進行定義和描述”，也就是說“你必須首先知道人類怎樣使用他的土地；怎樣使得民間傳說、信仰和神秘的價值圍繞著土地問題起伏變化；怎樣為土地而鬥爭，並保衛它；懂得了這一切之後，你才能領悟那規定人與土地關係的法律權利和習慣權利體系”（書一百三十四頁），正是在這樣一個思路下，費孝通詳盡討論了農村中的土地占有的問題。看到這使我想到了我農村老家，老家的農民因拆遷而失去土地。他們再也不能以土地為生，只能去臨近的鄉鎮做做小工，或是去外省城市打工。雖然他們拆遷時，有一部分相當少的拆遷款，這些錢造完新房就所剩無幾了。可這是以賴以為生的土地為代價的啊。他們以後祖祖輩輩的生活，包括一代一代的孩子的讀書，一代代長輩的養老都成了很大的問題，更不用說看病了。他們曾死死為土地掙扎過，但他們卻無能為力。象我這樣遠走他鄉的年輕人，看到老家農村的變化也只能感嘆農村生活的艱苦和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