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背景
《國風》當時正值瀋陽九一八事變之後，國風學人於國難非常時期，投身公眾領域，提出了人文與科學並重的救亡主張，以盡到學術界“對於國家之應盡責任”。《國風》被視為《學衡》的繼續，在保持發揚中國文化之使命的基礎上，強化了抗敵保國的民族主義思想情感。《國風》和中國史學會（刊行《史地學刊》）、中國科學社（刊行《科學》雜誌）亦存在密切聯繫。學術淵源上，國立中央大學（後在大陸改名南京大學）與其前身國立東南大學（東南學派）、南京高師（南高學派，其中以南高史地學派為代表）一脈相承，並可一直上溯至南京歷史上前朝歷代的國學[1]，其核心為南雍學人繼承發揚中國學統的精神。在國家危難之際，國風學人主張，中國必須發揚固有文化，振興民族精神；開展獨立的科學研究，提高國力；注重加強國人的國家觀念，動員民眾，以鞏固國防。
國風學人雖懷有強烈的救國之心、強國之志，不過，與同一時期偏重政治學理及政治議題之《時代公論》所不同，《國風》純為文化學術刊物。
簡介
《國風》國風社社長由柳詒徵擔任，《國風》雜誌主持編輯為張其昀、繆鳳林、倪尚達。《國風》的主要作者多為學衡派在南京的基本成員。在原《學衡》作者群的基礎上，人文社會學術領域新增的作者有章太炎、朱希祖、胡小石、任二北、范存忠、盧冀野、唐圭璋、錢鍾書、唐君毅、賀昌群、錢南揚、滕固、謝國楨、蕭一山、蕭公權、陳詒紱、李源澄、朱偰等人。此外，一批科學家為刊物撰稿，包括秉志、翁文灝、胡敦復、竺可楨、胡先驌、熊慶來、戴運軌、謝家榮、張江樹、嚴濟慈、錢昌祚、顧毓琇、凌純聲、盧於道等人。
意義
民國以來，學衡、國風等學人繼承中國學統、發揚儒家文化、開展人文復興、倡導理性學術的活動，對於振興中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發展科技、繁榮學術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這些活動推動了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將孔子祭祀列入國家祀典，祭孔成為當時中國中央政府所行之五大國家祭祀之一。民國時期五大國家祭典為祭祀黃帝（中華共祖）、大禹（九州夏朝開創者）、孔子（儒家開創者，至聖先師）、朱元璋（明太祖）和孫中山（中華民國國父），這對於中華文明歷史的繼承和國家文化傳統的認同具有重大意義。社長的主張
柳詒徵一直主張史學要為培育民族精神服務，三十年代他明確批評古史辯派的疑古為破壞古史，大力發掘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特別注重探尋中國的漢唐盛世中國所以強大的因由，從而培養國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柳詒徵在抗戰時期的著述以及為光大民族精神的一系列文化活動，既是其經世致用學術思想發展的邏輯結果，更是在民族危機下中國知識分子作出的自然反應。他有關民族精神的論斷，可為我們新世紀文化重建工作提供寶貴的借鑑。......“治歷史者，職在綜合人類過去時代複雜之事實，推求其因果而為之解析，以詔示來茲，舍此無所謂史學也。” 他認為，“講歷史的好處”就是“彰往察來”，“所謂考諸往而知來者”，人生短暫，少年人少不更事，老年人老成練達，就是因為經驗有多寡，而講史學可以使人獲得“幾千年的經驗”，“從歷史上看出人類常走的路”，悟出“人生的規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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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傳統文化中的“忠”、“孝”倫理觀念，晚清以來多受新派學人詬病,斥之為中國人崇尚權威、社會進步遲緩的思想文化基因。柳氏在書中追根溯源，直指其原始要義。通過文獻的考辨，柳氏指出，“夏時所尚之忠，非專指臣民盡心事上，更非專指見危授命。第謂居職任事者，當盡心竭力求利於人而已。人人求利於人而不自恤其私，則犧牲主義、勞動主義、互助主義悉賅括於其中，而國家社會之幸福，自由此而烝烝日進矣。”
至於“孝”，柳氏指出，“吾國進化，實由古昔聖哲提倡孝道。”而“孝”的本義，最初也“不限於經營家族”，“舉凡增進人格，改良世風，研求政治，保國衛土之義，無不賅於孝道。”對於中國人“尊宗敬祖”的傳統，柳氏指出，“祭享之禮，其事似近於迷信，然尊祖敬宗實為報本追遠之正務，視其他宗教徒求之冥漠不可知之上帝，或妄誕不經之教主者，蓋有別矣。” 可見，對於被西化派竭力痛詆的這些中國傳統觀念習俗，柳氏闡幽發微，剝去後儒加於其上的曲解，恢復其本來面目，並予以合理的解讀和積極的評價，非深厚的國學素養而不能，更表現了他對祖國歷史文化傳統的莊敬之情。
再比如，周代貴族執政，“雖無民主，而有民權”，“為君者，恆以畏天保民為主”，“吾輩讀史者，當知西周之末世，雖曰暴君代作，讒佞迭興，人民之窮困顛連已達極點，而學士大夫直言無諱，指陳民瘼，大聲疾呼”，“其言論之自由，或尚過於後世民主之時代也。”在柳氏看來，中國“先哲立國要義，以民為主”，“故雖未有民主立憲之制度，而實有民治之精神” 。......
針對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排孔論，柳氏給孔子以極高的評價。他寫道：“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即使自今以後，吾國國民同化於世界各國之新文化，然過去時代之與孔子之關係，要為歷史上不可磨滅之事實。” 對孔子“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論，柳氏大發感慨：
“自孔子立此標準，於是人生正義之價值，乃超越於經濟勢力之上。服其教者，力爭人格，則不為經濟勢力所屈，此孔子之學之最有功於人類者也。人之生活，固不能不依乎經濟，然社會組織不善，則經濟勢力往往足以錮蔽人之心理，使之屈伏而喪失其人格。其強悍者，蓄積怨尤，則公為暴行，而生破壞改革之舉。今世之弊，皆坐此耳。孔子以為人生最大之義務，在努力增進其人格，而不在外來之富貴利祿，即使境遇極窮，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蕩蕩之樂，無所歆羨，自亦無所怨尤，而堅強不屈之精神，乃足歷萬古而不可磨滅。儒教真義，惟此而已。”
編輯的思想
為了實踐其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繆鳳林還致力於中國民族史的研究，開發其中積極康健的民族精神。首先，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同化力和生命力。在敘述中國民族史時，繆鳳林特別重視異族侵入中國的歷史。他認為，中國文化生命力極強，面對異族文化的挑戰，中華文明總能死而復生，亡而後存。歷代周邊民族，在風習、語言、政制上與中原地區都有較大差異，“然一與吾族接觸，或平和交際，或力政經營”，除少數“遠方殊族”外，無不“習吾文教，仿吾服物，用夏變夷，革以華俗”。雖然歷史上也不乏異族統治者企圖“用夷變夏”，也有漢人“數典忘祖，甘同異種者”，但“我夏族雖時有亡國之痛，永無淪胥之禍”，而且在同化各民族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壯大。甚至在今天，中國人就血統而言也有不少“蠻夷後裔”，但在文化上卻沒有一個“自外華夏”的。繆鳳林不無自豪地說：“蓋夏族文化冠絕東亞政教文字，根深莫拔，故異族有中國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而且中國傳統素“以世界主義為理想，異族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有懷遠之習，鮮種族之見。”
以“夷狄”、“虜”、“戎”等字樣稱呼漢族之外的少數民族，在繆鳳林的論著中俯拾即是......繆鳳林論斷華夷，是以文化為標準，而不以血統種族為進退。他說：“夫一族之民，自視為優越之種，而斥他族為非類，其義似隘。然人類皆具獸性，吾族先民知獸性之不可以立國，則自勉於正義人道，以為殊族之倡，此其所以為大國民也。” 在日本帝國主義野蠻入侵中國的20世紀30年代，繆鳳林這樣說是有所指的。
其次，注意總結歷史上民族競爭成敗的經驗教訓。為實踐其史以經世濟時的史學思想，繆鳳林在書中特別注意分析各個歷史時期國家盛衰強弱的主客觀因素，總結其中的歷史經驗。他強調邊疆問題的重要性，認為執政者能否穩定邊疆，解決好邊地經濟發展和民族關係問題，是關係到國家盛衰的關鍵所在。例如，論及秦漢之強盛，繆鳳林高度評價了秦漢統治者“以全國之發展與安全為目的，通盤籌劃，從事徙謫”之舉，認為 “徙民略邊實邊”對開發邊疆、鞏固邊防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秦漢兩代之所以國力強盛，普通民眾也做出了許多奉獻，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漢代開疆拓土，威震遠方，固然有其他因素，但漢族人民“身心之康強，遠在四夷之上，又能克盡國民之義務” 起了主要作用，漢朝的強大“實由人民傾無量之血肉資財而來”。而秦漢兩代對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實在外拓國家之範圍，內開僻壤之文化，使吾民所處炎黃以來之境域，日擴充而日平實焉。” 但聯繫到現實，我國領土“多為暴敵所侵占”，因此，作為炎黃子孫應該常常念及“如何竭盡國民之義務，以光復失土，以繼漢人之偉業”。
繆鳳林認為，政治的清明與否，與國力強弱有密切聯繫。如論及南北朝“北強而南弱”的原因時，他指出：“蓋南朝自劉裕以降，不知作育人材，而以誅除異己摧抑英尤為得計”，“且纂弒相尋，變亂時起，民力物資，多耗於內亂，謀臣將帥，多自相賊殺”，加之北朝“驍雄勁悍”，因此南朝最終敗於北朝，從對峙雙方的內政清濁情況來分析其強弱勝敗的根本原因，政治清明則國家強盛，政治腐敗則敗亡必至，這是千古不移的規律。
論隋、唐之強盛，繆鳳林著重指出其開放的民族政策的積極作用。“種族之強弱，恆視其血胤氣脈之繁雜與單簡”。隋唐民族承繼了魏晉以來“漢胡混合”的成果，因此國盛民強，超過秦漢。“唐太宗之英武，亦可謂漢胡民族精英之結晶。” 也就是說，唐代的強盛，固然有其他因素，而統治者能“容納當時無數之四夷，加入無數之外族血統”起了重要作用。用人上不論種族，文化上兼容並包，從而既壯大了中華民族，又弘揚了華夏文化。這是國史給我們的又一個啟示。
論及兩宋與遼、夏、金、元關係時，繆鳳林分析了各民族強盛的原因，特別指出尚武精神的重要：“自阿保機、元昊、阿骨打、吳乞買及成吉思汗以次諸蒙古大汗，皆智勇兼備，故能統率部曲，併合諸種，恢張土宇，建立國家；而甲兵之強，尤為諸族興盛之重要原因。” 比如，金國的迅速崛起，在於其強兵尚武的國策，在於其強悍的民風，所謂“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就能“變弱為強，以寡制眾”。返觀宋人，卻實行募兵制度，人們“以執兵為恥，其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命亡命之輩耳”，這“與諸族之尊兵貴兵，丁壯皆尚戰鬥，且人以戰鬥為榮者”完全相反。因此，“自女真入寇以迄蒙古南牧，我華夏廣土眾民，徒為北族揚武呈威之資，讀史者所為郁悒憤慨不能自已者也。”可見，民族精神是否以征戰武功為尚，是民族戰爭勝敗的另一重要因素。然而，諸族的強盛如同曇花一現而不能持久，實由於民族精神的懈怠，進取心的喪失，或“因軍政頹弛，種人或漸染文弱，或習於奢縱”，終於迅速敗亡。因此，要使“國族長保其獨立，必賴有恆久強大之武力” 。繆鳳林借論衡史事表達了他為了國家民族的長治久安，加強國防的政治主張。這類民族主義思想和主張，在繆鳳林的論著中還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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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鳳林指出，中國幅員遼闊，“種族混合”現象十分普遍，所以用一句話概括中國民性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如果從世界範圍內看，則中國“民族又自有其共同之精神，而優點所在，缺點亦寓其中焉。”他把中國民性歸納為六個方面。第一是“家族主義”：“以孝為制行之本”，忠君事長，歷代“產生巨人長德，效用於社會國家者，尤不可勝紀”。但家族主義的弊端是重家族而輕國家，甚至“惟見其家，不知有國”，而“戚族之依賴投靠，官吏之貪墨任私”都是它造成的。第二為“中庸主義”：自古“以中道垂教”，中國之所以“能統制大宇，葆世滋大”，原因就在這裡。但是習慣於消極妥協，不能積極進取，“吏多圓滑，民多鄉愿，以因循為美，以敷衍為能”使整個社會缺乏生氣和活力。第三為“世界主義”：以“平天下”為理想，“化育外族，施不責報，故非我族類，一視同仁，擁有廣土，亦不以之自私，混合殊族”這是主要原因。但是，缺乏國家觀念，當外患來臨時，常常少一些“敵愾同讎之心”。第四為“和平主義”：“以不嗜殺人為政治上至高之道德”，懷敵附遠，以德服人，但是“流於文弱”，一旦與外敵遭遇，常致失敗。第五為“政治上之不干涉主義”：“以垂拱無為為執政者之信條”，“民因得以大展其材，政治雖腐敗，民事仍能發榮滋長”。但是，政治成為少數人的“專業”，而普通民眾不予過問，政治便很少有“改進之望”。第六為“實用主義”：以“利用厚生養欲給求”為目的，抑制所謂“奇技淫巧”，“務本舍末，習於勤勞”。缺點是“重實利而輕理想”，不容“力求革新之事”，“純粹之科學”因而極為薄弱。繆鳳林說，中國民族的優點缺點大略如此，而“如何發揚其優點，革其缺失，並吸取他人之長，補吾之短，以競存於茲世，且永保世界先進之令譽，則吾人所宜自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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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期刊
| “民國雜誌”指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前出版發行的雜誌、期刊等。它的內容反映了我國近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諸領域的歷史發展軌跡。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琉璃廠和上海福州路文化街上，民國雜誌賣價只有幾角、幾分錢一本，如今作為收藏品已升值到十幾元至近百元，且堂而皇之進入拍賣殿堂，成了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其價值亦隨之登上新台階，令人刮目相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