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時與文》1947年(民國36年)3月14日,《時與文》周刊創刊，發行人程博洪。發表沈鈞儒、吳晗等人文章。1948年9月24日被迫停刊。
《時與文》總出71期，歷時一年半（1947年3月 1948年9月）。
《時與文》中的唐弢書話
《時與文》我看書很不仔細，寫東西也就很不仔細，有些書就在手邊，卻經常睜著眼睛說瞎話。前些天斷斷續續在寫唐弢的早期書話，見了報的有幾篇，
裡面有兩段說錯的話趁此機會更正一下（我也在底稿中備了案）：一，“‘王一榴插畫’，我沒在《晦庵書話》里找到”（2008年2月13日案，此文後收入《唐弢文集~序跋·書話卷》）。二，“此22篇書話有21篇收入《晦庵書話》，惟一未收的是講王獨清的《長安城中的少年》這篇”（2008年2月13日案，此文後收入《唐弢文集~序跋·書話卷》）。《唐弢文集》十卷，我沒全買，但書信卷和序跋書話卷我是買過的，可是寫文章時竟忘記了參考，這回是一個改正的機會。
抗戰勝利後，上海出現了很多時政性刊物，最有名的是《周報》、《觀察》、《民主》幾家。這些刊物多為一周一期，時效性強，能及時報導和評論重大事件。還有一個特點，它們的製作大多粗糙，外封和內頁用一樣的紙，讀起來其實就像讀報紙——只不過外形是期刊的外形。在這樣嚴肅的期刊里，編者並沒有忘了使用文藝手段來消減長篇大論帶來的沉悶，版面的美化同樣也缺少不了文化小品。多少年以後，時事最先褪了色，政論的鋒芒刺傷了自己，惟有文化存活得不錯。《時與文》雜誌在刊名上直接表達了這種綜合性，但是它也沒有改變文化是政治的點綴物，是政治附屬品的格局。
《時與文》創刊號《時與文》總出71期，歷時一年半（1947年3月—1948年9月），而刊有唐弢書話的只有三期，此外唐弢還寫了幾篇雜文。這三期書話一期寫郁達夫，一期寫的是《“新月派”》和《朱湘詩集四種》，另一期寫的是俞平伯。寫郁達夫的一篇設三個小題：“沉淪”、“蔦蘿”、“達夫全集”，收入《晦庵書話》時前兩個小題並為一個“《沉淪》和《蔦蘿》”，而“達夫全集”一文是做為集外文收入《唐弢文集—序跋·書話卷》的。《“新月派”》改題《新月詩選》收《晦庵書話》，《朱湘詩集四種》不知下落。在此說一句，唐弢書話的書影圖片在《書話》、《晦庵書話》、《唐弢文集》里是不一致的，有的文章原來沒圖後來有了，有的原來是一幅後來又多加了一幅，還有的是換了圖片（譬如“《域外小說集》”的圖片，三本書三個樣）。
寫俞平伯的一篇是兩個小題：“俞平伯散文”，“《冬夜》”，收《晦庵書話》時分擱兩處了，題目未變，文字稍有改寫。唐弢當年寫道“平伯有詩集曰《冬夜》，曰《憶》，曰《西還》，此後真的不曾再出詩集。《憶》在前面已經讀過，《西還》一集，至今未得。蕭縮寒齋，固是書海一夕而已。”收書時改了，因為唐弢先生後來收集到了《西還》，並且寫了一篇“頗近於溫，李一路”的短文；一同被改掉的還有唐弢先生當時低徊的心緒。有人建議文後應屬寫作日期，是有道理的建議。
關於俞平伯的散文集《燕郊集》，唐弢說過一段話“除收良友文學叢書，用沖皮面裝訂外，另有一種特印本，紙面平裝，由平伯自署書名，飾以黑色直條。平伯字本秀麗，年來更趨平實，用作書面，醇樸可喜。此本內容與叢書本無異，惟叢書本印刷不佳，間有闕字，此本則完全補足，且所用道林紙質純色白，遠較叢書本之米色道林為佳，友人黃裳亟稱之”。《燕郊集》特印本，我的友人四年前在琉璃廠舊書店買到過一冊，告之姜德明先生，姜先生說他沒見過這書。我們這一代愛書人都以為“良友文學叢書”夠好了，誰知道這種米色道林紙還不夠好。周作人也說過“此種紙微黃而光滑，便於印鋅版，出於日本，在彼地則不用於印書，只供廣告傳單之用，不知來中國後何以如此被尊重，稱之曰米色紙，用以印精裝本，此蓋始於開明書店，鏇即泛濫全國矣。中國為印書最早之國，至今而忘其經驗，連一張紙的好壞亦已不能知道，真真奇事也”。（1939年1月《印書紙》）我不知道俞平伯做特印本的初衷，巧合的是，在這套叢書里周作人的《苦竹雜記》，也出過特印本，但不如《燕郊集》“特”的徹底，封面是周作人自署書名，但裡面瓤子與叢書本一樣，還是周作人痛恨的那種米色紙。
民國期刊
| “民國雜誌”指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前出版發行的雜誌、期刊等。它的內容反映了我國近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諸領域的歷史發展軌跡。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琉璃廠和上海福州路文化街上，民國雜誌賣價只有幾角、幾分錢一本，如今作為收藏品已升值到十幾元至近百元，且堂而皇之進入拍賣殿堂，成了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其價值亦隨之登上新台階，令人刮目相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