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遵義會議紀念館遵義會議紀念館是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而建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早建立的21個革命紀念館之一。該館館址是遵義會議會址，會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老城楊柳街的紅軍總政治部舊址，新城幸福巷的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處，屬於遵義會議會址的組成部分。
該館館藏文物1551件。其中原物726件，複製品667件，仿製品158件。
歷史沿革
1953年籌建，1955年對外開放。館藏文物500餘件；歷史資料3978份；資料圖書1426冊。1964年11月，毛澤東為遵義會議會址題字。1984年恢復了紅軍總政治部舊址全貌。以此址開設了遵義會議輔助陳列室。1993年，遵義會議會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一批十個優秀社會教育基地”；1995年，共青團中央又授予由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題寫的“全國青少年社會教育基地”；1996年9月，國家教育委員會、民政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共青團中央、解放軍總政治部６個單位，又聯合授予“全國中國小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97年6月11日，中宣部又授予“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遵義會址遵義會議紀念館以復原陳列為主，先後復原展出了會議室，軍委總司令部一局(作戰)辦公室，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劉少奇、劉伯承、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等同志住室。
1984年，恢復了紅軍總政治部舊址全貌，利用舊址房屋，開設了遵義會議輔助陳列室；陳列內容有紅軍長征，進軍貴州；遵義會議；四渡赤水之戰3部分。展線長160米，展出革命文物、歷史照片、圖表資料236件。
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中在貴州省遵義市舉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設在遵義市老城子尹路96號遵義會議舊址。紅軍長徵到達遵義後，總司令部即設於此。遵義會議會址範圍還有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住處和紅軍總政治部舊址。1964年，毛澤東為紀念館手書“遵義會議會址”；1984年，鄧小平題寫了“紅軍總政治部舊址”的匾額。
遵義會議紀念館遵義會議紀念館以復原陳列為主，先後復原展出了會議室，軍委總司令部一局(作戰)辦公室，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劉少奇、劉伯承、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等同志住室。
1984年，恢復了紅軍總政治部舊址全貌，利用舊址房屋，開設了遵義會議輔助陳列室；陳列內容有紅軍長征，進軍貴州；遵義會議；四渡赤水之戰3部分。展線長160米，展出革命文物、歷史照片、圖表資料236件。
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中在貴州省遵義市舉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設在遵義市老城子尹路96號遵義會議舊址。紅軍長徵到達遵義後，總司令部即設於此。遵義會議會址範圍還有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住處和紅軍總政治部舊址。1964年，毛澤東為紀念館手書“遵義會議會址”；1984年，鄧小平題寫了“紅軍總政治部舊址”的匾額。
遵義會議
會議詳情
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王明“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挽救紅軍和中國革命的危機而召開的。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何克全)。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主要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列席的有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及翻譯伍修權也出席了會議。
這次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首先，博古作了關於五次反“圍剿”的報告，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解。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對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左”傾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犯的一系列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判，逐一批駁了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的錯誤觀點，正確地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彭德懷、劉少奇、凱豐等許多同志都在會上發了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經過三天的討論，會議委託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 ，並隨後由政治局正式通過。
決議明確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後遭到的嚴重損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等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從而對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一場爭論作了明確的結論。
決議要求紅軍指戰員必須靈活運用這些原則，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會議鑒於當時黨內一些同志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政治上的錯誤尚未清醒地認識，對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問題沒有更多的涉及，從而保證了黨的團結和統一。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隨後，根據會議精神，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統一指揮紅軍的行動。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中共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重要標誌。
意義
遵義會議紀念館是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中在貴州省遵義市舉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館設在遵義市老城子尹路96號遵義會議舊址。這是30年代修建的一座磚木結構曲尺形洋房，紅軍長徵到達遵義後，總司令部即設於此。遵義會議會址是1961年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範圍還有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住處和紅軍總政治部舊址。1964年，毛澤東為紀念館手書“遵義會議會址”；1984年，鄧小平題寫了“紅軍總政治部舊址”的匾額。紀念館編輯攝製了《遵義會議資料專題片》，開設了遵義會議輔助陳列室等專題陳列。
會址現狀
遵義會議會址從1934年起，會址主樓的房間逐步復原了遵義會議會議室、軍委總參謀部辦公室、軍委副主度周恩來的辦公室兼住室、紅軍總司令朱德與軍委直屬隊指導員康克清的辦公室兼住室以及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的辦公室兼住室、軍委總部參謀人員和工作人員的住室等。
遵義會議會議室在樓上，原為房主的小客廳。會議室呈長方形，面積27平方米，室內陳設，基本上是當年開會時的原貌。屋子正中的頂壁上懸掛著一盞荷葉邊蓋的洋員燈，屋子的東壁有一隻掛鍾（原物）和兩個壁櫃（原物），其中一個壁柜上嵌著一面穿衣鏡。西壁是一排軒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陳列著一張板栗色的長方桌（原物），四周圍著一圈木邊藤心摺疊靠背椅，共20隻，為出席遵義會議的人員所坐。長方桌下有一隻燒木炭的火盆，為當時取暖用。遵義會議會議室按原來陳列，每天接待成百上千前來的瞻仰者。
軍委總司令辦公室（作戰室）在遵義會議會議室正對的樓下，面積為56平方米，兩間長方形的房間組成，中間布一道可摺疊的六合門。屋子正中陳列著兩張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鐵座馬煙、訂書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信、報紙做的信封、30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分省地圖冊以及《陳中日記》等。屋子的西窗下陳列著兩張三屈桌，桌上置西部皮包電話機，桌下立著線拐子。東窗下陳列著一對灰褐色的鐵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陳列著一幅巨大的雲、貴、川三省接壤地區的軍用地圖，圖上插著紅藍色的三角小旗，標示著遵義會議召開期間的敵我態勢。當年，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紅軍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劉伯承等經常在這裡辦公、運籌幃幄，部署紅軍如何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將紅軍引向勝得前進的道路。
周恩來的辦公室兼住室在會址主樓西頭的第一間。室內按原狀陳列：一張老式的暗褐色的木架子床上，鋪白色粗布墊單，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張紅漆九屈桌上有銅墨盒、瓷質毛筒、美孚罩子馬燈、軍委會信、信封、毛筆、鉛筆等物件。室內一角置一挑鐵皮公文挑箱。壁上持手槍、望遠鏡與竹斗笠。在引人注目的壁上還掛著一幀周恩來長徵到達陝北後的留影。這張珍貴的歷史的歷史照片為美國友人埃德加·斯諾所攝，錄下了周恩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生涯。那清癯的面容、垂胸的長髯、堅定的目光，與室內簡樸的陳設相映襯，可以想見周恩來在戰爭歲月中宵衣旰食、嘔心瀝血的生涯，令人肅然起敬。
朱德和康克清的辦公室兼住室在會址主樓東頭第一間，與周恩來的辦公室兼住室相對。室內按原貌陳列：一張淺紅色的老式木架床上，鋪著白色粗布墊單、一床灰薄被、一床棕黃色的老式俄國毯。室內一角有一對鐵皮公文挑箱。窗下的紅漆九屈桌上有鐵座馬燈、軍委會信、信封、毛筆、紅藍鉛筆等物件。壁上掛竹斗笠、狗版手槍（康克清所用）、望遠鏡以及朱德和康克清長徵到達陝北後在窯洞前的合影，為我國著名攝影家吳印鹹所攝。朱德忠通而又慈祥的面容配以康克清英姿颯爽的風姿，不難想見他們共同度過的艱苦曲折的革命春秋。
從外地趕來參加遵義會議的劉少奇、李桌然、彭德懷、楊尚昆，在會址樓下的房間用木板臨時搭鋪歇宿，也按原狀陳列。1985年初，在隆重紀念遵義會議勝利召開50周年的日子裡，楊尚昆與李伯釗舊地重遊來到遵義，楊尚昆無比興奮地在他當年睡過的門板床鋪上坐著照了一張像。
當年在軍委總司令部工作的作戰局長彭雪楓的辦公室兼任室以及作戰局的參謀人員孔石泉、羅舜初、黃鵠顯、總美等的住室，也一一按原貌復原。
遵義會議否定了從第四次反圍剿以來，以博古為首的三人團的軍事路線，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復原經過
遵義會議已被載入中國革命的光輝史冊。全國解放後，遵義人民為紀念遵義會議，1951年在遵義地區專員公署和中共遵義地委領導下，成立了“遵義會議紀念建設籌備委員會”。由於遵義會議是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而且是在絕對秘密情況下舉行的。因此，尋找會址頗費了一番周折的。根據一些同志的回憶，當年紅軍曾在老城楊柳街的天主堂開過會（後來才弄清楚，紅軍確實在這裡召開過各界民眾代表大會和紅軍幹部會），就初步判定天主堂為遵義會議會址，並掛出了“遵義會議紀念堂”牌子。
1954年
1954年1月，中共遵義市委接到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來函：“在某個檔案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遵義舊城一個軍閥（當時為一師長）柏輝章的公館內召開的。”市委當即將駐在公館內的機關搬遷，把坐落在老城子尹路的原柏公館及周圍環境保護起來，並把公館各部建築和周圍環境拍成照片，繪製詳圖，報請上級進一步鑑定落實。
1954年8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電告中共貴州省委：“遵義會議是在黔軍閥柏輝章的房子裡召開的。”至此，遵義會議會址才確定下來。接著，國家文化部決定成立“遵義會議紀念館籌備處”，開始對會址原狀進行全面勘察，同時大規模地、有計畫地蒐集紅軍長征在貴州活動的文物資料。
會址確定了，但各級領導多么盼望能有遵義會議參加者親臨現場認定，這樣心裡才更踏實。195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當年參加遵義會議的鄧小平，中央辦公廳主任、會議參加者楊尚昆來到這座闊別二十多年，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樓房。一走進會址的大門，楊尚昆興奮地說：“就是這裡，這個地點找對了。”他們仔細地看了樓內每一間屋子，撫摸著室內的陳設述說當時的有關情況。在二樓走廊上，鄧小平回憶說：“這個地方原來好像很寬，有一次就在這裡擺了一張圖，幾個人研究怎樣往四川走。”他和楊尚昆邊走邊講當年開會和紅軍兩進兩出遵義城的情況。經兩位當事人的現場回憶，證實了遵義會議會址確定無誤。
會址是確定了，可是偌大的一幢柏公館，主樓上下各六間，還有一個跨院，會議具體是在哪一間房子裡舉行的呢?為此，紀念館籌備處的同志又開始了深入細緻的調查。據紅軍離開遵義後，首先進入公館的一位柏家親戚說，在廂房樓上一間屋內，桌凳擺設的情形有開過會的模樣，牆壁上還有一張大鬍子外國人的像（即馬克思像）；1957年3月6日，楊尚昆再次回憶證實，他說：“開會的那間房子是在樓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記得不錯。”這樣，主樓樓上東走道原房主的小客廳，即為遵義會議會議室，這樣就確定下來了。
會議室呈長方形，房子的東牆壁上有一隻掛鍾和兩個壁櫥，西壁是一排玻璃窗。根據楊尚昆提供的情況，中間並排放置兩張方桌，周圍散放著十八張各種式樣的椅凳和一張抽腳藤躺椅（因王稼祥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受重傷，尚未痊癒，專為他準備的）還有一個嵌瓷花的茶几。會址的其他空餘房間，陳列展示了中央紅軍和紅二、六軍團在貴州的革命活動的圖片及文物。一邊供有關領導審查，一邊接待有組織的中、國小生，於1955年10月1日開始半開放。
1958年
1958年11月3日鄧小平、楊尚昆在遵義會議會址，他們踏上窄窄的樓梯，走進會議室時，鄧小平立刻想起了當年開會時的情景，他肯定地對陪同的同志說：“會議就在這裡開的”。他指著靠裡邊的一角：“我就坐在那裡。”進一步證實會議室的位置準確無誤。
會議室的確定，為遵義會議會址的開放奠定了基礎。1959年10月1日，經上級有關部門批准，遵義會議會址正式對外開放。
紀念性博物館，是解放後新興的一項事業，如何開展科學研究，宣傳教育和收集文物資料工作，全國各紀念館都在探索。遵義會議會址及會議室的復原陳列，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應該說是成功的。
1961年
1961年3月，國務院公布遵義會議會址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4年2月，省委、省政府決定對會址進行全面大維修，在外形恢復原狀的原則下，採取整體脫落，原狀安裝，重新修復的方法。工程於1965年上半年竣工。維修工程總的來說是高質量的。可是，在維修過程中，按照當時省委一位負責同志的個人意見，未經上級文物管理部門批准，就把會議室加寬了0.8米，使面積由原來的16.20平方米，擴大為21.00平方米。對此，文物、博物館學專家羅歌曾經指出：“任意擴大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室的作法，顯然是錯誤的，應作為教訓，記錄存檔，以告知後人，這是不符合1961年4月公布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第十一條規定的。”
會址維修工程即將竣工時，毛澤東應貴州省和遵義地區領導請求，題寫了“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遵義會議紀念館按毛澤東手書的字放大，用優質木料精工製成大匾。會址維修工程竣工後，這塊大匾即高懸在會址大門上，至今已46年了。竣工後在布置會議室時，又按省委那位負責同志的意見，改變了維修前陳列的狀況，在屋子正中安放一張板栗色長方桌，四周整齊地圍著一圈（共十八張）木邊藤心摺疊靠背椅。室內牆上掛出當時黨中央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的照片，後又加上總書記鄧小平的照片。還根據調查材料，樓下復原陳列了作戰室、參謀人員住室及警衛班室。在跨院復原陳列了周恩來、朱德住室及警衛員室，同時把會址東側原房主曬醬台旁的小樓，恢復為電台室和電台工作人員住室。後根據當年紅軍總部三局局長王諍參觀會址時說：“電台室不可能設在總部機關內”的意見，將電台室拆除。又根據調查材料，復原為總部廚房。遵義會議會址經維修和重新布置後，前來參觀的民眾絡繹不絕。可是好景不長，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逐漸展開，由於“四人幫“別有用心地煽動，極左思潮泛濫，他們大搞現代迷信，這就使得遵義會議紀念館不可避免地在宣傳陳列中，出現了歪曲歷史，宣揚唯心史觀的情況，為個人崇拜泛濫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使經過10年艱苦創業正走向健康發展道路，已有一定規模的紀念館事業，遭受到嚴重的挫折和破壞。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進展，會址的陳列也不斷修改。變化最突出的是會議室。1966年最先把鄧小平的照片取下，接著把劉少奇照片取掉，1967年開始，會議室只掛毛澤東一人的照片，並在照片兩側增展兩塊毛澤東語錄牌。1971年，不知何故把這兩塊毛澤東語錄牌又摘下，只掛毛澤東的照片。在此期間，跨院的朱德住室也被拆除。
1968年
1968年至1972年2月，會址內的輔助陳列也作了三次大修改，修改的指導思想是在陳列中突出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突出毛澤東個人的革命活動和歷史作用。不僅如此，在會址主樓臨街大門上，用霓虹燈管制作了大標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並在大門樓頂正中樹起了高高的鐵旗桿，兩旁還有10根插彩旗的旗桿。會址內外牆上、柱子上也掛滿毛澤東語錄牌。整個環境的歷史氣氛受到嚴重損壞。
1970年
1970年10月4日，省核心領導小組還決定將遵義市勞動人民文化宮（現鳳凰文化廣場）一部分房子，作為“遵義會議陳列館”。經維修後，陳列館於1972年1月8日半開放，年底正式對外開放。開放後，會址內的輔助陳列拆除。
遵義會議紀念館在“文革”時期的許多教訓可吸取，需要認真總結。儘管如此，仍然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不間斷地派出業務人員在長征路上系統調查研究，比較深入地了解和掌握了長征及遵義會議情況，進一步充實了館藏文物資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打破了長期“左”傾錯誤對人們思想的束縛，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共中央連續發表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關於少宣傳個人》的指示，特別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遵義會議紀念館的陳列宣傳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1979年
下半年，為紀念遵義會議召開45周年，遵義會議紀念館在上級黨委、政府的支持、關心下，著手對會址的陳列進行修改。這次修改的指導思想是，應把“文革”中被歪曲的史實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實事求是地宣傳遵義會議和毛澤東等一批老一輩革命家的歷史作用；並堅持革命舊址必須嚴格遵循“保持原狀”和“存真”的原則，拆除會址內外的毛澤東語錄、大標語牌及旗桿等嚴重影響環境和歷史氣氛的附加物。
然而，這本是小小的修改和復原工作，卻有人斥責為“砍旗”而遭到反對。這時，正逢新華社兩位記者到館採訪紀念遵義會議召開45周年的準備工作，當得知這個情況後，明確表示支持紀念館業務人員的意見，並寫了《發生在遵義紀念館裡的一場激烈爭論》很快在新華社編的《內部參考》刊載，旗幟鮮明地讚賞館裡業務人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1980年1月8日，在上級黨委和新華社記者支持下，紀念館第一次較準確的、科學的在會議室南牆上掛出了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秦邦憲、陳雲、劉少奇、朱德等八人的歷史照片，會議桌及周圍的木邊藤心摺疊靠背椅，由於十五年來的陳列宣傳，已在人們印象中留下深刻印象，就未恢復到會議室陳列初期的原狀，只是增加了兩把靠背椅。並在會議室走廊牆上，掛出了出席遵義會議二十位同志的名單及當時擔任黨內外職務的說明牌。同時，還第一次在新城毛澤東住處的樓內復原陳列了對遵義會議的成功作出了傑出貢獻的張聞天，王稼祥住室。經過修改後陳列展出，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1月9日，新華社即以《遵義會議紀念館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為題，在《貴州日報》頭版頭條登出，連續幾天，全國10多家省級以上報紙，均用醒目標題轉載，甚至海外的幾家電台，也及時地播發了這一訊息。新華社在報導中對這次修改、展出，給予很高評價，認為“遵義會議紀念館作了大量史實考證和調查研究，打破了長期以來黨史研究領域裡的一些禁區，清除了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影響，澄清了一些重大問題，他們努力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反映遵義會議的歷史……”
會議室掛的照片變化和張聞天、王稼祥遵義會議期間住室的復原展出，以及會址內外標語口號的拆除，為糾正“文革”及其以前“左”傾錯誤，衝破“兩個凡是”方針的禁錮，解放思想，貫徹我黨重新確定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83年
1983年，根據多年來的調查研究材料，在會址主樓陸續復原陳列了劉伯承、楊尚昆、彭德懷、劉少奇、李卓然、彭雪楓及參謀人員住室，使原來空蕩蕩的大樓，基本上恢復了當年的原貌，觀眾來也有物可看了。在此前後，根據訪問康克清以及當年周恩來的警衛魏國祿、範金標在會址反覆回憶，把過去弄錯位置的朱德、周恩來住室在樓上復原展出。
1984年
1984年紅軍總政治部舊址修復，並在舊址內辟“遵義會議輔助陳列室”，將原“遵義會議陳列館”拆除。同時把會議室毛澤東等八人的照片在輔助陳列室中展出。11月，鄧小平題寫了“紅軍總政治部舊址”幾個大字。1985年1月，紅軍總政治部舊址、遵義會議輔助陳列室對外開放。
1988年
1988年，會址南側的跨院，復原了紅軍總司令部作戰局機要科舊址。於8月1日對外開放。這次復原陳列，是紀念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為恢復會址歷史原貌所作的一系列努力之一。至此，遵義會議會址整個復原陳列工作便大體完成。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是遵義會議紀念館迅速發展時期，現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遵義會議會址的組成部分有：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址，紅軍總政治部舊址、秦邦憲住址、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舊址、紅軍警備司令部舊址等，已形成頗具規模的紀念體系。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紅軍烈士陵園劃歸了紀念館，2004年新建“遵義會議陳列館”、2007年“紅軍街”開業，使以遵義會議會址為中心的紀念體系不斷蓬勃擴展，成為貴州乃至全國的紅色旅遊勝地。
據了解，自2013年以來，遵義會議會址共接待省內外遊客60多萬人次，比2012年同期增長了近一半，預計今年總接待遊客人數將超過180萬人次，遠遠超過去年的150萬人次。同時，遵義強化規劃引領，把發展鄉村游、生態游納入旅遊業乃至縣域經濟發展的重點，充分依託田園風光、森林、溶洞、山塘水庫、現代畜牧業、科技經濟林、歷史人文景觀等發展旅遊，遊客也從到農家樂單純娛樂向農業觀光、農事體驗、休閒度假等方向發展。
館長簡介
遵義會議會址館長雷光仁任遵義會議紀念館館長。1998年任職以來，使遵義會議紀念館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先後被表彰為全國文化系統先進單位和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工作先進單位。2004年雷光仁被評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工作先進個人。
雷光仁有著深深的紅色情結，他從最不起眼的細節抓起，從最平凡的事情做起。經常和提前上崗的清潔工一起來到會址，刷洗院內石板地坪縫裡的塵土、清除街面上的張貼物、打掃公廁衛生。帶領同志們一次又一次延長開館時間，對觀眾的講解需求做到有求必應，哪怕一個人也要認真講解。近5年間，使紀念館管理範圍翻了一番多，復原舊址和專題展覽由原有的3處增加到7處，極大地豐富了展出內容。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處是極重要的舊址，但離會址較遠，又地處背街小巷中。於是，他爭取各方支援投資上千萬元，從根本上改善住處舊址觀瞻環境，並將購轎車指標改為購置一台中型客車，掛出“參觀毛主席舊居專送車”的招牌，從此，參觀毛澤東等住處的觀眾增長了幾十倍。
發展概況
1、2007年6月，遵義會議紀念館向銀行貸款2.19億元，整體購買了位於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遵義會議會址保護範圍之內的紅軍街，使紀念館紅色文化旅遊產業發展踏上嶄新的快車道。
2、2007年11月，遵義會議紀念館組建遵義紅色旅遊集團公司，並啟動對紅軍街的經營管理。對紅軍街進行划行規市，突出功能劃分，在紅軍街建設紅色旅遊紀念品銷售功能區，建設地方風味小吃。
中國博物館（6）
| 從某種角度上說，了解一個地方的過去和現在是從博物館開始的。一座博物館就是一部物化的發展史，人們通過文物與歷史對話，穿過時空的阻隔，俯瞰歷史的風風雨雨。 |
貴州旅遊景點
| 貴州以貴山得名，簡稱‘黔’。貴州素有“公園省”之美稱，地處祖國西南，位於雲貴高原的東部。讓我們來盤點“公園省”的旅遊風景吧。 |
中國國家一級博物館
 更多博物館百科，詳見 微百科：博物館百科。 | |||
| 故宮博物院 中國科學技術館 中國地質博物館 中國航空博物館 北京魯迅博物館 首都博物館 北京自然博物館 北京天文館 周口店遺址博物館 天津博物館 天津自然博物館 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河北省博物館 西柏坡紀念館 山西博物院 中國煤炭博物館 八路軍太行紀念館 內蒙古博物院 遼寧省博物館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抗美援朝紀念館 旅順博物館 吉林省自然博物館 東北烈士紀念館 愛輝歷史陳列館 上海博物館 上海魯迅紀念館 | 浙江省博物館 井岡山革命博物館 江西省博物館 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 南京博物院 南通博物苑 蘇州博物館 揚州博物館 安徽省博物館 福建省博物館 古田會議紀念館 廈門華僑博物院 中國閩台緣博物館 海軍博物館 青島市博物館 青州市博物館 河南博物院 鄭州博物館 洛陽博物館 南陽漢畫館 湖北省博物館 武漢市博物館 湖南省博物館 劉少奇故居紀念館 廣東省博物館 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自貢恐龍博物館 廣漢三星堆博物館 成都武侯祠博物館 鄧小平故居陳列館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 遵義會議紀念館 雲南省博物館 雲南民族博物館 西藏博物館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陝西歷史博物館 延安革命紀念館 漢陽陵博物館 西安碑林博物館 西安半坡博物館 固原博物館 韶山毛澤東故居紀念館 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大慶鐵人王進喜紀念館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