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念
法學院學子走進上海市人大參與“立法”所謂科學立法是指立法過程中必須以符合法律所調整事態的客觀規律作為價值判斷，並使法律規範嚴格地與其規制的事項保持最大限度地和諧，法律的制定過程儘可能滿足法律賴以存在的內外在條件。此定義表明科學立法要符合它的內在條件，即與其規制的事項保持契合，立法要與外在條件保持一致，是各種內在與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科學立法科學性涵義的進一步細化可以採取肯定法和否定法兩種不同的方法，由於肯定法在目前情況下還難以合理全面地概括其科學性之涵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規定：“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規定非常明確地將科學立法作為完善中國法律體系的一個價值判斷標準。那么，究竟應當如何解讀科學立法就成為法治實踐和理論界不能迴避的問題。
科學內涵
下面將採用否定的方法確定科學立法科學性之內涵，具體包括下列內容。
第一，科學立法的科學性是對經驗立法的否定。法律與自然的和諧是立法必須予以注意的，而能夠使立法與自然和諧的便是立法中的科學性。法律既是一種人文現象，又是一種自然現象，立法在非科學運行的情況下所倡導的是法律與人文現象的契合，而不倡導或者沒有意識到法律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一個立法行為如果僅僅考慮了立法
科學立法——人代會表決通過
吳邦國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會議第二，科學立法的科學性是對工程立法的否定。人們關於法律制定的邏輯過程就有兩種不同的論點，一種論點是對歐文論斷的肯定，即一個國家的立法行為可以作為一個社會工程來看待，所謂社會工程是指在特定時間內將立法作為國家治理過程中的集中性行為，通過這種集中行為使一國在較短時間內形成一個法律的格局，至少在某一個法域中使法律規範的制定行為相對規範化，甚至通過一次的立法會議或者立法行為形成一個法律。事實上，在一些國家的發展歷史中此種風暴形式的立法狀況是存在過的，例如，前蘇聯在建國初期就在一次會議上通過了十多部法律。另一種論點與歐文的論點相反，認為立法不能夠採取機械化、大規模化的方式，應當根據事態本身是否需要法律調整以及人們對事態與法律關係認識的深刻程度而進行，若某個範圍的事態需要相關法律予以調整就制定之，但當人們對這個事態與其調控規則的關係認識還不夠深刻時則不應立即制定相應法律。這兩種關於立法的論點現在仍然存在著，前者就是所說的工程立法，因為此論點主張法律的制定過程就如同完成某個建築工程一樣，可以在確定的時間內既成規模又一步到位。那么，科學立法則與立法論中的工程立法是不相容的。質而言之，科學立法不將立法作為工程來看待，主張立法要根據事態的需要和對事態與法之關係的認識進路系統漸進地進行。
第三，科學立法的科學性是對政績立法的否定。受盧梭理論的影響，古德諾在《政治與行政》一書中更是提出了立法是政治的組成部分的論點。當立法歸入政治之中是符合政治學原理的，但是，若將立法放在法學之內考察，它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行為，至少在法學研究中若以純粹政治的目光立法必然會使立法走向的另一面。歷史上的一些執政者，當他取得絕對的國家統治權時，不管其是否喜好法治，都似乎願意在法律制定中作文章，中國古代就有不少皇帝制定了當朝的大典，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朝皇帝制定的永樂大典。法國拿破崙雖不是一個民主權利的捍衛者，但在他的親自主持下法國制定了後來影響很大的法國民法典，即拿破崙法典。這樣的立法情勢稱之為政績立法，其在法律制定中所考慮的是立法事件本身、立法行為本身，而不是立法與社會進程的關係、立法與其所調整之社會事態的關係。由於政績立法的目的、過程等都不是從法治本身產生法律，故而其亦必然是科學立法的對立物。進而，政績立法不能夠歸入科學立法之中，而科學立法是對政績立法的否定。
第四，科學立法的科學性是對封閉立法的否定。立法權是國家權力的一種，至於這種權力的歸屬諸多經典作家早就作了肯定的回答，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國家權力是統治權的一種，誰具有了統治地位誰就是這種權力的擁有者。在社會主義制度以前的社會形態中，統治權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所擁有的權力，因此，立法權自然是由一部分人所享有的權力，但是，馬克思認為這正是其法律剝削屬性的體現。社會主義制度是由人民行使權力的制 度，立法權是歸屬於人民的權力，人民行使權力雖有多種途徑，但權力的本質是人民性的。由此可以說，法律是社會意志和社會利益綜合的結果，沒有社會利益和社會意志的綜合法律的產出就是有缺陷的。法律的人民性和社會化是立法權人民性和社會化的必然要求。事實上，任何社會中的法律它可能體現的是權力行使者的意志，但在它行使時都是存在於社會之中的，是社會進程的組成部分。既然是社會進程的組成部分，立法就應當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即立法過程是對全社會開放的，“立法權構成國家的主權，它通過法律來組織和調整一切。立法權是否由人民來行使？是的，法律一律由人民選出的代表來討論和擬定，然後提交人民批准。”立法過程的人民性只有在開放立法的技術操作中才能完成。顯然，可以順理成章地將立法開放性歸入科學性的範圍內。與開放性相反的就是封閉立法，封閉立法是指將立法過程封閉在某種較小的政治團體之中，由它們確定立法的基本問題和基本事項，其與立法的科學性格格不入，因此，科學性立法是對封閉立法的否定。
第五，科學立法的科學性是對主觀立法的否定。主觀與客觀是哲學上的一對範疇，作為哲學上的範疇兩者都是一個中心概念，是分析哲學問題和人們認識問題的一個工具。主觀的東西是指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那些心理因素，它可以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事物，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主觀是見之於客觀的。客觀的東西則是指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那些物理因素。因此，它是科學立法的構成部分。與之相對，主觀立法則是指立法過程和立法行為出自於立法者單方面的主觀認識，這種主觀認識並沒有法治實踐中相對客觀的素材。例如有些法律規範的制定是出自某人的個人感情，某些法律規範的制定是出自某位專家的不成熟提案。總之，立法過程和所需要立之法律在沒有作到充分論證情況下而為之的都可以被認為是主觀立法。在哲學上主觀與客觀是一個對立統一的現象，二者存在對立是因為二者是不同形態的東西，二者存在統一是因為主觀是對客觀的反映，而客觀則是主觀形成的前提條件。但在立法中，客觀立法與主觀立法卻不存在這樣的辨證關係，客觀立法是一種歸屬於科學範疇的正式立法行為，而主觀立法則是科學立法的對應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立法是對主觀立法的否定。
科學界定
新時代對立法提出新要求發展進程
科學立法構成要件
第一，科學立法科學性的主體要件是立法權的專屬性。立法一元主義和立法多元主義向來就是一個存在巨大爭議的問題。所謂立法一元主義是指立法權的行使和立法所產出的法律形式上強調主體的單一性和形式的單一性。其要求在一個政治實體中造法主體的權力只能歸屬於“一”，而不能歸屬於“二”，如果歸屬於“二”或者“二”以上，這個政治實體就不是一個能夠有效整合的統一的實體，而是一個不符合政治實體標準的分散結構。
公民個人可提立法建議第二，科學立法科學性的主觀要件是立法過程的有準備性。主觀要件和主體要件是分不開的，進一步講，主觀要件受制於主體要件，因為沒有確定的主體要件就無從進一步分析主觀要件。當分析某一行為的主體要件時是就特定主體的主觀要件而言的，離開了特定主體對主觀要件進行分析便使主觀要件失去了根本。同時，作為法律上的構成要件，每一個能夠成為構成要件的東西都是可以單獨進行分析的，每一個構成要件都有獨立於其他要件的價值。科學立法科學性的主觀要件是立法過程的有準備性。立法過程是由諸多環節構成的，首先包括立法權的啟動問題，立法權作為國家權力的一種與其他國家權力一樣處在不斷的運行之中，每一次的運行都存在一個啟動的基本環節，立法過程的有準備性首先要求立法權的啟動是在一定的法律動議基礎上形成的。其次包括立法權的運行問題，不可將一部法律案由確定到最終成為法律視為是立法權的運行，運行中的有準備性包括對法律案的論證。綜合分析各不同的行為過程。立法過程的有準備性作為科學立法的構成要件是十分重要的，立法過程的有準備性具有非常高的法理價值，正因為如此，在科學立法中它基本上成為各國法律公認的一個主觀要件。
第三，科學立法科學性的客體要件是立法事態的法調整性。在法律理論中，關於客體的概念似乎並沒有一個定論，有的認為客體是法律所涉及的關係形式。不管主體的認識在法理學中如何不統一，但人們在分析法律行為的構成要件時一般都離不開使用客體這一工具。如行政法學界在分析行政違法的構成要件時都將客體作為基本要件之一。尤其在法律適用中人們都提醒法律適用者必須對立法行為的客體予以充分注意。立法作為一種國家行為其亦離不開一定的客體。不過，在立法概念中客體的分析似乎更為複雜一些。一方面，立法中的客體必須與立法行為本身聯繫起來，必須從立法行為的理論中詮釋客體的構成。另一方面，立法中的客體是一種範疇相對較大的事物，而不像一般行政法關係中單一的物、單一的行為、單一的精神財富。還必須注意立法中的客體是一種關係形式，即是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規範與該規制事態之間的關係形式，上列這三個基本方面表明立法客體 既是一個重要的分析工具，又是一個相對難以把握的概念。但不能否認的是立法行為的分析若離開客體概念就會陷入道不清、說不明的怪圈之中。從上列論點出發，科學立法科學性的客體要件便是立法事態中的法調整性。
第四，科學立法科學性的客觀要件是立法行為的程式性。立法權是通過立法行為來完成的，即是說立法行為是立法分析中一個不可缺少的概念。但在中國的法學理論中，行政行為和司法行為的概念理論是相對成熟的，而立法行為的概念似乎還沒有成為法學分析中的一個基本手段，筆者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也沒有使用立法行為這一概念，只是口語化地使用了“立法活動”這一術語。立法活動還不能與立法行為這一概念同日而語。在法學理論中，對法律構成要件的分析都少不了客觀要件，而客觀要件的第一要素或者基本要素便是行為。因此，立法構成要件中其客觀要件便是立法行為。立法是一個動態的行為過程，這個動態的行為過程便是立法的客觀要件。科學立法科學性之構成要件中，其客觀要件應當是立法行為的程式性。憲法的制定從廣義講亦是一個立法問題，可見立法過程的程式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它不單單是一個操作問題而是使立法能夠體現正義的一個價值判斷問題。立法行為的程式性在中國法律檔案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其中諸多規定非常符合現代程式規則的基本理念。例如第21條規定：“法律案在審議中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經主席團提出，由大會全體會議決定，可以授權常務委員會根據代表的意見進一步審議，做出決定，並將決定情況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次會議報告；也可以授權常務委員會根據代表的意見進一步審議，提出修改方案，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次會議審議決定”。
阻滯因素
認真開展立法工作第二，立法體制對立法科學性的阻滯。立法體制與立法效果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中國的立法體制與立法科學性的關係究竟如何呢？一方面，應當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基本的立法體制，而2000年的《立法法》則進一步將立法體制的有關內容予以細化，基本上使中國建立起了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為龍頭的立法體制，結構上也基本上達到了合理化。另一方面，還應看到中國立法體制在諸多方面還是立法科學性的阻滯因素。立法體制除了存在機構設定以及機構之間的關聯性之外，最主要的是有關權力分配的軟體，“國家的生存絕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權。”即是說，立法權的分配是立法體制中最具有實質意義的部分。中國雖然設計了立法體制，但在這個體制中最要緊的立法權分配卻存在一些缺陷，例 如，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與國務院立法權的分配並不十分明確，《立法法》第56條規定：“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一）為執行法律的規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二）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的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事項，國務院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授權決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規，經過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國務院應當及時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此條是對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權力的確認，但這個條文中的諸多概念都不甚明確，何為“執行法律”、何為“行政管理職權”、何為“條件成熟”等，在這些概念不明確的情況下，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有關立法權的分配亦必然不清楚。還如，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之間的界限亦不明確，便導致在地方立法中地方人大與地方政府立法權分配得不清楚，而這些問題歸根到底會回歸到體制問題中去，這是阻滯立法科學性的第二個因素。
第三，立法運作對立法科學性的阻滯。依人們通常的理解，立法體制設計以後，立法就會按照體制所要求的狀態和邏輯運行。但是，不幸得很，立法的運作常常是地方立法體制之外的。一些非體制的因素對立法的運作有重大的影響，上面講到的有關殘疾人乘坐公車的立法就有兩種完全相反的主張，關於環境問題的立法也是一樣的。看來立法受外在因素的制約和影響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然而，中國立法運作中外在因素的影響更加突出一些。中國長期以來在法律規範的制定中受政策的強烈影響，政策對中國立法的影響是有歷史原因的，中國是在推翻舊政權以後建立的，建國後廢除了舊政權的六法全書，將這些舊法統廢除以後，實質上在社會生活的調控中法律基本上是一個空白。解放初期諸多社會關係的設定要么依靠政策、要么依靠軍事委員會制定的具有軍事化管理的規則。這樣的社會關係調控方式對後來立法運作的影響非常之大，以致於在制定一些重要的法律規範時先必須從政策的角度進行論證並以政策作為立法思路。立法調控社會事態的方式與政策調控社會事態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說立法所要求的是一種長效機制的話，那么，政策所要求的則是相對短期的行為。目前中國立法運作仍然存在這樣的狀況，即當某一問題受到政策的關注時它便有可能上升為法律。當某一問題本該得到法律規範的調整，但由於尚未引起政策的關注，那么，相應的法律規範便難以及時制定出來。立法運作還包括立法的具體操作過程，自《立法法》問世以來，中國相繼制定了一系列調整立法行為的法律和法規，其基本上使立法運作有了可以遵循的規則，但這同樣不能徹底糾正立法過程中的利益角逐。而利益角逐並不是科學立法的最高內涵。因此，中國立法運作同樣是科學立法的一個阻滯因素。
第四，立法解釋機制對立法科學性的阻滯。法律解釋是立法的組成部分，這是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法律解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法律條文的內容需要在執行中重新確定，故而導致的解釋；法律衝突使某些事件無法調整，究竟需要選擇哪一個法律規範或條文，故而導致的解釋。這兩種需要解釋的情況在中國法律檔案中已經作了規定，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42條規定：“法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二）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第85條規定：“法律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殊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行政法規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裁決”。然而，中國法律沒有規定法律在適用中需要進行推理的解釋問題，但這個問題是法律解釋不能迴避的，法律推理中的解釋直接關係到法律條文與事的結合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範疇的解釋
科學立法實現路徑
第一，法律形式的相對吸納化。法律形式是立法面臨的首要問題，所謂法律形式是指一國法律的淵源以及這個淵源所能夠包容的法律規範形態。對人類社會法律進程有較大影響的有兩個法系，即經常提到的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這兩個法系的區別在諸多方面都有所表現，最大的區別在法律形式方面。大陸法系以成文法的形式為主，而英美法系則以不成文法形式為主，二者在法律形式上的這種區別使兩大法系各自具備了相對的質的規定性。然而，隨著人類法治技術的不斷提高，兩大法系的法律形式亦在相互感染和交叉。正如梅利曼所分析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和司法機關作出的判例之間的區別，往往將人們引入歧途。 美國一個典型的州所具有的生效法規起碼不少於一個典型的歐洲或拉丁美洲國家。如同大陸法系國家一樣，法規在美國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差別僅在於它有賴於法官根據立法精神加以解釋和適用。而且，美國的成文法規的權威高於司法判例，並可取代相牴觸的司法判例（憲法性問題除外），但反之則不能。所以，法規數量的多少以及權威的大小，不是區分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的有效標準。有無法典存在，也不是區分兩大法系的依據。加利福尼亞州所有的法典比任何一個大陸法系國家還多，但它並不屬於大陸法系。大陸法系的絕大多數國家固然有法典，但是在多數普通法系國家中，系統化的法典也充斥於各個法律部門。從外表上看，這些法典與歐洲或拉丁美洲國家的法典無異。另一方面，就大陸法系國家本身來說，也不一定都有法典。匈牙利和希臘早在民法典頒布前就屬於大陸法系，但匈牙利直到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後才有了民法典，希臘首次頒布民法典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因此，法典形式並不能成為清楚地分辯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的標誌。”這只是對兩大法系相互交織這一客觀事實的描述。中國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屬於大陸法系，但是，在中國的立法傳統中都深深刻畫著大陸法系的印痕。基本上不承認非正式法律淵源之外的行為規則是法律的淵源。這種將法律形式絕對化的狀況是不利於立法科學性的。有學者就認為法律的形式經過了習慣法、成文法、公理等不同的發展階段，而當代社會的法律形式則應當是所有能夠正當調整人類社會關係並能被吸收到法律中來的所有行為規範的大融合。具體地講，要實現科學立法就必須使法律形式能夠相互吸納。當然，法律形式的相互吸納除了上述涵義外還包括其他方面。例如，調整公權利的法律典則與調整私權利的法律典則的吸納，在此方面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例如，有關契約的規則技術被運用於行政法規則之中就是例證。法律之間的相互吸納若從法哲學的角度分析則是法律調整社會關係的一個革命性變化。
第二，立法邏輯的自下而上化。立法的邏輯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進路。也許，在一國的立法中兩個進路是相互交織運行的，但是，一方面，這兩種立法邏輯的命題是成立的，即從理論上對這兩種立法邏輯作出概括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另一方面，一個國家在立法中總會從這兩個立法邏輯中選擇其中之一。在正常情況下，兩種立法邏輯的存在並不是一個偶然的沒有相應背景的孤立的產物，而是有著非常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哲學依據，“當教育尚未普及，知識惟偏於上層階級之時，知文字者惟有貴紳，故其結果以難解之文章語句為高尚而尊之，以通俗平易之文章語句為淺近而賤之。專制時代之立法者，固無論矣，即至立憲時代之後，亦往往襲其遺風，凡詔敕，法令及其他公文，皆用古奧難解之辭以保持法令之威嚴。且事實上，人民又常尊敬能知其所不知之人，故對於用艱深文字發布之命令，常懷畏敬之念。有時立法者欲誇示其學識，而故意用古奧文字以草法令者，亦復不少。”可見，不同的文化背景會導致不同的立法邏輯。在文化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選擇的應當是自上而下的立法邏輯，而在文化較為發達的情況下則應當選擇自下而上的立法邏輯。當然，最為主要的是政權體制的特性，在政權體制相對集中化的政治格局之下，選擇的是自上而下的立法邏輯，而當政權相對民主的情況下則選擇自下而上的立法邏輯。中國由於在國家結構形式上實行單一制，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權上實行集中統一的權力行使制度，因此，中國立法邏輯長期以來應當說是以自上而下為主。中國重大的立法決策來自於國家政權體系之內，甚至於來自於國家政權體系中的相對高層。法律案的形成是由各個管理部門以法案的形式提出的，而社會公眾的提案則相 對較少。法律檔案的形成也基本上在政治體系之內，例如《行政法規制定程式條例》第7條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認為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應當於每年年初編制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計畫前，向國務院報請立項。國務院有關部門報送的行政法規立項申請，應當說明立法項目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依據的方針政策和擬確立的主要制度。”第8條規定：“國務院法制機構應當根據國家總體工作部署對部門報送的行政法規立項申請匯總研究，突出重點，統籌兼顧，擬訂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計畫，報國務院審批。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計畫的行政法規項目應當符合下列要求：（一）適應改革、發展、穩定的需要；（二）有關的改革實踐經驗基本成熟；（三）所要解決的問題屬於國務院職權範圍並需要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科學立法科學性的實現路徑之一便是選擇自下而上的立法邏輯，就是說立法決策、立法案的形成首先從下層開始，最後再予以集中，這其中的道理是毋須再作論證的。
第三，立法視野的全球化。法律的本土化與全球化是中國在加入WTO之際引申出來的一個法律哲學問題，與其說它是一個法律問題還不如說它是一個法律制度中的價值選擇問題，因為接受上列兩個不同的命題對一國立法的進路乃至於法律規範體系的實效會產生根本性影響。即是說，若接受了法律本土化的命題，那么，在立法中將以歷史傳統、民族文化等為根本點。反之，若接受了法律全球化的命題，那么，在立法中將以人類社會的先進文化和先進的法律調控理念為根本點。關於法律本土化與全球化的爭論至今還沒有結束。也許，最為妥當地是將上列兩個方面予以折中，使兩個命題有同等重要的價值。但是，就中國的立法狀況而論，應當接受法律全球化的命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中國的立法長期以來以本土化為根本，諸多立法完全是由本土元素決定的，其中的一些本土特性已經與世界法治發展的主流不太合拍，例如，中國行政法治中的勞動教養制度就曾遭到諸多質疑。針對中國本土化程度較高而全球化程度較低的現實，中國立法的視野應當全球化。一方面，人類文明一般有一些普遍的評價標準，而這樣的標準是在長期歷史進程中經過檢驗以後形成的。中國人大常委會中就有諸多技術性較強的立法委員會。立法視野的全球化在中國加入WTO以後顯得十分重要，中國在《中國入世議定書》中就有這樣的承諾：“中國地方當局在不透明的、隨意的和岐視的基礎上實施許多非關稅措施。那些工作組成員要求中國承諾確保非關稅措施只能由中央政府施行，或在中央政府明確的授權下由地方政府施行；不能執行或實施未經中央政府授權的行動。中國代表澄清道，只有中央政府才能頒布有關非關稅措施的規定；這些措施只能由中央政府——或在中央政府授權下由地方政府——執行或實施。他還進一步指出，地方政府無權制訂非關稅措施。工作組注意到了這些承諾。”立法視野的全球化既表現在立法的整體格局上，也表現在一些具體的行為規則制定上。技術層面上講，立法視野的全球化也是降低立法成本的重要途徑。
第四，立法案形成的專業化。所謂立法的專業化是指立法是一門科學，應當由懂得這門科學的人進行，當這些人在進行立法活動時其受制於該法律所依據的專業事項。有學者認為，在現代法律規範的構成中，技術規則占的比重越來越大。一些行為規則起初是純粹的技術規則，僅僅在技術層面上起作用。但是，後來這種規則的普遍化便由技術規則轉變成了法律規則。用一個非常簡單的事例就可以說明這一問題，例如，普通公路由於所包含的技術成分很少，其行車規則亦相對簡單，但是，高速公路則不同了，由於高速公路本身包含著非常高的技術要素，因此，行車規則也就比普通公路複雜了許多倍。而這些規則並不是由公路的管理者首先設計的，只有高速公路的設計者才知道在高速公路上行使應遵行哪些規則。有學者甚至認為，法律並不是由政府創立的而是由科學家創立的，這一論斷至少有部分的正確性。龐德認為：“只要通過理性的努力，法學家們便能塑造出一部作為最高立法智慧而由法官機械地運用的完美無缺的法典。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往往蔑視歷史和傳統的法律材料。在他們看來，所有的要求都可由理性獨立完成，似乎過去從未有過立法。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調動起國內最有力的理性，通過運用這一理性獲取一部完美的法典，並使那些具有較弱理性的人臣服於法典的內容。”而就目前中國調整立法行為的法律檔案講，還沒有明確提出立法專業化的概念，而這恰恰是科學立法科學性實現的不可缺少的路徑之一。
第五，立法效果的社會反饋化。法律必須寓於民眾之中。穗積陳重則從另一個側面探討了法律的民眾性，即法律是民眾文化的體現，即是說，一國的法律從社會文化之中產 生，又要回歸於民眾文化之中。一些已開發國家為了使立法過程與民眾保持最大限度的和諧，創立了複決權制度，該制度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但是，其根本點都在於使法律的產生和形成以至於生效都置於社會之中。具體地講，一國法律在形成時是否完全由民眾決定，是否通過全民公決的立法為之是一個可以作出選擇的問題，即既可以通過全民公決為之，又可以不通過全民公決為之。但是，一旦法律形成以後其就必須通過公決權使它進入社會，可由全社會決定該法案是否通過。更為重要的是一旦一個法律制定出來其也必須通過社會反饋機制證明它的有效性與合理性。中國目前的立法社會化所強調的是法案形成過程中的社會化，《行政法規制定程式條例》第13條規定：“起草行政法規，起草部門應當就涉及其他部門的職責或者與其他部門關係緊密的規定，與有關部門協商一致；經過充分協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的，應當在上報行政法規草案送審稿時說明情況和理由。”這樣的社會化固然是非常重要的，立法以後社會效果的社會反饋似乎更加重要一些。法律規法律規範與其他任何事物一樣有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不斷完善的過程，只有通過這樣的過程才能實現其科學化，只有立法決策的社會反饋化能夠實現這一理想。
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辭彙（二）
|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制、社會等方方面面快速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也產生和引進了許多新的辭彙，或對某些辭彙賦予了新的涵義，每一個辭彙都記錄了中國發展的一個側面，濃縮著一段中國進步的精彩歷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