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高棉

在有些人手中，“民主”也可以一把扯來當作遮羞布；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就輕易地祭起了“民主”的大旗。 “波爾布特大叔”年輕時的理想，是建設一個純而又純的、“公平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些年來，在高棉陸續挖掘出大量的骷髏頭骨，他們都是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統治時的傑作。

創造了讓一個國家1/4人口蒸發奇蹟的就是紅色高棉。“高棉”本是高棉最大的一個民族，占全國人口80%；因此，高棉人一般都習慣於稱自己的國家為高棉，自稱為高棉人。在高棉的歷史上，“自由高棉”與“紅色高棉”都極其著名，“自由高棉”通常被稱為“反動武裝”，因為它是山玉成組織的武裝力量，美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收買”了他們，1970年朗諾政變時也是依靠這支武裝；而“紅色高棉”，是外界對以原高棉共產黨為核心的左派的稱呼。這個組織的核心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波爾布特。這個從來不大願意曝光露臉的神秘人物，如果不是在1998年4月的一個深夜，在高棉北部邊境紅色高棉從林戰士的最後基地，在73歲的古稀高齡上“因心臟病突發”去世而活到現在，那么，他必定是頭號審判對象。
波爾布特，一個多么洋氣的、發音動聽的名字！這個出身於比較富裕的農民家庭的人，據說幼年時膽小得連殺雞都不敢看。1949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一年，他赴法國留學，參加了高棉留法學生組織的馬列主義小組，負責宣傳工作；1953年回國後進入叢林，參加反法殖民主義鬥爭；1954年在金邊一所私立學校任教，參加高棉共產黨前身——高棉勞動黨的建黨活動並從事地下工作；1960年3月，在金邊火車站一個廢棄的火車廂里（亦說是火車站一間破舊房屋裡），正式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了高棉勞動者黨正式成立，波爾布特成為三常委之一；1963年在柬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當選為中央委員會書記，同年離開金邊轉入叢林從事軍隊、游擊隊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設，而就在這一年，西哈努克宣布紅色高棉為非法組織。波爾布特的“鐵桿左右手”是英薩利和宋成，喬森潘則在金邊搞白區工作。1966年“高棉勞動者黨”正式改名為“高棉共產黨”。在越南戰爭期間，紅色高棉對保護那時著名的生命線——胡志明小道，起了重大作用；1975年，在波爾布特的指揮下，紅色高棉一舉擊敗由美國支持的、由政變上台的朗諾政權，1975年４月17日這一天，高棉“全國解放”，紅色高棉在世界上再創了一個“農村包圍城市”的成功例子。
在有些人手中，“民主”也可以一把扯來當作遮羞布；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就輕易地祭起了“民主”的大旗。1976年1月高棉頒布“新憲法”，定國名為“民主高棉”，把原來的“高棉共和國”給廢了。“民主”在名義上的實現是非常簡單而容易的，掛在國家名稱之前也一點不難。作為“政治家、軍事家、高棉共產黨領袖、民主高棉政府總理”的波爾布特，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都極其落後的高棉，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實踐”。他的首個偉大壯舉，就是一夜之間將首都金邊的二百多萬居民“打掃乾淨”——把他們統統趕到偏遠農村去，當然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不讓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城市裡萌芽，因為在他們看來，城市是資本主義的醜惡象徵。於是，有“東方巴黎”之稱的金邊成了無居民的“鬼城”，三年之後去看，多數房子還是人去樓空鬼影憧憧；而在遣散二百多萬居民的途中，至少死了兩三萬人。1975年6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總理還善意地勸告他們，不宜這樣做；而波爾布特等人卻驕傲地宣稱：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高棉學到很多經驗，“從金邊撤出所有人口這樣的創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見《國際廣角》一書第221頁，《百年潮》精品系列叢書之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波爾布特大叔”年輕時的理想，是建設一個純而又純的、“公平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在他看來，像中國大躍進時期那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真是太慢了，他要的是坐火箭一蹦就躥入共產主義。占領金邊後，波爾布特馬上宣布要建設一個“沒有富人和窮人，沒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理想社會。他自己也處處“大公無私、艱苦奮鬥”。在他的英明領導下，高棉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無正規學校、無郵政電信、無公共運輸、無醫院、無宗教、無法律法規、無廣播電視、無出版物、無私有財產，甚至沒有家庭。人們的生活都被規定好了，何時可以吃飯，何時必須勞動，何時允許性交，都安排得“井井有條”。他實行“平均分配”的原則，在全國建立“農村合作社”，農民和下鄉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覺的鋪蓋外，其他私有財物全部充公；每個村成立一社，三十至四十家編為一個大組，每組成立一個公共食堂，每十人一桌吃大鍋飯（其實是“大鍋粥”）；已婚的夫婦則被分開編組，一兩個星期才允許“團聚”一次；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間地頭插著紅旗，一片片黑衣人圍著汗巾在挖土挑擔；全國老百姓和軍人只發統一樣式的黑色“革命服”禁絕其他服裝，姑娘穿花衣服就被定為“資產階級思想”；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就曾刊登過一個高棉姑娘因為恐懼已經不會再微笑的臉……如此讓人嘆為觀止的“革命化”，發生在人類的當代史里，不能不令今人驚愕得合不上嘴巴。現在回首那樣極端荒謬的情形，我們不難發現，社會理想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最容易走向理想目標的反面。
波爾布特其貌不揚，絕無留著小鬍子的希特勒那樣相貌鮮明，如果混在人群中，就是一個難以辨別的普通農民。但一切獨裁者的特點，就在這個貌不驚人的波爾布特身上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他雖有書記的職務，在黨內卻呼為“一號大哥”；奪取全國政權後，波爾布特那幫人仍病態似地疑神疑鬼，強調“秘密工作是一切的關鍵”；到處是嚴密的監視網，宣稱“革命組織有千百雙眼睛”；一切訊息都要封鎖，在金邊的外國記者全部被驅趕……而在極左思想泛濫的七十年代的中國，波爾布特的名字國人並不陌生；波爾布特來訪到北京時，在住所還同種樹養花的工人一同幹活，更是“不拿民眾一針一線”，處處體現“勞動人民本色”，你還真想不明白，這么一個“政治妄想狂”，是一個如何奇怪的高等動物。在他死時，身上穿著件皺巴巴的短袖襯衫，身邊只有一把蒲扇。
這些年來，在高棉陸續挖掘出大量的骷髏頭骨，他們都是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統治時的傑作。除了原來舊政府的官員、軍人遭到大規模屠殺外，商人和憎侶等不易改造、且對“新社會”有毒害的人，就滅了算了；舊知識分子也通通被清洗，全國只剩3箇舊知識分子、1箇舊技術人員得到正式錄用。在1976年年底，波爾布特就憂心忡忡地指出“黨的軀體已經生病了”，他大約是從黨的內部嗅到了讓他不安的氣息，於是一大批中央高層領導被血腥清洗，這就是“清理階級隊伍”；在金邊附近的一個集中營（亦稱“S-21監獄”），就有近2萬“有問題”的人被關押，結果僅有六七人生還。或許可以說，這種“滅絕的功夫”，連納粹集中營的劊子手們看了也自嘆弗如。如今，殺人機器S-21監獄成了紀念館，其中有一張用骷髏頭砌成的高棉地圖占據了整面牆壁，個個骷髏頭空空眼窩裡都在流淚嘶喊。
波爾布特在不到4年的執政時間裡，就組織領導了4次大肅反，其肅反機構也夠厲害的，比如在革命軍總參謀部中，除了總參謀長宋成一人外，所有人員統統被捕殺。其時宋成也被列入了黑名單，只因他在前線指揮而一時幸免於難，直到1997年6月才被波爾布特派衛兵給殺了，不僅宋成夫妻兩命歸天，連他們的9個子女也一同被殺光光。史達林如果在地下知道這樣的業績，恐怕也禁不住讚嘆：哈哈，後生可畏，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吶！然而，當美國記者納特-賽耶採訪臨死前被紅色高棉軟禁的波爾布特時，波爾布特還毫無感覺和知覺地說：“我只是要鬥爭，不是要殺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這真應驗了雪萊的話：“人類引以為自豪的是：他們善於創造出莊嚴的名字來掩蓋自己的無知。”“鬥爭”就是這樣一個“莊嚴的名字”，只是這裡不僅僅是無知，還有無恥；波爾布特大約壓根兒就不認為他和他的組織把一個國家的1/4人口給幹掉有什麼不對不好不妥。
一切的慘無人道，終將被歷史所終結，只是時間長一點短一點的問題。從1975年4月至1979年1月，紅色高棉執政時間只有3年多不滿4年，暴政的“朝代”就是這樣短命。1978年年底越南10萬“志願軍”入侵高棉，僅用兩周就推翻了失去民心的紅色高棉政權，波爾布特在金邊陷落前一天乘一架直升飛機倉促出逃。1981年12月，柬共宣布自動解散；1985年，波爾布特“宣布退休”。當然，瘦死的狐狸比鼠大，實際上柬共仍然存在，“退休者”仍決定著紅色高棉的一切。但不得人心的組織終歸要眾叛親離、衰敗消亡的，到了世紀末的1998年，終於成了紅色高棉的投誠年和終結年，紅色高棉徹底滅亡了，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箱，而且“清空”了。
紅色高棉打著的是共產黨的旗號，其實是給國際共運史抹了一筆沉重而醜陋的黑色。中國曾一度是紅色高棉的支持者，迄今鮮見有人認真反思那樣的同志啊兄弟呀的歷史。波爾布特則自稱是“毛澤東的學生”（見《國際廣角》一書第222頁）。手頭有本西哈努克的回憶錄，記述的是他1970年因朗諾政變被廢黜王位之前的經歷；其中說到，對於他的對手紅色高棉，“我的至交中國人，由於‘文化大革命’大動亂所致，也積極支持紅色高棉”（見該書中譯本第431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在理想主義領域裡的“支持援助”，往往被“理想”的光芒照花了眼，看不到閃爍著天堂光芒的底下就是萬劫不復的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