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唐朝的別稱]:大唐即唐朝（618年—907年），是繼隋朝之後的大一 -百科知識中文網

朝代簡介

從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907年被朱溫滅掉，共存在了二百八十九年。唐朝一般分為兩個時期，即前期和後期。中間以安史之亂為界限，前期是昌盛期，後期則是衰亡期。建立唐朝的是唐高祖，而領兵用十年時間完成統一大業的則是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門之變，李世民登位之後，經過勵精圖治，使唐朝在中國封建社會空前繁榮，出現了“貞觀之治”，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居於當時世界領先地位。此後的唐玄宗時期又出現了“開元盛世”，國強民富，昇平之世再次出現。但也是在唐玄宗時期，發生了安史之亂，從此唐朝走向了衰亡。唐高宗以後，武則天以周代唐，史稱武周，705年神龍革命後恢復大唐國號。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後，政治清明，經濟雄厚，軍事強盛，四夷賓服，萬邦來朝，開創了全盛的“開元盛世”[3]。安史之亂後，國力日趨衰敗。907年朱溫篡唐，唐朝滅亡，從此中國進入了五代十國時期[4]。唐朝共歷274年（包括武周是289年），20位皇帝。唐朝聲譽遠及海外，與南亞、西亞和歐洲國家均有往來。唐朝以後海外多稱中國人為“唐人”[5]。唐朝文化兼容並蓄，接納各個民族與宗教，進行交流融合，成為了開放的國際文化[6]。唐詩、科技、文化藝術極其繁盛，具有多元化的特點
後期的唐朝政治混亂，從牛李黨爭到宦官專權，其間農民起義不斷發生，終於爆發了黃巢起義，起義領袖之一朱溫開始叛降唐朝，後又取代唐朝自立為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一個王朝——後梁。

前期發展

建國統一

唐朝創建

唐朝創建者——李淵出身於關隴貴族，其祖父李虎曾是西魏八柱國之一，封唐國公。其父襲封官爵，其母獨孤氏為隋文帝皇后的胞妹。隋末，李淵任太原留守。當時，各地農民起義洶湧彭湃，617年，李淵集團也趁勢在太原起兵。這時瓦崗軍和河北農民軍正在中原地區奮戰，牽制了大量隋軍，隋京都長安地區的防守力量很薄弱。這年秋天，李淵率三萬人由太原出發，向關中進軍。年底，李淵攻克長安，擁立隋代王楊侑為皇帝。618年，李淵篡隋稱帝，是為唐高祖。

統一全國

唐朝建立後，即著手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當時，金城的薛舉、武威的李軌和馬邑的劉武周，是威脅唐朝關中根據地的三大割據勢力。唐朝進行統一戰爭，首先向他們用兵。 618年（武德元年），李世民率兵滅薛舉的繼承人薛仁杲，占領隴西全境。619年，唐朝又利用李軌集團內部的矛盾推翻了這個割據政權，取得了河西五郡。620年，消滅了劉武周勢力。早在618年，占據幽州的羅藝就歸附了唐朝。620年秋，李世民率軍出關，進攻王世充。次年，在李世民擊潰竇建德的援軍後，困守洛陽的王世充降唐。621年至623年，唐軍又鎮壓了河北地區的起義軍。割據魯南和割據冀北的力量，也相繼敗亡。 621年，唐將李孝恭、李靖等自夔州（四川奉節）順江東下，突襲江陵。割據兩湖的蕭銑，也向唐軍投降。622年（武德五年），唐軍鎮壓了林士弘在江西建立的楚國，嶺南的地方勢力只得紛紛歸附唐朝。624年，唐軍又鎮壓了輔公祏起義軍。這樣，長江流域及嶺南等地也都被唐朝占領。 628年（貞觀二年），唐太宗乘突厥衰亂，派兵擊滅了占據朔方的梁師都割據政權。至此，唐朝大體上統一了全國。

中央集權

玄武門之變

唐高祖李淵建立唐朝，次子李世民出力不少，但長子李建成被立為太子，是帝位的合法繼承者。李建成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遂拉攏四弟李元吉共同對付李世民。雙方的矛盾愈演愈烈。626年（武德九年），李世民先發制人，在皇宮的玄武門設下埋伏，射殺李建成和李元吉，消滅了自己的對手，史稱“玄武門之變”。此後不久，李淵就把帝位讓給了李世民。李世民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唐太宗，他的年號為貞觀（627年～649年）。在貞觀年間，唐朝開始強大起來。

改革官制

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唐太宗把隋朝的制度加以改革，定為唐制。唐朝中央政權的主要機構，仍然是三省六部。唐初，中書省的長官中書令（二人）、門下省的長官侍中（二人）和尚書省的長官左、右僕射，都是宰相，在一起共議國政。宰相議事的地方叫政事堂。三省的長官位高權重，但不一定全置，也不輕易授人，皇帝往往指定品級較低的官員參加政事堂會議。這些品級較低的官員例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號，說明他們也是宰相。高宗以後，尚書左、右僕射也要加“同三品”名號，不加此名號就不再是宰相。皇帝挑選一些低級官員任宰相和削弱尚書省的職權，是為了便於控制，防止大權旁落，大體說來，中書省是決策機構，負責草擬有關軍國大事的詔敕。門下省是審議機構，負責審核中書省起草的詔敕，如有問題可駁回重議。尚書省是執行機構，下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負責貫徹各項詔敕和政策。在地方上，唐朝仍實行州、縣二級制（唐玄宗時一度改州為郡）。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唐太宗根據山川形勢，把全國分為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十道。至唐玄宗時，又重新分全國為十五道。道是監察機構，皇帝經常派巡察使、按察使等官員到各道、州、縣檢查工作，進行監督。縣以下的地方組織有鄉，鄉下有里。里是最基層的政權單位。

府兵制

隋唐都沿襲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但唐朝又有所改革。唐代府兵的中央領導機構主要是十二衛，一小部分歸東宮六率。府兵的基本單位是設在各地的折衝府。由折衝都尉和果毅都尉統領。折衝府下有團，每團200人；團下有旅，每旅100人；旅下有隊，每隊50人；隊下有火，每火10人。折衝府有上、中、下三等，上府6團，領衛士1200人；中府5團，領衛士1000人；下府4團，領衛士800人。全國設定的折衝府最多時達634個，總兵力68萬人。

府兵的來源，是由軍府所在地從“六品以下子孫及白丁無職役者”中挑選，每三年選拔一次。府兵從21歲服役，60歲免役，服役期間免本身租調。府兵經常性的任務，是輪班到京城宿衛，叫做“番上”，有時也到其他地方出征和戍防。除外出執行任務時期外，府兵不脫離自己的鄉土和農業生產，只有冬季集中進行軍事訓練，實行所謂兵農合一制。府兵的戎具、軍糧大多要自備，因此府兵制必須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前提，如果農民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就無力負擔這種沉重的兵役。

唐代的府兵制貫徹著加強中央集權的原則。當時關中的兵力最集中，擁兵26萬，約占唐朝兵力的40%左右。府兵的調遣由中央兵部牢牢掌握，地方官乃至中央十二衛都沒有調兵的權力。戰時，中央從各地調集軍隊，高級將劣詡是臨時委派，戰爭結束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有利於防止將帥的專兵跋扈。

刑律修訂

唐高祖時就令臣下制訂《唐律》，至唐太宗時完成了這一工作，637年（貞觀十一年）頒布全國。《唐律》共502條。刑名有笞刑五等，杖刑五等，徒刑五等，流刑三等，死刑二等，凡二十等。這些內容基本上都是沿襲隋的《開皇律》。唐高宗時，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三十卷，解釋律令條文。此書今存，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一部完整的法典。

在唐律中，體現著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精神。它保留“十惡”，以嚴懲破壞封建中央集權秩序者。它還通過“八議”的內容，規定貴族、官僚以及他們的家族能夠享受多方面的特權。他們犯了罪，有權通過議請、減刑、贖刑、“官當”等方法逃避懲治。

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唐律對勞動人民極力壓制。農民必須向國家交納租調課稅。為逃避賦役而脫漏戶口、謊報年齡、私自出家的，也要遭受輕重不等的刑罰。官私財物都受法律保護，對盜竊者判刑很重。部曲和雜戶被定為低人一等的賤民，而奴婢則又低於部曲和雜戶。他們和地主、官僚犯同樣的罪，但量刑的輕重完全不同。從維護封建國家利益出發，在《唐律》中也有一些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防止地主官僚過分迫害人民以緩和階級矛盾的規定。如對地主官僚“占田過限”、“妄認盜賣公私田”、“在官侵奪私田”等不法行為，也定有懲治律條。州、縣及里等地方官須依均田令進行土地還授，地方官“諸差科賦役違法及不均平，杖六十”，擅自加重賦斂的，以坐贓或枉法論罪。因此，《唐律》的制訂有穩定社會秩序、促進生產發展的積極的一面。

學校科舉

唐代的學校，在中央設有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等六學，統由國子監領導，共招學生二千多人，最多時達八千人。其中大部分為官僚子弟，還有外國留學生。各地方州縣也開設學校，此外還“許百姓任立私學”。學生學習的科目，除書學、算學、律學有專業課本外，其餘都學習儒家經典。每年冬季，各官辦學校負責把畢業學生貢給尚書省，參加科舉考試。在私學畢業的也可以由州縣保薦參加考試。

唐朝的科舉分常舉和制舉兩種，常舉分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道舉、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經、進士兩科最重要。明經考試的內容有帖經、經義和時務策，以帖經為主；進士考試的內容為帖經、詩賦和時務策，以詩賦為主。考帖經全賴背誦，做詩賦需要獨立思考。因而中明經易，中進士難。當時便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進士及第雖難，但及第後易於飛黃騰達，因此被時人視為“士林華選”。

所謂制舉，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考試。科目多臨時設定，平民子弟和官吏都可應試。制舉不常舉行，每次錄取的人數不過一二人至五六人，在科舉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

唐代科舉選官的範圍較之九品中正制度更廣泛一些，一般地主子弟都有應試資格。這對排除當時的門閥地主的殘餘勢力來說，有著一定的進步意義。

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

隋末農民戰爭推翻隋王朝的事實，給李世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作皇帝後，經常和臣下總結前朝滅亡的歷史教訓。他常說：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為了避免“覆舟”之禍，他勤於政事，勵精圖治。唐太宗很重視選官用人，由於他多方面精心挑選，在他左右掌權的大臣，如房玄齡、魏徵、李靖、溫彥博及戴胄等人各有所長，都是一時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優劣，平時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寫在屏風上，“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除”。（《資治通鑑》卷一九三）選官得人，這是貞觀時期政治清明的一個重要原因。

唐太宗還注意納諫。他曾問大臣魏徵：“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徵答：“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唐太宗很同意這個意見。大臣魏徵、劉洎、馬周等人，都敢於犯顏直諫。如唐太宗想修洛陽乾元殿，又想到西域市名馬，都因臣下進諫而止。由於唐太宗善於納諫，因此能及時地糾正一些錯誤，修明政治。唐太宗還注意執法，要臣下按法律辦事。由於“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這對安定社會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唐太宗即位之初，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民不聊生。但幾年之後，據史書載：“天下大稔，流散者鹹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雖然辭有溢美，但至少可以說明貞觀時期的政治比較清明，社會經濟在迅速恢復。

必須指出，作為封建帝王，唐太宗同樣對人民進行剝削和壓迫。他自己曾說：“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游四方供頓煩勞。”（《資治通鑑》卷一九八）特別是在648年（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想第二次伐高麗，下令在四川造船，“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價踴貴，劍外騷然”。（《資治通鑑》卷一九九）在唐太宗死後的第五年，即653年（永徽四年），又爆發了睦州（浙江建德）陳碩真領導的起義。這些都說明了“貞觀之治”存在的局限性。

武周代唐

649年（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去，其子李治繼位，是為唐高宗。武則天是唐高宗的皇后。武則天名曌，其父曾為木材商人、唐初大臣。武則天精明機智，通文史。唐高宗因患風眩，目不能視，使武則天協助裁決政事。683年（弘道元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顯（武則天第三子）即位，是為唐中宗。次年，武則天廢中宗為廬陵王，另立李旦（武則天第四子）為皇帝，是為唐睿宗，鏇即廢黜。

690年（天授元年），武則天宣布改唐為周，以洛陽為神都，降唐睿宗為皇嗣，自為皇帝，史稱“武周革命”。在中國歷史上，武則天是僅有的一個女皇帝。

鎮壓反抗

在高宗立武則天為皇后時，掌握大權的貞觀老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認為武則天出身低微，不配當皇后，因此都竭力反對。武則天當皇后後，她依靠庶族官僚李義府、許敬宗等支持，貶殺了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唐高宗死後，武則天臨朝聽政，唐中宗和唐睿宗實際上是她的傀儡。684年（光宅元年），柳州司馬徐敬業以匡復唐室、擁立廬陵王為號召，在揚州起兵，人數曾發展到十餘萬。688年（垂拱四年），宗室李沖在博州（山東聊城）、李貞在豫州（河南汝南）又起兵反武則天。這兩次起兵都很快被武則天派兵擊潰。和這兩次起兵有牽連的唐朝宗室、大臣都被武則天殘酷鎮壓。

為了防止反抗，武則天在徐敬業起兵失敗以後，更放手對她的政敵進行打擊。武則天還獎勵告密，在朝堂放置銅匭，以收受告密信件。又重用索元禮、周興及來俊臣等酷吏，專辦所謂謀反大案。他們製造了許多可怕的刑具，對被告人進行駭人的折磨和屠殺。周興、索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來俊臣所破千餘家。唐初在朝內做官的多是關隴士族，所以武則天誅殺的士族官僚主要是這部分人。

武則天在打擊士族官僚的同時，對擁護她的庶族官僚則大力扶植。659年（顯慶四年），武則天通過改修《氏族志》為《姓氏錄》，進一步打擊士族。

破格用人

武則天還破格用人，大量選用庶族地主做官，並進一步發展科舉制度。在貞觀年間的23年中，錄取的進士共205人，但在高宗和武則天統治的55年中，就達一千餘人，平均每年錄取人數較貞觀時增加一倍以上。她首創由皇帝親自策問舉人的殿試，以示慎重；又置武舉，以擴大選官的範圍。她還下令允許官員和百姓自己薦舉自己，以求進用。690年，武則天派存撫使十人到各道搜薦人才，許多落選的士人和鄉村教師都被薦舉。武則天選官雖濫，但只要發現不稱職的，就立即廢黜或誅殺。當時的宰相狄仁傑是有名的賢相。唐玄宗開元年間的名臣姚崇、宋璟、張九齡等，都是在武則天時開始被提拔起來的。因此，唐朝宰相陸贄讚揚武則天的用人說：“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舊唐書·陸贄傳》)

在唐太宗時，士族地主還未全面衰落，維繫士族社會地位的譜牒還沿襲不紊，特別是關隴士族在政治上還有很大勢力。降至唐朝中葉，士族開始全面地衰落。這種局面的出現，是和武則天修《姓氏錄》、重點打擊關隴士族以及大力選拔庶族地主等政策有密切關聯。

但武則天也是一個具有很大消極面的人物。她用酷吏濫殺，造成恐怖風氣；她放手招官，使官僚集團急劇膨脹，也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她還大肆佞佛，到處築寺造像，又建明堂，修天樞，鑄九鼎，浪費無度。這都進一步加深了階級矛盾。

五王政變

武則天共做了15年皇帝，到705年（神龍元年）她82歲時得了重病，宰柏張柬之、崔玄等人聯絡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發動政變，強迫武則天傳帝位給唐中宗李顯，復唐國號。事後，張柬之等五人同被封王。不久武則天病死。

李隆基

武則天下台後，唐朝的政局陷於動盪之中。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權落入韋皇后手中。韋後想效法武則天當女皇，她先殺太子李重俊，後又在710年（景雲元年）毒死唐中宗。這時武則天第四子唐睿宗李旦和女兒太平公主還有相當勢力，是韋後專權的障礙，因此成了韋黨要消滅的對象。李旦第三子李隆基發動羽林軍搶先攻進皇宮，殺韋後並其黨羽。後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復了唐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為太子。唐睿宗也是一個昏懦帝王，甘心聽任太平公主的擺弄。太平公主勢力的膨脹與李隆基發生了激烈的衝突。712年（先天元年），唐睿宗讓位給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為唐玄宗。唐玄宗殺太平公主及其黨羽數十人，至此，動盪的局面才穩定下來。

開元改革

李唐中宗、睿宗時，政治昏暗，弊端叢生，唐玄宗先後任命幹練正直的官員姚崇、宋璟、張嘉貞、張九齡、韓休等人為宰相，在他們的輔佐下，針對當時的弊政進行了一些改革。

首先是裁汰冗官，整頓吏治。中宗時，韋後及安樂公主等把持政柄，又大肆賣官，以致濫置的官職多達數千人，造成國家開支的巨大負擔。玄宗即位後，開始裁減冗官，並精減了龐大的官僚機構。

其次，壓制佛教。在武則天統治時期修建了很多佛寺，許多人出家為僧。中宗、睿宗時，佛教勢力繼續發展，全國的僧尼人數膨脹到數十萬。僧尼不服役納稅，建寺造像又耗資無數，唐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議，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強使還俗的有12000餘人。又下令各地不得創辦佛寺，並禁止民間鑄佛像和抄寫佛經。這些措施都抑制了佛教勢力的發展。

第三，重視農業生產。在關中的三輔地區，“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鄭、白）渠立磑，以害水田”，玄宗令統統予以拆除，使“百姓大獲其利”。他又在河東道、關內道、河南道、河西道、隴右道、河北道、劍南道等地大興屯田，那時全國共有軍屯992屯，墾田面積在500萬畝左右。在武則天時，均田制已開始逐漸破壞，土地兼井和農民逃亡現象日益嚴重，721年（開元九年），玄宗派宇文融為勸農使到各地檢括逃戶和籍外田，經過幾年的努力，共括出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唐政府對這些客戶每丁稅錢一千五百，免租得存役六年，後由各州縣安插在均田土地上。這一措施對改變社會上占田不均的情況，緩和階級矛盾，起一定的積極作用。

社會經濟

均田制

唐政府規定：民始生為黃，4歲至15歲為小，男子16歲至20歲為中，21歲至59歲為丁，60歲以上為老。至唐玄宗時，改18歲至22歲為中，23歲為丁。國家每年一造計賬，三年一造戶籍。戶口簿籍是國家推行均田和租調製度的依據。

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內容是：其一，對百姓授田的規定。十八歲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畝，永業田二十畝。老男、殘疾受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畝；這些人如果為戶主，每人受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三十畝。雜戶受田如百姓。工商業者、官戶受田減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給田三十畝，尼姑、女冠給田二十畝。此外，一般婦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其二，對貴族官僚受田的規定。有爵位的貴族從親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業田一百頃遞降至五頃。職事官從一品到八、九品，受永業田六十頃遞降至二頃。散官五品以上受永業田同職事官。勛官從上柱國到雲騎、武騎尉，受永業田三十頃遞降至六十畝。此外，各級官僚和官府，還分別領有多少不等的職分田和公廨田，職分田的地租作為官僚俸祿的補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費用。這兩種土地的所有權歸國家。

其三，對土地買賣的規定。貴族官僚的永業田和賜田，可以自由出賣。百姓遷移和無力喪葬的，準許出賣永業田。遷往人少地多的寬鄉和賣充住宅、邸店的，並準許賣口分田。買地的數量不得超過本人應占的法定數額。

租庸調製

租庸調製的內容是：丁男每年向國家交納粟二石，稱作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作調。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輸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稱作庸，也叫“輸庸代役”。官僚貴族享有蠲免租庸調的特權。租庸調剝削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前提的，均田制規定每個成丁的農民都受田一百畝，因此國家徵收租庸調就只問丁身，不問財產。

與前代相比，在唐代的授田對象中，增加了雜戶、官戶、工商業者和僧道。這是因為自南北朝後期，雜戶、官戶以及工商業者的身份都在逐漸上升，唐代統治者不得不多少改變過去對他們的歧視政策。南北朝以後，寺觀經濟獲得了很大發展，唐政府對僧道進行授田，是為了肯定寺觀對土地的所有權。唐代取消對婦女的授田，反映了婦女地位的進一步低落，也說明那時大量土地日益集中於各類地主手中。國家掌握的均田土地越來越少，因而取消了對婦女的授田，至於取消對奴婢、部曲的授田，這是與他們的大量解放以及士族地主的沒落相適應的。

推行均田制與賦役制

唐朝推行均田制也和以前一樣，並沒有觸動地主官僚的私有土地，對農民的授田只限於無主荒地。不僅如此，唐代對貴族官僚進行授田的規定比以前更完備，而且授田的數額也很高。唐代對土地買賣的限制比較鬆弛，法令允許買賣口分田是以前所沒有的。這都給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提供了方便。

由於各地區的具體情況不同，均田制實施的程度也有差別。如唐太宗時，在狹鄉靈口每丁受田才三十畝。這說明在均田制實行的初期，狹鄉人民的授田就遠不足額。但是，由於唐初經過隋末大亂，人口銳減，許多地主官僚的田產莊園都成了無主荒地，因此寬鄉較多。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隋末農民戰爭以前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況。

唐代的賦役制度不同於前代的是“輸庸代役”的出現。庸始於隋，到唐代成為一項普遍的制度。輸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農民有較多的時間來進行生產，具有積極意義。

租佃契約

隋末農民戰爭打亂了原來的封建統治秩序，許多部曲和奴隸獲得了解放。李淵曾下令說：“諸部曲及徒隸征戰有功勳者，並從本色勛授。”這道令文反映了在隋末大亂中許多奴隸、部曲被解放的事實。《唐律疏議》規定：“放奴婢為良及部曲客女者，並聽之。”可見在農民戰爭的打擊下，奴婢、部曲這種強固的隸屬關係已經鬆弛了。這一變化是士族地主沒落的表現，反過來它又加速了士族的衰落。

隨著士族地主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庶族地主發展壯大起來。和庶族地主相聯繫的生產關係是契約性的租佃關係。唐代的這種租佃契約，在吐魯番地區曾發現若干件實物。就發現的契約檔案來看，上面都寫有田主、租田人和知見人，還有租種期限、租田數額和田租數額，田租的剝削方式有分成制和定額租制兩種。

毫無疑問，契約是地主對農民的一種強制形式，但對地主的剝削奴役也有一些限制。因此，契約佃農的身份，較之世襲的佃客和部曲要自由一些，超經濟的強制有所減輕。這是農民經過長期鬥爭而取得的結果。

農業發展

唐政府很重視農田水利灌溉。據史載，在唐前期130多年中，興修的水利工程達160多項，分布於全國廣大地區。如貞觀年間，在莆田（福建莆田）築諸泉塘、永豐塘、橫塘以及國清等塘，總溉田1200頃。又如，714年（開元二年）在文水（山西文水）引文谷水開甘泉、盪沙、靈長、千畝四渠，溉田數千頃。這些灌溉工程對農業生產起了重要作用。

隨著水利的發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應的進步。當時，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轆轤、翻車還在普遍使用外，人們又創造了連筒、桶車、筒車和水輪等灌溉新工具，都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

唐自統一全國以後，農業生產開始恢復，到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年）發展到高峰。農業生產發展的結果，使糧價越來越便宜。725年（開元十三年），“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此後直到天寶末年，物價長期穩定。

隨著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唐前期的戶口數逐漸上升。武德年間，全國有戶200餘萬，貞觀初年增加到300萬。705年（神龍元年）全國有戶615萬多，口3714萬。開元、天寶時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寶十四年），全國戶增至891萬多，口5291萬多。這一數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統計數。由於當時“簿籍不掛”的逃戶很多，所以政府的戶口統計數往往比實有的戶口數要低。據杜佑估計，在唐天寶年間全國的實際戶數至少有一千三四百萬。如一戶平均以五口計，那時全國的人口大約為六七千萬。經過勞動人民一百多年的艱苦奮鬥，耕地也大幅度增加，估計天寶時實有耕地面積約在800萬頃至850萬頃之間，略高於西漢時的最高墾田面積。

手工業

官營和私營手工業

唐代的手工業，有官營和私營兩類。唐中央設有少府監、將作監和軍器監，管理各類官手工業生產。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設有織錦、製造軍器等作坊。官手工業生產的產品主要是為供給宮廷、貴族、官僚、官府的消費和使用。官手工業作坊中的勞動者，主要有官奴婢與刑徒、番戶與雜戶、短番匠與和雇匠三類。

唐代的私營手工業，首先是大量個體農民經營的家庭副業。他們生產的產品，在自用和納稅有剩餘時，也拿到市場出賣。當時手工業者所經營的作坊，諸如織錦坊、紙坊、染坊、冶成坊（冶鑄手工業）、銅坊（鑄造銅器）等，比以前有顯著增加，私營作坊有的規模相當大，定州（河北定縣）富豪何明遠“家有綾機五百張”，即是明顯的例證，但一般說來規模都比較小。各類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藝熟練的師傅，傳習技藝。由於國家徵調手工業者到官營作坊輪番服役，私手工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

紡織業

在唐前期，紡織、冶鑄、燒瓷等幾個部門的手工業生產，都有較顯著的發展。首先是紡織業。北方善織絹，江南盛產布，唐前期大體上還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縣）生產的絹帛質量最高。定州的綾絹產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進貢1500多匹。江南的絲紡織也有了很大發展。江南東道（江蘇南部和浙江一帶）的絲織物品類繁多，很多列為貢品，在產量上已僅次於河南、河北道而躍居於全國的第三位。當時的絲織物品種和花式都很多，爭奇鬥豔，十分精美。當時的麻紡織也很發達，黃州（湖北黃岡）的貲布被列為第一等。棉紡織在唐代也有較顯著的發展，當時西北的吐魯番和南方的雲南、兩廣、福建等地，各族已愈來愈普遍地種植棉花和生產棉布。這時，印染技術有明顯提高。

冶鑄業

冶鑄業也有很大的進步。唐朝規定，除西、北邊州禁置鐵冶和採礦外，其餘諸州出銅鐵之所，聽人私采，官收其稅。據記載，唐前期有銀銅鐵錫之冶168所，在陝（河南陝縣）、宣（安徽宣城）、潤（江蘇鎮江）、饒（江西波陽）、衢（浙江衢縣）、信（江西上饒）諸州有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這是一個很粗略的統計，要比實有數少得多。唐宣宗時曾一次增鐵山七十一，可見全國產鐵處極多。

這時，金屬鑄造技術達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處盛唐時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盤、壺、罐等金銀器皿270件，造型優美，紋飾精緻富麗。從其切削工藝來看，可能已採用手搖足踩的簡腳踏車床，這突出地反映了當時製造技術的進步。

621年（武德四年），唐朝開始鑄造新幣，名“開元通寶”，直徑八分，十枚錢重一兩。自唐以後十枚重一兩的錢開始流行，相沿至清基本不變。天寶末年，分散在全國的鑄錢爐共99處，每年鑄錢達32.7萬貫左右。

瓷器

在唐代，瓷器生產也有重大發展。唐前期已大量燒制白瓷，邢州窯（河北臨城縣境內）生產的白瓷“類銀”、“類雪”，質量很高。李肇《國史補》稱：“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可見邢州窯白瓷的產量是很大的。四川的大邑窯也以生產白瓷著名。江西昌南鎮（景德鎮）以產瓷聞名始於唐前期，它燒制的白瓷和青瓷當時有“假玉器”之稱。唐代專燒青瓷的窯多在南方，以越州窯的產品為最佳。越窯燒制的青瓷，胎質薄，雅致瑰麗，光澤晶瑩。唐詩有“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之句，把越瓷的精美形象地描繪了出來。

唐代還出現了施黃、綠、白、赭、藍等彩釉的陶瓷，稱為“唐三彩”。用這種方法燒制的人像和馬、駱駝等動物，色彩鮮艷，造型生動，是中國古代藝術中的珍品。

商業繁榮

城市的發展是商業繁榮的一個標誌。西京長安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城市，周圍達七十多里。全城呈長方形，分為宮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個部分。宮城是宮殿區，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郭城占地廣闊，劃分為一百零八個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還有兩個市──東市和西市，各占兩坊之地。據考古勘查，西市長、寬各約一千米，市內有兩條南北和東西大街，寬度都在十五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東市的構造大概也是如此。東市有二百二十個行業，邸（貨棧）、肆（店鋪）鱗次櫛比，“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西市的繁榮不亞於東市，許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國商人都聚居在這裡。

東京洛陽是僅次於長安的第二個大城市，城內設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與長安的市相同。據記載，兩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間是絹行、衣行、肉行、藥行、鐵行、秤行、鞭轡行等各類行業的店肆，同類業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區域，設有行頭來進行管理。長江北岸的揚州，當南北交通的要衝，商業也十分繁榮，“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751年（天寶十年），一場大風吹翻了揚州碼頭上的數千艘船隻，可見在這裡停泊的商船之多。當時的各州治縣城，也多設有一個或兩個供商業貿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內有市的設定外，農村集市貿易也有了發展。這種集市當時稱作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陸交通的要衝。中唐以後，這種草市和虛市日益增多起來，也更加繁榮，有些後來還發展成為重要的市鎮。

水陸交通

當時的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重要的交通幹線有以下幾條：（1）從長安往東經東都、汴州（河南開封）達山東半島；又自汴州北上可到幽州（北京），南下可達揚州。（2）從長安往西北經蘭州、出敦煌通西域；又自蘭州經鄯州（青海樂都）可到吐蕃。（3）從長安往西南經漢中達成都，由成都可到南詔。（4）從長安往東北經河東（山西運城）到太原；又自太原經幽州可達營州（遼寧錦州市西北）及東北地區；經雲州（山西大同）可到回紇。（5）從長安往南經襄州（湖北襄陽）、潭州（湖南長沙）、衡州（湖南衡陽）到廣州，又自衡州能到邕州（廣西南寧）。

當時，大運河溝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國的水上航運事業也空前發展起來。所謂：“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可見當時水上交通是很發達的。唐承前舊制，在水陸交通要道上大致凡三十里設一驛站，全國有水驛260所，陸上1297所，水陸相兼驛86所，共有驛站1644所。陸驛備有馬，水驛備有船，以供官吏往還和政府文書的傳遞。在交通要道上除國家設定的驛站外，還有私人開設的接待客商的店肆，各店不僅出賣酒飯，而且“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

後期發展

安史之亂

後期政治

開元、天寶年間，唐朝的封建經濟發展到了高峰，從表面上看它是繁榮的。但實際上，社會上的腐朽力量迅速膨脹，各種社會矛盾迅速發展，終於導致了一場大禍亂──安史之亂的爆發。

開元後期，曾經進行過一些改革的唐玄宗，開始不願過問政事，只想安逸享樂。744年，他納楊太真為貴妃後，更是專以聲色自娛，大肆揮霍，生活糜爛。

在玄宗後期，政治的腐朽，造就了許多無恥政客。如相繼掌握宰相實權的李林甫和楊國忠都是奸邪佞人。李林甫妒賢嫉能，凡是有才能的官員，他都要設計除去，很少有人能逃脫他的圈套。楊國忠是楊貴妃的本家兄長，膽子比李林甫更大。他除做宰相外，還兼領四十餘職，隨意發號施令，胡亂處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

府兵制度的瓦解

玄宗後期，邊鎮的軍事力量不斷擴大，使唐的軍事形勢由原來的“內重外輕”逐漸變成“外重內輕”，這個變化一方面是由於唐玄宗窮兵黷武，喜立邊功，另一方面則與府兵制度的瓦解也有密切的關聯。

由於府兵必須自備兵甲衣糧，所以服兵役是一項極其沉重的負擔。在均田制推行較好時，農民有一定數量的土地，這種兵制還能勉強維持。後均田制逐漸解體，農民便無法負擔沉重的兵役。這是造成府兵制破壞的主要原因。原先規定戍邊和出徵實行三年一輪換制，但以後士兵服役的年限日益延長。邊將們對待士兵極其殘酷，他們為了侵吞士兵攜帶的財物，強迫他們白天服苦役，夜間住地牢，折磨致死。到京師宿衛的府兵，境況也極差。他們不僅“番役更代，多不以時”，甚至被衛佐借給豪家當奴僕。以上種種原因，使人們視兵役為畏途。這樣，府兵的兵源就漸漸枯竭了。到749年（天寶八年），“折衝府至無兵可交”，因此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對府兵的徵發，實際上宣布廢除了府兵制度。

募兵制

代替府兵制的是募兵制。為了彌補兵源的不足，唐初就存在著募兵制，以後隨著府兵制的逐漸破壞，募兵制日益盛行。到開元年間，無論京師宿衛、邊鎮戍兵乃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被募兵制所代替。鎮守京師的武力號稱長從宿衛，後又改名騎。戍守邊防的士兵稱健兒，因為長期服役，故又被稱為長從兵或長征健兒。地方上的軍隊主要有團結兵，亦稱團練。大致說來，騎、健兒和團結兵的軍器、衣糧都由政府發給，長期服兵役，他們是屬於僱傭性質的職業兵。在府兵制推行時，地方兵分散，中央掌握重兵，府兵制破壞以後，中央雖有騎，但不堪一擊。在內地州縣，團結兵的裝備差，數量也少，同樣處於虛弱狀態。當時的精兵猛將都聚集在邊鎮。

711年（景雲二年），睿宗始設節度使，以後逐漸推廣。天寶初年，唐朝共設定了安西（治龜茲城，新疆庫車）、北庭（治北庭都護府，新疆吉木薩爾北）、河西（治涼州，甘肅武威）、朔方（治靈州，寧夏靈武西南）、河東（治太原府，山西太原市）、范陽（治幽州，北京市）、平盧（治營州，遼寧錦州市西北）、隴右（治鄯州，青海樂都）、劍南（治益州，四川成都市）九個節度使和一個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廣東廣州市）。

各地的節度使不僅領兵，而且還把本地的民政、財賦等權力抓到手裡，他們“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新唐書·兵志》)，很快發展成為強大的地方割據力量。

安史之亂

安祿山出身於營州雜胡。他因為殘酷地鎮壓奚、契丹人，得到了唐玄宗的賞識，先後出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長期從事民族掠奪戰爭的安祿山野心極大，他多次到長安，在宮廷和官場活動中，對唐政府的腐敗、虛弱情況了解得很清楚，蓄下了起兵滅唐的異志。安祿山的同夥史思明，也是雜胡出身。他到長安奏事，博得了玄宗的喜歡，賜名為思明。在安祿山叛亂以前，史思明官至平盧兵馬使。

在經過長達十年的準備後，安祿山認為已具備了滅唐的力量，於755年（天寶十四年）冬以奉密旨討楊國忠為名，在范陽起兵，率平盧、范陽、河東三鎮兵十五萬人，南下攻唐。唐玄宗因為沒有想到安祿山會叛亂，所以在軍事上毫無準備。

當叛亂的戰鼓驚破唐宮的《霓裳羽衣曲》後，他才匆忙布置防禦。但唐朝新招來的士兵抵擋不住安祿山的勁旅，安祿山渡過黃河後，連敗唐軍，一路攻陷斷陳留、滎陽（河南滎陽）、洛陽，直抵潼關。756年（至德元年），安祿山在洛陽稱大燕皇帝。防守潼關的唐將哥舒翰，雖擁有近二十萬的軍隊，但因是臨時湊集來的，缺乏戰鬥力。但玄宗和楊國忠對哥舒翰不放心，接連派宦官逼其出兵。結果，哥舒翰在靈寶被安史軍打敗，全軍覆沒，哥舒翰也做了俘虜。同年六月，叛軍長驅直入，攻陷唐都長安。

玄宗在長安陷落前，倉惶出逃。到馬嵬坡（陝西興平西），隨行的將士發生譁變，殺楊國忠，又迫玄宗縊死楊貴妃。唐玄宗最後逃到成都。太子李亨逃到朔方，在靈武即帝位，即肅宗。安史集團雖然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但它卻得不到人民的擁護，內部矛盾重重。坐鎮洛陽的安祿山恣行暴虐，眾叛親離，757年初被其子安慶緒殺死。安慶緒即帝位後，史思明屯駐范陽，擁有重兵，不聽調遣。

757年春，唐朝從隴右、河西、安西、西域等地陸續調集了十多萬軍隊，又向回紇借兵四千人，肅宗以其子李豫為天下兵馬元帥，以郭子儀為副元帥，率軍一舉收復長安。在此前後，河北、河南的地方官和軍隊也在進行著長期而激烈的戰鬥。既極大地打擊了叛軍的後方，又保障了江淮供應物資路線的安全。江漢和江淮的保全，使唐朝在經濟上有所依賴，對戰爭結局有重大影響。

759年（乾元二年），史思明殺安慶緒，在范陽稱大燕皇帝。761年（上元二年），史思明大敗李光弼率領的唐軍，乘勝向長安進犯，在途中被其子史朝義殺死。史朝義在洛陽稱帝後，叛軍內部更加分裂，從此沒有力量再向唐朝發動進攻。

762年（寶應元年），唐宮廷發生政變，宦官李輔國殺張皇后，肅宗受驚而死。李輔國擁立太子李豫即帝位，即代宗。

代宗調集各路兵馬，又向回紇借到一部分軍隊，以其子李适為天下兵馬元帥，僕固懷恩為副元帥，率軍收復了洛陽、河陽、鄭州、汴州等失地。史朝義逃往河北，河北叛將見他大勢已去，紛紛向唐朝投降。763年（廣德元年）初，史朝義在唐軍打擊下，窮促自殺。歷時七年多的安史之亂至此結束。

唐朝削弱

安史之亂雖然結束了，但卻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影響。在安史集團盤踞的地區，社會經濟遭到了大破壞，特別是激戰最烈的河南一帶，更是“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安史之亂時期，唐朝的軍隊大多調集到內地，邊防空虛，因此唐朝在民族鬥爭中不得不由進攻轉為退守，西域、河隴地區相繼被吐蕃占領，在南方也經常受到南詔的騷擾。安史之亂打破了唐朝的統一局面，此後，藩鎮割據勢力越來越強大，戰亂頻起，唐朝的中央力量越來越削弱。這一切都說明，經過安史之亂以後，統一、繁榮、強盛的唐朝已經開始走向下坡路。

政壇鬥爭

藩鎮割據

安史之亂被平定後，安史餘部還保持相當大的勢力，昏懦的唐代宗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在平叛的過程中，唐朝對內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節度使的稱號。因此，經過安史之亂以後，形成了藩鎮長期割據的局面。

在唐後期的藩鎮中，勢力最大、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盧龍三鎮，時稱“河朔三鎮”。成德鎮（治恆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寶臣開始割據；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東），自763年田承嗣開始割據；盧龍鎮（治幽州），自763年李懷仙開始割據。他們各自擁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賦稅不入中央。甚至節度使的職位也往往父死子繼，或由部下擁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認，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鎮外，重要的藩鎮還有淄青鎮（治青州，山東益都）、淮西鎮（治蔡州，河南汝南）、滄景鎮（治滄州）等等。它們也多仿效河朔，專橫跋扈，割據稱雄。

各藩鎮對境內的人民都實行殘暴的統治。節度使為了維護統治，除拚命擴充軍隊外，還挑選精勇組成親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襲，親黨膠固”，有著共同一致的利益。節度使對牙兵供給豐厚，往往能得他們的死力，但這也使牙兵十分驕橫，只要節度使對他們稍不如意，他們就或殺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變易主帥，如同兒戲”的局面。

“四鎮之亂”

唐中央和藩鎮之間的鬥爭，在德宗時期有所謂“四鎮之亂”。781年（建中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繼節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認，唐德宗不允許。為了維護世襲特權，魏博鎮田悅、淄青鎮李納、山南東道（治襄陽）節度使梁崇義和李惟岳聯合起來，共同起兵。不久，梁崇義和李惟岳兵敗被殺，田悅和李納也被唐軍打敗。但盧龍鎮節度使朱滔和成德鎮降將王武俊為了爭權奪地，又勾結田悅、李納發動了叛亂。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亂的隊伍，自稱天下都元帥。783年，德宗抽調關內諸鎮兵去平定叛亂，涇原鎮兵在路過長安時發生譁變，攻進長安。德宗狼狽逃到奉天（陝西乾縣）。

涇原叛亂軍立朱滔的兄弟朱泚為主，在長安稱帝，國號秦（後改為漢）。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長安附近他又與德宗發生矛盾，就聯合叛亂軍共同反唐。在李懷光的逼迫下，784年（興元元年），德宗又從奉天逃到梁州（陝西漢中）。後來，德宗依靠李晟率領的唐軍才收復了長安，逐殺朱泚，又與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等勢力相妥協，才勉強平息了這場叛亂。

淮西之亂

至唐憲宗時期，又和藩鎮勢力進行了一場大爭鬥。814年（元和九年），淮西鎮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他更加跋扈，四出攻掠。憲宗遂發兵討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817年（元和十二年），憲宗任命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負責統帥全軍。當時各道軍中都由宦官監軍，將領因受到壓制，都不願出力。裴度到前線後，奏請憲宗取消了監軍宦官，被動的局面才漸漸扭轉過來。在這年冬天一個風雪瀰漫的夜裡，唐將李愬率領九千士兵突襲淮西鎮所在的蔡州城，一舉活捉了吳元濟，平定了淮西之亂。

淮西平定後，滄景、盧龍、成德等鎮相繼歸順中央。淄青的李師道獨力頑抗，被唐中央發兵打敗。到此時，唐朝算是恢復了表面上的統一，但節度使領有重兵的局面並未改變。820年（元和十五年），憲宗被宦官殺死後，河朔三鎮相繼叛變。此後，藩鎮割據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續到唐亡。

宦官擅權

唐初，宦官數量不多，地位也很低，無權過問軍政大事。這種情況，到玄宗時才發生顯著變化。開元、天寶年間，宦官激增至三千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達千餘人，其中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開元末年以後，玄宗怠於政事，凡四方進奏文表，先讓高力士審閱，小事由高力士處理，大事才由自己裁決。玄宗還委派宦官監軍、到藩國出使等重任。肅宗時用權閹李輔國掌禁兵。德宗時設護軍中尉二人、中護軍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統率左右神策軍、天威軍等禁軍。從此，宦官掌典禁軍成為定製。

從代宗開始，還以宦官二人充內樞密使，掌管機密、承宣詔旨，權力很大，他們和二護軍中尉合稱“四貴”。宦官有了武力作後盾，地位愈加鞏固。他們有權任免將相，地方上節度使也多從禁軍中招用。唐後期的順宗、憲宗、敬宗皇帝皆死於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擁立的。權閹成為唐朝的實際統治者。

宦官擅權給整個社會帶來了災難。皇帝和朝臣因不甘心受宦官集團的支配，都極為不滿。宦官不屬士流，他們往往引進大量工商雜類來堵塞仕途，這更使朝官們十分惱火。因此，當時在統治階級的內部，經常爆發反宦官集團的鬥爭。

“永貞革新”

在順宗時期，發生了“二王八司馬”的反宦官集團的革新運動，即所謂“永貞革新”。

805年（永貞元年），唐順宗即帝位時已得了中風病，口不能言，但還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劉禹錫、韋執誼、韓秦、韓曄、陳諫、凌準、程異等十人，進行改革。

王叔文等首先從革除弊政入手。廢除了宦官進行掠奪的“宮市”和五坊小使，接著下令停止地方官對皇帝的各種名目進貢。又停止徵收“諸色榷稅”。

為了剷除宦官專權的根子，王叔文選拔老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鎮行營節度使，以韓泰為其行軍司馬，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權。宦官集團密令諸將對范、韓進行抵制。在宦官的反對下，這一重要措施未能貫徹下去。

“二王八司馬”事件

以權閹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陰謀策動廢順宗、立太子，通過宮廷政變來打擊革新派。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等紛紛向朝廷上表，稱順宗久病，應當讓皇太子監國，積極贊助俱文珍。不久，順宗被迫讓位給太子（憲宗）。宦官得勢後，“二王”即被貶逐，王伾死於貶所，王叔文被賜死，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都被貶為邊州司馬。歷史上稱這一事件為“二王八司馬”事件。

“甘露之變”

在唐文宗時期，又發生了以鄭注、李訓為首的反宦官集團事件。

鄭注本姓魚，擅長醫術，但出身低微。李訓通經學，中過進士，曾因事被流放。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大宦官王守澄把他二人推薦給文宗。但鄭、李並沒有按照王守澄的意圖辦事。文宗和他們談得很投契，最後付以消滅宦官的重任。

在經過一番準備之後，835年（大和九年）秋，鄭注和李訓利用宦官集團的內部矛盾，把反對王守澄的韋元素、楊承和、王踐言三個權閹驅逐到外地當監軍，不久處死。此後，他們又請唐文宗提升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解除了他右神策軍中尉的職務。王守澄失去兵權後，被文宗賜死。

不久，李訓、舒元輿做了宰相，鄭注做了鳳翔節度使，他們想內外合勢來消滅宦官。835年年底的一天，經過一番布置，文宗登紫辰殿見百官。韓約上奏：在金吾左杖院的石榴樹上有天降甘露。唐文宗令左、右中尉仇士良和魚弘志帶領宦官去看。這時，在左仗院早已埋伏了兵甲，只等宦官一到就全部圍殺。不料，仇士良看出了破綻，急忙劫持文宗回宮，同時派禁軍大肆屠殺。李訓、舒元輿及韓約等人都遭斬殺，鄭注在鳳翔被監軍宦官殺害。此外被宦官濫殺的不計其數。史稱“甘露之變”。

牛李黨爭

唐朝中央的官僚主要由兩種人組成，一是門蔭出身，另外則是進士及第出身。依據政治傾向來說，門蔭出身的多傾向於沒落的門閥士族，進士出身的多傾向於與門閥對立的庶族。

唐朝每年平均中進士的不過三十人，但在官僚階層中卻居於主導地位，他們的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合，所以很容易結成黨派。當時同榜登第的進士稱同年，進士對考官稱座主，考官對被他錄取的進士稱門生，他們之間關係密切，互相援引。士族地主一貫以閥閱自矜，儘管他們的地位已經每況愈下，但他們瞧不起庶族，仇視進士。這兩種出身官員之間的明爭暗鬥，由來已久，其中歷時最長、鬥爭最烈的是所謂“牛李黨爭”。

牛黨的首腦牛僧孺，系牛仙客之後。牛仙客出身胥吏，玄宗時雖貴為宰相，但仍遭時人輕視。牛僧孺和李宗閔等人都是權德輿的門生，互相支持。李黨的首領李德裕，出身趙郡士族，李德裕年輕時，“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以門蔭入仕途。牛、李兩黨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通過什麼途徑來選拔官員？李黨主張“經術孤立者進用”，牛黨主張“地胄詞彩者居先”。魏晉以降的門閥士族多以經學傳家，故重經術實即重門第；詩賦詞彩是進士科考的主要內容，所以重詞彩也就是重科舉。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李黨代表門閥士族的利益，牛黨代表庶族地主的利益。

其二，如何對待藩鎮？在這個問題上，李黨主張平叛，牛黨主張姑息。李德裕是武宗時的宰相，曾堅決地平定了昭義鎮的叛亂。牛黨分子對朝廷向藩鎮用兵，大多採取消極或阻撓的態度。在牛黨看來，藩鎮割據是一種正常現象，根本不必去理它。

牛、李開始結怨是在唐憲宗時期。808年（元和三年）制科考試時，應試的牛僧孺、李宗閔等通過對策，指斥時政，言詞激烈，被主考官錄取。時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為宰相，認為他們攻擊自己，因此向憲宗哭訴，並指出考試中有舞弊現象。結果考官都遭貶逐，牛僧孺等也長久不予升遷。這是牛李黨爭的序幕。

牛、李兩黨鬥爭的高潮是在文宗時期。先是牛黨專政，排擠李黨，後又是李黨當政，排擠牛黨。文宗時，牛李兩黨官員在朝廷上互相攻訐。凡牛黨稱是者，李黨必非之，凡李黨所是者，牛黨必非之。面對牛、李兩黨的激烈傾軋，文宗束手無策，哀嘆說：去河朔藩鎮非難，而除此朋黨實難！

武宗即位後，用李德裕為宰相。李德裕盡逐牛黨，牛僧孺被貶為循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外地。宣宗即位後，牛黨在宣宗的支持下，完全清除了李黨。李德裕幾經貶謫，848年（大中二年）又被逐到崖州為司戶，次年於崖州病死。這次黨爭前後持續了四十年之久。

兩稅法

均田制破壞

唐朝建立後，由於對土地兼併限制不嚴，貴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斷兼併農民的土地。到玄宗時期，一方面因為商品經濟日益發展，從事兼併的富商大賈愈來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團也空前膨脹，如632年（貞觀六年），唐朝文武官員僅有642人，至735年（開元二十五年）發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時“兼併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

由於土地向各類地主手裡集中，國家控制的土地越來越少，這樣就難以維持對農民的授田了。現存唐代敦煌戶籍殘卷證明，從武則天到唐玄宗時期，農民受田的數額已愈來愈少。說明從武則天以後，均田制度的破壞已經很嚴重了。

大土地的發展

安史之亂以後，貧富分化更加懸殊，“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在唐後期，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擁有大小不一、數量不等的田莊。在各類田莊中，穀物生產都占主要地位。規模較大的田莊，還多有萊圃、果園、茶園、榨油、釀造、紡織等農副業和手工業生產。許多官僚大地主的田莊，還修築樓台亭閣，點綴奇花異石，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供田莊主玩賞的處所。田莊內的生產者，主要是莊客和僱農。莊客亦稱“莊戶”、“客戶”，或簡稱為“客”，他們是田莊裡的主要生產者。地主階級的瘋狂兼併，迫使大量均田戶紛紛破產流亡，這些破產的農民是莊客的主要來源。田莊主對莊客的剝削，上等田每畝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額占收穫量的五成以上。此外，莊客還得聽田莊主使喚，服多種雜役，被迫進行無償勞動。

僱傭關係在唐後期有較大發展。855年（大中九年），唐朝頒發的令文說：“如有貧窮不能存濟者，欲以男女庸雇與人，貴分口食，任於行止，當立年限為約。”因此，在當時各類田莊中者都有一批僱農，做為補充性的勞動人手。僱農所得的報酬極為低微，這種封建的僱傭關係有極大的強制性，僱農的處境是十分悲慘的。

唐代的田莊制與南北朝時期的田莊，有明顯的區別。南北朝時期田莊裡的生產者，主要是世襲性的農奴、部曲和佃客，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奴隸。唐代田莊裡的莊客和僱農，都屬契約性的，他們在身份上已非世襲，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較多的自由，唐朝的理財措施在豪強瘋狂兼併土地、均田制逐漸解體的同時，有越來越多的農民趨於破產，變成流民。據760年統計，國家控制的人口僅1699萬多，其中納稅的237萬多，與755年相比，國家控制的人數減少3593萬多，納稅人數減少521萬多，這樣，就使國家的收入減少，造成了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

解決財政危機

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唐政府採取了種種措施。首先是整頓均田制度，把“王役不供，簿籍不掛”的流民和客戶，重新編排在國家的均田土地上。但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空前膨脹的情況下，不管唐政府如何努力，也無法使均田制恢復。

758年（乾元元年），唐政府採納鹽鐵使第五琦的建議，統購亭戶所煮的鹽，由國家專賣，並把每斗鹽價由十文提高到一百一十文。唐王朝從中獲得厚利。

從760年（貞元元年）起，劉晏擔任鹽鐵使，後又兼轉運、常平等使。劉晏對唐朝的財政制度進行了較大的整頓。他首先改革鹽法，原來在各州縣都設有鹽官，來掌握鹽的專賣，劉晏都予取消。他只在產鹽地置鹽官，以收購亭戶生產的鹽，然後加價轉賣給商人，任鹽商運銷各地。這樣，不僅避免了多設鹽官擾民的流弊，也使國家的鹽稅收入大增。

劉晏初主鹽政時，每年鹽稅只有六十萬貫，至大曆末年增加到六百萬貫，占當時國家總收入的一半。劉晏還在各道設巡院，選擇精幹的人作知院官。知院官每旬每月都要把本道各州縣的雨雪、豐歉情況向中央申報，政府在豐收地區用較高的價錢收購糧食，在歉收地區則用較低的價錢糶出。推行這種常平法，不僅唐政府獲利，而且各地物價也大體保持平穩。劉晏還整頓了由江淮向關中運糧的漕運，自此“每歲運谷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劉晏的以上幾項改革，在客觀上都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

安史之亂爆發後，北方州縣殘破，並且多為藩鎮所據，故江淮地區就成了唐政府剝削搜刮的財源，所謂“賦之所出，江淮居多”。唐政府對江淮人民剝削之重，達到了令人難以想像的程度。在這種殘酷的剝削和迫害下，人民奮起反抗，起義怒潮席捲江淮各地。其中還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袁晁和方清的起義。

戶稅地稅

均田制度的瓦解，農民的大量逃亡，使唐政府系之於丁身的租庸調製度再也無法維持了。為了彌補財政的虧空，唐政府先後添置了許多新的稅目，使賦稅制度越來越混亂。其中，鹽稅的數量固然很大，但就其發展前途來說，以戶稅和地稅最為重要。

戶稅，即根據資產分天下戶為九等，按戶等稅錢。這一稅制，在唐初已實行。769年（大曆四年），唐代宗又下令規定了戶稅錢的九等比額，其中上上戶稅四千文，每低一等減五百文，到下下戶五百文。現任官亦得納稅，一品準上上戶，九品準下下戶。如一戶數處做官或數處有田莊，得按官品、資產所應定的戶等在各處納稅。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按本戶等加二等徵稅。寄居在異鄉的卸任官吏，寄莊戶從七等戶稅，寄住戶從八等戶稅。其他諸色浮客及暫時寄住戶等，一概在居住地依八、九等戶納稅。此後，戶稅在政府的收入中日益增多。

地稅，是由唐初的義倉稅發展而來。628年（貞觀二年），唐政府令天下州縣建置義倉，規定王公以下的土地畝稅二升，以備凶年。唐中宗以後，國家的財政日益困難，義倉存糧全部用作填補政府的虧空。這樣，義倉糧就成了國家的一項正式稅收，連義倉糧的名稱也改稱為地稅。地稅額畝收二升一直維持到763年（廣德元年），此後即不斷增加，並開始一年兩征。

兩稅法

780年（建中元年），由宰相楊炎建議推行的兩稅法，實質上就是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租庸調的新稅制。它的主要內容是：

（1）取消租庸調及各項雜稅的徵收，保留戶稅和地稅。

（2）量出制入，政府先預算開支以確定賦稅總額。實際上，唐中央是以779年（大曆十四年）各項稅收所得錢穀數，作為戶稅、地稅的總額分攤各州；各州則以大曆年間收入錢穀最多的一年，作為兩稅總額分攤於各地。因此，戶稅、地稅全國無統一的定額。

（3）戶稅是按戶等高低征錢，戶等高的出錢多，戶等低的出錢少。劃分戶等，是依據財產的多寡。戶稅在徵收時大部分錢要折算成絹帛，征錢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稅按畝徵收穀物。納稅的土地，以大曆十四年的墾田數為準。

（5）無論戶稅和地稅，都分夏秋兩季徵收，夏稅限六月納畢，秋稅限十一月納畢。因為夏秋兩征，所以新稅制稱為兩稅法。

（6）對不定居的商賈徵稅三十分之一（後改為十分之一），使與定居的人負擔均等。

兩稅法的重要意義

兩稅法是一項有著重要意義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國家對租得存役的征斂，主要依據是丁身；兩稅法則主要是依據土地多少徵稅。兩稅中的地稅是履畝征粟，戶稅雖說依據資產，但土地是資產中的重要內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據土地徵稅。

這種變化，主要是因為均田制破壞後，土地占有情況愈來愈不均，於是舍人稅地就成為發展的必然趨勢。舍人稅地也意味著封建官府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所鬆弛。

其次，在“以丁身為本”的租庸調製下，不管是地主、貧民，他們向國家納稅的數量卻完全一樣，這當然極不合理。兩稅法推行後，沒有土地而租種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戶稅，不交地稅。這樣，就多少改變了貧富負擔不均的現象。

再次，租庸調是以均田制為基礎，流亡客戶因為不在當地受田，所以既不編入戶籍，也不納稅。兩稅法“唯以資產為宗”，不管土戶、客戶，只要略有資產，就一律得納稅。又因為貴族官僚原來就得負擔戶稅和地稅，所以也得交納兩稅。這樣，兩稅法的推行就極大地擴大了納稅面，即使國家不增稅，也會大大增加收入。

在推行兩稅法時，由於租庸調及各項雜稅都已併入了戶稅和地稅，所以唐政府規定取消各種雜稅。但這種局面只維持了極短的時期。不久，腐朽的統治者又想盡辦法搜刮，增添了許多苛捐雜稅，再加上其它原因，人民的負擔成倍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加困苦。

經濟南移

水利工具

水利發展與工具進步

安史之亂以後，黃河流域成為藩鎮割據混戰的角逐場所，社會經濟發展比較緩慢。但江南地區卻比較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亂到江南，給江南增添了勞動人手。因此在唐朝後期，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仍能保持迅速發展的趨勢。

在唐後期，江南人民掀起了一個興修水利的熱潮，他們用創造性的勞動，使江河為農業服務。大量陂塘堤堰的修整和興建，不僅增加了灌溉面積，而且也使許多荒廢的土地開闢成肥沃的農田。唐代修築的水利工程，前期北方多於南方，後期南方則顯著多於北方，這種升降變化反映了唐後期長江流域經濟逐漸超過了北方。

除了水利的興建外，生產工具也得到改進，這都促進了江南的糧食生產，在唐後期江南地區的糧食生產已居全國首位，漕運糧食到關中成了維繫唐政權的命脈。

江南手工業

江南的手工業生產，在唐後期也有突飛猛進的發展。以絲紡織而論，這時南方已超過北方。吳越是江南地區的絲紡織中心，貞元（785年～805年）以後，越州向朝廷進貢的絲織品達數十種之多，因而當時有“輦越而衣”的說法。荊州（湖北江陵）和宣州（安徽宣城）也成了絲織物的重要產地，荊州的貢綾、宣州的紅線毯，都居全國的上選。棉織業在南方也有發展，而嶺南的棉紡織似更普遍。

造紙業在唐代獲得廣泛發展，重要的產地多分布於南方。宣、歙、杭、婺、衡、越、均、益、韶等州，都是當時有名的產紙地區。益州所產麻紙和浙東所產藤紙，經久耐用，流行極廣。盛唐以後，益州的造紙技術更有提高，花色品種也更多，荊、揚、交、廣等地用桑皮造紙，稱谷紙。韶州用竹造紙，開闢了以後竹紙迅速發展的歷史。

另外，宣州涇縣所造宣紙，細密均勻，潔白柔軟，經久不變色，為書畫家喜用的紙張。

六朝以後，飲茶風氣由南方逐漸傳到北方，到唐後期南北城鄉已經飲茶成風。那時從南方運往北方的茶葉，數量很大。唐代植茶地區，遍及長江流域及閩廣一帶。由於茶葉的生產和銷路大增，所以徵收茶稅成了唐後期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

後期商業

唐後期的商業也有顯著的發展，特別是長江流域的商業更為活躍。唐後期的揚州，是漕米、海鹽、茶葉等貨物的集散地，故“雄富冠天下”，商業更加繁榮。許多大食、波斯等外商在這裡從事珠寶一類的奢侈品買賣。益州是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西南地區出產的各種貨物，多在這裡運銷外地，故商業亦極繁榮。時人稱“揚一益二”，可見在唐後期，揚州、益州的經濟地位已超越長安和洛陽。東南地區的杭州，到唐後期也發展成了繁榮的商業城市。

廣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對外貿易城市。770年（大曆五年），外國商船到達廣州的有四十多艘。它們載來了香料、藥品、象牙、犀角、珍寶等貨物，從中國販走瓷器、絲綢等物品。唐政府在廣州設立市舶使，管理對外商務。唐末在廣州居住的外國商人數以萬計，在泉州也有不少外商居住。明州則是對日貿易的重要港口，許多商船從這裡出海前往日本。

由於商業的發展，在揚州、長安、洛陽及汴州等一些大城市都出現了夜市。商業活動也逐漸突破了過去市、坊區分的嚴格限制，不少商人已在居民坊內開設店鋪。當時還產生了櫃坊和飛錢。櫃坊亦稱僦櫃，它大概是由邸店分化而來。櫃坊經營的業務，是代客商保管財物，並憑帖或信物，替存錢者支付款項，以收取櫃租。德宗初年曾借長安櫃坊的儲款四分之一以助軍費，可見那時櫃坊是很多的。

飛錢亦名便換，是中國產生的最早的匯兌制度。這一制度產生於唐憲宗時期，辦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錢交繪某道進奏院，或交給某軍府、某使節、某富家，憑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錢，這樣就解決了搬運大量銅幣的困難。上述現象反映唐代的商業水平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邊疆民族

突厥國家

滅東突厥

唐朝建立後，突厥貴族不斷向內地襲擾，甚至兩度率兵侵犯關中，進逼長安。在這種形勢下，唐太宗採取了積極防禦的策略。629年（貞觀三年），唐太宗乘突厥內部分裂時，派李靖、李勣等統兵十餘萬分道出擊，唐軍給東突厥以沉重的打擊，促使其滅亡。

東突厥亡後，唐政府在東起幽州、西至靈州（寧夏靈武縣西南）一帶，設定了順、祐、長、化四個都督府，以安置內附的十多萬突厥人。唐政府又把頡利可汗所統轄的今內蒙古地區，東面置定襄都督府，西面置雲中都督府，下面設六個州，任用原來的突厥酋長為刺史，來管理當地的突厥部落。當時，突厥人遷居長安的近萬家，突厥貴族被唐朝任命為將軍、中郎將等五品以上官吏的達百餘人。

戰西突厥

西突厥所控制的西域地區，有許多以城郭為中心的小國。立國在今新疆天山南路的高昌（吐魯番）、焉耆、龜茲（庫車）、于田（和田）、疏勒（喀什噶爾），是當時較著名的五個地方政權。

在唐朝滅東突厥後，高昌王麴文泰曾到長安朝見唐太宗，焉耆王也遣使以通往來。但他們這種跟內地聯繫的友好要求，遭到了西突厥的阻撓。因此，唐朝在滅東突厥之後，開始和西突厥展開爭奪西域的鬥爭。

628年（貞觀二年），西突厥可汗統葉護在內亂中被殺，西突厥汗國發生分裂，在碎葉川（吹河）西南方者為弩失畢五部，在東北方者為咄陸五部，雙方攻伐不休，削弱了西突厥的力量。635年，唐派兵降伏了以青海為中心的吐谷渾，打通了向西域用兵的道路。

640年（貞觀十四年），唐軍在侯君集等的率領下攻取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又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吐魯番西雅爾和卓）。唐軍又占浮圖城（新疆吉木薩爾），在此設庭州。642年至648年，唐軍在接連打敗西突厥後，又攻取焉耆、龜茲等地。天山南路各國紛紛擺脫西突厥的控制，歸附唐朝。唐遷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統領龜茲、焉耆、于田、疏勒四鎮，稱“安西四鎮”，四鎮為唐經營西域的軍事基地，對西域的統一起重要的保障作用。

控制西域

657年（顯怯鄴年），唐軍滅西突厥汗國，控制了整個西域地區。唐朝在中亞碎葉川以東置昆陵都護府，以西置蒙池都護府，皆隸屬於安西都護府。原來役屬於西突厥的中亞諸國也都歸附唐朝。唐朝在於田以西、波斯以東的十六國之地，在烏滸河（阿姆河）以北的昭武九姓國之地（烏茲別克境內），也設定了許多都督府和州。這些州府稱羈縻州，唐政府不向它徵收賦稅，其長官由原來的統治者充任。至702年（長安二年），武則天又在天山以北設定了北庭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是唐朝設在西域的最高統治機構，前者管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及蔥嶺以西，楚河以南的廣大中亞地區，後者管天山以北及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遊牧地區。

唐朝統一西域後，西域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更密切了。唐朝的均田、府兵、租庸調等重要制度，都曾在伊州、西州等地推行。唐政府還在天山南路大興屯田，使中原地區的先進農業技術進一步傳播到西域。漢族文化也對西域人民有深刻影響。同時，西域的貴族、僧侶、樂工、畫師等也大量進入內地，給漢族人民帶來了西域文化和獨特的農副產品，大大豐富了漢族文化的內容。唐朝統一西域，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促進了東西方的交流。

薛延陀滅亡

突厥興起後，居住在漠北的鐵勒有薛延陀、回紇、都播、同羅等等部，都受突厥汗國的統治。

其中，薛延陀和回紇在東突厥汗國瓦解後，相繼在漠北建立了政權。薛延陀是由薛、延陀兩個部落合成的。突厥分裂後，鐵勒諸族也大多一分為二，因此在東、西突厥汗國境內都有薛延陀部眾。

628年，薛延陀首領夷男率眾擊破東突厥的四部帥，被起義諸族共推為可汗。唐太宗為了拉攏夷男共同對付東突厥，冊封他為真珠毗伽可汗。在東突厥滅亡後，薛延陀汗國的領土東接室韋（額爾古納河一帶），西至金山，南達漠南，北臨瀚海，成為漠北的一大勢力。645年，夷男死，其子多彌可汗立，暴虐無道，國內發生混亂。646年，回紇攻殺多彌，唐軍乘機進兵，消滅了薛延陀的殘餘力量。

薛延陀亡後，漠北的鐵勒族回紇、同羅等十二姓紛紛歸屬唐朝。647年（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於其地設六府七州，內附諸部推唐太宗為天可汗。唐朝的行政權擴展到整個漠北地區。

回紇

回紇即今之維吾爾族祖先。隋末，藥羅葛時健俟斤被回紇部眾推為君長，時健死後，其子善薩繼立。647年，唐朝以回紇部為瀚海都督府，委任回紇酋長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但吐迷度在部落聯盟內部卻稱可汗，署官吏，建立起汗國來。後突厥汗國時，攻占了鐵勒族的住地，回紇等部經唐朝允許，遷徙甘、涼間居住，受唐朝保護。後突厥政權衰落後，回紇首領骨力裴羅聯合其他部落起兵反抗，擺脫了後突厥的控制，並在744年稱可汗。唐玄宗冊封他為懷仁可汗。745年，懷仁可汗滅後突厥汗國，盡有突厥故地，成了漠北的強國。

回紇的國家制度，兼采突厥和唐制。可汗的子弟稱特勒，別部領兵者稱設，大臣有葉護、俟利發、達乾、吐屯等，這是突厥制度。它還設定內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又置都督、將軍、司馬等，這是唐制；回紇可汗在九姓鐵勒等部設立都督，加以管理。回紇汗國初期是奴隸制國家，在唐朝的強大影響下，到8世紀時，它已明顯地進入封建社會。

回紇政權一直和唐朝保持著密切關係，每一任可汗都要經過唐朝的冊封。安史之亂爆發後，回紇曾兩次派兵幫助唐朝平定叛亂，加速了安史集團的滅亡。唐朝從757年（至德二年）起，每年送給回紇絹二萬匹。回紇每年還要向唐朝運送幾萬匹馬，以換取內地絲絹、茶葉等貨物。回紇從唐朝得到的大量絹、茶等物品，除自用外，有很大一部分遠銷到中亞各地，這對其經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亂以後，吐蕃占據了西域和河西，唐朝和西域的經濟交流遭到阻隔。由於回紇對唐友好，唐朝和西方商人多改道經回紇進行交易，因此，回紇一時成為陸上東西交通的樞紐。在這種情況下，回紇的商業呈現出空前的活躍，其商人到內地經商者常以千計，他們在內地置資產、店鋪，有的和漢族通婚，久居不歸。

回紇汗國內部充滿著矛盾。黠戛斯和回紇連續交戰二十多年。9世紀30年代末，回紇地區連年發生疾疫，又大雪成災，嚴重地破壞了其經濟。同時，回紇統治階級的內部又不斷自相殘殺。840年，回紇將軍句錄莫賀勾引黠戛斯十萬騎入侵，破可汗城，回紇汗國滅亡。

回紇汗國滅亡後，部眾四散。一支遷移到河西走廊定居，一支進入吐魯番，一支遷至天山北路及蔥嶺以西地區。後兩支定居新疆的回紇，發展成今天的維吾爾人。

吐蕃

西藏高原原來的居民稱孟族。戰國以後，有些羌族部落，如發羌、迷唐等部，逐漸遷移到今西藏地區。他們和當地人民相融合，繁衍發展，形成了吐蕃族。

建立吐蕃王朝的是活動在雅隆河谷的氂牛部，統一氂牛部各部落的叫棄聶棄贊普。“贊普”是雄強丈夫的意思，以後成了吐蕃君長的尊稱。從棄聶棄開始，吐蕃確立了酋長世襲制度，第八世贊普布袋鞏甲以後，吐蕃社會獲得了較快的發展，逐漸由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

629年，年僅十三歲的松贊乾布繼贊普位，他削平了叛亂，統一了西藏。松贊乾布還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遷都到邏些（拉薩），從此邏些成為西藏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他參照唐朝的中央官制和府兵制度，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軍事制度。為了適應經濟和政治的需要，松贊乾布時開始採用曆法，規定統一的度量衡，依據于田、天竺等文字創造了吐蕃文（以後發展成今天的藏文），又制定了殘酷的法律。

松贊乾布以後，吐蕃與唐朝進行了激烈的角逐。663年，吐蕃滅吐谷渾，又侵入西域，不僅完全控制了西域，而且奪走了河西和隴右地區。763年（廣德元年），吐蕃一度攻陷唐都長安。在8世紀下半葉，吐蕃的國力達到了鼎盛階段。

友好往來

吐蕃和唐朝雖然進行了長期的軍事鬥爭，但友好往來一直是雙方關係的主流。

641年（貞觀十五年），唐太宗答應吐蕃的請求，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給松贊乾布。文成公主進藏時，帶去了大量物品，有錦帛珠寶、生活用品、醫療器械、生產工具、蔬菜種子，還有經史、詩文、工藝、醫藥、曆法等書籍。唐高宗時，吐蕃又從內地引進了蠶種，唐朝並派釀酒、制碾碓、造紙墨的工匠到吐蕃傳授技藝。

710年（景龍四年），唐金城公主又攜帶著錦繒各數萬匹、多種工匠以及一個龜茲樂隊進入吐蕃，嫁給棄隸縮贊贊普。吐蕃還通過互市，向唐朝購買茶葉、絲綢等物品。

隨著唐蕃關係的日益密切，許多漢族人進入西藏，一些吐蕃貴族子弟也進入長安的國子學學習漢文化。雙方派遣的使臣不絕於途，進行修好、朝貢、慶弔、會盟等活動。漢文化的輸入對吐蕃社會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吐蕃文化對漢族也有一定的影響。當時，吐蕃的馬和形制優美奇異的金銀器等物品不斷地傳到內地，甚至吐蕃的赭面風俗也被漢族婦女所模仿。密切的經濟文化關係加深了雙方之間的情誼。729年（開元十七年），棄隸縮贊贊普向唐玄宗上表說：“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舊唐書·吐蕃傳》)說明在唐代漢蕃人民的關係已經不可分離了。

國力削弱

頻繁的戰爭削弱了吐蕃的國力，進入9世紀以後，吐蕃開始由盛轉衰，不能再向外擴張。821年（長慶元年），吐蕃可黎可足贊普派專使到唐朝請求會盟，締結友好盟約。隆重的會盟儀式先後在唐都長安和邏些舉行，盟文強調要永遠和好相處。823年，在拉薩建立的唐蕃會盟碑，至今還屹立在大昭寺前，成了漢藏兩族人民友誼團結的珍貴物證。

8世紀末葉以後，吐蕃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日趨激化。王室內部互相爭奪，使吐蕃陷於分裂。吐蕃將領之間又發生混戰，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848年（大中二年），沙州（甘肅敦煌）人張議潮發動起義，唐人群起回響，很快占領了沙州。接著，張議潮又派兵攻取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以上地區在今甘肅、新疆、青海境內）等十州。851年（大中五年），張議潮遣其兄張議潭奉沙、瓜等十一州地圖入朝，唐宣宗在沙州置歸義軍，以張議潮為節度使，河隴地區又重新為唐朝所控制。

南詔

隋唐時期，在今雲南地區錯雜散居著許多部落，名號繁多，難以勝計。就種族來說，主要有白蠻與烏蠻。

唐初，烏蠻大體仍過著畜牧生活，還不會紡織，男女都用牛羊皮製衣，其社會發展較白蠻落後。從7世紀初葉到中葉，烏蠻征服了當地的白蠻，建立起六個詔。烏蠻稱王為詔，六詔就是六個王國。六詔是：（1）蒙舍詔，在今巍山縣境，因地居最南，故又稱南詔；（2）蒙嶲詔，在今巍山縣北部，為蒙舍詔北鄰；（3）越析詔，在今賓川、風儀二縣；（4）詔，在今鄧川縣；（5）浪穹詔，在今洱源縣；（6）施浪詔，在詔東北。7世紀70年代以後，吐蕃勢力進入洱海湖區北部。南詔距離吐蕃最遠，受威脅較小，故仍依附於唐朝。唐朝為了抵禦吐蓄，大力支持南詔進行統一戰爭。

到南詔王皮邏閣時，漸次消滅其他各詔，建立了統一的南詔國，都太和城（大理市南）。738年（開元二十六年），唐玄宗冊封皮邏閣為雲南王。此後，南詔擴大了疆域。在其最盛時，大致上占有今雲南及四川、貴州的一部分，成為西南少數民族所建立的一個強大的地方政權。

南詔建立後，與唐朝和吐蕃進行了長期的鬥爭。794年，南詔出兵反抗吐蕃，擺脫了吐蕃的抑制和壓迫。但9世紀30年代以後，南詔和唐的矛盾又激化，不斷發生戰爭。830年底，南詔攻陷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數十萬人及珍貨而去，給唐朝造成巨大損失。

社會發展

在唐朝的強大影響下，統一後的南詔，社會迅速發展。南詔參照唐制，建立了相當完備的政權組織。南詔也實行了均田制度。

南詔境內的生產關係比較複雜。封建制已經產生，但奴隸制還廣泛存在，某些落後地區還停留在氏族制階段。總的來說，南詔仍是一個奴隸制國家。

當時南詔耕田用二牛三人，一人在前牽牛，一人按犁轅，一人操犁。其耕作水平顯然比漢族落後。南詔的紡織技術原來比較低，但自從成都的織工進入雲南後，南詔的紡織技術就趕上了唐朝的水平。南詔的冶煉技術也相當進步，它所產的浪劍、郁刀、鐸鞘等武器鋒利無比，素負盛名。南詔的建築大多模仿唐制。現存南詔時期的大理崇聖寺塔，巍峨壯觀，就是由漢族工匠恭韜、微義設計建成的。

在南詔後期，大臣專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902年，漢族大臣鄭回的七世孫鄭買嗣推翻蒙氏南詔，自立為王，改國“大長和”。

對外交往

絲綢之路

唐朝的對外交通很發達，當時，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北路經今蒙古地區到葉尼塞、鄂畢兩河上游，往西達額爾齊斯河流域以西地區。西路經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門關西行，經今新疆境內有三條路可通中亞、西亞、巴基斯坦和印度，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西南路經西川到吐蕃，可達尼泊爾和印度；或經南詔、緬甸到印度。往東經河北、遼東可到朝鮮半島。

海路交通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條路：一是由登州（山東蓬萊）出發，渡渤海沿遼東半島東岸和朝鮮半島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江蘇淮安）出淮河口沿山東半島北上，東渡黃海經朝鮮半島到日本；三是由揚州或明州出海，橫渡東海直駛日本。

到南亞諸國的海路，從廣州經越南海岸，在馬來半島南端過馬六甲海峽到蘇門答臘，由此分別到印度尼西亞的爪哇、斯里蘭卡和印度。到西亞的海路，主要是從廣州出發，經東南亞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灣沿岸。

在唐代，還初步開闢了到埃及和東非的海上交通。這些交通線，由於沿線的出土文物和沉船打撈而不斷得到證實。以上事實說明，唐朝時期的中國是亞非各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中心。

日本交往

日本“遣唐使”

唐朝時期，中國和日本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達到空前繁榮的時期。這時日本社會正處在奴隸制瓦解、封建制確立和鞏固的階段，對唐朝的昌盛極為讚賞，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學生和學問僧數量很多。

631年（貞觀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學生和學問僧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838年（開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團一般不超過二百人，從8世紀初起，人數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數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發現的日本銀幣，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帶來的。日本奈良東大寺內正倉院所存放的唐代樂器、屏風、銅鏡、大刀等珍貴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帶回去的。為了吸收中國的文化成果，日本選派了不少留學生來唐學習，他們被分配到長安國子監學習各種專門知識。如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長期留居中國，擅長詩文。在唐歷任光祿大夫、秘書監等職。他與著名詩人李白、王維等人有著深厚的友情，常作詩相酬贈。日本留學生回國以後，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空海與鑒真和尚

日本來中國學習的學問僧共約九十餘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他於804年（貞元二十年）來中國，在長安青龍寺向惠果學密宗，回國時帶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經，在日本建立了密宗。他還對中國的文學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僧人也不斷東渡日本，溝通中日兩國的文化，其中貢獻最大的是鑒真和尚。

鑒真，姓淳于，揚州人。他對於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揚州大明寺講律傳戒。他應日本聖武天皇的約請東渡日本，經過六次努力，歷盡艱險，雙目失明，終於在754年（天寶十三年）攜弟子到達日本，時已年近七旬。鑒真把律宗傳到日本，同時還把佛寺建築、雕塑、繪畫等藝術傳授給日本。日本現存的唐招提寺，就是鑒真及其弟子所建，它對日本建築有重要的影響。鑒真精通醫學，尤精本草，他雖雙目失明，但能以鼻嗅分辨各種藥物，對日本醫藥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日本政治與教育

在政治方面，645年（貞觀十九年），日本參考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調製，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調製；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參照隋唐律令，制訂了《大寶律令》。

在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時期在京都設立大學，以後學制逐漸完備，各科學習的內容基本上和唐朝相仿。

語言文字

在語言文字方面，8世紀以前，日本使用漢字作為表達記述的工具。留學生吉備真備和學問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國漢字的標音記意基礎上，創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吉備真備用漢字楷體偏旁造成“片假名”，空海採用漢字草體造成“平假名”。這些新體文字的發明，大大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同時，日文的辭彙和文法也受到漢語的影響。

文學藝術

在文學方面，唐代豐富多彩的文學，深為日本人所欣賞。唐朝著名作家的詩文集相繼傳入日本，其中形象鮮明、語言通俗的白居易詩，尤為受到喜愛。而留學生晁衡、吉備真備、橘逸勢等人對中國的詩文都有很深的造詣。

在藝術方面，唐朝的音樂、繪畫、雕塑、書法、工藝美術等也紛紛傳入日本。日本吸取了唐朝的樂制，並派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唐樂。日本宮廷還請唐樂師教授音樂，唐朝的不少樂書、樂器陸續傳入日本。唐朝的繪畫也深受日本人的喜愛，唐人繪畫經日本畫家仿效摹繪者，稱為“唐繪”。

在科學技術方面，唐朝先進的生產技術、天文曆法、醫學、數學、建築、雕板印刷等陸續傳入日本。中國式的犁和大型鋤傳入日本並開始普遍使用。日本仿照唐的水車，製造了手推、牛拉、腳踏等不同類型的水車。唐朝的《大衍曆》、《宣明歷》，也被日本所採用。中國著名的醫學著作《素問》、《難經》、《脈經》、《張仲景方》、《神農本草》和《諸病源候論》、《千金方》等書先後傳入日本，他們結合自己的醫療經驗，創建了“漢方醫學”。7世紀以前，日本沒有固定的都城，694年（延載元年）興建了第一個都城藤原京。710年（景雲元年），修建了平城京，794年（貞元十年）修建了平安京。這些城市的設計、布局都是摹仿唐長安城的。建築所用磚瓦的紋飾也和唐代略同。

生活習慣

在生活習慣方面，唐人打馬毬、角牴、圍棋等體育活動，亦先後傳入日本。

茶葉於奈良時期傳入日本，到平安時已興起喝茶之風。唐服傳入日本，亦為日本人所喜愛。

在節令方面，端午節飲菖蒲酒，七月十五日盂蘭盆會，九月九日重陽節，都由唐朝傳入日本。當時中日關係之密切，於此可見一斑。

中朝交往

新羅統一朝鮮

唐初，朝鮮半島上仍然是高麗、百濟和新羅三國的鼎立局面，他們都遣使和唐朝往來。唐太宗在平定東突厥和高昌後，以高麗聯合百濟進攻新羅為藉口，於644年（貞觀十八年）出水、陸十萬大軍進攻高麗，第二年敗回。唐高宗時，繼續對高麗用兵。

660年（顯慶五年），唐先滅百濟。666年（乾封元年），唐又派兵攻高麗，兩年後攻下平壤，滅高麗。唐朝在高麗設定了都督府、州、縣等行政機構。以後由於新羅的反抗，唐朝的勢力退出朝鮮，新羅於675年（上元二年）統一了朝鮮半島。

中朝友好關係

新羅統一以後，和唐朝的友好關係繼續發展。新羅商人來唐貿易的很多，北起登州、萊州（山東掖縣），南到楚州、揚州，都有他們的足跡。新羅商人給唐朝帶來了各種土特產品，從唐朝販回絲綢、瓷器、茶葉、書籍等物品。

新羅還經常派大批留學生到長安學習。在唐朝的外國留學生中，以新羅人為最多。840年（開成五年），學成歸國的新羅學生一次就達百餘人。新羅留學生不少人參加過唐朝的進士科舉考試，有人進士及第後，還留在唐朝做官。

唐朝文化對新羅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和巨大的。675年，新羅開始採用唐朝的曆法。639年至749年，新羅相繼設立了醫學、天文和漏刻博士，來研究唐朝的醫學、天文和曆法。8世紀中葉，新羅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其行政組織，788年，新羅也採用科舉制來選拔官吏。朝鮮原來沒有文字，7世紀末，新羅學者薛聰創造了“吏讀”法，用漢字作為音符來標記朝鮮語的助詞、助動詞等，幫助閱讀漢文，對文化的普及起了推動作用。當時，新羅使臣把茶種帶回國，從此朝鮮開始種茶。唐末五代時，雕板印刷術也傳到了朝鮮。

在長期的友好往來中，朝鮮文化對唐朝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高麗樂繼續受到唐人的歡迎。在長安居住著不少朝鮮音樂家，他們對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當時，在唐朝進口的貨物中，以新羅的數量最大，這都豐富了中國人的生活。

越南交往

唐朝時，在越南中部立國的還是林邑。623年和625年，林邑王范梵志兩次遣使來唐通好。

625年，唐高祖曾舉行盛宴歡迎林邑使者，並贈送使者錦、彩等絲織品。貞觀時，林邑也一再派使者送來馴象、五色帶、朝霞布及火珠等物。高宗、玄宗時期，林邑仍經常遣使來唐。749年（天寶八年）曾送來真珠一百串、沉香三十斤、馴象二十隻。

至德以後，林邑改稱環王國，仍和唐朝通好。終唐之世的近三百年中，林邑使臣來唐達十五次之多。

在長期的交往中，唐代的典章制度也傳播到越南，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真臘交往

真臘原是扶南的藩屬，6世紀後期它以武力推翻了扶南王朝，建立以吉蔑族為核心的高棉王國。617年（大業十三年），真臘國建立不久，便派出使者到中國通好。唐朝時，兩國邦交進一步密切。623年（武德六年），真臘派使者來唐。628年（貞觀二年）又同林邑一起派使者來唐，唐太宗回賜了很多禮品。以後，真臘國的使者屢次攜禮物來聘問。

當時，真臘也是與唐朝有重要通商關係的國家之一，雙方的貿易聯繫相當頻繁。

中印交往

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唐時統稱為天竺。唐初，中天竺王屍羅逸多（戒日王）征服了天竺五部，以後就不時遣使來通好，唐太宗也一再派出使者報聘。當時兩國的貿易往來極為頻繁。孟加拉、印度半島東西兩岸，經常有中國商船泊港；印度的商船也經常到廣州、泉州來貿易。唐朝輸往印度的商品有麝香、絲織品、瓷器及銅錢等。從印度輸入的物品有寶石、珍珠、棉布、胡椒等。

長期的友好往來促進了中印的文化發展。在文學方面，由於佛教經典的翻譯，中國產生了與佛教有密切關係的變文。在藝術方面，敦煌、雲岡、麥積山以及洛陽龍門石窟的壁畫和雕塑，都保留著印度北部犍陀羅藝術風格的影響。此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天文、曆法、醫學、音韻學、音樂、舞蹈、繪畫、建築等也陸續傳入，對中國產生較大的影響。

與此同時，在7世紀末葉，中國的紙經中亞傳到了印度，以後又經尼泊爾傳去了造紙術。從此，印度結束了用白樺樹皮和貝葉寫字的時代。

高僧玄奘

在唐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兩國的佛教徒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國的高僧玄奘和義淨。

玄奘姓陳，河南緱氏（河南偃師縣南）人。627年，他從長安啟程去天竺遊學。途經今天的新疆及中亞各國，飽經風霜，歷盡艱險，最後到達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他遊學十九年，走遍了五天竺各地。

645年（貞觀十九年），玄奘結束了歷時十九年、跋涉五萬餘里的偉大行程，回到長安，帶回了梵文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他在長安慈恩寺專心譯經，二十年間譯出佛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這些佛經後來在印度大部分失傳，中文譯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學、科學的重要文獻。在印度留學時，玄奘把秦王破陣樂介紹到了印度。回國後，他又把老子《道德經》譯成梵文，送往印度。此外，玄奘還將這次所經歷的各地區的風土、人情、物產、信仰和歷史傳說等等，撰寫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成為研究中古時期中亞、印度半島等國的歷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寶貴資料。

大師義淨

繼玄奘之後，中國另一位佛教大師義淨，於671年（鹹亨二年）搭波斯船從廣州出發，浮海赴印度。先在那爛陀寺鑽研佛學十年，後又到室利佛逝、末羅瑜（在蘇門答臘）搜羅並抄寫佛經，滯留南洋又一年。他先後週遊三十餘國，歷時二十五年，於695年回國，共帶回經書四百部。歸國後在洛陽翻譯佛經十二年，譯出佛經二百三十卷，還寫了《南海寄歸內法傳》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書，記錄了南亞很多國家的社會、文化狀況。這些記載也是研究7世紀時印度、巴基斯坦和南洋各國的可貴資料。

昭武九姓國

唐朝時，在今中亞錫爾河以南至阿姆河一帶，有稱為“昭武九姓國”的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尋和戊地九國。相傳九國的祖先是月氏人，為匈奴所迫，遷居此地，故總稱昭武九姓。

這些國家善商賈，很早就和中國通商。唐平西突厥後，他們名義上內附於唐，實際上唐朝並不管他們的內政，這就便利了他們和唐朝的交流。當時在中國的外商，以這些國家的為最多。

在西安、洛陽出土了許多昭武九姓中曹、石、米、何、康、安諸姓的墓誌，他們有的為唐立了軍功，有的擔任過唐的軍政職務。石國、康國的胡騰舞、胡鏇舞和柘枝舞也傳入長安，為唐人所喜愛。說明昭武九姓國與唐朝關係是很密切的。

阿富汗

在中亞還有吐火羅國，即今之阿富汗。唐初，吐火羅多次派使臣來唐通好，唐高宗亦曾派使者到那裡訪問。玄宗時期，雙方往來更為頻繁。如724年（開元十二年），吐火羅使臣一次就給唐朝帶來乾婆多羅等藥物二百餘種。

波斯交往

唐時期與西亞的波斯和東羅馬保持了密切的聯繫。

波斯薩珊王朝，由北魏到隋唐與中國的關係都很密切。7世紀中，波斯為大食所滅。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後定居長安，後皆客死唐朝。當時有許多波斯人流亡到中國，並且落戶。

波斯商人的足跡，遍於各地。在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城市中開設的波斯胡店，以經營寶石、珊瑚、瑪瑙、香料、藥品而馳名。在今天的吐魯番、西寧、西安、太原以及廣東的英德等地，都曾發現過波斯薩珊朝的銀幣，有的數量還很多，這證明唐朝和波斯的商業貿易是很繁盛的。

波斯和唐朝在文化上互相促進、互相影響，關係密切。波斯輸入唐朝的東西很多，其中有菠菜和波斯棗。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等商品源源不絕地遠銷波斯，並通過波斯轉輸西方。現代在伊朗境內曾發掘出不少唐三彩，即為明證。

東羅馬

643年（貞觀十七年），東羅馬遣使來唐，獻赤玻璃、石綠、金精等物。唐太宗回書答禮，並回贈綾、綺等絲織品。

在唐前期，東羅馬遣使凡七次。東羅馬的皇帝、貴族、婦女都喜愛服用中國的絲織品，所以當地成為唐朝絲織物的重要轉輸地。東羅馬的醫術和吞刀吐火等雜技也傳到了唐朝。現代在西安、鹹陽等地都曾發現東羅馬金幣。

阿拉伯

唐朝稱阿拉伯為大食。7世紀初，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統一阿拉伯半島後，東滅波斯，西陷開羅，建立了勢力達到中亞、南亞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國。

651年（永徽二年），大食遣使和唐朝通好，此後，大食遣使來唐有三十七次之多。大食所轄阿拉伯一帶商人到中國的也不少。當時，長安、洛陽、揚州、廣州、泉州等處都有他們的足跡，不少人在中國定居落戶，有的還在唐朝任職。

751年（天寶十年），唐將高仙芝在怛羅斯戰役中為大食所敗，不少唐兵被俘，其中包括造紙工人。大食利用他們的技術設廠造紙，於是中國的造紙術傳到了中亞，又傳到西亞，最後西傳到了非洲和歐洲，為西方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近代考古工作者曾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沙瑪拉城遺址，發掘出大批中國陶瓷，其中有唐三彩、白瓷和青瓷三種，在北非的福斯特（即開羅古城）遺址中，曾發掘出唐朝的青瓷器。這些來自中國的工藝品正是中阿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唐代年號

唐朝皇帝世系表

廟號	諡號	姓名	在位年限	陵寢	年號
高祖	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	李淵	618-626	獻陵	武德618年-626年
太宗	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李世民	627-649	昭陵	貞觀627年-649年
高宗	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	李治	650-683	乾陵	永徽650年-655年顯慶656年-661年龍朔661年-663年麟德664年-665年乾封666年-668年總章668年-670年鹹亨670年-674年上元674年-676年儀鳳676年-679年調露679年-680年永隆680年-681年開耀681年-682年永淳682年-683年弘道683年
中宗（被廢）	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李顯	684	定陵	嗣聖684年
睿宗（被廢）	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李旦	684-690	橋陵	文明684年光宅684年垂拱685年-688年永昌689年載初690年
武周690年-705年	先為則天大聖皇帝，後改則天大聖皇后	武曌	690—705	乾陵	天授690年—692年如意692年長壽692-694年延載694年證聖695年天冊萬歲695-696年萬歲登封696年萬歲通天696-697年神功697年聖歷698-700年久視700年大足701年長安701-705年
中宗（復位）	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李顯	705-710	定陵	神龍705年-707年景龍707年-710年
恭宗	殤皇帝	李重茂	710		唐隆710年
睿宗（復辟）	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李旦	710-712	橋陵	景雲710年-711年太極712年延和712年
玄宗	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李隆基	712-756	泰陵	先天712年-713年開元713年-741年天寶742年-756年
肅宗	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李亨	756-762	建陵	至德756年-758年乾元758年-760年上元760年-761年
代宗	睿文孝武皇帝	李豫	762-779	元陵	寶應762年-763年廣德763年-764年永泰765年-766年大曆766年-779年
德宗	神武孝文皇帝	李适	780-805	崇陵	建中780年-783年興元784年貞元785年-805年
順宗	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	李誦	805	豐陵	永貞805年
憲宗	聖神章武孝皇帝	李純	806-820	景陵	元和806年-820年
穆宗	睿聖文惠孝皇帝	李恆	821-824	光陵	長慶821年-824年
敬宗	睿武昭愍孝皇帝	李湛	824-826	莊陵	寶曆824年-826年
文宗	元聖昭獻孝皇帝	李昂	826-840	章陵	寶曆826年大和827年-835年開成836年-840年
武宗	至道昭肅孝皇帝	李炎	840-846	端陵	會昌841年-846年
宣宗	聖武獻文孝皇帝	李忱	846-859	貞陵	大中847年-859年
宣宗	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李忱	846-859	貞陵	大中847年-859年
懿宗	昭聖恭惠孝皇帝	李漼	859-873	簡陵	大中859年鹹通860年-873年
僖宗	惠聖恭定孝皇帝	李儇	873-888	靖陵	鹹通873年-874年乾符874年-879年廣明880年-881年中和 881年-885年光啟885年-888年文德888年
昭宗	聖穆景文孝皇帝	李曄	888-904	和陵	龍紀889年大順890年-891年景福892年-893年乾寧894年-898年光化898年-901年天復901年-904年天祐904年
景宗	昭宣光烈孝皇帝	李柷	904-907	溫陵	天祐904年-907年

農民起義

暴政反抗

土地兼併

統治的黑暗和殘暴在唐朝後期政治極為腐敗的情況下，土地兼併異常激烈。地主官僚的田莊遍布全國，大量農民破產失去土地。所謂：“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

兩稅法實行不久，由於錢重物輕和稅額不斷增加，農民所受的剝削日益加重。例如：由於錢重物輕，萬錢原納絹三匹，十五年後就必須納絹六匹，人民的負擔加重了一倍。在稅額方面，兩稅法公布後的第三年（建中三年），每千錢加稅二百文。而792年（貞元八年），劍南西川觀察使韋皋，又奏請加征十分之二。

增加稅額

唐末，隨著地主階級的日益腐朽，地方官任意增加稅額的情況更趨嚴重。除了增加兩稅的剝削外，統治者還巧立名目，橫徵暴斂，把大量的苛捐雜稅強加在人民頭上。主要的有：鹽、酒、茶、漆、竹、木、金、銀、蔬菜、水果、木炭、食糧、布絹、牲畜等稅。幾乎無物不稅，名目繁多，難以計數。

當時，在雜稅中對人民生活影響最大的是鹽稅。德宗以後，鹽價日增，百姓買不起鹽，只得淡食。宣宗大中年間，僅河中兩池鹽就歲收鹽利121.5萬餘貫，全國鹽利的收入不下600萬貫。隨著鹽利的增多，鹽價必然日益提高。官鹽價貴，人民吃不起，必然買價錢便宜的私鹽。唐政府為了保證對鹽利的壟斷，便制定殘酷的法律，鎮壓買賣私鹽的人。殘酷的鎮壓並沒有消滅私鹽販的武裝力量，相反他們的力量越來越大。這種鹽販武裝，是唐末農民起義隊伍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有的人還當了農民起義軍的領導。

和糴、和市

唐政府還以“和糴”、“和市”等名目，向人民巧取豪奪。

所謂和糴、和市，就是唐政府定出低於市場的價錢強買食糧或布絹等物。如812年（元和七年），唐政府和糴粟123萬石。825年（寶曆元年），又在兩京和河西和糴200萬斛。這些和糴的東西，多不給錢，或只給很少的錢，史稱其“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階級矛盾

人民生活的痛苦，階級矛盾的激化，社會危機的加深，連官僚集團中的少數有識之士也有所覺察。懿宗時期，翰林學士劉允章在《直諫書》中指出了當時國有九破、民有八苦，九破是終年聚兵、蠻夷熾興、權豪奢僭、大將不朝、廣造佛寺、賂賄公行、長吏殘暴、賦役不等、食祿人多而輸稅人少；八苦是官吏苛刻、私債征奪、賦稅繁多、所由乞斂、替逃人差科、冤屈不得申理、凍無衣飢無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等。說明唐王朝已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人民也無法繼續生活下去.

農民起義

浙東是唐政府財賦所出的主要地區之一，農民受著殘酷的壓迫和剝削；這裡又是統治者軍事力量較薄弱的地區，“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859年（大中十三年），終於在浙東爆發了裘甫領導的農民起義，揭開了唐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這次起義歷時八個月，曾一度建立了天平農民政權。

868年（鹹通九年），又爆發了龐勛領導的桂林戍卒起義。這支起義軍發展到二十幾萬人，所向披靡，很快占領了淮南、淮北廣大地區，並攻下了都梁城（江蘇盱眙縣北）和淮口，切斷了從江淮通往長安的漕運線，沉重地打擊了唐王朝。史稱“唐亡於巢，而禍基於桂林”。869年，龐勛領導的起義失敗，但他們成了以後爆發起義的火種。

黃巢起義

大起義爆發

873年（鹹通十四年），關東地區遇到了一場嚴重旱災，無數百姓死於饑荒。在這種情況下，唐政府不管農民的死話，仍派大批人員到地方上催交賦稅，廣大人民被逼得無路可走。當時曹州（山東菏澤縣北）一帶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它鼓動著人們起來推翻唐王朝的殘暴統治。

875年初（乾符元年底），濮州（河南范縣南）人王仙芝領導幾千人在長垣（河南長垣）起義。他以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的名義傳檄諸道，痛斥唐政府官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深得人民的擁護。

875年六月，王仙芝打下了濮州和曹州，眾至數萬。這時，黃巢率領數千人在冤句（山東菏澤縣西南）起義，回響王仙芝。

黃巢，曹州冤句人，出身於鹽商家庭，與王仙芝同販私鹽。黃巢與王仙芝兩支農民起義軍合到一起，共同作戰。淮南和河南一帶的農民也紛紛起來反抗唐統治者，“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農民大起義的烈火迅速燃燒起來。

起義軍發展

876年（乾符三年）七月，起義軍在沂州（山東臨沂）被打敗。起義軍採取避實擊虛流動作戰的方針，轉向河南進軍，起義軍南下攻唐、鄧，轉戰於荊、襄，又轉而進圍舒州，擊廬、壽、光等州。878年，王仙芝動搖，打算歸順唐朝，但不久戰敗被殺。其餘部加入黃巢隊伍。黃巢自稱“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繼續領導起義。之後起義軍渡江，接連攻下了虔（江西贛州）、吉（吉安）、信等州，先揮戈浙西，再轉戰浙東。以後，起義軍克服了種種困難，進入福建境內，一舉攻下福州。

879年，黃巢率起義軍向廣州轉進，克廣州城，俘唐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起義軍又分兵西取桂州（廣西桂林），控制了嶺南的大部分地區。廣州是唐朝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和重要的財賦供應地之一，又是嶺南的政治、軍事要地。起義軍到達廣州後，唐政府極為恐慌，急忙任命宰相王鐸為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駐江陵，又任命李係為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他率兵十萬屯駐潭州（湖南長沙），“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起義軍在廣州休整之後，即決定北伐。黃巢向全國發布檄文，揭露了唐朝宦官專權、官吏貪暴、綱紀敗壞、科舉失才等弊政，提出了“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的政治主張。879年十月，黃巢率大軍自桂林順湘江乘船北上，連下永州（湖南零陵）和衡州（衡陽），很快攻下了湖南重鎮潭州，殲滅唐軍十萬，李系逃跑。起義軍號稱五十萬，乘勝進攻江陵。起義軍在荊門受阻，損失甚重，不得不改變路線，渡江東走，轉戰於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隊伍又迅速擴充到二十幾萬人。 880年（廣明元年）七月，起義軍自採石渡過長江，攻下和州（安徽和縣），渡過淮河，進入兩淮地區，沿途農民踴躍參加起義軍，起義隊伍速度擴大到六十萬人。於是，起義軍兵臨東都洛陽。黃巢稱“天補大將軍”，向唐節度使發布文告，把打擊的主要鋒芒指向以僖宗為首的唐最高統治者，以減輕阻力。唐朝東都留守劉允章遂率領文武官投降。

起義軍自洛陽繼續向潼關進軍。十二月初，起義軍的先頭部隊抵達潼關，“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在沒有經過大戰的情況下，唐軍全部潰逃。起義軍入關，飛速向長安進軍。潼關被起義軍占領的訊息傳到長安之後，唐王朝立即陷入一片混亂，宰相盧攜自殺，官員們也紛紛竄匿。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護衛下，倉惶南逃。十二月五日，起義軍先頭部隊進入長安，不久，黃巢親率大軍進入長安，“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

880年十二月十三日，起義軍正式建立農民政權，國號“大齊”。黃巢稱皇帝，年號為“金統”。以尚讓、趙璋等為宰相，孟楷、蓋洪為左右軍中尉，朱溫、張言、李逵等為諸衛大將軍、四面游奕使，皮日休等為翰林學士。起義軍自878年三月渡江南下，至880年十二月打下長安建立大齊農民政權，共兩年十個月，這是起義軍發展極盛的時期。

力量衰弱

農民起義軍建立大齊政權後，黃巢等領導人滿足於既得的勝利成果，麻痹輕敵，沒有派勁旅追殲唐王朝的殘餘力量。因此，唐中央得以重新站穩腳跟，向各地節度使發號施令來圍攻起義軍。其次，起義軍渡江北上後，已有了建立根據地的良好條件，但起義軍領導人只注意流動作戰，招降納叛，連洛陽這樣的要地，也沒有派重兵駐守。進入長安後，他們也沒有乘唐政府分崩離析的大好形勢，有計畫地消滅關中的節度使勢力，鞏固和擴大根據地。這樣，起義軍逐漸由主動變為被動。

881年三月，僖宗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指揮各路大軍進攻起義軍。鄭畋傳檄各地節度使出兵圍攻起義軍，被起義軍招降的節度使相繼背叛，從四面包圍長安城。

882年（中和二年）正月，僖宗又任命王鐸為宰相，兼任諸道行營都統，統帥各路唐軍包圍長安。起義軍號令所行，不出同（同州，陝西大荔縣）、華（華州，陝西華縣）。在唐軍長期包圍下，起義軍的處境日益困難，糧食極為缺乏，不得不以樹皮等物充飢。九月，起義軍的同州防禦使朱溫叛交，投降唐朝。僖宗任命他為河中行營副招討使，賜名“全忠”。

唐統治者看到光靠已有的軍事力量，還不能把起義鎮壓下去，便請求沙陀貴族李克用協同鎮壓。十二月，李克用率領四萬軍隊到達同州，唐任命他為東北面行營都統。朱溫的叛變和李克用的參戰，增強了唐王朝的力量。883年二月，起義軍與三路唐軍大戰，結果起義軍失利，傷亡數萬人。

起義失敗

黃巢在“兵數敗，食復盡”的情況下，帶領十五萬起義軍撤出長安，向河南退卻。沙陀兵和唐軍進入長安後大肆燒殺搶掠，造成“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的悲慘景象。五月，起義軍退到河南，圍攻蔡州（河南汝南），並分兵攻打河南、山東的數十個州縣。攻陳州（河南淮陽）時，遇到唐軍的頑強抵抗，陳州之役一直持續到884年（中和四年）三月，起義軍前後圍攻近三百天，仍沒有攻下陳州。起義軍長期膠著在陳州附近，失掉了轉移到有利地區發展力量的大好時機，進一步陷於被動。

同年五月，起義軍在中牟縣北渡汴河時，突然遭到李克用的襲擊，損失慘重。尚讓等一部分農民軍將領投降。黃巢帶領千餘人向山東撤退，六月，起義軍被包圍在瑕丘（山東兗州西），起義軍終因寡不敵眾，犧牲殆盡。黃巢至死不屈，最後在泰山狼虎谷自刎而死。

大起義的主力軍雖然失敗了，但黃巢餘部的反抗並沒有停止。黃巢的侄子黃浩帶領七千農民起義軍，堅持鬥爭達十六年之久。

歷史意義

光輝的篇章

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首先，起義軍規模空前，人數達到六十多萬人，南征北伐，橫掃了大半箇中國，唐軍紛紛潰敗，不少州縣被攻破，許多官僚被懲處，使唐政府陷於土崩瓦解。唐朝腐朽統治的瓦解，為封建社會的發展減輕了阻力。

其次，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軍轉戰各地，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使階級關係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殘存的士族集團“喪亡且盡”。腐朽的士族終於被摧毀，成為歷史的陳跡。農民起義軍在政治上沉重地打擊地主階級的同時，也掃蕩了地主階級的田宅、財產。所謂“廣侵田宅，濫瀆貨財”。如在詩人韋莊的《秦婦吟》里描寫了洛陽附近一個擁有良田數百畝的地主，家產一半被農民軍沒收，另外的一半被唐軍搶掠一空，這個地主只得四處流浪。隨著大土地所有制的削弱，自耕農民的增多，土地高度集中和農民大量破產逃亡的狀況有了某些緩和；同時，佃客的地位亦有某些改變。這就為五代和北宋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第三，農民起義軍在戰鬥過程中，也打擊了殘暴的藩鎮勢力。如在880年（廣明元年），農民起義軍北伐時“所在雄藩，望風瓦解”，為後來的統一減少了某些阻力。

最後，在這次大起義的過程中，王仙芝、黃巢先後以“天補均平大將軍”和“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的稱號發布檄文，號召廣大農民民眾起來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統治。像這樣打出“均平”的旗號，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還是第一次。它說明農民鬥爭已不僅僅是反對封建暴政、徭役、賦稅和人身隸屬關係，而且逐漸明確了反對豪強兼併，要求平均財富的認識。這種平均思想的萌芽對宋代農民起義所提出的“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具有直接的影響。

唐朝滅亡

藩鎮之爭

黃巢起義失敗之後，唐王朝名存實亡。史稱：“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鎮廢置，不自朝廷”，“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經過這場風暴，唐王朝只剩下一個空殼。藩鎮之間經過互相攻戰，最後僅剩下十幾個。當時勢力最強的是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在河南），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在山西），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在陝西鳳翔），盧龍節度使劉仁恭（在河北北部），鎮海節度使錢鏐（在浙江），淮南節度副大使楊行密（在江蘇揚州），西川節度使王建（在四川成都）。

在這些藩鎮中，又以朱全忠和李克用的勢力最大。889年（龍紀元年），朱全忠打敗了河南最強的藩鎮秦宗權之後，“軍勢益盛”。900年（光化三年），又打敗了劉仁恭，控制了河北地區。朱全忠與李克用為了擴大地盤及控制唐帝，連年進行戰爭，兵連禍結，人民不勝其苦。到902年（天復二年），朱全忠率大軍終於打敗了李克用的軍隊。

朱全忠奪權

唐僖宗死後，宦官楊復恭立僖宗之弟李曄為帝，是為昭宗。這時宦官與朝官之間的鬥爭，也越演越烈，各自拉攏藩鎮以為援助。901年，宦官韓全誨勾結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宰相崔胤勾結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四人各為表里，都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意。韓全誨逼昭宗至鳳翔，投依李茂貞，朱全忠帶兵七萬入關。

903年，朱全忠打敗了李茂貞。李茂貞殺宦官韓全誨等七十餘人，與朱全忠和解，並將昭宗交給朱全忠，於是昭宗又回到長安。崔胤指責宦官“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爵，蠹害朝政”。朱全忠以此為理由殺宦官數百人，於是，宦官在這次事變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904年（天祐元年），朱全忠殺宰相崔胤等，逼昭宗遷都洛陽。同年八月，又殺昭宗，立昭宗十三歲的第九子李為傀儡皇帝。第二年，朱全忠為了減少他稱帝的阻力，又將宰相裴樞、崔遠等朝士三十餘人殺死。907年，朱全忠廢李，自立為帝，國號梁（史稱後梁）。朱全忠封李為濟陰王，次年殺李。唐朝自618年（武德元年）建國，至907年（開平元年）被朱全忠篡奪，前後存在了289年。

文化發展

宗教哲學

祆教和摩尼教

唐朝時期，政府積極提倡各種宗教。當時，隨著對外關係的發展，許多外國宗教在中國傳播開來。

從波斯傳來的有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祆教又名拜火教，曾是波斯薩珊王朝的國教。唐代長安、洛陽、武威、敦煌等地都設有祆祠。唐政府中設有薩寶府，是專管祆教的機構。

694年（延載元年），波斯人拂多誕持摩尼經典《二宗經》來朝，這是摩尼教傳入中國之始。回紇助唐平安史之亂時，曾從洛陽攜帶四個摩尼教師回國，摩尼教又傳到回紇地區，並成為回紇的國教。768年（大曆三年），唐代宗準許回紇在長安建摩尼教寺，賜額“大雲光明寺”。771年，回紇又請於荊、揚、洪、越等州建大雲光明寺，這說明摩尼教在南方也有所流傳。

景教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638年，唐太宗下詔準許波斯景教僧阿羅本在中國傳教。阿羅本在長安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時，允許在各州建景教寺院。

景教寺原稱波斯寺，天寶年間玄宗令改名大秦寺。現藏陝西省博物館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在唐朝大秦寺遺址上出土的珍貴文物。碑文記敘了景教在唐代傳播的情況，還用敘利亞文和漢文對照刻了七十二個景教僧徒的名字。

此外，唐代在長安、廣州、揚州等地曾有不少大食商人，他們信奉的伊斯蘭教也在這些地區流傳，據說當時長安就建有清真寺。

道教

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主要是在西域胡商中流傳，唐人信仰的並不多。在唐朝流行的主要宗教還是道教和佛教，其中又以佛教的勢力最大，影響最深。

道教尊老子李耳為教主。因為唐朝的皇帝姓李，所以從李淵起皇帝就以教主的後裔自居，積極扶植道教，企圖藉助神權來鞏固皇權。666年（乾封元年），高宗下令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進一步尊老子為大聖祖，令人畫老子像頒於天下，要求生徒皆習《老子》、《莊子》等，又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等，以壯大道教的勢力。玄宗還派人四處搜尋道經，編纂《道藏》3744卷。當時兩京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廟，道觀也很多，僅長安就有三十所。據統計，到884年（中和四年），全國共有1900餘所道宮，道士達1.5萬餘人。

佛教

佛教在唐代也有新的發展。由於南北朝以來新的佛經不斷傳入和對教義的不同解釋，所以在唐代逐漸形成了許多佛教宗派。

各派雖有差異，但基本精神卻是相同的。它們都提倡靈魂不滅、因果報應、六道輪迴等迷信說教，引導人們逆來順受，安心現狀。所以，它們都受到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在諸派別中，以智為代表的天台宗、以玄奘為代表的法相宗、以法藏為代表的華嚴宗和以慧能為代表的禪宗的影響較大。

禪宗

以慧能（638年～713年）為代表的禪宗，興起較晚，但影響卻遠遠超出其他各派。“禪”是梵語音譯“禪那”的簡寫，意思是靜慮。靜坐沉思，稱為“坐禪”或“禪定”，是佛教修養的重要途徑之一。

禪宗相傳是由南印度僧人達摩在北魏時創立。武則天時，禪宗分為南、北二宗。禪宗五祖弘忍大師有兩個大弟子，一為神秀，一為慧能，神秀創立北宗，慧能創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把自己的主張歸納為四句偈。神秀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就是說，通過長期苦修，排除雜念，然後才能漸悟成佛。慧能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慧能反對神秀的漸悟說，主張佛在心內，只要淨心、自悟，就不必苦修，不必背誦大批的經卷，便可以頓悟成佛。

慧能的這種簡單速成的方法，對於那些陷於水深火熱而看不到出路的廣大百姓，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對於地主官僚，這種廉價進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以使他們空虛的靈魂得到寄託，又可以收到消除人民鬥志的好處，自然也受到歡迎。因此。南宗終於戰勝了北宗，得到廣泛流傳。到唐後期，它幾乎取代了佛教的所有各宗派，壟斷了佛壇。

整個唐代，佛、道二教的鬥爭一直很激烈。唐高祖和太宗把道教置於佛教之上；武則天為反李唐皇室，又把道教壓在佛教之下。唐武宗為了打擊極度膨脹的寺院經濟勢力，聽從道士的建議下令滅佛。宣宗繼位後，又下令扶植佛教。由於以禪宗為代表的佛教，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簡化了教義和修行方法，吸收儒家的一些思想因素，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逐步從外來宗教轉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教，加強了自己的競爭能力，因此，在與道教的鬥爭中，占有一定的優勢。

反佛鬥爭

佛教的流行，造成了寺院經濟和僧侶地主勢力的惡性膨脹。寺院享有免役免稅等特權，僧侶地主利用這種特權與世俗地主政權爭奪地租和勞力，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世俗地主與僧侶地主在政治經濟利益上的矛盾衝突。
唐初反佛鬥爭的代表人物是傅奕。他認為佛教僧徒“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主張廢除佛教，令僧尼還俗。傅奕反佛是從維護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和地主階級政權的利益出發的。傅奕把人的“生死壽夭”歸結為自然原因，揭穿了佛教徒所宣揚的佛決定一切的說法。傅奕還曾把魏晉以來的反佛人物編為《高識傳》，作為反佛鬥爭的武器。

外交

唐朝政府對外推行的是比較友好的外交政策。641年，唐太宗派人護送文成公主到吐蕃，與贊普松贊乾布結婚。其後還有金城公主下嫁贊普赤德祖贊，並結成聯盟，將唐朝的先進文化帶到了吐蕃。822年，唐蕃會盟，劃定了疆界，互不侵犯，唐蕃會盟碑現在還保存在拉薩的大昭寺。794年，唐朝與南詔在點蒼山會盟，雙方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經學

唐代時期，科舉都要考試儒家經典，因而推動了經學的發展。其經學發展的突出表現有：首先是考訂經文。唐太宗以儒經“文字多訛謬”，不利於學生學習，令顏師古考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和《左傳》等五經經文。顏師古多所訂正，撰成《五經定本》，後頒布全國，成了官定的統一課本。837年（開成二年），在鄭覃的建議下，唐政府又刻成了著名的《開成石經》。
《石經》現存陝西省博物館，共114石，650252字。以上工作消除了五經文字歧異的弊病。其次，解釋經義。唐太宗還令孔穎達與諸儒撰五經義疏。孔穎達採摘南北朝時期經師的義疏，成書180卷，名曰《五經正義》，消除了經學的門派之見。

史學

紀傳體史書
唐朝以前，史書大都是私家著作，唐太宗開始設立史館，指定專人編修前代和本朝國史，並令宰相監修。從此，作為正史的紀傳體史書的編修工作，完全操於封建政府之手。
史書編修工作上的這一重要變化，反映出封建統治者更加重視總結統治經驗，加強思想控制。唐以後各朝沿襲此制，連續修史，遂相沿成為一種制度。唐代編成的正史很多，二十四史中，唐朝編修的有八部，即《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六部，以及由李延壽私人編修而獲得政府批准成為正史的《南史》和《北史》兩部。鑒於梁、陳、北齊、周、隋五史沒有《志》，後來又增修了《五代史志》，這就是現在《隋書》中的《志》。
《史通》

《史通》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史學理論專著。作者劉知幾（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人，是中國封建社會傑出的史學家。他用畢生精力研究歷史，完成了《史通》二十卷。
在這部書中，劉知幾對過去的史學著作，從體例、史料、語言文字到人物評價、史事記述，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表現出不受傳統觀點束縛和敢於創新的精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劉知幾對於史家和寫史都提出了一些標準。他主張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必須具備才、學、識“三長”。對於“識”尤其強調。對於寫史，他提倡“直筆”，主張“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要求做到“不掩惡，不虛美”，“不避強御”，“無所阿容”。《史通》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通典》

《通典》是中國第一部記述典章制度的專史。
作者杜佑（735年～812年），京兆萬年（陝西西安）人。他在劉秩《政典》的基礎上進行擴充和改編，用了三十餘年時間完成了《通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記載了從上古直到唐代宗年間各種典章制度的沿革，對於唐朝（天寶以前）的記載尤其詳細。
此書不僅具有極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為後來的典章制度分類專史開創了先例。
《元和郡縣圖志》

李吉甫（758年～814年）所著《元和郡縣圖志》，是一部歷史地理專著，全書四十卷。
它記述了各郡縣的戶口、物產、山川古蹟、地理沿革等內容，是研究唐代歷史和地理的重要著作。原書各鎮篇首的地圖在宋朝時已經遺失，因此，後人又稱之為《元和郡縣誌》。

文學

韓愈與《韓昌黎全集》

唐朝時期，反佛鬥爭最有影響的人物則是韓愈。韓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陽（河南孟縣）人，其著作編為《韓昌黎全集》。

他在《原道》和《論佛骨表》中，從三個方面對佛教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一是指責佛道耗費大量財富，加重百姓負擔；二是指責“佛本夷狄之人”，讓佛教凌駕於儒學之上，有被同化為夷狄的危險；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點，是指責佛教滅棄封建倫常。

為此，韓愈主張廢除佛道，勒令僧道還俗，發揚儒家之道以取代佛道的宗教理論。819年（元和十四年），陝西鳳翔法門寺有一塊佛骨，唐憲宗要把它抬到宮中供養，在皇帝的帶動下，上下人等“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敬錢，自朝至暮”，掀起了一場迎佛骨的宗教熱潮。對此，韓愈上書表示反對。他指出，這種迷信風氣如不制止，將造成嚴重惡果，應當把所謂的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

韓愈的反佛言論觸怒了憲宗，幾乎因此喪命，後遭貶斥，但他反佛的鬥志並未消沉。

柳宗元與《柳河東集》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東（山西永濟）人，其著作收入《柳河東集》。

柳宗元在《天說》、《天對》及《答劉禹錫天論書》等文章中，表達了一定的進步思想。他認為宇宙是由混沌、運動著的元氣構成。宇宙沒有起點，也沒有極限，自生自滅，自己運動變化，不受造物之神的主宰。大地、元氣、陰陽就像瓜果、草木一樣，都是自然物質，沒有意志。他明確指出，生殖與災荒是自然現象，社會的治亂則是人事，“其事各行不相預”。因此，他主張要重視人事而不空談天命鬼神。

劉禹錫與《劉夢得集》

劉禹錫（772年～842年），字夢得，彭城（江蘇徐州）人，其著作被編為《劉夢得集》。

他在《天論》中進一步補充了柳宗元關於天的進步思想，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著名學說。劉禹錫認為，自然界（天）和人類社會各有自己獨特的規律。它們之間既相互區別，又相互作用。天不能幹預人間的治亂，人也不能幹預氣候的變化。因為存在相互作用，所以天與人又能夠“交相勝，還相用”。當社會法制暢行，是非清楚，人們了解禍福的原因，這時“人理”就能戰勝以“強弱”為準則的“天理”，人們就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天命，這是人勝天。反之，當法制破壞，是非顛倒，人們感到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時人們就會把社會造成的禍福歸之於“天命”，從而產生宗教迷信，這就是天勝人。劉禹錫相信，只要人類能夠維持法制和是非，就一定能勝天。

詩歌

在唐朝文學中，成就最為輝煌的是詩歌。清人所編的《全唐詩》，收集了唐朝2200多個詩人的48900多首詩，其數量之眾多，內容之豐富，風格流派之多樣，遠遠超出了過去任何一個朝代。

唐朝詩歌能獲得空前發展，除了社會經濟繁榮的基本原因外，還有多方面的因素。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湧上政治舞台的時期，給詩壇增添了一大批新詩人，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風格來反映現實生活，使唐詩能夠突破六朝門閥的只重形式、不重內容的浮靡文風，豐富、充實了詩歌的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魏晉以後，詩歌這種文學形式漸趨成熟。隋統一後，促使南朝的綺麗文風與北朝的質樸風格相融合，這都為唐詩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唐朝科舉以詩賦取士，封建帝王們對詩歌的提倡，刺激了當時文人詩歌創作的熱情。另外，當時國內各民族的融合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頻繁，也為詩歌增添了新的營養。所有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唐詩創作繁榮。

在初唐詩人中，號稱“四傑”的王、楊炯、盧照鄰和駱賓王，成就頗大。陳子昂作為一個詩歌改革者，對樹立內容充實、語言剛健質樸的新詩風，做出了貢獻。陳子昂以後，唐詩便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才華橫溢的詩人大量湧現，相互爭輝。王維、孟浩然等以優美的田園山水詩聞名，高適、岑參等以悲壯豪邁的邊塞詩著稱；李賀以善用形象思維、表現手法奇特而別樹一幟；李商隱以色彩艷麗的《無題》詩蜚聲詩壇。在唐代眾多的詩人中，最著名的是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三人。

“詩仙”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原籍成紀（甘肅秦安）人，生於碎葉，幼年隨父遷居四川。

他是深受中國人民喜愛的一位積極浪漫主義詩人。他的詩歌內容廣泛，想像力豐富，熱情奔放，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對後世影響極深，被稱為“詩仙”。其描寫美好大自然的眾多詩篇，如《望廬山瀑布》、《早發白帝城》等，長久為後人傳誦。

“詩聖”杜甫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河南鞏縣人，是中國古代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世稱“詩聖”。

杜甫經歷了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變化時代，深刻地感受到統治階級的腐朽和人民的痛苦。在安史之亂前後，他寫了《兵車行》、《三吏》、《三別》等著名詩篇，描述人民的苦難，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朽殘暴。這些都是杜詩的精華。此外，杜甫也寫了不少優美動人的詩篇。

杜詩內容深刻，風格沉鬱雄渾，語言精煉，敘事嚴謹，真實地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現實生活，因而有“詩史”之稱，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原籍下邽（陝西渭南），生於河南新鄭，是新樂府詩歌運動的代表。

白居易在文學創作上有很精闢的見解，他主張作文寫詩都要接觸時事，反映現實生活。在藝術上，他的詩歌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生動、純樸自然的獨特風格。他生活在唐朝走向衰落的時期，他更有機會接觸社會現實，了解人民生活。因此，他的詩歌表現出對人民的深刻同情。此外，他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和《琵琶行》，也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為人們所喜愛。

古文運動

在南北朝時期占統治地位的駢文，一味追求聲律、詞藻、用典，文風萎靡，形式僵化，內容空洞，不能反映豐富的現實生活。隨著唐朝庶族地主勢力日益占據優勢，士族地主勢力迅速衰微，這種貴族文體也就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於是出現了提倡古文的運動。

所謂古文運動，名義上是要求恢復周、秦、漢時期的古代散文體，好像是一個復古運動，實際上卻是要在繼承古代散文優秀傳統的基礎上，以自然質樸、注重內容的新散文體來代替走入絕境的駢文，是一個企圖使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適應時代要求的革新運動。唐初的陳子昂是這個運動的奠基者，而古文運動的主將是韓愈。

韓愈力圖在古代散文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更便於表達思想的新散文體。他提倡繼承和吸收從六經、莊騷到司馬遷、司馬相如的古文成果，但反對只學古文的形式而不學精神。他強調寫文章要有創造性，反對因襲模仿。他把自己所倡導的新散文體廣泛地套用於各方面的寫作之中，先後寫出了三百多篇具有高度藝術技巧的散文。其作品氣勢磅礴，感情充沛，文字精煉，語言生動，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柳宗元在古文運動中的作用雖然不及韓愈，但他的四百多篇散文卻有很高的成就。他不僅寫出了《天說》一類宣傳無神論的名文，還寫出了《捕蛇者說》等揭露當時社會黑暗的作品。這些作品語言簡潔，文筆生動，思想性強，感染力深，是唐朝散文中的傑作。此外，柳宗元的山水遊記，對自然景色的描寫生動逼真，也有很高的造詣。

傳奇小說及變文

唐朝中後期由於城市經濟的繁榮，於是產生了與之相適應的傳奇小說。與六朝的志怪小說相比，在傳奇小說中活動的主角，已經不是神鬼，而是現實生活中的人，因此作品具有比較豐富的社會內容。另一方面，唐代古文運動為小說創作提供了表達能力強的新散文體，詩歌的發達也為其輸送了豐富的營養，因此，傳奇小說的創作藝術，在各方面都有新發展。

可以說傳奇小說的出現，標誌著中國的古典小說開始脫離了萌芽狀態，漸漸發育成形了。著名的作品有沈既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陳鴻的《長恨歌傳》、《東城老父傳》，白行簡的《李娃傳》，蔣防的《霍小玉傳》，元稹的《鶯鶯傳》等。

當時，佛教僧侶在對普通人進行宣講時，往往把經文通俗化、故事化，散文和韻文結合，夾敘夾唱，並配有圖畫，以加強效果。這種講唱形式，稱作俗講。俗講的話本，稱為變文。由於這種形式生動活潑，為人民所喜聞樂見，因此，變文很快就從最初講唱佛經故事，發展到包括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和當代人物傳記等社會生活的內容，成為一種新的文學體裁。它對當時的傳奇小說、後來的宋人話本以及民間的彈詞說唱都有很大的影響。

藝術

雕塑

唐朝的雕塑藝術，以石雕和泥塑最為多彩。如洛陽龍門、永靖炳靈寺等石窟中，有許多唐代的石雕造像，或造型雄偉，或刻劃細膩，都是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四川樂山的石雕大佛坐像，高71米，雄偉自然，是中國最大的石佛像。

在陵墓石雕中，唐太宗墓前的著名浮雕石刻昭陵六駿，刻劃了六匹駿馬的不同姿態、性格和神情，十分生動逼真。此外，乾陵和順陵前的巨大雕刻群都極為壯觀、精美，也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是世界上罕見的藝術寶庫。現存的492個洞窟中，唐窟達213個，幾乎占了總數的一半。其中的立體泥塑佛像形態各異，栩栩如生，放射出健美的光彩。它們常常與壁畫和諧地結合在一起，顯示出雕塑藝人的高度智慧和才能。唐朝墓葬中出土的三彩陶俑，都塑造得精緻細膩，神靈活現，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雕塑品。

繪畫

唐朝繪畫不僅名家輩出，而且在題材內容、繪畫技法方面都有很大進步。初唐繪畫，以宗教佛像和貴族人物畫為主。名家有閻立德、閻立本兄弟等，現存的《太宗步輦圖》和《歷代帝王圖》就是閻立本的傑作。

盛唐以後，人物畫開始以世俗生活為內容，山水畫也日益興盛起來。最有成就的畫家是吳道玄（又名吳道子），他是畫工出身，對人物畫和山水畫都有很高的造詣，有“畫聖”之稱。現存的《送子天王圖》，據說就是他的作品。李思訓、李昭道父子以畫金碧山水著名，設色絢麗，描繪工細，是山水畫北派之祖。詩人王維首創水墨山水畫，他的山水畫精煉、淡雅，富有詩意，為山水畫南派之祖，對後世影響很大。

唐朝還有許多長於畫花鳥禽獸的畫家，如薛稷畫鶴，曹霸、韓乾畫馬，韓滉、疵叢畫牛，都著稱於世。寺院、石窟和陵墓中的壁畫，是唐朝繪畫藝術的一個重要方面。敦煌千佛洞的壁畫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極為罕見，其題材雖以佛經故事為主，但也大量地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情況，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形象化資料。

在陝西西安附近發掘的唐朝淮安王李壽、章懷太子李賢、懿德太子李重潤、永泰公主李仙蕙等陵墓中出土了大批壁畫。這些作品色彩鮮艷，場面宏偉，內容極其豐富。如李壽墓中的牛耕、耬播、牛車、雜役等畫面，形象地反映了唐人的生產和生活情景。李賢、李重潤等墓中的出行圖、遊獵圖表現了貴族的窮奢極侈場面。而客使圖則描繪了國內各民族的親密關係和對外的友好往來，等等。這些壁畫都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

書法

唐朝是中國書法史上繼往開來的重要階段。

初唐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人的楷書瀟灑飄逸，端嚴遒勁，繼承了南朝二王書體的風格。孫過庭是有名的草書家兼書法理論家，有親書《書譜序》一卷傳世。

唐中期的大書法家有顏真卿、懷素等。顏真卿把篆、隸、行、楷四種筆法結合起來，創造了方正敦厚、沉著雄渾的新書體，稱為顏體，對後世影響極大。他的著名作品有《顏氏家廟碑》、《多寶塔碑》等。懷素的草書剛勁有力，奔放流暢，是書法藝術的珍品，《自敘帖》是其代表作。

唐後期的名書法家柳公權以楷書見長，他融化諸家筆法，自成一體，世稱柳體，代表作有《李成碑》等。

音樂舞蹈

唐朝在融合國內各民族樂舞的特點和吸收外來樂舞養份的基礎上，創造了風格多樣、優美和諧的中國民族樂舞。

高祖時沿用隋朝的九部樂。太宗定樂為十部，即燕樂、清商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樂隊規模很大，中外樂器和樂曲競相爭輝。其後，樂又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伎有六種樂，演奏時坐於堂上，立部伎有八種樂，演奏時立於堂下。唐玄宗本人也是一個音樂家，他曾選坐部伎子弟三百人和宮女數百人，在梨園教以音聲，稱為“皇帝梨園弟子”，反映了當時音樂的盛況。

唐朝舞蹈分為健舞和軟舞兩種，舞時配以音樂。健舞姿勢雄健，舞曲有劍器、胡鏇、胡騰等。軟舞姿勢柔軟，舞曲有涼州、回波樂、鳥夜啼等。當時，來自中亞的柘枝舞流行一時。盛唐時，流行由西涼傳來的霓裳羽衣舞，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對此有所反映。但舞者服飾華麗無比，非宮廷豪家無法演出。

科學技術

天文學

唐代傑出的天文學家一行（683年～727年）和尚，本姓張，名遂，魏州昌樂（河南南樂）人。724年（開元十二年），跟一行和尚同時的一位工程技術專家梁令瓚和工匠們一起，創造了一架黃道游儀，用來觀測日、月的位置和運動情況。一行通過觀察，發現了恆星位置移動的現象。這比英國天文學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恆星自行的觀點早了將近一千年。

724年，一行還倡議在全國二十四個地方測量北極高度和冬夏至日和春秋分日的日影長度，並設計了一種叫做復矩圖的儀器，用來測量北極高度。一行從這次測量中算出南北兩地相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合現在129.22公里），北極高度相差一度。這個數據就是地球子午線（經度）一度的長度。它與現代測量子午線的長度111.2公里相比，雖然還有較大的誤差，但這種用科學方法實測子午線的工作在世界上還是第一次。

一行從725年開始修制新曆，到727年（開元十五年）完成，取名《大衍曆》。這部曆法系統周密，結構合理，比較符合天文實際，是當時的先進曆法。後來的曆法家幾乎都是按照它的結構來編寫曆法的，直到明朝末年吸收西洋曆法後才有所改變，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雕板印刷術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最早的印刷術是雕板印刷，大約在7世紀中期，已經有了雕板印的佛像。到8世紀80年代，有了作為商人納稅憑據用的“印紙”出現。

824年（長慶四年），在詩人元稹為白居易《長慶集》寫的序文中說到，有人拿白詩的寫本和印本在街頭叫賣或換取酒茶。到文宗大和年間，四川和江淮一帶民間已經每歲“以板印曆日”，在市場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頒下新曆，“其印歷已滿天下”。可見在唐後期雕板印刷已相當發達。

建築

唐代土木結構的建築已經達到相當成熟的階段。

當時首都長安城就是一個規模宏偉、世界上僅有的建築群。據近年考古工作者的實測，長安城南北長8651米，東西寬9721米，周長36.7公里，面積達84平方公里。城內有太極宮、大明宮、興慶宮三個宮殿區，建有雄偉的宮殿和亭台樓閣；宗廟社稷、官衙廨署布列在皇城之內，街道寬闊挺直，里坊整齊劃一，宗教寺院、公卿官員府第林立，組成了這座宏偉壯觀的大都城。長安城的建築設計對國內外的城市建設有著直接的影響，當時國內各州城和日本國的都城建設皆競相仿效。

現存的唐代殿堂建築有山西省五台縣境內的南禪寺大殿和佛光寺東大殿，它們是國內目前僅存的兩座木結構古建築。而西安市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則是唐塔中最享盛名者。

醫學

唐代醫學有很大的發展，不但分科較細，而且名醫倍出，其中最傑出的是京兆華原（陝西耀縣）人孫思邈（581年～682年）。652年（永徽三年），孫思邈寫成了第一部醫學著作《備急千金要方》三十卷。三十年後，又寫成了《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補前書之不足。通常把這兩部著作簡稱為《千金方》，這是孫思邈一生辛勤探索的結晶。

在書中總結了唐以前歷代醫家的醫學理論和治療經驗，收集了5300多個藥方。他對婦科和兒科特別重視，把他們列在卷首，主張獨立設科。他注意藥物配伍和辨證施治，首創複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在藥物的採集和套用方面，孫思邈也有突出的成績。

《千金官吏制度方》共收載了八百餘種藥物，對其中二百多種藥物的採集和炮製還專門作了記述。由於孫思邈對藥物學和醫學所作的巨大貢獻，博得了人民的尊敬和愛戴，被後世尊稱為“藥王”。

唐朝醫學的另一個傑出成就，是在659年（顯慶四年）由蘇敬等人集體編修的，圖文並茂的藥物學專著《唐新本草》。此書共五十三卷，收集藥物844種，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國家頒定的藥典。

武將官銜

官品等級		將領名稱
一品	正一品	天策上將
一品	從一品	驃騎大將軍
二品	正二品	輔國大將軍
二品	從二品	鎮軍大將軍
三品	正三品上	冠軍大將軍、懷化大將軍
	正三品下	懷化將軍
	從三品上	雲麾將軍、歸德大將軍
	從三品下	歸德將軍
四品	正四品上	忠武將軍
	正四品下	壯武將軍、懷化中郎將
	從四品上	宣威將軍
	從四品下	明威將軍、歸德中郎將
五品	正五品上	定遠將軍
	正五品下	寧遠將軍、懷化郎將
	從五品上	游騎將軍
	從五品下	游擊將軍、歸德郎將
六品	正六品上	昭武校尉
	正六品下	昭武副尉、懷化司階
	從六品上	振威校尉
	從六品下	振威副尉、歸德司階
七品	正七品上	致果校尉
	正七品下	致果副尉、懷化中候
	從七品上	翊麾校尉
	從七品下	翊麾副尉、歸德中候
八品	正八品上	宣節校尉
	正八品下	宣節副尉、懷化司戈
	從八品上	禦侮校尉
	從八品下	禦侮副尉、歸德司戈
九品	正九品上	仁勇校尉
	正九品下	仁勇副尉、懷化執戟長上
	從九品上	陪戎校尉
	從九品下	陪戎副尉、歸德執戟長上

大唐[唐朝的別稱]

基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