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義淨義淨十四歲出家，即仰慕法顯、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風。及從慧智禪師受具足戒後，學習道宣、法礪兩家律部的文疏五年，前往洛陽學《對法》（《集論》）、《攝論》，又往長安學《俱舍》、《唯識》。
唐高宗鹹亨元年（670年），他在長安曾和同學處一、弘褘等相約西遊；但處一未能成行，弘褘亦至江寧而中止。後來他途經丹陽，有玄逵同行。
翌年（671年），他在揚州坐夏，遇著將赴龔州（今廣西僮族自治區平南縣）上任的州官馮孝詮，一同去廣州，得到馮氏的資助，這年十一月間，從廣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這時只有他弟子善行相隨。他們海行二十天到達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停留了六個月，在此學習聲明。
善行因病返國，他即孤身泛海前行，經末羅瑜（後改隸室利佛逝）、羯荼等國，於鹹亨四年（673年）二月到達東印耽摩梨底國，和另一住在那裡多年的唐僧大乘燈相遇，停留一年，學習梵語。其後，他們一同隨著商侶前往中印，瞻禮各處聖跡。往來各地參學，經歷三十餘國，留學那爛陀寺歷時十一載，親近過那爛陀寺寶師子等當時著名大德，研究過瑜伽、中觀、因明和俱舍，並和道琳法師屢入壇場，最後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餘萬頌，方才言鏇。
武周垂拱三年（687年），他歸途重經室利佛逝，就在那裡停留二年多，從事譯述。他為了求得紙墨和寫手，曾於永昌元年（689年）隨商船回到廣州，獲貞固律師等的相助，仍於是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隨授隨譯，並抄補梵本。
天授二年（691年），他遣大津回國，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譯的經論及所撰《南海寄歸傳》等送回。到了證聖元年（695年），他才偕貞固、道宏離開室利佛逝，歸抵洛陽，受到盛大的歡迎，住在佛授記寺。他先共于闐實叉難陀、大福先寺主復禮、西崇福寺主法藏等譯《華嚴經》。
久視元年（700年）以後，他才組織譯場，自主譯事。從此直到睿宗景雲二年（711年）止，譯鈔經典並撰述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貞元錄》「敕薦福寺翻經」下一百零七部，四百二十八卷）。
他所譯述雖遍三藏，但力行專攻律部，譯事之暇，常細心地把日常重要律儀教授學徒，漉囊護生，淨瓶滌穢，嚴守規矩，樹立新范，學僧傳習，遍於京洛，為一時所稱嘆。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卒於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享年七十有九。
人生軌跡
立意西行
義淨現代雕像義淨七歲時，父母送他入齊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從善遇和慧智兩位法師學習。善遇法師博學多能，精通佛經，對六藝、天文、地理、陰陽、歷算亦有很深的研究。慧智禪師研習《法華經》數十年，造詣極深。在他們的教導下，義淨掌握了豐富的文化知識，在佛學方面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貞觀二十年（646年），善遇法師去世，義淨就跟慧智禪師學習，把精力集中於佛教內典的修習，“晝夜勤六時而不倦，旦夕引四輩而忘疲”。貞觀二十二年，義淨受具足戒，正式出家為僧。數載勤學，義淨學業大進。慧智見他天資聰穎，前途無量，遂勸他出外求學。義淨辭別土窟寺，來到佛教中心洛陽、長安。
在東都洛陽，義淨修習《對法》、《攝論》諸經，佛學水平又有提高。但其時佛教各派紛爭，觀點歧異，典籍的記載與解釋亦互不統一，故義淨在學習中產生各種疑問。於是他又來到長安，學習了《俱舍》、《唯識》等經，但胸中疑問不減。為祛蔽解疑，義淨認為必須赴印度取經求法。鹹亨元年（670年），他在長安結識了并州的處一法師、萊州的弘禕法師，眾人志同道合，相約赴印度取經。當時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條，陸上的“絲綢之路”因西域動亂而阻隔不通，吐蕃道則不僅道路艱險而且常受唐蕃關係的影響。相對而言，海路較為通暢。唐朝強大富庶，南亞、西亞諸國紛紛前來貿易，海舶雲集廣州諸地，搭乘商船赴印度求法取經成為義淨諸人的一致選擇。計議已定，遂相約離京東下，處一因母年高而罷，弘禕至江寧而止。義淨等途經丹陽時，又有玄逵加入。鹹亨二年（671年），義淨坐夏揚州。秋，接受龔州（今廣西平南）馮孝詮的邀請，同達廣州。馮孝詮及其家人皆篤信佛教且家資雄厚，他們敬佩義淨西天取經的志向，遂資助西行費用，馮孝詮並與波斯船主商定，許義淨等人附船前往印度。其時的廣州，萬商雲集，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港中停舶著婆羅門、波斯、獅子國、大食等國的船隻，這些海船一般形體較大，船深往往有六七丈，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義淨深知此去印度的艱難，遂在等船期間返回齊州，向慧智禪師等故鄉師友告別。再回廣州，同行者唯有門人善行，其他人均因故罷退
取經求法
義淨與僧人交流海船出廣州後，經二十天左右，義淨到達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國通往印度的海上要道。義淨在此地居住半年，習聲明（音韻學）。其間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無法前行，被迫回國。淨隻身繼續前行，於鹹亨三年（672年）五、六月間到馬來半島南端的末羅瑜國。由末羅瑜再經羯荼國，到達裸人國，西北行半個月後到達耽摩立底。耽摩立底為東天竺的南界，義淨在此居住一年有餘，從僧人大乘燈學習梵語。大乘燈原籍愛州（今越南清化），幼時隨父母遷往杜和羅缽底國，後出家，到長安從玄奘受具足戒，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經耽摩立底時被強盜劫掠，被迫滯留十二年。耽摩立底雖距中天竺的那爛陀寺不很遠，但途中常有強人出沒，很不安全。他們等到一個機會，隨同幾百名商人結伴前往中天竺。不幸的是義淨途中染病，“身體疲羸”、“孤步險隘”，落在眾人後面，又遭強人打劫，受盡凌辱，幾乎喪命，但義淨還是堅持到底，趕上了大隊，來到了朝思暮想的那爛陀寺。
到達那爛陀寺後，義淨又北行至毗舍離國，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又西南行到波羅奈城東北的鹿苑雞嶺，此後重回那爛陀寺，向著名僧人寶師子和智月等學習經典，研究瑜伽、中觀、因明、俱舍論等學，並進行佛教經典的翻譯，同時考察印度佛教教規和社會習俗。前後十一年，兢兢業業，銳意進取。大約在垂拱元年（685年），義淨乘船離開印度東歸。垂拱三年，他到達室利佛逝，停留二年有餘，專心從事翻譯和著作。為了得到紙和筆，曾於永昌元年（689年）隨商船回到廣州，得到貞固律師等人的幫助後，又於當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天授二年（691年），義淨派遣大津將著作及新譯的佛經送回國。武周證聖元年（695年），義淨與弟子貞固、道宏離開室利佛逝回國。
譯經事業
武則天對義淨的歸來十分重視，不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而且親自率眾人到洛陽上東門外迎接，並賜予他“三藏”之號，詔命義淨住在洛陽佛授寺。此後，義淨先後在洛陽延福坊大福先寺、西京長安延康坊西明寺、東京福先寺、長安薦福寺等寺院翻譯佛經。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在長安薦福寺經院圓寂，享年七十九歲。葬於洛陽北原上，建有靈塔。乾元元年（758年），以塔為中心，建立了金光明寺。
小雁塔(義淨提議修建義淨畢生從事佛事活動，特別在譯經和著述方面花費了大量心血。他譯經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入抵印度那爛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國前，他試譯了《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一百五十贊佛頌》。第二階段是回國後至自主譯場之前，主要是整理原來的譯著，並參加于闐三藏實叉難陀法師主持的《華嚴經》的翻譯。第三階段，在則天久視元年（700年）以後義淨自設譯場，親自翻譯佛經，先後在洛陽、長安諸寺譯出的佛經有幾百卷之多。義淨的翻譯活動得朝廷和僧眾的大力支持。在福先寺、西明寺譯《金光明最勝王》等二十部佛經時，印度沙門阿儞真那，中國僧人波侖、復禮、慧表、智枳、法寶、法藏、德感、勝莊、神英、仁亮、大儀、慈訓等分別為證梵文義、筆受、證義，朝廷的成均（即國子監）和太學助教許觀監護，譯文經繕寫後進呈朝廷。武則天十分高興，親制《聖教序》，對義淨的功業大加稱讚。中宗神龍元年（705年），義淨在東都洛陽翻譯《孔雀王經》、在大福先寺譯《勝光天子》等經時，兵部侍郎崔湜、給事中盧粲潤文正字，秘書監駙馬都尉楊慎交監護。景雲元年（710年），義淨在大薦福寺譯《浴象功德經》等二十餘部佛經時，吐火羅（今阿富汗）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弩、罽賓（今克什米爾地區）沙門達磨難陀、居士東印度伊舍羅、沙門惠積、文綱、惠詔、利貞、勝莊、愛同、思恆、玄傘、智枳等中外僧人為證梵文、證梵本、讀梵本、證義、筆受、證譯，而修文館大學士李嶠、兵部尚書韋嗣立、中書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張說、中書舍人李又等二十餘人次文潤色，左僕射韋巨源、右僕射蘇環監護、秘書大監嗣虢王邕同監護。景雲二年（711年），在大薦福寺譯《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等經時，太常卿薛崇嗣監護。中外名僧參加助譯、朝廷名臣潤色，使得翻譯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義淨髮揮了關鍵作用。義淨不僅精通漢、梵文，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幾年的經歷，而且又經過試譯、助譯的實踐鍛鍊，因此翻譯起來得心應手。儘管如此，義淨在翻譯過程中依舊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他堅持直譯的特點，在原文下加注說明，訂正譯音譯義，介紹產物制度，在語譯方面，區分俗語雅語，又常在意譯漢字下標出四聲和反切，以求得準確的發音，因此在總體上他繼承了玄奘的翻譯特點，同時也有自己的獨創之處，這一切使義淨的譯作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學術貢獻
玄奘義淨行程圖義淨的西行和翻譯佛經活動對唐朝的佛學產生了很大影響。印度歸來時，義淨除了帶回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佛經外，還帶回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這些都成為中國宗教界的瑰寶。所譯佛經以律籍為主，其中特別是根本說一切有部體例範圍都較完備。另外如《集量》、《法華》等也很重要。除律部外，他也重視瑜伽一系的學問，他認為“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瑜伽則外無內有，事皆唯識”。他譯出的佛經中也有瑜伽系的內容，同時適應當時崇尚密宗的風氣，還譯出了《金光明經》及一些陀羅尼經，有的還附有密宗源流的資料，這些都豐富了唐朝的佛學典籍。跟從義淨譯經和求學的僧人很多，他很賞識的有崇慶、崇勛、元廓、玄秀、玄睿、惠神等，跟隨身邊的有崇俊、玄暉、曇傑、寶嚴等，遠在各地的有法明、敬忠等，這些弟子的佛學觀點都受到義淨的影響。
除了在佛學和翻譯方面的貢獻外，義淨在地理、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績。他在歸國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時，寫出了《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這些著作記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其中二十餘人從吐蕃道去印度，三十餘人經廣州出海去印度，這樣海陸兩途的情況在書中都有了記錄。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以僧傳的形式記述了唐初從太宗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以後到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共四十餘年間，57位僧人(包括義淨本人，也包括今屬朝鮮的新羅、高麗，今屬越南的交州、愛州等地的僧人)到南海和印度遊歷求法的事跡。書後附《重歸南海傳》，又記載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隨義淨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國僧人的事跡。這部書在內容和結構上非常有特色。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沒有採用傳統的僧傳模式，而是按57位僧人出行時間的先後總為一傳，分別敘述他們的籍貫、生平、出行路線、求法狀況。多敘述簡略，有的僅三十餘字，比如木叉提婆篇、慧琰大師篇。只有少數的幾位僧人著墨較多，比如玄照法師、道琳法師等。著墨多少可能與義淨掌握的資料多寡有關。但無論詳略，其敘述總是按照籍貫、生平、出行路線、求法狀況的順序下來，無則預設。依此看來，該書似乎是一部“行狀”的集合。據清人吳曾祺的《文體芻言》解，“行狀，漢時只謂之狀。自六朝以後則謂之行狀。所以述死者之行誼及其爵里、生卒年月，為乞人撰文而作。”這種行狀多讚美之詞，或者說，有褒無貶。由此觀本書，行文上確有行狀特色。以著墨最少的兩位僧人為例。卷上的《交州木叉提婆師》全文，“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不閒本諱。泛舶南溟，經游諸國。到大覺寺，遍禮聖跡。於此而殞，年可二十四五矣。”另，卷上的《交州慧琰法師》全文，“惹琰法師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酈。隨師到僧訶羅國，遂停彼國，莫辨存亡。”由文中標註的下劃線，很清楚地看到敘述對象的籍貫、卒歿生平、出行路線、求法狀況等。這是書中最簡單的描述，著墨較多的僧人只是在此基礎上加了詳細的出行路線，求法過程及所求經卷，生平成就等。
但該書不僅僅是“行狀”的集合，它還有著自己獨特的編排手法與結構。這將在下文中詳為論述。義淨只是通過這種看似簡單的“行狀”手法，真實而清晰地反映了唐初求法僧的情況。
陸路的情況中對尼婆羅（今尼泊爾）多有記載，玄會等僧人就是從尼婆羅返回唐朝，而客死旅途的。至於書中記錄的海道情況尤顯重要，由於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記載了陸路的所見所聞，法顯的《佛國記》詳於陸路而略于海路，因此義淨記述的有關南海各地的情況，就成為流傳至今的關於南海各地的最早歷史地理材料，為各國研究歷史、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視。書中有關印度的珍貴史料，其中對醫學記載頗多，如《南海寄歸內法傳》第二十七章就講到印度傳統的醫學——“八醫”，並指出“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互有互無，事非一概”。第二十八章專講印度進藥的方法，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時常用少食的方法來治療，這頗具科學性。還有關於印度人的衛生習慣，如沐浴、食前洗手、散步等。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創辟新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這是義淨對法顯、玄奘功績的評價。其實在探險、求法、翻譯，著述等諸方面，義淨正是繼法顯、玄奘之後最有貢獻的代表人物。
傳世詩篇
義淨
《求法詩》
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
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焉知前者難！
路遠碧天唯冷結，沙河遮日力疲殫。
後賢若不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
《在西國懷王舍城》（一三五七九言）
游，愁。
赤縣遠，丹思抽。
鷲嶺寒風駛，龍河激水流。
既喜朝聞日復日，不覺頹年秋更秋。
已畢耆山本願城難遇，終望持經振錫住神州。
《余以鹹亨元年在西京尋聽於時與並部處一法師》
我行之數萬，愁緒百重思。
那教六尺影，獨步五天陲。
上將可陵師，匹士志難移。
如論惜短命，何得滿長祇。
《玄逵律師言離廣府還望桂林去留愴然自述贈懷》
標心之梵宇，運想入仙洲。
嬰痼乖同好，沈情阻若抽。
葉落乍難聚，情離不可收。
何日乘杯至，詳觀演法流。
《西域寺》
眾美仍羅列，群英已古今。
也知生死分，那得不傷心。
《道希法師求法西域終於庵摩羅跋國後》
百苦忘勞獨進影，四恩在念契流通。
如何未盡傳燈志，溘然於此遇途窮。
隋唐名人
| 介紹一下隋唐時期一些帝王，名臣，乃至一些在各行各業有著突出成就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僧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