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興[中共情報保衛人員]](/img/c/227/nBnauM3X2gjN0kzM2czN1AT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3czL4Y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周興[中共情報保衛人員]")
江西肅反
周興（1905—1975），江西永豐人，早年在染坊做學徒。1925年參加革命，同年夏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入共產黨。1927年6月，周興經同學袁振亞介紹，參加朱德同志領導的南昌市公安局教導團，編入第三營擔任戰士。不久爆發了著名的南昌起義，21歲的周興參加了這場起義。南昌起義失敗以後，黨組織立即派周興到折桂山區去開展游擊鬥爭，擔任折桂區委委員。周興在貧窮落後的山區組織起一支游擊隊伍，打土豪、懲惡紳，同縣城的反動勢力相抗衡。1930年10月4日，紅一軍團攻占了贛西重鎮吉安城。10月7日，在工農民眾慶祝攻占吉安勝利的大會上，成立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周興奉調到省政府工作。
由於當時蘇區的內外形勢十分複雜，省政府設立了一個重要部門省肅反委員會，專門從事公安保衛工作。紅一軍團秘書處處長李韶九擔任中央政治保衛局江西政治保衛分局局長、省肅反委員會主任。周興則擔任省肅反委會員的偵察部長、執行部長,以後又擔任秘書長。從此，周興同情報保衛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省肅反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是確保蘇區紅軍和黨、政部門的安全和純潔，清理混進來的特務、壞分子。周興到任不久，省肅反委會員就接到中央的通知，已經在紅一軍團的基層連隊中發現“AB團”，並且同地方黨政組織中的“AB團”分子有聯繫，要他們根據發現的線索，抓緊偵破工作。李韶九對此十分重視，專門召開會議研究布置,集中精力打“AB團”。
周興對打“AB團”，開始是很積極的。只要李韶九下了命令，周興就去執行。抓起來的人，連夜突擊審訊。第二天一早，就把口供筆錄送給李韶九。後來，周興逐漸感到勢頭不妙。因為這些“嫌疑分子”中，涉及到紅軍和地方政權的一些高中級領導，有的還是他的親人和戰友，難道這些人都是“AB團”嗎？尤其是聽說自己的親弟弟在紅一軍團也被定為“AB團”遭處決的訊息後，十分震驚。經過了解，組織上認為：打AB團擴大化有上面的原因，省肅反委員會主要由李韶九負責，周興是執行問題，認識和態度又比較好，所以沒有執行處分，就報告省特委取消了。在蘇區肅反搞擴大化，卻成為許多幹部對周興的重要印象。周興嚴於責已，從不掩飾自己的缺點、錯誤。他曾多次向身邊的人談到在江西蘇區打“AB團”時自己曾犯過擴大化的錯誤，受過處分。在黨內每次填表時，周興都一定要把這件事填上去。
情報生涯
1934年10月，周興奉命隨紅一軍團長征。長征初期，周興是以國家保衛局特派員的身份到紅一軍團工作的。到任不久，周興即被任命為紅一軍團保衛局副局長，局長是羅瑞卿。
1934年底，中央紅軍抵達烏江南岸。這時，周興被調到中央軍委幹部團任特派員。幹部團是直屬中央和中央軍委指揮的，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周興作為特派員主要負責部隊的安全保衛工作，接受“雙重領導”，既受幹部團首長的領導，又受國家保衛局的領導。具體任務有三條：一是保衛好黨中央、中央軍委領導的安全;二是抓俘虜、審俘虜，為部隊行軍打仗蒐集“情報”。三是保護好董老（董必武）、徐老（徐特立）、謝老（謝覺哉）等老同志。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期間，周興奉命擔任會議外圍的警衛工作。當時遵義城不大，但紅軍初來乍到，情況不熟。城內有紅軍主力部隊控制，問題不大，而城外卻有好幾股土匪，經常滋擾治安,橫行鄉里。在開會的前兩三天內，土匪武裝幾次來犯。周興率領警衛連頑強阻擊，不準土匪進城，保證會議的絕對安全。事後，幹部團領導向中央軍委領導作了正式匯報，周興受到周恩來的表揚，說他們為保衛遵義會議立了一功。
1935年6月，周興隨軍委幹部團翻越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夾金山。8月，在四川松潘縣又極其艱難地走過了杳無人煙的草地。剛剛三十歲的周興，本來身強力壯，但這個時候已經消瘦得不成樣子。此時，周興得了肺病，剛過草地就發高燒、吐血。有幾天時間，他躺在一個老百姓家裡昏迷不醒。部隊里缺醫少藥，無法醫治。幸好當地有箇中醫，給了點中草藥，吃下去以後,出了一身虛汗，燒逐漸退了，可是痰中仍夾有血絲，咳得比較厲害。醫生說,這可能是肺上的毛病，需要慢慢調養。幹部團的同志對周興很關心愛護。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經常來探望。幹部團首長決定派一個擔架，抬著周興上路。周興繼續在擔架上行軍。在過六盤山的時候，周興的病情逐漸好轉。不久,他的體力逐漸恢復，能夠自己拄著棍子，慢慢跟著部隊走。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到了陝北。
隱蔽戰線鬥爭一直是受到黨中央重視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長徵到達陝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衛局就以原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中的政治保衛局幹部為基礎,在瓦窯堡正式成立,負責西北蘇區和紅軍中的肅反、保衛工作。保衛局首任局長為王首道，1936年2月後由周興接任。1936年6月，保衛局隨中央遷至保全(今志丹縣)，1937年1月遷到延安棉土溝。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衛局更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全處,負責陝甘寧邊區的鋤奸、肅特保衛工作。在延安隱蔽戰線鬥爭史上，邊區保全處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一把令敵人聞風喪膽的利劍。
公安保衛工作，一向沒有平時、戰時之分。以往，中國國民黨一直武力圍剿陝北根據地;隨著抗日時局的發展,國共開始合作，國民政府對邊區公開的軍事進攻不得不有所收斂，但是,卻重點轉入秘密破壞活動。這樣，保全處的工作就更加繁重了。當時的情況相當特殊。儘管邊區取得了合法地位，但邊區周圍的所有軍事要地,都被國民政府重兵圍困，挖封鎖溝，拉鐵絲網。出入邊區的人員一律受到嚴格盤查,特務據點專門堵截投奔延安的進步青年,強迫送進“戰乾團”，進行特務培訓後再派遣進邊區。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邊區建立了嚴密的保衛工作體系。黨中央的社會部指導全黨各地區、各系統的情報、反間諜工作。在陝甘寧邊區，治安、情報、反間諜工作則由邊區保全處負責。出入邊區的“護照”上，無不蓋有周興的大印，因此，從政府機關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興的大名。
在敵我交錯的複雜環境之下，保衛工作很難不出紕漏。可是，誰都沒有想到，問題會出在中共保衛工作的創始人周恩來的安全上。1937年4月，周恩來準備從延安去往西安談判，乘坐的卡車在延安與甘泉交界的勞山遭到突然襲擊。卡車上的戰士們多是跟隨周恩來長征過來的，英勇善戰。但是卡車是暴露目標,我方又只配備駁殼槍,敵人在三面山上,居高臨下，火力很強。我方犧牲很大，最後，僅周恩來、張雲逸等四人脫險。
周恩來遇險的訊息震動了整個延安，保全處難辭其咎。周興立即派人帶騎兵排馳援，同時命令獨立團增援。邊區黨委也急令剿匪。周興殫精竭慮，部署部隊。不到一個月，就消滅了這股土匪。乘勝追擊，邊區各地紛紛行動，軍政配合，嚴厲打擊、消滅了46股土匪，全邊區秩序迅速好轉。1939年初，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周興被選為邊區政府委員,並在之後召開的委員會上被任命為邊區政府保全處處長、邊區保全司令部副司令員。
據統計，從1941年到1944年，陝甘寧邊區周圍密布有國民黨特務機關53個，特務據點57個，潛入邊區的特務700多人。為了徹底肅清漢奸特務對邊區的陰謀破壞活動,邊區政府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民眾鋤奸運動,建立起了從鄉到村有民眾廣泛參與的鋤奸組織和網路。1939年11月的一份陝甘寧邊區民眾鋤奸組織統計表顯示:當時有民眾哨站1004個，鋤奸網員4859人，鋤奸團員129523人。另據邊區保全處統計，從1937年1月到1946年 1月,在民眾的大力支持下,僅保全處設立在各地的檢查站,共查獲漢奸特務100多名，便衣偵探95名,土匪50餘名，以及大量的毒品和違禁物品。周興深有感觸地總結道：沒有鋤奸保衛工作的宣傳教育，就沒有民眾的鋤奸保衛工作。專門工作和民眾路線相結合,這條符合中國革命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安保衛工作的正確路線在延安時期就已創立,並得到了靈活的運用。
陝甘寧邊區人口約有150萬，邊區保全處僅有百十號人。在當時異常複雜的環境下，保全處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緊緊依靠人民民眾，確保了黨中央在延安13年中的安全保衛工作萬無一失，創造了人民公安事業的歷史奇蹟。
隱蔽戰線
揭穿“進步青年”陰謀 迫使殺手撤離延安
1938年4月，國統區的重慶大學組成教授訪問團訪問延安，參觀了陝北公學、魯藝、抗大等學校，觀看了延安留守部隊的訓練，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的接見，併合影留念。
在訪問團中，有位名叫肖致平的教授，他帶有一個名叫沈輝的私人助手，年齡二十多歲，在重慶一所大學工作。訪問結束後，沈輝主動要求留在延安參加抗日，得到批准後，被安排在邊區政府教育處普教科工作。此後，沈輝常用積極的態度和進步的語言，向同事打聽中央領導人的情況，甚至對領導人的個人生活也很關心，還曾獨自一人去過毛澤東住地楊家嶺。沈輝這些反常的表現，很快反映到保全處，立即引起了周興的警覺，為了慎重起見，周興委託副處長王范找其談話。
經過近半天的閒聊，沈輝終於露出了破綻：他自稱是河南人，卻講一口江浙話，追問之下，說是小時候曾在上海舅舅家生活了幾年，難改口音。此說並沒有消除周興、王范對他的懷疑。
經過審查，沈輝的真名叫沈之岳，是軍統局長戴笠手下的骨幹分子，並從拘捕的國民政府延長縣縣長周景龍的供詞中得知，沈之岳可能就是奉軍統陝西站站長毛人鳳之命潛入延安的所謂“高級殺手”。但沈之岳到延安後，見布防嚴密，與王范交談後更是惶恐不安，為保護自己，便主動中斷了與特務組織的聯繫，後來沈之岳撤出了延安。1950年代沈之岳赴台灣，官至調查局局長。
“化敵為我服務” 搗毀軍統“漢訓班”
1939年9月，國民政府軍統局在陝西漢中開辦特務培訓班，簡稱“漢訓班”。培訓的大批特務都被派往陝甘寧抗日根據地進行潛伏。
1940年初春的一天，21歲的吳南山受同事推薦，從老家甘肅慶陽到陝西漢中找一個聯絡人幫助他去重慶戰時幹部訓練第一團讀書。到了漢中後，那個聯絡人卻把他帶到漢中郊外一個大宅院，進來這裡的人不準和外界聯繫。幾天后，吳南山才明白自己被騙了，原來這是國民政府軍統局開辦的訓練班。於是，吳南山為離開這裡暗中做了許多準備。
1940年6月，第三期培訓結束，吳南山受命回家潛伏。這時，共產黨已掌握了慶陽縣政權，吳南山也很快在新籌建的隴東中學當了一名教員。他一邊想要擺脫身上肩負的秘密任務，一邊又對共產黨的政策存有疑慮。思慮再三，下決心向黨組織交代了這段歷史，並交出了供軍統特務使用的萬能顯影液等器材，表示與特務組織一刀兩斷。黨組織決定將吳南山留在原崗位“為我服務”。
幾個月後，吳南山被任命為慶陽縣教育科長，而吳南山的上級領導就是陝甘寧邊區保全部。
一天，吳南山從延安參加邊區教育工作會議回慶陽縣途中，恰遇漢訓班第三期同學祁三益，由於兩人都是西鋒鎮人，祁三益便把此行的任務等情況和盤向吳南山托出。吳南山得知軍統已有大批特務打入延安，暗自吃驚。為了釣到這條大魚，吳南山對祁三益說：“你通過駐紮榆林共黨友軍鄧寶珊部開的證明信去延安是不行的，因為國共關係緊張，延安查得很嚴，不如先隨我去慶陽再說。”由此成功拘捕了祁三益。
祁三益同樣也是一位抗日熱血青年，誤入軍統訓練班結業後，留班當了四至九期學員的教員，他並有爆破技術專長。
為了摸清戴笠的“漢訓班”底細，周興於1941年10月指派保全處偵察科長布魯去慶陽縣與吳南山他們接頭。
布魯，原名盧茂煥，又名陳泊，是中共早期的地下工作者。布魯和時任中央社會部治安科長的陳龍、總政治部負責鋤奸工作的副部長錢益民並稱延安三大“偵察專家”，毛澤東還笑稱布魯是延安的“福爾摩斯”。布魯為了驗證祁三益交代的真實程度，指令他在慶陽尋找有無“漢訓班”的學員，一周內認出了2人。經審訊，與祁三益交代完全吻合。隨後，布魯又帶他到延安。利用“五一”勞動節集會的機會，布魯等身穿便衣，以工作人員的身份，故意放慢入場速度，使隱蔽在一旁的祁三益便於指認。入場完畢，祁三益共指認了24人。
數天后，保全處抓捕了潛伏在延安的軍統特務32人，他們分別打入了從中央到地方的50多個單位，且大部分已混入黨內，有的甚至進入了機要部門，有的女特務還嫁給了我黨的領導幹部。將他們拘捕後，對其中31人進行反用，“為我服務”。邊區其他縣也先後抓捕24人，其中多數人都向共產黨投誠。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堅定的革命者，祁三益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保全處歷時三年偵破被稱為陝甘寧反特第一案的戴笠“漢訓班”，引起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毛澤東對時任中央社會部長康生及周興說：“這個案子給我們上了一課，特別是給那些對蔣介石存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課。可惜我們的布魯太少了，今後要多調幾個像布魯這樣的幹部，來加強延安的保衛工作。”
解放戰爭
1949年3月,劉伯承、鄧小平的二野與陳毅、粟裕的三野解放了南京。南京是國民黨政府的“國都”,政權易手,對國共雙方都有巨大的現實意義與象徵意義。
蔣介石撤退前親自布置潛伏破壞。毛人鳳的保密局在南京設立了9個組,配備460多人,還有上萬名保密局特工人員轉入警察機構;中統建立“首都實驗區”,578名特工滲透到政府機關中任職;國民黨各特務系統在南京地區留下的特務人員,共有3300多人,有的秘密發展組織,有的散發傳單,有的展開“敵後游擊”,企圖炸橋、炸發電廠,炸掉一切重要目標。南京國民黨警察系統有23個單位,僅首都警察廳就有9798人。其中有共產黨地下黨員,也有國民黨特工人員,有職業警察,也有地痞流氓。
在空前複雜的局面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公安局長。2月,中共中央向西北局發報,點名周興任南京市第一任公安局長。1949年5月16日,南京市公安局宣告成立。與敵特鬥爭,是周興的老本行,南京公安局開始就把肅特作為工作重點。周興認為,新政權百廢待興,不能按部就班地來,必須採取大動作。於是,發出布告,勒令一切特務組織立即解散,其人員立即停止活動、自首登記。在強大的政策攻勢下,一個月間,就有246名特務自首,還提供了幾百條線索,孤立了少數潛伏特務。公安局又接連破獲“保密局潛京一分站”、“反共救國軍”等重大特務案件。
周興又部署“銀幣之戰”,突擊封閉非法銀元交易所,整頓68家銀樓,拘捕人犯103名,“黃牛”266名,南京的經濟秩序迅速穩定。隨後,進行戶口登記,遊民收容,鴉片館、妓院取締。一連串漂亮的公安行動,使南京城很快出現了社會安定、人民樂業的局面。
不久,二野挺進大西南,周興等人又隨同劉鄧大軍進川,在山城重慶安營紮寨。大西南,中國是國民黨經營八年的抗日後方,鄉保長大都是外面派來。這裡又是中國國民黨最後撤離的地區,高官飛了,嘍羅跑不了,國民黨軍警憲特分子都沉澱下來。
周興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長。這時,他已經有了接管南京的經驗。他首先把很大功夫下在調查研究上,細緻摸清了四川、貴州、雲南三省的社會、經濟情況,為大規模鎮壓反革命做好準備。周興在西南地區首先抓緊建立各級公安機構,依靠人民民眾打擊敵人的破壞行徑,及時地破獲了一批危害大、影響惡劣的反革命案件,毫不留情地鎮壓了一批窮凶極惡的反革命分子,使社會秩序迅速穩定下來。之後,周興根據黨中央和西南局的決定,配合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有計畫、有步驟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的民眾運動。到1953年底,鎮反勝利結束,共打擊反革命分子80萬餘名,破獲潛伏特務、間諜案件569起,殲滅空降特務37名,消滅110多萬土匪,取締291個封建把頭組織,繳獲毒品200餘萬兩,逮捕慣犯2.9萬餘名,破獲刑事案件21萬餘件,逮捕處理人犯27萬餘名。按照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對西南地區的各類反革命分子分別作出了不同的處理。
當時,周興還擔任西南政法委員會主任。西南地區的死刑案件一般都要經過他親自審查,他對這項工作十分重視,經常徹夜不眠,審閱一個又一個的案卷。看到有疑問的地方,他立即把有關辦案人員找來,親自查問,直到弄清情況為止。他特彆強調“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堅決禁止搞“逼供信”。周興經常對辦案人員說:“人命關天,腦袋掉了不能再長出來,我們可要慎之又慎!”他號召政法工作人員向延安時代以秉公斷案著稱的陝甘寧邊區人民法院院長馬錫五學習。正因為這樣,才保證了西南地區的鎮反運動得以正常進行。
建國以後
1954年8月,周興調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長,分管全國的治安、勞改工作。1957年初,大批盲流人員湧入北京,棲身前門火車站等地,其中混雜著一些小偷流氓,他們白天混入街頭作案,晚上回車站睡覺。這裡雖然不歸周興直接管理,但他十分重視首都的社會治安,決心親自調查解決。
周興在北京站親自和一些盲流人員談話,訪問被害者,徵求旅客意見,獲得了真實情況,一直到天亮才回家。微服夜訪之後,由周興口授,秘書記錄,稍作文字修改,向中央分管政法的領導彭真、羅瑞卿寫了一份簡報,提出要集中精力整頓首都的治安秩序。不久,彭真作了批示,同意周興的意見,由公安部辦理。公安部黨組在羅瑞卿、徐子榮的主持下,專門開會作了部署,決定由周興具體負責,在首都集中時間和力量,迅速開展了一場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鬥爭。同時,配合民政部門收容、遣送了大批從農村盲流到城市的人。當時,對一些“大事不犯,小事常犯”的人如何處理很傷腦筋,周興和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的專家多次討論後,認為要制訂一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在彭真、羅瑞卿親自主持下,由周興具體組織起草工作。周興對每一稿都反覆琢磨,仔細推敲,力求準確和符合國家法律。經過半年多的努力,修改了十幾稿,最後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由毛主席頒布執行。以上幾項重大措施,在首都和全國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對維護社會治安起了比較顯著的作用。
1958年,周興調到最高人民檢察院任常務副檢察長。1961年秋,周興調到山東省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1965年初,周興調雲南工作,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處常務書記、雲南省省長。文革初期,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憤而自殺,省長周興就成了造反派批鬥的眾矢之的。中央把雲南的造反派和幹部召到北京辦學習班,兩派民眾對於是否“結合”周興爭論不休。一天,毛澤東親自接見雲南學習班,大家都無比激動,也有些人心中嘀咕――毛主席會支持誰呢?毛澤東走進會場後,沒有理會那些熱烈的掌聲與歡呼,徑直問道:“周興在哪裡?”周興此時正躲在遠遠的角落裡,毛澤東招呼周興站到自己身邊:“來!我們照個相!”周興立即進入革命民眾、解放軍、革命幹部的“三結合”領導班子,成為雲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譚甫仁遇刺身亡後,1971年夏,周興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政委和雲南省軍區第一政委。1975年10月3日周興因肝癌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70歲。逝世後,第一個趕來致哀的中央首長就是鄧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