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共產黨創建於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為中國人民指明了鬥爭的目標；採取資產階級民主派沒有採取的依靠廣大民眾的革命方法，推動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個高潮，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影響和推動下，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中國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
北伐戰爭1925年的五卅運動標誌著全國範圍的革命高潮的到來，為舉行討伐北洋軍閥的革命戰爭奠定了民眾基礎。北伐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下進行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同國民黨中的先進人士一起，在北伐軍中發揮了骨幹作用。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黨領導的工農運動迅猛發展，動搖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在中國的統治基礎。在鬥爭的關鍵時刻，由於大資產階級的叛變和共產黨內發生陳獨秀投降主義的錯誤，這次革命遭到了失敗。
1927年革命失敗後，面對國民黨新軍閥的殘暴統治，中國共產黨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到農村，建立根據地，開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黨領導根據地人民建立革命武裝和工農政權，連續多次擊敗國民黨的軍事“圍剿”．
在革命走向復興的時刻，黨內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使黨再次受到嚴重損失。由於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失敗，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長征。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糾正了黨內的“左”傾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領導地位，成為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黨從幼年走向成熟。隨後，黨領導紅軍以異乎尋常的堅強毅力，戰勝敵人的圍追堵截和各種艱難險阻，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中國共產黨制定抗日救國的綱領，提出全面抗戰的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指明了道路。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裝深入敵人後方，發動人民民眾，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建設抗日民主政權。根據地軍民逐步成為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黨領導敵後軍民堅決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並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妥協逆流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中國人民經過八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並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6年6月底，國民黨統治集團，悍然發動全面內戰。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挫敗國民黨的軍事進攻，並轉入戰略進攻。解放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廣大農民踴躍支援前線。國民黨統治區掀起的以學生運動為先導的人民運動，成為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路線。“中間路線”遭到破產，人民民主統一陣線更加鞏固和擴大。國民黨政府陷入了全民的包圍中。黨領導人民解放軍進行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消滅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為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準備。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解放南京，宣告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了，中國歷史從此開始了新的紀元。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治癒戰爭創傷，調整舊中國的經濟結構，使整個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迅速發展。在黨的總路線指引下，中國大規模地開展了有計畫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奠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消滅了剝削階級，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勝利。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為中國爾後的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中國各方面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
年表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1919年5月——1923年5月）
1919年5月4日 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1920年8月 陳獨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7月23日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
1922年7月16日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
1922年初到1923年春 全國出現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
大革命時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
1925年5月15日 五卅運動。
1925年 廣州革命根據地得到統一。
1926年7月 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
1927年春 北伐軍消滅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 取得了重大勝利。
1926年7月至1927年4月 工農運動出現高潮。
1927年4月12日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
1927年7月15日 武漢國民黨決定同共產黨決裂，國共合作全面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敗。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27年8月1日 南昌起義。
1927年8月7日 八七會議——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轉折點。
1927年10月 毛澤東在井岡山創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
1929年12月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舉行。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 紅軍長征。
遵義會議會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挽救了黨和紅軍，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35年12月9日 在中國北方局的領導下，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掀起了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1935年12月17日至15日 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變。
1937年5月2日至14日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延安舉行。
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變”，全面抗日戰爭爆發。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確定了全面抗戰的方針。
1937年 中國共產黨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宣布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正式成立。
1937年8月至10月 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南方8省14各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1937年9月 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首戰告捷，極大的振奮了全國軍民奪取抗戰勝利的信心。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
1940年8月12日 百團大戰。
1941年至1942年 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反“掃蕩”鬥爭。
1942年 整風運動。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這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和蔣介石合影1945年8月 重慶談判，簽訂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1946年6月 全國規模的內戰爆發。
1947年6月 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大軍挺進大別山，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
1947年7月至9月 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了 《中國土地法大綱》。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
1949年3月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開。
1949年4月21日 毛澤東和朱德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1949年4月23日 南京解放，宣布了國民黨反動統治覆滅。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年10月—1956年9月）
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年10月上旬 中共中央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開展了抗美援朝的運動。
1950年冬至1953年春 土地改革運動。
1950年6月6日至9日 中國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51年12月—1952年下半年 全國開展大規模的“三反”、“五反”運動。
1953年 中共中央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
1953年1月起 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畫。
1954年1月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
1956年底 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1956年9月—1966年5月）
1956年9月15日至21日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57年4月至1958年夏 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
1958年底 “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
1960年冬 中共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文革時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
1966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標誌著“文革”的全面發動。
1969年4月1日至24日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71年9月13日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
1971年10月25日 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會議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1972年2月28日 中美兩國發表上海聯合公報，標誌著兩國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75年1月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京舉行。
1976年10月6日 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革”。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1976年10月——1997年9月）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是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創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 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 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2年9月1日至11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982年9月13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
1983年10月11日和12日 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
1984年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建議》。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 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89年6月23日和24日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89年11月6日至9日 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
1990年3月9日至12日 中共中央十三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民眾聯繫的決定》。
1990年 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991年2月12日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陳子明、王軍濤等1989年政治動亂主謀人員依法判決。
1991年3月25 日至4月9日 七屆人大四次會議在京舉行。
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 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在京召開。
1992年1月21日至24日 全國黨員教育工作會議在京舉行。
1992年初 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並發表了重要談話。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江澤民向大會作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
1993年8月 江澤民在中紀委第二次全會上的講話，確立了新時期反腐敗鬥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工作格局和工作重點。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並通《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1994年1月24日至29日 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江澤民在會上講話指出，宣傳思想工作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引導人。
1994年9月25日至28日 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
1995年5月23日 我國外交部就美國政府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宣布允許李登輝對美國進行所謂的“私人訪問”一事發表聲明，並向美國提出強烈抗議。
1995年6月28 日 中共中央組織部做出關於追授孔繁森同志“模範共產黨員、優秀領導幹部”稱號的決定。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 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的主要議題是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1995年11月6日至8 日 江澤民在北京市考察工作。在談到幹部教育問題時強調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
1996年10月7日至10日 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
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
1997年7月1日 中國政府成功地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
1997年9月6日至9日 中共十四屆七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就我國改 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為十五大的勝利召開作了充分準備。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 黨的十五大在北京舉行。
1998年2月25至26日 黨的十五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98年12月18日 中共中央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紀念大會。
1999年7月19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共產黨員不準修煉“法論大法”的通知》。
1999年9月19 日至22日 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99年12月20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
2000年2月21 日至25日 江澤民同志在廣東考察工作時強調我們黨始終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
2000年10 月9日至11日 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創立到新中國成立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曾經創造出世界上獨領風騷的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在十九世紀中葉，急於向外擴張的英國，以鴉片和炮艦打開了清王朝這個封建專制帝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被突如其來的外來因素打斷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宣告成立。辛亥革命開創了比較更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開了社會進步的閘門，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並為此後革命鬥爭的發展，特別是為後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闢了道路。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不僅喚醒西方的無產階級，而且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
五四運動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前集會，遊行示威，掀起了愛國風暴。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隨著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出現，建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提上了日程。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它起到了在中國範圍內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和聯絡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產中國共產黨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
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後建立起共產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中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參加了會議。他們代表著中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會議。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
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捲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中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中國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後，以廣州為中心，匯集中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中國人民的巨大悲痛。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汪精衛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後，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6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等擔負起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後，國共兩黨通力合作，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消滅盤踞東江一帶的軍閥陳炯明部和廣東南路的軍閥鄧本殷部，並平息滇軍、桂軍在廣州發動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後方基地。
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先頭部隊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師北伐。在沿途人民民眾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到9月6日、7日，兩湖戰場的北伐軍分別占領漢陽和漢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圍困月余的武昌，全殲吳佩孚部主力。江西戰場的北伐軍也於11月初殲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戰而下福州。北方馮玉祥部於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揮軍南下。11月間，國民軍聯軍已控制陝西、甘肅等省。到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也已控制西北地區，準備東出潼關，回響北伐軍。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已定。
然而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未能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迅速膨脹。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的反共面目公開暴露出來。在他的指使下，贛州、九江、安慶等地都發生殺害共產中國共產黨人和搗毀總工會、國民黨左派控制的中國共產黨部等嚴重事件。
1927年4月初，蔣介石等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中國共產黨”。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民眾舉起屠刀，發動反革命政變。隨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也相繼以“清中國共產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中國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僅廣東一地，被捕殺者就達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中國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中國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後失敗了。然而通過這場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中國共產黨在民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民眾開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中國共產黨還開始掌握一部分軍隊。
在土地革命戰爭中開闢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斷然決定了三件大事：將中國共產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組織湘鄂贛粵四省的農民，在秋收季節舉行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討論和決定新時期的方針和政策。
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及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中國共產黨掌握或影響下的北伐軍二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在各地武裝起義蜂起的時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依舊放在城市。實際上，從外國搬來的“城市中心論”是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
秋收起義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後，抓住統治階級內部發生新的破裂的時機，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剿”，並全力進行中國共產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革命根據地有了初步基礎。在革命處於低潮的時候，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以及在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等方面的成功實踐，不僅為各地起義部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樹立了榜樣，並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隨後同從井岡山突圍出來的紅五軍主力會合，並向閩西發展。贛西南和閩西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地方武裝有很大發展。1930年6月，贛西南、閩西地區的紅軍合編為紅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敵委員會書記，共有兩萬餘人，成為紅軍中戰鬥力最強的部隊之一。8月，紅一軍團同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紅三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
紅軍和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震驚。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從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等指揮下，貫徹積極防禦的方針，實行“誘敵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戰術原則，先後粉碎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圍剿”。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據不平等條約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瀋陽發動了進攻。四個多月內，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全部淪陷，東北人民陷入亡國慘痛之中。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華事件。在這以後，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動。這時，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問題是，正確認識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出現的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動。
1932年底，國民黨軍隊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向中央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這時，毛澤東已被撤銷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周恩來、朱德從實際情況出發，指揮紅一方面軍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他先後調集100萬軍隊向各地紅軍進攻，而以50萬軍隊從9月下旬開始向中央根據地進攻。
1934年4月中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廣昌。經過十八天血戰，廣昌失守。10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根據地腹地，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8.6萬多人撤離根據地，踏上向西突圍的征途。
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後，“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並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在連續突破國民黨軍隊布置的四道封鎖線之後，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銳減到三萬多人。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在1936年10月間，紅四、紅二方面軍先後同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將台堡（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會師，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中共中央結束長徵到達陝北後，於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後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係的變化，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東北軍一部扣押了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向中國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通電。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此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中國共產黨關係開始改善。
在抗日戰爭烽火中發展壯大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突然向中國駐軍進攻，中國官兵奮起抵抗。中華民族全面抗戰從此開始。
在中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和共產中國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蔣介石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談話，表示了準備抗戰的決心圖。
1937年12月，日軍占領中國首都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毒殺，中國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體槍殺、焚燒、活埋及用其他方法處死者，達30萬人以上。日軍在其他地方屠殺中國人民的慘案不計其數。
中國共產黨在敵後抗戰的艱難條件下，領導人民軍隊同民眾結成血肉相連的關係，最初依託山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牽制、打擊日軍，取得了巨大成績。敵後戰場的開闢，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對穩定中國戰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國抗戰轉入戰略相持階段的重要條件。
1938年10月武漢和廣州失守後，中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12月，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敵，並拼湊偽中央政權。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各地接連發生襲擊、殺害共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嚴重危機。
百團大戰1940年8月，為了粉碎敵人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和“囚籠”政策，八路軍總部對華北日軍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以破襲敵人交通線為重要目標的進攻戰役，取得了重大勝利。這就是史稱的“百團大戰”。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頒布《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全面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中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召開。七大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即“放手發動民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另外，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地位。
1945年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8日，德國法西斯戰敗投降。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國的投降書上籤字。日本軍隊128萬人向中國投降。至此，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勝利結束。中華民族為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
中國抗日戰爭是反侵略的正義戰爭，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各同盟國家的支援，這些支援對中國能夠堅持抗戰並取得勝利是一個重要條件。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發展為有120多萬中國共產黨員的大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發展到120餘萬人，民兵260多萬人，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所有這些，為奪取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奪取民主革命的中國勝利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前往重慶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毛澤東親赴重慶，充分顯示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願望，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社會輿論的高度讚譽。
經過四十三天複雜而艱苦的談判，國共雙方於10月10日正式簽署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當局表示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但雙方在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兩個根本問題上未能達成協定。
在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重新秘密印發反共的《剿匪手本》，閻錫山出兵攻打山西上中國共產黨地區的人民軍隊。雙十協定剛簽訂，蔣介石便調集110萬軍隊，分三路向華北解放區進攻，圖謀打開進入東北的通道，進而占領整個東北。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廣大人民的強烈憤慨。
1946年5月初，國民黨政府宣布還都南京，國共談判的中心也從重慶移到南京。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力爭實現和平、挽救和平，但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決心已定，談判無法取得進展。
隨著國民黨破壞政協協定和停戰協定行動的不斷升級，全面內戰日益迫近。國民黨在完成內戰準備後，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揚言要在三五個月內消滅共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6月26日，國民黨軍隊22萬人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
1947年1月，美國宣布退出國共關係調停。3月，國民黨強迫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的代表全部撤退。通過談判爭取和平的大門完全被國民黨封死，國共關係徹底破裂。
從1947年3月起，國民黨軍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受挫後，改為重點進攻山東、陝北兩個解放區，而在其他戰場轉取守勢。人民軍隊繼續執行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以殲滅國民黨軍有生力量為主要作戰目標。
1946年12月24日，美國兵在北平強姦一名中國女大學生，觸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抗議駐華美軍暴行的運動。愛國鬥爭得到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廣泛聲援。這場以學生運動為先導的人民運動，很快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配合武裝鬥爭的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第二條戰線。中國共產黨適時地提出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爭生存鬥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的廣大陣線，使第二條戰線的鬥爭更加廣泛、深入地發展起來。
1947年6月30日夜，劉（伯承）鄧（小平）大軍12萬人強渡黃河，發起魯西南戰役，揭開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劉鄧大軍從國民黨數十萬軍隊的前堵後追中殺開一條血路，穿越黃泛區，渡過沙河，搶渡汝河和淮河，於8月末進入大別山區。劉鄧大軍依靠人民民眾，艱苦作戰，粉碎20萬國民黨軍隊的輪番進攻，至11月殲敵3萬餘人，建立33個縣的民主政權，站穩了腳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號召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中國共產黨派、各階層代表人士熱烈回響，並陸續擺脫國民黨的阻撓，通過各種渠道進入解放區，參與籌備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工作。
淮海戰役1948年9月，林彪、羅榮桓指揮東北野戰軍主力連同地方武裝發起遼瀋戰役。遼瀋戰役剛結束，中國共產黨中央即電令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發起了規模巨大的淮海戰役。1948年11月29日人民解放軍在西起張家口、東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地區，發起了平津戰役。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共殲敵154萬餘人，使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大大加快了解放戰爭在中國勝利的進程。以三大戰役為標誌的戰略決戰的勝利，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一座光輝的里程碑。人民民眾在戰略決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支前民工達886萬人，出動擔架36萬餘副，大小車100萬餘輛。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新年獻詞中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但為了早日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仍願意同南京政府或地方政府、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
開國大典1949年4月13日，國共代表開始在北平舉行正式談判。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上籤字，和談破裂。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向中國進軍命令，人民解放軍迅即向尚未解放的廣大地區舉行規模空前的全面大進軍。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南京，延續二十二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宣告覆滅。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莊嚴地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1949年10月1日，這一天下午，30萬軍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建國伊始，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很多困難和嚴峻考驗。軍事上，國民黨還有上百萬軍隊在負隅頑抗。經濟上，所繼承的是一個十分落後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國際上，美國拒絕承認並竭力阻撓其他國家承認新中國，阻撓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此外，也面臨著因革命勝利而可能滋長的驕傲自滿、享樂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蝕。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隨即打著聯合國旗號武裝干涉朝鮮並派遣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侵朝美軍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越過三八線，直逼中朝邊境的鴨綠江和圖門江，出動飛機轟炸中國東北邊境的城市和鄉村。在這個危急關頭，應朝鮮黨和政府的請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0月19日，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奉命開赴朝鮮戰場。到1951年6月，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緊密配合，歷時八個月，連續進行五次大的戰役，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敵人被迫同意與我進行停戰談判。而在整個戰爭期間，中國人民支援朝鮮前線的捐款可折合戰鬥機3710架，各種作戰物資達560萬噸，為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抗美援朝戰爭進行的同時，中國共產黨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從1950年冬到1953年春，領導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其他各項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勝利完成恢復國民經濟的艱巨任務。這一切為大規模有計畫的經濟建設準備了條件。
土地改革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頒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新解放區農村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土地改革在中國範圍的基本完成，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村經濟迅速走向恢復和發展。
另外，新民主主義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國營工礦交通企業的民主改革。在改革中，建立了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吸收工人參加工廠管理，調動了廣大工人民眾當家作主、搞好生產的積極性，為恢復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事業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奮鬥，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獲得全面恢復，並有了初步發展。1952年，工農業產值和主要產品的產量均已超過建國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自創立時起就確定的奮鬥目標，並確定了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中央提出，從1953年起，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畫；並指出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
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畫的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進。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中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裡，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但是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後。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應該怎樣建設和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全新課題。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中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確定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在管理體制方面，要求適當擴大地方管理許可權，並調整一些經濟管理體制。在政治關係方面，強調進一步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共產黨和各民主中國共產黨派、無中國共產黨派民主人士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中國共產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發展科學和文化藝術的指導方針，努力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以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這次會議對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並且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成果。
然而，在急於求成的思想影響下，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出現了一次嚴重失誤：1957年底開始發動的“大躍進”運動。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毛澤東1月30日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做了自我批評。毛澤東聯繫三年“大躍進”的教訓，闡明人類認識客觀世界規律的重要性，承認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一百年時間。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部分地糾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運動中的一些過左做法，但它強調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中國共產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甚至認為在省和中央部門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也開展了錯誤的批判和鬥爭。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中國代表大會舉行。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把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這種完全違反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大會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幫派中的骨幹和親信占半數以上，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許多功勳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加強了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1970年8月，在中國共產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江青兩個集團長期以來不斷積累的矛盾集中地爆發出來。林彪集團的圖謀及其宗派活動被揭露並受到批判後，毛澤東採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團的權勢。林彪集團的骨幹成員決心鋌而走險。林彪的兒子、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組織策劃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毛澤東、周恩來機智地粉碎了他們的陰謀。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飛機倉皇出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把中國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發展經濟、振興國家的事業上來。四屆中國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為鄧小平隨後主持國務院工作奠定了基礎。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帶發生強烈地震，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中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幾位主要領導人相繼去世後，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前途成為人們憂慮的問題。
改革開放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闢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
在中國局勢逐步穩定的基礎上，在全中國共產黨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十屆三中全會終於決定恢復鄧小平在1976年被撤銷的全部職務。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著重闡述毛澤東關於實事求是的觀點，批評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兩個凡是”的錯誤態度，號召“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應當結束揭批林彪、“四人幫”的民眾運動，及時地、果斷地把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等九人為中央委員；選舉出以陳云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時，雖然華國鋒仍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但就體現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指導思想和決定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政策來說，鄧小平實際上已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1979年3月，鄧小平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指出：在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從此，四項基本原則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一起，構成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基本內容。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鑒於國民經濟中一些重大比例關係嚴重失調的狀況和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的現象的出現，中國共產黨中央於1979年4月召開工作會議，制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1980年，四川省廣漢縣的一個公社掛出鄉人民政府的牌子，成為中國第一個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農村出現的改革勢頭，雖引起一些人議論紛紛，卻得到鄧小平的支持。
隨著改革的推進，對外開放開始有重大突破。創辦經濟特區為實行對外開放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聽了廣東省委負責人關於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和僑鄉汕頭開辦出口加工區的建議，當即表示：還是辦特區好，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劃出一定的地區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和港澳商人的投資場所。
改革起步的幾年間，新事物接踵湧現。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道路逐步展開。
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十一屆六中全會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並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改選和增選：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根據廣大人民的意志，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進行公開審判，恢復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二次中國代表大會。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中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把中國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旗幟。
這次大會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提出經濟建設目標的同時，又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證和支持。因此，在促進經濟建設全面高漲的同時，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這些任務的提出體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性要求，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1983年10月，中央作出決定，廢除人民公社，建立鄉（鎮）政府作為基層政權，同時成立村民委員會作為民眾性自治組織。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闡明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性質、基本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明確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此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按照發展社會主義有計畫商品經濟的要求，國家對經濟的計畫管理許可權逐步下放，縮小了指令性計畫，擴大了指導性計畫，到1987年，在生產領域中，國家指令性計畫的工業產品從改革前的120種減少到60種；流通領域中國家計畫管理的商品從改革前的188種減少到23種。國家巨觀調控的範圍和方式得到調整與改進，小商品和計畫外商品都由市場調節。價格、稅收、金融等經濟槓桿在巨觀調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強，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按照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的原則，國營企業改變統收統支的經營方式，生產經營自主權進一步擴大。在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貫徹執行，比較單一的所有制結構有了很大改變。與此同時，農村改革繼續深入，農村經濟逐步納入了有計畫的商品經濟軌道，促使傳統農業進一步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方向發展。
1985年9月，中國共產黨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建議。鄧小平在會上指出，新老幹部都要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努力針對新的實際，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防止在日益複雜的鬥爭中迷失方向，並強調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首先要著眼於中國共產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
1986年9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決議，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指導方針和根本任務，強調要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團結中國各族人民，提高整箇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根據鄧小平一系列講話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決議，全中國共產黨在努力推進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逐步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廣泛開展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進各項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三次中國代表大會。大會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中國4600多萬中國共產黨員。大會批准了趙紫陽代表中央委員會作的《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十三大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完整地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1988年3月至4月舉行的七屆中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楊尚昆為國家主席，決定李鵬為國務院總理；選舉鄧小平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會由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組成。
在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和全會以後，鄧小平多次鄭重提出：現在要真正建立一個新的第三代領導。第三代的領導集體必須有一個核心，要有意識地維護這個核心，就是江澤民同志。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兩個月後，中國共產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批准鄧小平的這一請求，同時決定，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進入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階段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發展處於又一個緊要關頭。隨著蘇聯的解體，東歐國家的劇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低潮，長期以來的東西方兩極冷戰結束了。世界的這種大變動、大改組，對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在此關鍵時刻，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重要談話。他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中國共產黨中央迅速將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傳達到全中國共產黨，國務院也相繼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決定。全中國共產黨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為指導，進一步統一思想，為開好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作了充分準備。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四次中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大會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地位。明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且要求全中國共產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
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准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為標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十四大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進程中，既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又成功地進行巨觀調控，在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1993年3月，中國共產黨中央著手解決亂集資、亂拆借和經濟過熱問題。6月，中央決定加強巨觀調控力度，在進行巨觀調控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中央牢牢把握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指導方針。1995年9月，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九個五年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並提出要實現從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兩個根本轉變。
1996年10月，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專門就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決議，對新形勢下的精神文明建設做了具體部署和規劃，強調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這個決議的貫徹，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為繼續深化改革，加快發展，創造了良好氛圍。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五次中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作的《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1997年下半年，東南亞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很快波及整個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盪，世界經濟受到嚴重衝擊。面對這一衝擊，中國共產黨中央當即提出“堅定信心，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沉著應付，埋頭苦幹，趨利避害”的指導方針，果斷採取擴大國內需求的措施，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決定由中央財政向商業銀行增髮長期建設國債，增加投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生活；並採取出口退稅、打擊走私等措施，千方百計增加出口，從多方面拉動經濟成長。這些對策很快見效，1997年後，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相應改善，外貿出口從1999年下半年開始大幅度回升，國家外匯儲備增加。在周邊許多國家因這場危機而出現經濟衰退、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實現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為緩解這場影響全球的風暴承擔了風險，付出了代價，作出了積極貢獻。全世界都看到，中國的確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穩定因素。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威望進一步提高。
伴隨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1998年夏，中國又遇到一場歷史罕見的特大洪澇災害。長江、嫩江、松花江發生超歷史紀錄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閩江也一度發生大洪水。受災人口達二億二千三百萬。面對特大洪水的襲擊，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國務院審時度勢，正確判斷，周密部署。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親臨抗洪第一線，各級領導幹部紛紛奔赴現場，同廣大軍民一道頑強奮戰。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出動三十餘萬官兵參加抗洪鬥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國上下萬眾一心，軍民協同作戰，終於奪取抗洪搶險鬥爭的全面勝利。
由於“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中國政府通過外交談判終於成功地解決了香港回歸問題。1997年7月1日，中國人民終於迎來期盼已久的時刻。在如期舉行的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上，江澤民莊嚴宣告:“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鮮艷的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雄壯的國歌聲中升起，五洲四海，萬眾矚目，神州大地，一片歡騰。歷經百年滄桑的香港終於回到祖國懷抱，中國人民終於洗雪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國恥。
1999年12月20日，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在澳門也如期舉行了政權交接儀式。澳門的回歸，標誌著在中國國土上徹底結束了外國列強的占領。這是舊中國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對於中華民族的歷史性貢獻。
在香港、澳門回歸過程中，大陸與台灣的關係也逐漸朝著“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呼籲台灣當局儘早結束與大陸的分裂狀態，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同時還多次表明:不能允許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堅決反對“台灣獨立”；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外國干涉。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就現階段進一步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八項主張。這一講話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一貫性和連續性，體現了發展兩岸關係、促進祖國統一的決心和誠意，是解決台灣問題的綱領性檔案。
2000年3月以來，台灣政局發生了變化。中國共產黨中央繼續重申: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海峽兩岸的對話和談判，什麼問題都可以談。
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2000年春，江澤民提出：只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三個代表”的思想和要求，進一步回答了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一直接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它是深入思考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經驗，深刻總結我們黨近八十年歷史經驗，特別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成功經驗作出的科學結論；是對黨的性質、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務的新概括，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新發展，對新時期黨的建設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各項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2000年10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畫的建議》，提出從新世紀開始，中國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並加快推進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今後五到十年，要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根本出發點，全面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2001年3月，九屆中國人大四次會議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畫綱要。這就為新世紀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明確了奮鬥目標和指導方針。
重要會議
1.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它是中國近現代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2.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中共二大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和制定黨在現階段的革命綱領。會議對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當前階段的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性質進行了分析，並制定了當時黨的最低和最高綱領。
“最高綱領”――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的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最低綱領”――即在民族革命階段的最低綱領，①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②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打倒中華民族的完全統一；③統一中國本部（包括東三省在內）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中共二大的歷史意義――它正確的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明確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在中國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預示著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必將來臨。
3.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廣州舉行――這是黨的歷史上比較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此次大會討論並接受了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以及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議案，為隨後到來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打下了政治基礎。中共三大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思想，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正確地確定了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促進了國共合作的形成。但是，大會對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和軍隊問題還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4.中共五大――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
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大革命的緊急關頭召開的。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糾正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決定黨的重大方針政策。毛澤東批判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鬥爭。
中共五大總體上來說是失敗的。因為，中共五大雖然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作出切合實際的回答。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陳獨秀雖然作了檢查，但沒有真正改正錯誤。因此，五大實際上並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
5.八七會議――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就國共兩黨關係、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會議堅決糾正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主要任務。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論斷。
6.三灣改編――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來到這裡，進行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三灣改編”.這是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的開端，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為從組織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建設一支全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7.遵義會議――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最緊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揭露和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和嚴重危害，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進行了總結，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等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主張。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中共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8.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瓦窯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實現黨在新形勢下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的轉變，迎接抗日新高潮的來臨。
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後，毛澤東於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上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決議和報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勢下，不僅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知識分子是堅決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說明了民族資產階級也有與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買辦營壘，也可能發生分化。黨的基本策略是“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起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必須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同時要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9.洛川會議――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縣召開擴大會議。
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報告。
會議正確地分析了全國抗戰開始以後的形勢，制定了全面抗日的路線，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問題。會議認為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在抗戰中的領導權；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民眾運動；在有利於動員全國人民抗戰的前提下，爭取全國人民所應有的政治、經濟利益；以減租減息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
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正確地指導了黨和軍隊實行由國內戰爭到民族戰爭、由正規戰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
中共七大會場10.中共七大--1945年4月至6月 大會的主要議程是：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報告；任弼時作關於黨的歷史問題的報告；通過新的黨章，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6月1 1日，大會閉幕，毛澤東致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
中共七大中劉少奇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報告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的第一次概括。在報告中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詳細的全面的闡述。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
11.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從1949年3月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著重地討論了在現在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
這次會議的重大意義是：確立了革命勝利後建設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藍圖，並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指明了道路，在政治、思想、理論上作了準備。
12.中共八大--（第一次會議）1956年9月15日～27日在北京舉行。大會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畫（1958～1962年）的建議》。
會議主要確定了以下幾方面內容：(1)提出了國內主要矛盾的新結論，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2)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方針；(3)強調加強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性；(4)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重申了黨反對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這次會議對於考試來說可以歸結為：中共八大前後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
13.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舉行。全會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作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從糾正急於求成的錯誤傾向和全黨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出發，必須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對陷於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進行調整，對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著手認真的改革。全會重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全會重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全會重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決定在組織上健全黨規黨紀，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反對接受和製造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14.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1～11日在北京舉行。胡耀邦代表黨中央作了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明確規定了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制定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和戰略步驟，提出建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制定了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方針，強調要把黨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堅強領導核心。根據新黨章規定，黨中央不再設主席，只設總書記。
15.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
1984年10月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比較系統地提出和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它是一部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決議》突破了把計畫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的商品經濟。在《決定》精神的指導下，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從1985年起全面展開。
16.中共十三大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在北京舉行。會議主題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了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並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17.中共十四大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舉行。江澤民作了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報告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14年的實踐經驗，決定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
中共十五大18.中共十五大： 1997年9月12～18日在北京舉行。江澤民向大會作了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報告。報告著重闡述了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指出，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報告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強調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還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大會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並載入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19.中共十六大：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鬥。這次大會是我們黨新世紀乘勝前進，規劃制新世紀中國發展重大戰略的會議，也是與時俱進，為指導思想增添理論新成果的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並實現了我們黨承前啟後，完成整體性新老交替的任務。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鬥。
20. 中共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21日在北京舉行。中共十七大，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胡錦濤代表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中央委員會作了《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的報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選舉產生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
中國共產黨歷史經驗研究
一、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歷史條件和特點
（一）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發展的需要
（二）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中國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發展的需要
（三）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馬列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的結果
（四）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五）幾點思考
二、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曲折探索
（一）黨的創立和大革命時期：探索的成就與失誤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探索的新進展和嚴重錯誤
（三）從遵義會議與瓦窯堡會議：探索的重大轉折和突破
三、新民主義革命道路的形成和發展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逐步形成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內容
（三）新民主主主革命道路在解放戰爭時期的重要發展
（四）結語
四、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與實踐
（一）獨創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
（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及原因
（三）社會主義改造及後期的失誤
（四）轉變問題上的是非得失
五、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步探索
（一）八大前後探索的最初成果，“左”傾錯誤開始出現
（二）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出現巨大的曲折，在曲折中繼續探索
（三）60年代初期在調整國民經濟中進一步探索，“左”傾錯誤逐步占上風
（四）幾點經驗與教訓
六、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大挫折
（一）黨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走入誤區
（二）毛澤東社會主義構想中的失誤與“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發展
（三）“文化大革命”是建國後黨內“左”傾錯誤發展到極端的最完備形態
七、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初步開闢
（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醞釀和準備
（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開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起點
（三）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新道路在總結歷史經驗、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起步中
逐步發展，形成主題
（四）從黨的十二大到十三大前，新的道路在全面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逐步展開，並在總
結新的歷史經驗中繼續發展
（五）黨的十三大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標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初
步開闢
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繼續發展
九、中國共產黨處理同共產國際關係的基本經驗
十、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歷史與經驗
十一、中國共產黨反傾向鬥爭的歷史經驗
十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歷史與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