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飛[“四八”烈士]](/img/6/617/wZwpmLz91NwcDN4ITOwYDM4cjMzETO1AjM2ATMwADMwMzLwYzLyE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王若飛[“四八”烈士]")
名字由來
無產階級革命家王若飛，原名王運生，自幼崇拜民族英雄，當他從《木蘭辭》中讀到“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名句時，十分嚮往那種奮戰韁場、馬革裹屍的戰鬥生涯，遂改名若飛，表達了他不畏艱難，奮通直前的豪氣與救國救民的迫切心情。
生平簡歷
王若飛1926年初，吳佩孚聯合張作霖，向國民軍發動進攻，駐河南的國民二軍被迫退出河南，使河南再次陷入吳佩孚的統治之下。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黨、團組織又轉入地下狀態。1926年3月，王若飛離豫赴滬，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在豫工作9個多月，歷盡艱難，從宣傳馬列、組建黨團組織到開展工運、農運，都作出了顯著的成績，當時黨中央認為，王若飛在河南所主持的工作，“都已達到相當的成功。”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參與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三次武裝暴動。1925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據李大釗與國民二軍軍長鬍景翼商定的計畫，派王若飛到河南幫助國民二軍開辦軍官學校。
6月初，王若飛到達開封，後又到鄭州，住在當時京漢、隴海鐵路總工會南邊的小巷裡。6月7日，鄭州召開民眾大會，聲援滬案，王若飛以全國總工會代表的身份參加大會並發表了演講，後由於胡景翼病故，繼任國民二軍軍長的岳維峻放棄了開辦軍校的計畫，於是，王若飛即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留在河南，做地方黨的工作。不久，黨中央為加速河南黨的建設和發展，又派來一批骨幹。
王若飛團結各地來的同志，把建立和發展各級黨團組織作為首要任務。為了實現全省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他首先把鄭州原黨支部改建為“中共鄭州地方執行委員會”，管轄開封、洛陽、焦作、彰德、衛輝、信陽以及京漢鐵路和豫豐紗廠八個黨支部，並很快建立起了中原地區最早的三個地委。王若飛對共青團的建設也極為關注，並很快建起了鄭州等六個支部。後由於王若飛等共產黨人認真貫徹了黨的四次代表大會精神，使河南的黨、團組織得到較快發展。幾個月之內，黨團員人數增加了10倍。
1927年起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農民部部長和宣傳部部長。
1928年6月赴蘇聯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
1931年回國，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員，後在內蒙古包頭因叛徒出賣被捕。在長達5年零7個月的監獄生活中，他堅貞不屈。1937年獲釋後，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宣傳部部長、統戰部部長。抗戰爆發後，1938年起任中共中央華中工作委員會兼中共中央華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任八路軍副參謀長。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8月與毛澤東、周恩來一起作為中共代表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1946年1月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
1946年4月8日在由重慶返回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于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難。王若飛以自己的生命，實踐了他“一切要為人民打算”的諾言，成為共產黨人學習的楷模。
王若飛故居
王若飛故居始建於清代，王若飛曾祖父所建，1982年對外開放。故居臨街，經過道進朝門入四合院，院內鋪以方形石板，有石砌花壇、魚池等，房屋為木結構小青瓦建築，具有清代民居風格。現存部份家具實物及若飛青少年時期在日本、法國留學時進行革命活動資料，與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一起工作時的照片、通訊手跡，重慶談判時所穿衣物，遇難後黨中央和中央領導的悼詞，部份國民黨要員、愛國將領、民主黨派知名人士題詞、輓聯及有關王若飛的書籍，出版物等。
王若飛故居紀念館 是紀念和展示王若飛同志光輝事跡的專題性紀念館。全部陳列共分八個部分，目前展覽圖片資料為125幅，實物資料47件，展線長330餘米，以若飛精神“一切要為人民打算”作為布展主線。從多角度、多側面展現了王若飛同志在各個不同時期的經歷和參與的重大歷史事件，突出了王若飛同志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門票價格：20元/人
交通提示：王若飛故居位於安順市西秀區北街174號，在火車站或汽車南站坐13路車可達。
1945年8月王若飛作為中共代表團代表之一，與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談判，同國民黨政府簽訂了著名的《雙十協定》。
1946年4月8日，王若飛乘飛機回延安請示匯報工作，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時年五十歲。
大曆年事
1896年10月出生於貴州省安順縣。9歲時隨具有民主進步思想的舅父到貴陽讀書，並在他們的影響下參加了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鬥爭。從1918年春天起，王若飛先後赴日本、法國和蘇聯留學。
1903年遷居貴陽。
1905年，王若飛隨舅父黃齊聲入貴陽達德學校學習（現為貴陽達德書院舊址，位於貴陽市商業中心大十字南側）。
1915年在舅父黃齊聲的帶領下，參加“反袁運動”，從此走上革命道路。1917年在黃齊聲的帶領下留學日本。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五月七日成為中國的國恥紀念日，看著日本人舉行慶典，王若飛等義憤不已，憤然離日回國。
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豫陝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江蘇黨委省農委書記,6月，又與周恩來、趙世炎等在法國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積極探討中國革命問題，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3年4月，王若飛和趙世炎等旅歐黨員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轉為中共黨員。他們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十月革命的經驗，並聯繫實際，經常討論中國革命的問題，極大地提高了政治理論水平。
1925年3月王若飛回國。不久他擔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在李大釗的指導下，他在中原地區大力發展黨團組織，積極開展以工人運動為中心的各項工作，為推動中原地區的革命運動作出了貢獻。
1926年5月，王若飛赴上海任中共中央首任秘書長，參與處理了黨內大量的日常工作，並參與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三次武裝起義。黨的五大後，王若飛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農民部長和宣傳部長。黨的八七會議後，王若飛根據革命的緊迫形勢，克服重重困難，多次在江蘇各地組織農民暴動。1928年6月，王若飛赴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留在蘇聯，進入列寧學院學習。
1927年5月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1931年7月回國後，王若飛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員，組織領導西北地區的農民解放鬥爭和民族革命鬥爭。這年11月，由於叛徒出賣他在包頭被捕。在獄中，王若飛大義凜然，在敵人的法庭上據理力爭，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大談馬克思主義。敵人曾將他押赴刑場，玩弄假槍斃的伎倆恫嚇他，他仍不屈服。他還在獄中寫下了2萬多字的長信，勸國民黨綏遠主席傅作義站在中華民族革命戰爭的立場上，堅定地動員民眾和軍隊抗戰。
1937年4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營救下，王若飛結束了5年零7個月的牢獄生活。1937年9月到達延安之後，他風塵僕僕，竭盡全力地投入工作。1938年秋，他擔任中共華北華中工委秘書長，併兼任八路軍副參謀長。1940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1944年4月他赴重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書記，主持南方局的日常工作。1945年8月，他與毛澤東、周恩來一起作為中共代表參加了與國民黨的和平談判。
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8月，隨毛澤東、周恩來飛抵重慶參加國共談判;12月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隨代表團團長周恩來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為擴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陣線積極工作。
1946年4月8日，王若飛乘飛機由重慶回延安向黨中央請示匯報工作，飛機行至山西興縣黑茶山不幸遇險失事，王若飛與秦邦憲、葉挺、鄧發等同機遇難，時年50歲。
“一切要為人民打算”，這是王若飛當年臨別重慶時向周恩來說的最後一句話，這句名言成了他對人民、對黨的最後遺言。在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隊伍里，王若飛是全黨當之無愧的楷模！
逝世真相
所謂墜機“真相”
“四八”空難的事實真相是什麼樣的呢？當時親自參加密謀的軍統特務、已經隱居台灣多年杜吉堂在臨死之前，終於道明了真相，讓此事大白於天下。
在1945年國共商國是的時候，國民黨反動當局沒有誠意，不僅在軍事上破壞合作，而且在各個領域派了大量的特務破壞我黨開展工作。
1946年4月，我黨將博古、葉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從重慶送往延安，而這次轉移卻被國民黨的軍統特務盯上了。王平虎，是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飛機後，知道了乘坐飛機的有共產黨舉足輕重的人物，馬上電話通知遠在南京的頂頭上司。國民黨當局得知這次飛行有我黨重要的領導人物，為了破壞我黨的工作，打破國共兩黨談判的和諧氛圍，製造事端以麻痹我黨的談判，於是軍統特務就對這次飛行進行了精密的暗殺行動。
軍統的頭目直接找到當時在中美特別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杜吉堂知道這次暗殺行動的重要性，其對象都是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幹，商議如何使這次行動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覺。其中有個略懂飛機構造的特務就說：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使飛機迷航，自然會墜落，豈不是萬全之策。於是這幫罪惡的黑手，開始了他們的罪惡之旅。
首先，他們找到在調度科任科長的王平虎，查到所擔任飛行任務的C-47運輸機的飛行記錄和檔案材料，同時讓王平虎安排人員在飛機飛行前的例行檢查中做手腳。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務懂得機修業務的楊耀武，讓其假裝成機修人員，混到檢修的隊伍里，在檢修過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
4月8日，飛機上午準時飛離了重慶，首先要飛到西安進行加油和休息。在重慶飛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儘管有著3000小時飛行時間美國飛虎隊飛行員覺察到稍許異樣，但並沒有多大的障礙，其實當時飛機飛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後，飛機繼續向延安方向飛去。而此時的天空下起了冰雹並颳起了大風，嚴重的影響到了飛行，在這種情況下，楊耀武放的磁鐵開始發揮更大地作用了。
導航系統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飛行處於迷航狀態，飛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證，本來從西安飛延安應該是一直向北飛行，可是飛機卻飛向了東北方向，向山西興縣飛去，甚至飛到了黃河以東的黑茶山，飛機就偏離了航向，可見特務的磁鐵發生了作用了。而當時的情況是黑茶山地區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見度比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運輸機的正常飛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為一個資深的飛行員，也不太可能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可見，在高度表上的磁鐵也發揮了作用。就這樣，搭載我黨我軍眾多高級領導的C-47在一個特意的陰謀安排下發生了事故，多年來其真相鮮為人知。
其“真相”揭秘
“四八空難”發生後，新華社當年發的訊息定性為“失事”。
1956年，葉挺的兒子葉正大從蘇聯留學回國，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的家裡宴請他。席間，周恩來曾告訴葉正大：當年我們懷疑是國民黨特務做的手腳，但是沒有證據。後來中共方面向國民黨政府和軍調處提出這樣一個要求：以後凡是中共中央委員和高級將領坐飛機，一定要有一位國民黨的將領陪同。國民黨方面也答應了。
2006年，某家報紙發了篇文章，說“四八空難”是國民黨軍統特務一手製造的。文章稱，當時國民黨空軍調度科科長王平是軍統安插在空軍中的眼線，他得知共產黨舉足輕重的人物要坐飛機時，向南京的頂頭上司報告，軍統方面安排中美特別合作所特工隊隊長杜吉堂執行此次任務。他們派人假裝成機修人員，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羅表反面放了磁鐵，最終導致了這場空難。隱居台灣多年的杜吉堂在臨終前，最終吐露了隱藏多年的真相。
當時很多媒體和網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葉正大在廣州也看到了。他到北京來眼睛的時候，把我和我哥、王若飛的兒子王興、鄧發的兒子鄧北生一起叫到他的住處。正大大哥說：“事情過了這么多年，現在終於水落石出了，軍統特務死前告訴媒體，是他們幹的。”正大大哥提議我們出面給中央寫份報告，然後在“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兩個軍統特務跪在他們面前的雕像，就像岳飛廟裡的秦檜夫婦一樣。
但是我們幾個人商量後又覺得，還是應該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為好。當時《新華每日電訊》也發了這個訊息，我們找過去，對方告知：原始訊息不是新華社發的，因為2006年是葉挺誕辰110周年，所以他們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轉了這條報導。我們幾個人分頭查找寫這篇報導的最原始出處，但是都找不到。而我們通過各種渠道詢問，答案都是根本沒有“杜吉堂”這個人。
其實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國共會談期間，彼此行動都是透明的，父親他們離開重慶，報紙都有公開報導，國民黨一些官員還到重慶機場送行，所以所謂國民黨特務刺探到了這一條情報，是無稽之談。其二，駕駛這架C-47的是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我想國民黨特務不會有如此膽量，連美國人也一起害吧！
所以應該說，“四八空難”還是場意外。
2005年的時候，我專門重訪了父親當年失事的地方——山西興縣黑茶山，那是一座2400米的山。我在山腳下的莊上村，找到了當年參加尋找飛機的民兵隊隊長張根兒。老人家向我回憶：那天天氣很不好，山上下著雪，山下下的是雨。下午兩三點鐘，有人聽到巨大的飛機轟鳴聲，然後看見一架飛機沿著黑茶山下的一條大溝，低空飛來，離地面非常近，好像是緊貼著樹梢飛了過去，緊接著是劇烈的爆炸聲。雨停了後，村里一些年輕人上了山，看到有一架飛機斜躺在一塊凸出的巨石前約20多米的山坡上，飛機殘骸四周的樹木都被燒光。飛機機頭朝上，螺鏇槳已經摔斷，飛機的碎片，還有檔案紙片散落一地。
當天晚上，村幹部們開會討論此事，因為分不清敵我，大家決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屍體掩埋掉。會議開到一半，有幹部匆匆趕到，告訴大家有一架載有重要領導和高級幹部的飛機失事，正在尋找。黑茶山的民兵們得知此事後，嚇了一大跳，慶幸沒有掩埋掉那些遺體，否則就出大問題了。
原來，4月9日凌晨，美軍觀察組來電話：C-47失蹤了，既沒有到北平，也沒有回重慶。他們準備派兩架飛機到延安附近搜尋。任十八集團軍總部秘書長的楊尚昆立即將這一訊息向毛澤東及中央其他領導做了匯報。中共方面給所有解放區發了電報，讓軍民們協助查找飛機。
第二天一早，黑茶山的50多個民兵們重新上了山，在失事現場附近，撿到了一個橢圓形的印章，雖然已被燒得一塌糊塗，但是依稀能辨認出“中共重慶辦事處證章”的字樣。除此之外，還撿到了兩枚印章，一枚寫著“秦邦憲”，另一枚是“黃齊生”。
貴州籍的黃齊生先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不但與黃炎培、馬寅初、柳亞子是很好的朋友，國民黨的何應欽等高官都曾是他的學生；國共重慶談判時，黃齊生本來不需要去的，但他認為自己在國民黨統治區有不少人脈，可以做些工作，就隨王若飛去了重慶，沒想到一起遇難；父親的政治秘書劉祖春臨行前還問我父親：“需要我也同去嗎？”父親想了一下說：“過幾天我就回來了，你就留在這裡吧。”這句話，救了他一命。
4月11日，晉綏軍區政治部派來了裴周玉調查飛機失事原因。當時一致認為，因為當天延安氣候惡劣，飛機準備返回西安。由於能見度差，加之飛機的導航設備比較差，在返航途中迷失航向，誤入山區。為了尋找地面目標，飛機降低飛行高度，在濃霧中撞山爆炸墜毀。
失事的飛機上，包括機組成員在內一共有17個人。可據老人回憶，比較完整的屍體只有3具。晉綏分區陸續來人辨認遺體，當時也沒有先進技術，只能通過其他一些方式來辨認。因為父親高度近視，常年戴眼鏡，所以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凹痕的那一具，被確定為博古；還有一個臉部有白鬍子根楂，就確定為年齡最大的黃齊生；剩下的一個是葉挺。
老鄉們回憶，黑茶山地勢很陡峭，他們費了很大力量才上了山。因為怕白天溫度太高，他們就在晚上搬運靈柩，有時因山路太窄，二人不能並行，一個人背著棺材爬著前進。
靈柩運到嵐縣機場後，當時美國方面要求先運送那4位美國機組成員的遺體，但被中共方面拒絕；後來國民政府從重慶派來了兩架飛機，一架運送中共方面的遇難者，另一架運美國人；第一架飛機降落到了延安機場，第二架在空中盤鏇兩圈後，飛到重慶。
榮譽
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名言
為了保存一個人的生命，而背叛了千萬人的解放事業，遭到千萬人的唾棄，那活著還有生命意思。新中國成立以來“雙百”人物
為推動民眾性愛國主義教育活動深入開展，迎接新中國成立60周年，經中央批准，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解放軍總政治部等11個部門聯合組織開展評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活動。在投票評選的基礎上，經過有關部門審核、組委會評審組專家投票等程式，最終評選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此名單由全國“雙百”評選活動組委會2009年9月10公布。
| 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名單（按姓氏筆畫排序）： |
| 八女投江 | 于化虎 | 小葉丹 | 馬本齋 | 馬立訓 | 方誌敏 | 毛澤民 | 毛澤覃 | 王爾琢 | 王盡美 | 王克勤 | 王若飛 | 鄧萍 | 鄧中夏 | 鄧恩銘 | 韋拔群 | 馮平 | 盧德銘 | 葉挺 | 葉成煥 | 左權 | 白求恩 | 任常倫 | 關向應 | 劉老莊連 | 劉伯堅 | 劉志丹 | 劉胡蘭 | 吉鴻昌 | 向警予 | 尋淮洲 | 戎冠秀 | 朱瑞 | 江上青 | 江竹筠 | 許繼慎 | 阮嘯仙 | 何叔衡 | 佟麟閣 | 吳運鐸 | 吳煥先 | 張太雷 | 張自忠 | 張學良 | 張思德 | 曠繼勛 | 李白 | 李林 | 李大釗 | 李公朴 | 李兆麟 | 李碩勛 | 楊殷 | 楊子榮 | 楊開慧 | 楊虎城 | 楊靖宇 | 楊闇公 | 肖楚女 | 蘇兆征 | 鄒韜奮 | 陳延年 | 陳樹湘 | 陳嘉庚 | 陳潭秋 | 冼星海 | 周文雍和陳鐵軍夫婦 | 周逸群 | 明德英 |林祥謙 | 羅亦農 | 羅忠毅 | 羅炳輝 | 鄭律成 | 惲代英 | 段德昌 | 賀英 | 趙一曼 | 趙世炎 | 趙尚志 | 趙博生 | 趙登禹 | 聞一多 | 埃德加·斯諾 |夏明翰 | 格里戈里·庫里申科 | 狼牙山五壯士 |聶耳 | 郭俊卿 | 錢壯飛 | 黃公略 | 彭湃 | 彭雪楓 | 董存瑞 | 董振堂 | 謝子長 |魯迅 | 蔡和森 | 戴安瀾 | 瞿秋白 |
| 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名單（按姓氏筆畫排序）： |
| 丁曉兵 | 馬萬水 | 馬永順 | 馬恆昌 | 馬海德 | 中國女排五連冠群體 | 孔祥瑞 | 孔繁森 | 文花枝 | 方永剛 | 方紅霄 | 毛岸英 | 王傑 | 王選 | 王瑛 | 王樂義 | 王有德 | 王啟民 | 王進喜 | 王順友 | 鄧平壽 | 鄧建軍 | 鄧稼先 | 叢飛 | 包起帆 | 史光柱 | 史來賀 | 葉欣 | 甘遠志 | 申紀蘭 | 白芳禮 | 任長霞 | 劉文學 | 劉英俊 | 華羅庚 | 向秀麗 | 廷·巴特爾 | 許振超 | 達吾提·阿西木 | 邢燕子 | 吳大觀 | 吳仁寶 | 吳天祥 | 吳金印 | 吳登雲 | 宋魚水 | 張華 | 張雲泉 | 張秉貴 | 張海迪 | 時傳祥 | 李四光 | 李春燕 | 李桂林和陸建芬夫婦 | 李素芝 | 李夢桃 | 李登海 | 楊利偉 | 楊懷遠 | 楊根思 | 蘇寧 | 谷文昌 | 邰麗華 | 邱少雲 | 邱光華 | 邱娥國 | 陳景潤 | 麥賢得 | 孟泰 | 孟二冬 | 林浩 | 林巧稚 | 林秀貞 | 歐陽海 | 羅映珍 | 羅健夫 | 羅盛教 | 草原英雄小姐妹 | 趙夢桃 | 鍾南山 | 唐山十三農民 | 容國團 | 徐虎 | 秦文貴 | 袁隆平 | 錢學森 | 常香玉 | 黃繼光 | 彭加木 | 焦裕祿 | 蔣築英 | 謝延信 | 韓素雲 | 竇鐵成 | 賴寧 | 雷鋒 | 譚彥 | 譚千秋 | 譚竹青 | 樊錦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