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鄧穎超（1904-1992）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
1904年2月4日生於廣西南寧。幼年喪父，靠母親楊振德行醫或當家庭教師過著清貧的生活。
1913年至1920年，先後在北京平民學校、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後在北平師大附小、天津達仁女校任教。
鄧穎超青年時代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她和劉清揚、郭隆真、張若名等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並參與組織了天津各界聯合會。她還和周恩來、馬駿、郭隆真等天津學生運動的領導者，共同組織了進步青年團體覺悟社，參與領導天津學生的愛國運動。
1923年她參與組織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1924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從此，她確立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堅定信念，開始了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國家的繁榮富強而奮鬥的職業革命家生涯。
1925年夏，鄧穎超被調到廣東，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婦委書記和國民黨省黨部婦女部秘書等職。她同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部長何香凝真誠合作，組織廣大婦女投身國民革命。同年8月8日，她和周恩來結婚，從此他們結為終身革命伴侶。
1926年，鄧穎超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她為推進國共合作和統一戰線工作，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她從廣東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在白色恐怖的惡劣環境下，堅持黨的地下工作五年。
1928年5月，在莫斯科列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932年至1934年，鄧穎超轉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參加黨和工農民主政府工作。先後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和組織部幹事、中央機關總支書記、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等職。1934年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鄧穎超在武漢、重慶等地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先後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婦委書記。在這期間，她積極團結社會各界人士和廣大婦女，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工作十分出色。
1938年當選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理事。同年，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的參政員。在歷次國民參政會上，同董必武等中共方面的參政員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與中共方面的其他參政員一起，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抗議國民黨的反共罪行。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任中央婦委副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鄧穎超以中共方面唯一女政協代表身份，出席舊政協會議，為爭取國內和平而積極奔走。同年，當選為國際民主婦聯理事。全面內戰爆發後，鄧穎超隨中共代表團撤回延安。
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1949年3月，在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民主婦聯副主席，並任黨組副書記。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鄧穎超歷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等職。
1956年中共八大後，為歷屆中共中央委員。
鄧穎超1976年後任第四、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等職。這期間，她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為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為加強黨的紀律，為維護婦女兒童權益，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付出了全部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77年以後，鄧穎超先後訪問了緬甸、斯里蘭卡、伊朗、高棉、日本、朝鮮、泰國、法國和歐洲議會，會見了來自亞、非、拉、美、澳五大洲幾十個國家的客人。
1979年12月，擔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1982年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為增進中國人民同各國人民之間的交往與友誼，為國際和平與世界發展的進步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
1984年任中國三S研究會名譽會長。
1985年9月經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同意不再擔任中央委員。
1987年當選為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名譽會長。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至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1992年7月11日上午6時55分，鄧穎超與世長辭，享年88歲。
家庭背景
鄧穎超出生在一個晚清地方官吏家庭。父親鄧庭忠曾官任南寧鎮台。母親楊振德，出身官宦世家，從幼學習中醫。在楊振德嫁給鄧庭忠的第三年里，生下女兒“鄧文淑”（即“鄧穎超”）。由於傳統“重男輕女”的思想，鄧庭忠要將女兒送人，楊振德以死抗爭。
鄧穎超在鄧文淑三歲時，父親因得罪上司遭到陷害，被流放新疆；隨後，客死異鄉。楊振德決心獨自把女兒撫養成人。他們曾先後輾轉廣州、上海等地，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最後在天津落腳。楊振德以行醫和當家庭教師為生，日子清貧，但卻絲毫沒有放鬆對女兒的教育。鄧穎超因此，深受母親的性格影響。2005年，天津電視台拍攝了《鄧穎超和她的媽媽》的18集電視劇，展示了從鄧穎超出生到母親去世的36年中，母女的坎坷經歷和不平凡的生活。
在鄧文淑考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後，老師為她改名“鄧穎斌”；但她自己又改為“鄧穎超”。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時年15歲的鄧穎超積極發動同學參加到這場愛國運動中；她和郭隆真、張若名等人組織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自任執委、兼講演隊隊長；走上街頭，宣傳鼓勵各界婦女參加運動。後來，她和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周恩來、馬駿等人組織了覺悟社。
1920年後，鄧穎超先後在北師大附小、天津“達仁女子國小”任教。1923年她和覺悟社社員李峙山成立“女星社”，繼續從事婦女社會活動；還於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
人物榮譽
鄧穎超一生追求真理
鄧穎超少年時就立志救國，在天津讀書期間曾發出“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的誓言。1919年，她投身五四愛國運動，同周恩來等人共同發起組織進步青年團體———覺悟社，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忱和堅定的革命精神。1925年3月，鄧穎超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此後，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她都勇於探索、不懈奮鬥，經受住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表現出共產黨人堅忍不拔的奮鬥精神。
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和卓越領導人
鄧穎超曾擔任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副主席，第四屆全國婦聯名譽主席。她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對婦女工作的關心和責任，一直承擔到生命的終止。”她堅持“只有求得社會解放與民族解放，婦女才能得到解放”的觀點，始終把推動婦女解放作為黨的一項重要工作來完成。她參與領導起草的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成為中國婦女獲得婚姻自由等權益的法律保障。她很早就致信黨中央提出節制生育的意見。她還參與制定並積極貫徹黨的婦女工作的各項方針政策，重視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積極培養婦女幹部，熱情鼓勵優秀婦女和先進典型，號召廣大婦女奮發圖強，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新女性。鄧穎超同志為增進中國婦女同各國婦女的友誼、推動世界和平運動做了大量工作，贏得了各國婦女的敬重。
為黨的統一戰線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鄧穎超以共產黨員身份參加國民黨中央婦女部的工作，同部長何香凝真誠合作，聯合和組織各界婦女投身國民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她先後擔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參政員和唯一的女政協代表，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爭取國內和平進行了不懈努力。她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她積極推動落實黨關於民族、宗教、華僑和知識分子的各項政策，致力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定地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為開創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和政協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各界人士的信賴和尊敬。鄧穎超同志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協助周恩來同志積極開展對台工作。1979年12月，她擔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後，認真貫徹落實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推動海峽兩岸的交流和交往，為祖國統一大業傾注了大量心血。
沒有儀式的婚禮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奮鬥著，為了革命的利益，服從革命的需要一直都是他們分別的原因。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的日子，他們沒有儀式、沒有滿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別重逢後的欣喜和溫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就走了，他此時正在忙於指揮省港大罷工，鄧穎超也離開了新婚的小家，到廣東區委上班去了。也許這聚少離多的生活在一開始就已注定。
1927年4月，中國大地上風雲突變。原本正在進行合作的國共兩大政黨，因為蔣介石的叛賣活動突然交惡。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指揮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共產黨和工農民眾大開殺戒，中國大地頓成人間地獄。
這時的周恩來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調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在上海短短的3個多月時間裡，他成功地組織和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來和鄧穎超不得不暫時分離。
孩子不幸夭折
鄧穎超與少年時的李鵬正當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時候，蔣介石動手了———此時的鄧穎超正在廣州一家德國人開辦的醫院里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難產。鄧穎超肚子裡的孩子體重超過了正常標準，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來。當時的婦產醫院還不能施行剖腹產手術，只能用產鉗。孩子頭顱受到嚴重損傷，生下後不幸夭折。鄧穎超內心極度痛苦。
這是她和周恩來的第二個孩子。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在周恩來大革命時期隨隊東征時，被鄧穎超私自做主打掉了。那時她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工作和革命，總是覺得過一段時間再要小孩子也不遲。後來，鄧穎超來到汕頭見到周恩來，把偷偷打胎的經過告訴了他的丈夫。周恩來聽後勃然大怒。新婚後，他從來沒有發過這樣大的火：
“你怎么會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對立起來？！孩子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他屬於國家，屬於社會。你有什麼權利把他隨隨便便扼殺？而且隨隨便便糟蹋自己的身體。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嘛！身體是革命的資本，不專屬於你自己，要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必要時，我們隨時準備為革命流血犧牲，可是決不允許隨隨便便糟蹋自己的身體。你要怎么處理，也該來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張，這樣輕率！”
經周恩來這一頓批評，鄧穎超知道自己做錯了事，不住地道歉。可是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這樣不幸，同時還趕上了一個血雨腥風的時節，周恩來也不在身邊。鄧穎超此時多么需要丈夫的安慰和愛撫啊！
鄧穎超說“委屈”
七媽（指鄧穎超———編者注）說：“今天我倒要說說我的委屈。你們做了名伯父的侄兒、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婦，沒有沾光，反而處處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點委屈？可你們知道嗎？我做了名夫之妻，你們伯伯是一直壓我的。他死後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員長，他堅決反對。後來小平同志告訴我說，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對。“解放初期，政務委員會，人家要我上，他不讓。我也君子協定，我不與他在同一個部門工作。我就向主席報告去婦聯工作。組織上安排我在婦聯做副主席，他和人家吵架，不同意我上。定工資時，蔡大姐（蔡暢當時是婦聯主席，鄧穎超是副主席）是三級，我知道他的作風，我按部長級待遇不定四級而定到五級，報到他那裡審批時，又給壓到六級。國慶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單有我，又畫掉了。因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在壓我。我的工作是黨分配的，不是因為他的關係，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又是副委員長，又是政治局委員、紀委書記，都是因為你伯伯的關係。這是黨員選的，是我自己的工作決定的。我們黨內開會，都是會上反映的意見，人家認為應提我選我，如果你伯伯在，他一定不會讓我擔任。”
鄧穎超生前寫給中共中央的信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團的第一批團員。1925年3月天津市黨委決定我轉黨，成為中共正式黨員。
人總是要死的。對於我死後的處理，懇切要求黨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遺體解剖後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後，我和周恩來同志約定的。
3、不搞遺體告別。
4、不開追悼會。
5、公布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訊息。因為我認為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職務也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
以上是1967年7月1日寫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兩點：
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麼故居和紀念等，這是我和周恩來同志生前就反對的。
2、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們，勿以因周恩來同志的關係，或以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非常必要的。我無任何親戚，唯一的一個遠房侄子，他很本分，從未以我的關係提任何要求和照顧。以上兩點，請一併予以公布。
個人感情
鄧穎超鄧穎超與周恩來相識在1919年五四運動的急風暴雨中。熱情活潑的鄧穎超在話劇《木蘭從軍》中的優美形象，吸引了台下一名男青年的注意。他就是天津學生運動領袖周恩來。
1920年11月周恩來赴法勤工儉學後，開始了與鄧穎超的書信往來。從共談理想追求到互訴愛慕之意，經過近5年的感情碰撞，1925年8月，他們終於在廣州喜結連理。從此，鄧穎超和周恩來相濡以沫、互敬互諒、同甘共苦，攜手走過了50年的風雨人生。
鄧穎超是一個崇尚自立的女性。她認為，作為一個女性，首先應該有自己的事業，然後才會得到屬於自己的愛情。所以她始終保留著一片施展自己才能的天地。從大革命時期的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中共廣東區委婦女部長，到土地革命時期的中共中央婦委書記、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共中央機要科科長；從抗戰時期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婦委書記，到新中國第一屆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以不懈的努力為自己的生命增添了耀眼的光華，同時也贏得了真正的幸福和愛情。
“戰友”這個名詞，對於所有的人都不陌生，然而對於鄧穎超來說，卻有著非凡的含義。
鄧穎超寫給周恩來的詩鄧穎超認為，她同周恩來首先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其次才是一個屋檐下的伴侶。無論是危險叢生的戰爭年代，還是曲折艱難的建設時期，她都是周恩來最親密的戰友和助手，同周恩來生死與共、福禍同當。
“伴侶”，這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名詞，然而在鄧穎超看來，它卻凝聚著深厚的夫妻情義。
鄧穎超是個很重感情的女性，作為周恩來忠誠的伴侶，她無怨無悔地踐行著自己的職責。
鄧穎超是個浪漫而又充滿激情的好伴侶。無論在什麼環境下，也無論在什麼年齡段，她對周恩來的愛都始終不變。
幾十年來，每當她與周恩來分別兩地之時，山間的紅葉，田中的小花，盆中的水仙，庭院的海棠，都成了她寄託情思的信物，都會隨著信件，伴著她的思念和囑咐，飛過千山萬水到達周恩來的手中。
鄧穎超是個通情達理的好伴侶。周家是個大家庭，親戚朋友很多。凡是需要照顧的，都由鄧穎超一人料理。她不僅細緻周到，而且用錢大方，她和周恩來兩人的工資，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用來幫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卻很簡樸。對此，周恩來看在眼裡，感在心頭。他曾對著名劇作家曹禺說過這樣的話：“小超忙，我更忙。我們周家是個大家族，親戚來找我的太多了，都是小超替我料理。我家的事，不叫我操心，真感謝她了。”
鄧穎超是個知冷知暖的好伴侶。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妻子，她深深懂得丈夫身體健康的重要性。每當她睡醒一覺，發現周恩來辦公室的燈還在亮著，總要輕步走進去，提醒他該休息了。
兩人分處兩地時，鄧穎超也總是寫信給周恩來，叮囑他注意身體。為了引起周恩來的重視，她在信中常常將身體與工作聯繫起來，告訴周恩來健康的身體是“迎接新任務必不可少的條件”。
周恩來到晚年後，心臟病時常發作，後來又患了癌症，但仍然在拚命地工作。眼看丈夫日益消瘦，鄧穎超痛在心頭。她深知他肩上的擔子有多重，不願用過多的提問打攪他，也不敢阻撓他外出工作，只能用溫柔的關懷來撫慰他。多少個寒風呼嘯的冬夜，多少個天方破曉的黎明，鄧穎超惦記著外出的周恩來，時而看看室內的溫度計，時而試試暖氣的熱度，焦急地等待著他的歸來。
1975年秋，周恩來終於倒了下來。在周恩來住院期間，鄧穎超每天都要到醫院看望。她知道周恩來來日無多，便儘量給他以安慰和溫存。當時鄧穎超也遭受著高血壓和眼結合膜下水腫出血的痛苦折磨，但她依舊保持著往日的鎮靜和堅強，不給周恩來增加任何思想壓力。
“功成輔賢相，藏光不輕吐。景雲增日明，美錦助袞輔。”對於趙朴初的這個讚譽，鄧穎超確實當之無愧。
鄧穎超將對周恩來的一往深情踐行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乃至去世之後。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去世。根據她生前的囑託，人們用1976年裝盛周恩來骨灰的那個骨灰盒，盛裝著鄧穎超的骨灰，運到海河，將其撒在16年前拋撒總理骨灰的同一個地方。
鄧穎超幾乎用自己的一生演繹著對周恩來的戰友之情、伴侶之愛。這情、這愛，既撼天動地、盪氣迴腸，又纏綿百轉、餘味無窮……
人物評價
鄧穎超鄧穎超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心裡裝著黨和民眾，一貫嚴於律己，為人師表，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她的一生是戰鬥的光輝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黨的事業無私奉獻的一生。她的豐功偉績，將永垂史冊，永遠為人民所銘記；她的嘉言懿行，將彪炳千古，永遠是共產黨人的楷模。
她作為紀檢戰線上德高望重的領導人，為加強黨的建設、加強黨風黨紀建設、維護黨規黨法、端正黨風、嚴明黨紀，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特別是她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事事處處以身作則，為人表率的高尚風範！
鄧穎超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表現了一個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尚思想情操和博大胸懷，體現了一名老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和優秀品德。她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對黨、對人民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百折不撓，戰鬥不息；她一貫堅持黨性原則，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和政治生活準則，艱苦樸素，廉潔奉公，謙虛謹慎，胸懷坦白，光明磊落，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她密切聯繫民眾，平易近人，事事出以公心，一直保持著人民公僕的本色。鄧穎超同志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她在中國人民民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受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鄧穎超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她少年時就立志救國，在天津讀書期間曾發出“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的誓言。1919年，她投身五四愛國運動，同周恩來等人共同發起組織進步青年團體———覺悟社，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忱和堅定的革命精神。1925年3月，鄧穎超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此後，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她都勇於探索、不懈奮鬥，經受住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表現出共產黨人堅忍不拔的奮鬥精神。
鄧穎超同志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和卓越領導人。她曾擔任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副主席，第四屆全國婦聯名譽主席。她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對婦女工作的關心和責任，一直承擔到生命的終止。”她堅持“只有求得社會解放與民族解放，婦女才能得到解放”的觀點，始終把推動婦女解放作為黨的一項重要工作來完成。她參與領導起草的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成為中國婦女獲得婚姻自由等權益的法律保障。她很早就致信黨中央提出節制生育的意見。她還參與制定並積極貫徹黨的婦女工作的各項方針政策，重視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積極培養婦女幹部，熱情鼓勵優秀婦女和先進典型，號召廣大婦女奮發圖強，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新女性。鄧穎超同志為增進中國婦女同各國婦女的友誼、推動世界和平運動做了大量工作，贏得了各國婦女的敬重。
鄧穎超同志為黨的統一戰線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她以共產黨員身份參加國民黨中央婦女部的工作，同部長何香凝真誠合作，聯合和組織各界婦女投身國民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她先後擔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參政員和唯一的女政協代表，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爭取國內和平進行了不懈努力。她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她積極推動落實黨關於民族、宗教、華僑和知識分子的各項政策，致力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定地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為開創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和政協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各界人士的信賴和尊敬。鄧穎超同志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協助周恩來同志積極開展對台工作。1979年12月，她擔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後，認真貫徹落實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推動海峽兩岸的交流和交往，為祖國統一大業傾注了大量心血。
鄧穎超同志是實踐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楷模。她始終堅持黨性原則，嚴守組織紀律，襟懷坦白，光明磊落，艱苦奮鬥，廉潔奉公，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始終保持人民公僕的本色。她始終堅持嚴以律己，功高而不自滿，位高而不自居，一貫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密切聯繫民眾，待人誠懇，嚴格要求親屬不搞特殊化，為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作出了表率。
鄧穎超同志敢于堅持真理、抵制錯誤。“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協助周恩來同志保護了黨內外一大批幹部和知名人士，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
鄧穎超同志始終堅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革命精神。改革開放以後，她不顧年事已高、體弱多病，仍以頑強的拼搏精神繼續為黨和人民兢兢業業地工作。她積極參與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為確立和貫徹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新時期我國對外友好事業作出了巨大努力。“春天過後不是秋，何必為年齡發愁，你的生命要與人民的事業結合起來，白髮就上不了你的頭”這是鄧穎超同誌喜愛的詩句，也是她晚年精神風貌的生動寫照。1988年，鄧穎超同志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仍以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的精神，關注著黨和國家的命運，關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她在廣大人民民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歷任主席
| 屆次 | 姓名 | 始任期 | 卸任期 | 備註 |
| 第一屆 | 毛澤東 | 1949年9月 | 1954年12月 | 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 |
| 第二、三、四屆 | 周恩來 | 1954年12月 | 1976年1月 | 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
| 第五屆 | 鄧小平 | 1978年3月 | 1983年6月 | |
| 第六屆 | 鄧穎超 | 1983年6月 | 1988年3月 | 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委 |
| 第七屆 | 李先念 | 1988年4月 | 1992年6月 | 兼任中共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黨組書記 |
| 第八、九屆 | 李瑞環 | 1993年3月 | 2003年11月 | 兼任中共政協第八、九屆全國委員會黨組書記 |
| 第十、十一屆 | 賈慶林 | 2003年11月 | 2013年3月 | 兼任中共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黨組書記 |
| 第十二屆 | 俞正聲 | 2013年3月 | 中央政治局常委 |
共和國之開國功臣
| 憶往昔崢嶸歲月，品前輩非凡人生。紀念開國功臣，緬懷革命前輩，憶苦思甜，繼往開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