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何叔衡在中央蘇區五四運動中，他與長沙的進步教師支持學生反帝愛國行動。１９２０年３月，參加驅除皖系軍閥張敬堯的鬥爭。１９２０年夏，他與毛澤東等發起組織湖南俄羅斯研究會，確定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提倡赴俄勤工儉學，先後介紹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進步青年到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習俄語及赴俄留學。
１９２０年冬，他與毛澤東共同發起成立湖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１９２１年７月，與毛澤東一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１０月，參與組建中共湖南支部，任支部委員。１９２２年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在湖南大力發展黨員和基層組織，開展革命活動。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按照黨的要求，他在湖南發展國民黨組織，推動國民革命的發展，曾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等職。
四一二政變後，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１日，長沙發生馬日事變。他不顧危險，經長沙潛往上海，為黨創辦地下印刷廠，堅持秘密鬥爭。１９２８年６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９月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編在特別班學習。１９３０年７月從蘇聯學習回國後，在上海負責全國互濟會工作，組織營救被捕同志，將暴露身份的同志轉往蘇區。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他奉命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與毛澤東等參加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的領導工作。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臨時中央政府工農檢察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部代部長、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等職。毛澤東高度評價他的革命精神和工作能力，說“叔翁辦事，可當大局”。在中央蘇區，他主持中央臨時政府檢察、內務和最高法庭工作時，事無巨細，均審慎細緻，實事求是，注重調查研究，對工作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他白天和民眾在田間地頭邊幹活邊交談，晚上召集幹部民眾座談，了解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發現有相當一部分幹部，靠行政命令去推行工作，有的甚至貪污腐化，如不及時克服，將直接威脅蘇維埃政權的鞏固。隨即向毛澤東、項英等中央政府領導匯報，以求及時解決問題。他的審慎作風和務實態度，遭到“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打擊。但他始終以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嚴格要求自己，堅持從大局出發，忍辱負重，努力做好組織分配給自己的工作。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經受了嚴峻的生死考驗。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從江西轉移福建途中，在長汀突圍戰鬥時壯烈犧牲，實踐了“我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誓言，時年５９歲。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１６周年大會上，毛澤東在為犧牲同志默哀的名單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時，大家莫不為這位黨內的革命長者的犧牲而深感悲痛。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在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解放軍總政治部等１１個部門聯合組織的“１００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１００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評選活動中，何叔衡被評為“１００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
傳略
何叔衡《感舊》
叔衡才調質且華，
獨闢蹊徑無纖瑕。
臨危一劍不返顧，
衣冠何日葬梅花。
何叔衡，家譜名啟王睿，字玉衡，號琥璜，學名瞻岵。1876年5月27日(農曆五月初五)出生於湖南省寧鄉縣杓子沖。父親何紹春，是個勤勞能幹的農民，年輕時，除在家種地外，每年都到洞庭湖沿岸一帶出賣勞力兩三個月，賺些錢米來貼補家用。叔衡共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一個弟弟。他5歲喪母，7歲開始勞動。從12歲到22歲，除中間有兩年在家種地外，讀了8年私塾。在這期間，有個叫姜方谷的塾師，對他影響頗大。姜曾在外做過小官，學識比較淵博，藏書也較多，他性格耿直，不願隨俗浮沉，且富於民族自尊心，很不滿意清政府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罪惡行徑，常用歷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跡啟發學生的愛國愛民思想。叔衡很尊敬這位老師，老師也很喜歡他這個學生。在姜師門下，叔衡讀了4年，不但修完了四書、五經，而且閱讀了歷代名著。當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更加深入，清王朝也更加腐敗。在姜師的啟發下，叔衡目睹國事日非，官吏橫行，豪紳肆虐，苛捐雜稅多如牛毛，人民生活水深火熱，對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十分憤懣。現還保存的他當時寫的一篇題名為《旱》的八股文中，一開頭就寫道：“天旱，固亦傷仁愛者也，乃今日之虐民者竟如此，不可即旱以罕譬之乎?且今日之天下，一酷烈之天下也，其萬姓之如炎如焚者，豈不甚於旱魃之為虐哉。”他沉痛地呼籲：“何辜今之人而竟罹此酷烈之禍而不可遏也。”可稱為一篇撻伐清王朝暴政的戰鬥檄文。
1902年，叔衡26歲時，遵父命參加科舉考試得中秀才。同年11月，縣衙門送來請他去管錢糧的任職書，但他“感世局之洶洶，人情之憒憒”，拒不就職，寧願在鄉種地、教書。因此，鄉里稱他為“窮秀才”。
“窮秀才”在鄉間教過5年私塾。他教書收費差不多比別的先生要低一半，對個別家裡很窮的學生還不收學費。教學內容也和別的先生不一樣，主要是講楚辭、唐詩、宋詞等，並不注重講四書、五經。他還經常慷慨激昂、熱淚盈眶地給學生們講岳飛、文天祥和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及等故事，使學生很受感動。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關懷備至。他喜歡到學生家裡串門，也常邀學生到他家裡作客。因此，他和學生關係很密切，在他門下讀過私塾的老人，現在談到他時，仍然印象很深。
在教私塾期間，叔衡有兩件事最為鄉里所傳誦。
一件事發生在1906年。這年寧鄉遭災，“春夏穀米昂貴，饑民排隊索食”，但遭到官紳嚴厲鎮壓。對此，叔衡十分憤慨。他邀好友謝覺哉、姜夢周、王凌波、夏果雅和堂兄何梓林等結成“盟兄”(即“拜把兄弟”)，在鄉間見義勇為，替窮人打抱不平。一次，在何家祠堂里做工的余某，因孩子飢餓，拿了祠堂里一點積穀，被族長抓住要沉塘處死。他即邀集“盟兄”闖進祠堂，把余某救了出來。秀才帶頭“造反”，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驚奇和欽佩。
另一件事是發生在1908年。叔衡的妻子曾連生兩個女孩，1908年又生一個女孩。叔衡的親友怕秀才絕後，要叔衡討妾。他堅決不答應，並把剛生的女兒取名“實嗣”，意即這個女孩是他家的實際繼承者，以示反對女兒不能傳宗接代的封建倫理觀念。這一舉動，也使鄉里為之驚異。後來，女兒長大了，他又不讓女兒跟著別人念《女兒經》之類的書，親自教女兒讀“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詩，啟蒙識字。於是，鄉里又稱他為“反對封建的窮秀才”。
1909年春，叔衡受聘到離家50里的雲山高等國小堂擔任高年級的國文、歷史、地理教員。叔衡在此教學4年，這是他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在雲山，他開始讀了康有為、梁啓超等人講變法維新、自強保種的文章，感到興奮，認為這是救國救民之道。以後，又從和當時已在福建參加“同盟會”的堂兄何梓林的通信中，得知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和多次組織武裝起義的訊息，他聯繫現實，將康、梁之說與同盟會的主張兩相比較，思想又有了一個發展。他摒棄了康、梁的主張，認定只有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道路，才能真正救國救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湖南首先回響。訊息傳來，叔衡欣喜若狂，帶頭剪掉辮子，並在學校積極宣傳同盟會的綱領，揭露清王朝腐朽媚外的罪行。11月4日(農曆9月13日)，他還專門回到家裡，動員父親、兄弟和鄰居剪掉辮子。後來他又迫使全家大、小女人都放了腳。
1912年元旦，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叔衡十分高興，決心在雲山學堂開展教學改革，樹立新的學風，使之符合“民國”的要求。他與進步教師一起，辦學生會，反對尊孔讀經，提倡做套用文，學習社會學和自然科學，並勸阻富家子弟坐轎子上學，吸收附近貧苦農民子弟免費上學，號召學生自己動手栽樹、修操場等，使學校面目為之一新。但是，就在這年，來了個姓黃的校長，思想十分保守，他與學堂內外頑固勢力沆瀣一氣，竭力攻擊學堂所出現的新氣象，漫罵叔衡是“學匪”、“非孝的三元堂首領”。叔衡的活動遇到了阻力，對此，他無所畏懼，毅然辭掉教職，離開家鄉，去尋找新的革命道路。
1913年春，叔衡到長沙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師範。一年後，隨著學校合併，又轉入湖南公立第一師範講習科。在這期間，他結識了比他年輕十多歲的毛澤東。由於兩人志趣相同，很快建立了親密的友誼。毛澤東對叔衡十分尊重，特別是為他的辦事熱忱和感情熱烈所感動，常說：“何鬍子是一條牛，是一堆感情。”叔衡對毛澤東的勤奮好學和遠見卓識，更是欽佩。常向人介紹說：“毛潤之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並說：“潤之說我‘不能謀而能斷’，這話道著了。”可見兩人相知之深。
1914年夏，叔衡從一師畢業後受聘在長沙楚怡學校教書。這時，他仍和在校讀書的毛澤東等人保持著極密切的聯繫，經常在一起集會，討論“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等問題。當時，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國家情況一天比一天糟，環境迫使人們再也不能照老樣子活下去了。1915年，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出版了。它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預示著一場革命的大風暴即將來臨。正在為救國救民進行艱苦探索的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從新文化運動中看到了曙光，開始了“動的生活與團體生活之追求”，並經過長期醞釀，決定“集契約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於是1918年4月14日，一個五四時期著名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成立了。叔衡是會員中年齡最大的，但他對會務很熱心，很努力，後來，還擔任了學會的執行委員長。
新民學會成立後的第二年，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了。叔衡以極大的熱情投入這個運動，並用全力贊助毛澤東以新民學會為核心，組織和推動湖南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不斷深入和發展。
當時湖南的統治者是皖系軍閥張敬堯。他兄弟四人在湖南無惡不作，人民早就恨之入骨，稱之為“堂堂乎張，堯舜禹湯，一二三四，虎豹豺狼”。五四運動爆發後，張敬堯橫加鎮壓，更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極大憤怒。“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成了一致的呼聲。毛澤東和新民學會會員計議，決定因勢利導，組織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上海、廣州、衡陽、株州、常德等地，發動省內外民眾，掀起波瀾壯闊的驅張怒潮。
驅張運動的開展，是湖南反帝反封建鬥爭深入發展的重要標誌。在驅張運動中，叔衡受毛澤東之命參加駐衡驅張請願代表團的活動。他於1920年3月1日到達衡陽，與其他代表團成員一道，一面以衡陽三師為基地，衡陽學聯為核心，蔣先雲、夏明翰等積極分子為骨幹，充分發動民眾，組織大規模的集會和遊行示威，聲討張敬堯的罪行，造成驅張的廣泛社會輿論；一面利用駐衡陽直系軍閥吳佩孚與張敬堯的矛盾，動員民眾向吳請願，促使吳對張施加壓力，並聯絡湘軍首領譚延等以軍事實力向張敬堯進逼。在輿論嚴厲指斥和湘軍步步進逼下，張敬堯不得不於1920年6月狼狽撤出湖南。驅張斗爭的勝利，衡陽代表團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因此稱讚叔衡說：“叔翁辦事，可當大局。”
通過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毛澤東對他的影響，經過驅張鬥爭的戰鬥洗禮，叔衡深刻地認識了人民民眾的偉大力量，開始走上了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1920年6月17日，他從衡陽回到長沙後不久，就協助毛澤東，在湖南展開了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建立共產黨的準備工作。
首先，他協助毛澤東創辦了文化書社。他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到處奔走，為書社籌集資金和爭取支持，幫助解決了創辦書社的許多困難。1920年9月9日，書社正式營業後，他隨即在楚怡學校設立了販賣部。接著，又和老友姜夢周在寧鄉創辦了文化書社分社。文化書社的創立，對推動湖南的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起了重大作用；同時，也為後來湖南的黨組織在周轉革命活動經費、提供秘密集會和活動場所，以及培養幹部等方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叔衡雖未擔任過書社的主要負責人，但是，從書社的創辦到以後的各項活動都凝結著他的心血。
與此同時，他還和毛澤東、彭璜等聯絡教育、新聞界的進步人士發起組織了俄羅斯研究會。1920年8月22日在長沙縣知事公署召開的俄羅斯研究會的發起會上，叔衡宣讀了簡章，指出：“本會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本會會務：一、研究所得後，發行俄羅斯叢刊；二、派人赴俄實地調查；三、提倡留俄勤工儉學”。研究會成立後，不但在介紹俄國情況，推動湖南人民研究俄國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還介紹了一批進步青年赴俄學習，為我黨培養了一批早期的黨員。任弼時、肖勁光就是其中的兩個。
這年9月，叔衡由湖南省教育委員會委任為湖南通俗教育館館長，並接辦該館發行的《湖南通俗報》。叔衡利用這個職務，為傳播新文化、進行建黨準備做了大量工作。他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謝覺哉、熊瑾玎、周世釗等的幫助下，把過去死氣沉沉的《湖南通俗報》辦成了提高人民政治思想覺悟的有力宣傳工具。他接辦後的《湖南通俗報》著重刊登勞工神聖、婦女解放、民眾聯合、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反對貪官污吏等內容。報紙敢於說話，敢於提出和揭露問題，態度明朗，毫不含糊，文字短小精悍，生動活潑，大受民眾歡迎，發行量急劇增加。不但工人和市民讀該報的一天天增多，就是沒有看報習慣的農村也有了訂戶，不少中國小還把該報規定為課外讀物。並且他還利用館長的身份和館裡的經費，用通俗教育講習所的名義，以補助薪金的辦法，在全省很多縣，聘請了一批思想進步的國小教員，下鄉向農民讀報作宣傳，不僅擴大了新文化的傳播，而且促進了知識分子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以後在大革命時期，這批講解員中有不少人參加了革命，成了領導農民鬥爭的骨幹。
在叔衡主持館務期間，通俗教育館成了新民學會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聯絡點。毛澤東經常來館約集會員和有關人士商談建黨問題和其他革命活動。叔衡也經常在館向青年宣講革命道理。有一次，幾個女知識青年來館問叔衡：婦女何時才能自由。叔衡說：“你們看牽到小吳門外殺頭的有不有女的?”當女青年回答說，沒有，儘是男的後，叔衡便說：“如果牽去殺頭的十人中有兩三個是女的時候，就是你們自由快到的時候。”風趣的啟示她們認識婦女的解放要靠婦女自己起來進行鬥爭。
這時，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主要有兩支：一支在國內，主要在長沙；一支在國外，主要在法國。國內外密切聯繫，聲息相通。這年7月5日至10日，留法會員在蒙達尼集會，討論“改造中國與世界”等問題，會議分成兩派，蔡和森等多數會員主張仿效俄國方法，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肖子升為代表的一些會員，則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蔡和森、肖子升等將他們爭論的情況寫信告訴毛澤東等人徵求國內會員的意見。恰好這年10月間，鼓吹實用主義的美國人杜威和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羅素先後來湘講學，他們披著“社會主義”和“進步學者”的外衣，鼓吹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攻擊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使一般進步青年多受迷惑。這在長沙的會員中更激起了不同的反映。
新民學會成為了明確新民學會的方向，毛澤東和叔衡等商量決定召集在長沙的會員於1921年10月1日至3日開會三天，“討論新民學會應以什麼作共同目的”，“達到目的須用甚么方法”，“方法進行即刻如何著手”等重大問題。會上，毛澤東深刻有力地批判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等反動思想，提出了中國必須採取馬克思主義，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叔衡堅定的站在毛澤東一邊，明確表示：“主張過激主義，一次的擾亂，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這些話”。在討論到“方法進行即刻如何著手”時，他說：“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意傳播，從勞動者及兵士入手，將武人政客財閥之腐敗專制情形，盡情宣布；鼓吹勞工神聖，促進衝突暴動。次則多與俄人聯絡。如陳炯明之類，亦宜接洽。”這次會議在新民學會會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通過這次會議，使新民學會的宗旨和活動轉向了馬克思主義，為在湖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重要準備。而叔衡在會上的發言，也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深刻認識。
1921年6月，趙恆惕軍閥政府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撤了叔衡通俗教育館館長的職務，他主辦的《湖南通俗報》也隨之被勒令停刊。但是，他在通俗教育館期間為革命所作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全國解放後，毛澤東還說過：這一年的通俗報辦得很不錯。
1921年6月底，毛澤東、叔衡作為湖南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了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他們回到長沙，即著手在湖南建立黨的地方組織。據肖三在《毛澤東同志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一書中說：湖南的黨支部是在長沙城郊協操坪旁邊的一個小叢林裡，由毛澤東、何叔衡、彭平平、陳子博、易禮容等討論建立的。由於這一天恰好是“民國”十年的十月十日，因此，曾被戲稱為“三十節”。
中共湖南黨支部成立後，在毛澤東、叔衡等的努力下，1921年冬至1922年，除在長沙的工人和學生中建立了黨的組織外，還在衡陽、平江、安源、岳州、常德等地發展了黨員，有的地方建立了黨的小組或支部。在這一基礎上，根據黨中央指示，1922年五一前後，中共湘區委員會成立。毛澤東任書記，叔衡任組織委員。
為了傳播馬列主義，訓練革命幹部，加強黨的建設，他們利用船山學社社址和經費，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叔衡擔任過社長，對自修大學的創辦出力甚多。著名革命烈士夏明翰就是經叔衡介紹參加了自修大學，並經叔衡、毛澤東介紹入了黨。
自修大學招生水平較高，不能適應一般青年，特別是青年工人的要求，經黨組織研究，1922年9月，又附設補習學校(後來附設國中班)，公開招生，由叔衡任主事(校長)。叔衡對補習學校學生的學習十分關心，他經常參加學生的討論會，找學生談心。曾在此讀過書的賀爾康，在日記中多次記載了叔衡對他的循循善誘、嚴格要求和殷切期望。賀在日記中寫道：“他老素待我比待他的親子還過，我現在能夠在此讀書，就都是承他老的幫助，並對我有一個比天還大的希望是要我能去與這萬惡的社會奮鬥，去改造惡社會。”他針對賀平日的弱點，要賀：“一、多接見有學識聲望之人；二、多發表自己意見；三、去羞澀態度；四、戒驕傲。”“此囑是如何的須要放在心頭；刻刻秒秒的記著，不應忘記，以自懲其身。”由此可以看出叔衡為黨培育青年的盡心和學生對叔衡的愛戴。正是在叔衡和黨組織的培養教育下，賀爾康同志後來成了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在大革命時期壯烈犧牲。
叔衡說過，自己要有真才，然後才能造就人才。為了教好學生，為革命多做貢獻，他對自己的學習也抓得很緊。這時，他擔負的工作很多，除了做黨的工作和擔負自修大學的主事外，還擔任了一師附小的主事和其他社會工作。白天沒有時間，他就抓緊晚上時間讀書。據當時住在自修大學的一個學生回憶：何老師在自修大學，每晚看書到十二點，早晨起得早，要讀一小時書才開門，讀到精采處，他還拍桌子。
由於自修大學宣傳革命，推動革命，影響日益擴大，引起了反動派的惶恐不安，1923年11月，終於被趙恆惕下令封閉。黨對此早有準備，立即籌辦了一所正規學校湘江學校。原自修大學補習學校的學生大部分轉到該校。叔衡後來也接任了該校校長。
湘江學校繼承了自修大學的傳統，“以啟迪學生，使為健全的戰士，為國民除障礙，為民族爭自由”為宗旨，“特別注意培養學生的民族獨立思想與革命精神”。1925年春，又設立農村師範部，以“造就一班農民運動人才，到農村去做農民運動，組織農民，教育農民”。湘江學校開辦初期，不但經費極端困難，而且受到白色恐怖的嚴重威脅。叔衡一麵團結全校教職員工共同奮鬥，使“教職員大半不支薪，努力從事，未嘗稍萌退志”，一面四出活動爭取社會同情，多方設法解決經費困難。他還經常教育學生說：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革命的力量愈強大，反革命力量就會愈加瘋狂鎮壓革命。作為一個革命者就要在“信”字上下功夫。“信”就是信仰堅定，在革命的道路上不動搖。革命是要人頭落地的，看你怕不怕?要做到真正不怕，就要在“信”字上下功夫。在黨的領導和叔衡等人的努力下，湘江學校終於戰勝困難，一直堅持到1927年3月，才由黨根據形勢的發展決定自動停辦。這個學校曾被譽為“湖南革命的先鋒”，它在三年多的時間內，為黨培養了許多堅強的革命幹部。
1923年6月，黨的“三大”確定了國共合作的方針。根據黨的指示，叔衡在主持湘江學校前後，又和夏曦等為在湖南重建國民黨的組織進行了積極的努力，並為此而奔走全省各地。如：1924年，他在寧鄉指定共產黨員許抱凡和梅冶成負責“民運”，在農民中發展國民黨員，並親自介紹他的好友王凌波加入國民黨，後又介紹王加入了共產黨。1925年5月，又到常德幫助整頓和改組國民黨組織等。這年春，在我黨幫助下，湖南國民黨在長沙嶽麓山蔡松坡墓廬秘密召開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成立了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叔衡和李維漢、夏曦、郭亮、熊亨翰等共產黨員均當選為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第一屆執監委員。叔衡所在的湘江學校也成了國民黨省部經常開會的會址。
1926年3月，傾向國民革命的唐生智部由衡陽進駐長沙，趙恆惕被趕走。4月末，唐部因受葉開鑫部壓迫又退回衡陽。叔衡和夏曦、曾三等即尾隨唐生智到衡陽，成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特別委員會，負責對唐生智的工作和迎接廣東國民政府北伐。7月12日，北伐軍攻克長沙。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在長沙公開活動，隨即召開了湖南國民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叔衡又當選為第二屆監察委員。這時，大革命的浪潮滾滾向前，湖南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叔衡工作十分努力。他先後擔任了湖南省法院(即控訴法院)陪審員和懲治土豪劣紳特別法庭成員、省中山圖書館館長、水口山礦務局監理、湖南民報館館長等職務。1927年4月並被選為中國濟難會湖南總會執委兼財務委員。在工作中，他旗幟鮮明，無私無畏，嚴肅認真，積極負責，在民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又指使許克祥在長沙製造了血腥的“馬日”事變。此時，叔衡正在家鄉一帶組織農民鬥爭。他聞訊後，不顧個人安危，星夜趕回長沙。鏇即奉黨的指示經武漢轉赴上海。在上海，他接受了與謝覺哉、徐特立、毛澤東等籌辦黨的聚成印刷公司的任務。這個公司對外公開營業，承印商標簿記等，對內專門印刷黨的檔案和刊物。這時，他既是聚成印刷公司的經理，又擔任了上海互濟會的書記。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堅持黨的地下工作。
1928年6月，黨決定派他赴莫斯科學習。途經哈爾濱時，他改陸游《劍門道中遇微雨》一詩，以抒發自己當時的感情。詩道：
身上征衣染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生合是忘家客，風雨登門出國門。
到莫斯科後，他參加了正在這裡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9月，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這時他已年過半百，但是，為了革命需要，他學習十分刻苦，有時為熟記一個俄語單詞，不知要讀多少遍，被稱為“在學習上永不疲倦的人”。在學習期間，叔衡在政治上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徐特立曾說：“在莫斯科，我們幾個年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開頭都說叔衡同志笨，不能做事，清黨事起，大家還摸不著頭腦的時候，叔衡同志就看到了，布置鬥爭，很敏捷、很周密，誰說他笨!”這時他雖身在國外，但無時無刻不關心國內的情況和鬥爭，在給他哥哥等人的家信中，他一再告誡家人，在白色恐怖下，要看到革命前途，要挺起腰桿地活著，“不要活著還不如死”，要“做對於現時人生有益的事”，他一再表明：“我的人生觀，絕不是想安居鄉里以善終的，絕對不能為一身一家謀升官發財以愚懦子孫的”。他還要妻子做好他一旦犧牲的思想準備。
1930年7月，叔衡圓滿地完成了學習任務，從莫斯科回到上海，擔任共產國際救濟總會和全國互濟會主要負責人。這時，他的兩個女兒、兩個女婿先後被捕。後來兩個女兒和一個女婿雖由組織營救出來，但是另一個女婿夏展冰卻被湖南軍閥何鍵慘殺在長沙大馬路上。夏展冰是叔衡年輕時代至友夏果雅的兒子，從小在叔衡家中長大，並在叔衡的培養教育下，很早就入了黨，曾由黨組織保送去黃埔軍校學習，畢業後，在北伐軍中任營指導員。他思想敏捷，對敵鬥爭堅決勇敢。大革命失敗後，他潛回湖南，由省委派任為中共寧鄉縣委書記，後又活動於湘東南一帶，曾任湘東南特委書記。叔衡得知展冰犧牲的訊息後，十分悲痛。但他強忍著眼淚，教育女兒說：“一個共產黨員就是不應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馬路上。”
1931年秋，黨決定叔衡轉移去蘇區。臨別前，女兒實山給他趕織了一件毛衣，他也給了實山一隻刻有“衡”字的戒指，並語重心長地對女兒說：革命者就是要抱定捨身忘家的決心。誰知這一別竟成了永訣。
叔衡到達江西蘇區時，正值中央紅軍在黨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和指揮下，粉碎了蔣介石親自指揮的第三次反革命“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到處都呈現出一派興旺景象。1931年11月7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瑞金隆重召開。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叔衡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被任命為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部長。接著，又被任命為內務部代理部長和中央政府臨時最高法庭主席，同時，還兼任著各級蘇維埃幹部訓練班主任和教育管理委員會委員等職。他身兼數職，任務繁重，但始終以“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日夜操勞，勉力從事。當時和他一起在檢查部工作過的同志回憶說：何老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工作嚴肅認真，一絲不苟；對幹部和靄可親，平易近人。他要求嚴格，但批評人從不疾言厲色，而是和風細雨，耐心教育，在部里他的威信是很高的。
不久，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中央蘇區逐步貫徹，並以反對所謂“富農路線”、“游擊主義”為名，相繼剝奪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職務。對此，叔衡十分不滿；在工作中他對某些左傾錯誤，特別是對肅反中的過左政策也有所抵制，堅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力求做到量刑準確，重罪不輕判，輕罪也不重判。因而被左傾路線的執行者指責為“政治上的動搖”、“拿‘法律觀念’來代替了殘酷的階級鬥爭”，“使反革命受不到應有的處罰”，對叔衡進行了批判。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蘇區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根據地更進一步得到全面貫徹。當時，在開展反對所謂“羅明路線”和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鬥爭的聲勢下，對叔衡的批判也更變本加厲，說是要“用全部力量”對他“去做鬥爭”。但是，這並沒有使叔衡屈服，他仍然堅持原則，進行鬥爭，並公開聲言：“在政治上我從來沒有動搖過”。於是，左傾路線的執行者終於在這年冬撤消了他的全部領導職務。他雖然在政治上受打擊，行政上被撤職，但仍然踏踏實實地從事黨分配他的工作，表現了他對黨對革命的忠誠。
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領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被迫撤出根據地進行長征。叔衡被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當他在江西餘江縣梅坑和戰友依依惜別時，他還將女兒為他織的毛衣送給林伯渠，供他長征途中禦寒。林老深為感動，寫了《別梅坑》一詩，其中四句是：“去留心緒都嫌重，風雨荒雞盼早鳴，贈我綈袍無限意，殷勤握手別梅坑”。現在，這件毛衣作為當時同志之間革命情誼的見證，被保存在革命博物館。
紅軍長征、江西蘇區淪為游擊區後，叔衡隨隊伍駐雩都公館鄉。他以將近六十歲的高齡，協助鄉政府動員民眾開展游擊鬥爭，每天扶一根拐杖，朝出暮歸，口不言勞，使很多同志深受感動。
1935年1月，鑒於形勢嚴重，黨決定叔衡轉移去閩西，再經廣東、香港去上海從事白區工作，同行的有瞿秋白、鄧子恢等。他們一行於2月24日到達福建上杭縣濯田區水口鎮附近的小徑村時，被敵匪發覺包圍。叔衡身負重傷，躺倒在山下的一塊水田裡，被兩個匪兵發現，以為他已身死，在搜他身時，叔衡奮力反抗，被匪兵連擊兩槍，壯烈犧牲，實踐了他生前“我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誓言。
何叔衡出生和中秀才時間考
(一)關於何叔衡烈士出生時間
有三說：一說出生於1877年(見《湖南歷史資料》1979年第1輯21頁)；一說出生於1875年(見《辭海》歷史分冊·中國現代史116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8月版)；一說出生於1876年(見何實山、何實嗣《回憶父親何叔衡烈士》一文)。
經查證，何實山、何實嗣的說法是正確的。根據是：(1)1941年至1948年修的何氏十一修族譜記載，何叔衡系清光緒二年丙子五月初五午時生。應出生於1876年5月27日。(2)據1978年和1979年兩次訪問曾三同志記錄，都說過這樣一件事：1926年曾三同志與何叔衡同志在衡陽過端午節時，何老請了一桌酒，說“今天是我生日，50歲了”。
(二)關於何叔衡烈士考中秀才的時間
流行的說法是“18歲考中秀才”。經中共寧鄉縣委宣傳部王興剛同志1979年調查落實，何老不是18歲中秀才，而是26歲考中秀才。
我們訪問了何老的兩個侄媳婦。
一個叫張雪梅(鄉下稱品八阿婆)，是何老二哥的媳婦，訪問時年80歲。23歲嫁何家後，一直與何老愛人住在一起，直到何老愛人1957年去世。她提供了如下情況：(1)何老中秀才那年，正是她男人生的那年，即1902年(清光緒28年)。何老二哥一連生了五個女，她男人品八是何老二哥的頭一個崽。鄉下親朋戚友祝賀何老的父親說：崽中秀才又添孫，雙喜臨門。何老父親辦了很多桌酒。(2)何老中秀才是在結婚以後，而且當年生了頭一個女，何老是22歲(1898年)結婚的，頭一個女兒何實一是與品八同年4月生的。何老愛人還給張雪梅講過這樣一件事：何老中秀才那年，何老愛人磨刀時把腳扭傷了。別人慰問她時開玩笑說：你男人中了秀才，你怕是喜歡過分了而跌傷了腳吧!
另一個叫周福秀(鄉下稱亮三阿婆)是何老大哥的媳婦，也是何老三姐的女兒。19歲嫁到何家。訪問時年86歲。她提供了如下情況，何老中秀才那一年，她已7、8歲了，和媽媽一起到外公家喝舅舅的喜酒。她吵著要奶奶給她做一條印花布的圍裙。她媽媽說：這樣的圍裙是要能煮茶飯的十幾歲的女孩子才系得，你還不行。周福秀是1894年(清光緒19年)生的，到1902年正好是8歲。
以上情況加上另一些旁證，可以證實，何老考中秀才是26歲，而不是18歲。
(王興剛方大銘)
關於何叔衡犧牲的幾種說法
何叔衡同志是中共黨史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一位有影響的人物。1935年2月，隨同瞿秋白、鄧子恢等同志轉移去閩西途中，在福建的長汀、武平交界處的小徑村被國民黨地方武裝所包圍，突圍未遂而壯烈犧牲。但是，對於他的犧牲，長期以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概括起來，有三種說法。
(一)自殺說
1、墜崖。
“叔衡同志初尚能鼓起勇氣走。後來走不動了，面色全白，說：‘子恢，槍殺我吧!我不能走了，我為蘇維埃流最後一滴血’。我要特務員架著他走。走至一大懸崖處，叔衡趁勢向崖下一躍，墜崖犧牲了。”
據鄧子恢同志回憶(引自謝覺哉《憶叔衡同志》補記，見《湖南革命烈士傳》)
何叔衡“1935年2月在福建武平水口附近被敵包圍墜崖犧牲”。
《辭海》歷史分冊(1961年版)
2、手槍自擊。
(何叔衡等)“被包圍在山上，圍者逼近了，特務員拖他走，叔衡同志說：‘我不能走了，我為蘇維埃流最後一滴血。’說完，掏出手槍自擊而死。”
謝覺哉：《憶叔衡同志》(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
(二)他殺說
1、拒捕而死。
“何叔衡被反革命逮捕，他拒捕被打死。”
肖三：《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
2、拒辱而死。
“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叔衡同志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不肯走，被殺死。”
謝覺哉：《憶叔衡同志》(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
3、負傷被槍殺。
“何叔衡同志身負重傷，被兩個匪兵發現，他們搶走(何)所攜港鈔即把何叔衡同志槍殺。”
陳鐵健：《瞿秋白的被捕和就義》(《人物》叢刊1980年第一輯)
4、逮捕後被叛徒出賣而槍殺。
“為了弄清事實真相(指何犧牲一事引者)，全國解放後，謝老曾多次托人調查。最後查明了犧牲的真實經過，是我們的父親從山頂滾下被國民黨逮捕，後來同時被捕者有人叛變，供出他是何叔衡，因而被國民黨槍殺，壯烈犧牲。”
何實山、何實嗣：《志同道合，肝膽相照回憶謝老和我們父親何叔衡的革命友誼》
(三)自殺未遂被槍殺
“在突圍中，何叔衡同志跑不動，舉槍自殺；墜崖時又遭敵機槍射擊，中彈，壯烈犧牲。”
鄧子恢回憶(未刊稿)
謝老《憶叔衡同志》一文分別介紹自殺說和他殺說，但他本人相信前說，認為前說“很可信”。謝老的這篇文章解放後分別收入《湖南革命烈士傳》(湖南通俗讀物出版社)和《不惑集》(最近已重版)。但謝老所作的《補記》又推翻了他自己的推測，轉為墜崖犧牲說。鄧子恢同志的回憶前後有矛盾，但前者較後者更能成立。儘管如此，鄧的結論仍是有疑問的，因為他畢竟沒有經歷事態發展的全過程。
在陳鐵健文章發表前，多年來，謝老是唯一詳細介紹何犧牲細節的，故被很多人引錄。但到底以哪一種說法為準呢?一直未有定論，較通行的說法是“突圍犧牲”。
從字面上看，“突圍犧牲”和“自殺”說、“槍殺”說並不矛盾。但從歷史角度來說，則未免顯得太籠統、太含糊其詞了。我個人認為，根據上述史料，是否可以這樣推測：何老自知體力不支，為了不影響其他同志的突圍，毅然奪槍自殺，因特務員阻擋未遂，隨即又跳崖殉黨。自殺和跳崖的舉動是完全符合何老的性格的。謝老曾說過：何叔衡同志“以能斷自負，每在危疑震撼、人們猶豫的時候，他能不顧人家反對，毅然走自己的路”。
現在的問題是何老墜崖以後的情況如何，根據最近陳鐵健同志所披露的若干材料(見1980年第一期《黨史資料叢刊》)，可以這樣斷定：何老墜崖後落在山腳下的水稻田裡，傷重而處於昏迷狀態，並未犧牲(負傷是無疑的，但是否遭敵機槍射擊，存疑)。嗣後，被搜尋的敵人發現，在搜身時，何老奮起反抗，與敵英勇搏鬥，不幸被敵殺害。簡單歸納起來，何老犧牲的過程就是：自殺未遂跳崖負傷被敵搜身，反抗而壯烈犧牲。
生平事跡
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新民學會骨幹會員，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成員。1921年7月出席黨的一大，後任中共湘區委員會委員。1928年赴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任共產國際救濟總會和全國互濟會主要負責人。次年秋赴中央蘇區，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內務部代理部長等職。“左”傾錯誤統治中央後，被撤銷全部職務。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1935年2月24日，從江西轉移至福建途中，在突圍戰鬥中犧牲，時年59歲。
“窮秀才”造反
1902年，何叔衡考上秀才，當年娶妻。縣裡給他下了掌管錢財的委任令，但他深感“世局之洶洶，人情之憒憒”，拒不到任。在父親的罵聲中，何叔衡回鄉種地教書。 在鄉間任教時，何叔衡與其他三位志同道合的秀才結為拜把子兄弟，他們就是被合稱為“寧鄉四髯”的謝覺哉、姜夢周和王凌波。 這幾位秀才雖然也是長袍馬褂，說話之乎者也，但在思想上卻與其他科舉出身的舊文人格格不入。他們都不願為官，卻關心政局，聚在一起時常抨擊清政府的腐敗無能。 鄉鄰們稱呼他們為“窮秀才”，許多人覺得他們沒有能耐。
1906年，這幾位文縐縐的“窮秀才”做出一件震驚鄉里的事情。 這一年寧鄉遭災，在何家祠堂做工的貧農余老伯偷祠堂的半擔積穀被捉住，何氏族長決定將他沉塘處死。 何叔衡得知後，立刻讓學生四處通知自己的把兄弟，幾個人一起趕到何家祠堂，他們遠遠就開始高喊：“放人，快放人！” 一群長袍秀才的突然闖入，令在場眾人目瞪口呆，大家眼睜睜看著何叔衡給余老伯解開繩索，竟沒人阻攔。 何叔衡將余老伯帶走時，回身恭恭敬敬作了個揖，然後向何氏宗親懇切陳述余家的難處，說得在場許多人紅了眼圈，族長無奈，只好免了余老伯的罪。
除了在鄉間推動民風革新，“寧鄉四髯”也在他們工作的雲山學堂積極推動學校的改革。 辛亥革命後，在何叔衡等人的倡導下，學堂組織了學生會，進步師生一起反對尊孔讀經，提倡寫套用文，開設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何叔衡還帶著學生們上勞動課，植樹種草綠化校園。 何叔衡的改革很快遭到新來校長的反對，他當著學生的面斥責何叔衡“公然造反”，何叔衡怒而辭職。
1913年春寒料峭中，37歲的何叔衡決定赴長沙求學。 他夾著包裹雨傘，在妻子的目送下走出了山村，也走出了寧鄉。他走向了一片全新的世界。
計驅張敬堯
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後併入第一師範，成為學校里一名大齡學生。 在第一師範，他認識了毛澤東。年近40歲的何叔衡喜歡抨擊時弊，比年輕的學生還要激進。在校園的辯論活動中，這一對年齡相差17歲的朋友時常站在一起。
1914年，何叔衡畢業後拒絕了父親叫他回鄉的請求，留在長沙楚怡學校教書。在楚怡學校，何叔衡總是青布長袍、砂鍋小帽，一副鄉間老學究的模樣，但他卻積極參與新事物。他常和師生們一起跳集體舞，他笨拙的動作經常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但他卻不以為意。
毛澤東和蔡和森籌辦新民學會時，何叔衡對這一新事物也積極支持。 五四運動爆發後，在新民學會的組織下，湖南也爆發了大規模學生運動。當時湖南督軍皖系軍閥張敬堯武力鎮壓了學生運動，導致流血事件。
當年12月，軍警再次打傷請願學生和工人後，新民學會在楚怡學校開會，何叔衡主持研究具體的“驅張”事宜。 向皖系軍閥吳佩孚請願，是“驅張”的既定方針，何叔衡希望利用吳佩孚的勢力打壓張敬堯，但吳佩孚並不表態。何叔衡於是拜訪了當地著名鄉紳———夏明翰的爺爺夏時濟，希望他推動吳佩孚做決定。這一舉動讓夏明翰大發雷霆。 “你為何與夏時濟勾結？”夏明翰劈頭就問。 何叔衡得知夏明翰對夏時濟頗為不滿後，笑著問，“吳佩孚比起你爺爺如何？” “比起吳佩孚，我爺爺當然還好。” 何叔衡說，“既然如此，吳佩孚我們還要爭取，利用他的力量‘驅張’，更不要說你爺爺了。” 三言兩語就讓夏明翰消了火。在他們的努力下，夏時濟領銜湖南衡陽15位知名人士聯名向北京政府通電，聲援“驅張”。
何叔衡隨後赴湖南郴州請湘軍首領譚延闓策動吳佩孚武力“驅張”。 譚與北洋軍閥本有讎隙，吳佩孚與張敬堯也有不和，在何叔衡的聯繫和推動下，譚與吳很快達成協定。1920年5月，兩人同時出兵，將張敬堯趕出了長沙。從此湖南開始了“湘人治湘”。
始終“像頭牛一樣勤勉做事”
何叔衡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其父是位勤勞樸實的農民，
何叔衡家書1927年，在被白色恐怖包圍的上海，何叔衡膽大心細，機智果敢地應對國民黨特務的破壞與盯梢，以極大毅力堅持黨的地下工作。1930年7月，面對兩個女兒及次女何實嗣的愛人杜延慶被捕，長女何實山的愛人、已是湘東南特委書記的夏尺冰被敵人殺害於長沙街頭，何叔衡強忍悲痛，教育家人要抱定捨身忘家的決心。他說：“一個共產黨員不應該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馬路上。”
一生中，何叔衡始終“像牛一樣勤勉做事”。他曾擔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部長等職，工作內容繁雜，但他夜以繼日地工作著。
當眾砍爛裹腳布尖腳鞋
何叔衡任教時致力於傳播“新學”，很快贏得了廣大進步教師的支持。在教學內容上，除了講授儒家經典外，還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學生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學生們耳濡目染，頗受薰陶，思想認識逐漸提高，畢業後參加革命的不在少數。“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他率先剪去頭上的辮子，還動員周圍的男人剪辮、女人放腳。暑假回到家中，他看到家裡的僕人還裹著腳，就操起菜刀，將家中的裹腳布和尖腳鞋全部搜出來，當眾砍爛。”
“何青天”將欺壓民眾者法辦
1931年在毛澤東的舉薦下，他擔任了蘇維埃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部長。
何叔衡故居1932年5月，有人向何叔衡舉報瑞金縣委組織部長陳景魁濫用職權，欺壓民眾。何叔衡親自帶人調查。50多歲的寡婦李秀梅向何叔衡哭訴道：“陳景魁見我兒媳長得漂亮，就進行調戲，還用酒將她灌醉，然後實施強姦。我兒去區里告狀，竟在路上被陳景魁派來的一夥打手打傷，手臂和腿骨均被打斷。”何叔衡聽了非常生氣，結果發現陳景魁不僅欺壓民婦，還拉攏一夥惡棍，經常在一起打牌、酗酒、強攤款物，對不服從者打擊報復。何叔衡以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的名義簽發了對陳景魁的逮捕令。
此時，何叔衡收到了一封裝有子彈的恐嚇信。有人勸何叔衡說：“陳景魁手下有一幫黑勢力，你千萬要小心！”何叔衡輕蔑地笑道：“共產黨人生來就是與黑勢力作鬥爭的！這幫惡棍若不除掉，民眾何以安寧？”何叔衡決意要將陳景魁槍決。後有人傳言：“中央某領導人講了，陳景魁不能殺。”何叔衡堅定地說：“我身為執法幹部，要排除干擾！沒有膽氣和硬勁兒，就難以主持公道！沒有公道，民眾如何生存？革命如何發展？！”何叔衡速戰速決，將陳景魁公審後槍決，其他惡棍與打手也受到了嚴懲。李秀梅為感謝何叔衡主持公道，特地釀了一壺米酒送去。何叔衡婉言謝絕：“我本來就是專門與壞人作鬥爭的，怎么能反過來收受你們的東西呢？”後來，“何青天”的美名在蘇區傳開了。
反對教條主義
1920年冬，湖南成立黨小組，何叔衡再一次站在新事物的一邊，他是最初6個發起人之一，並於第二年7月參加了中共一大。 何叔衡是職業的革命家，但他對妻子袁少娥和兒女飽含深情，非常牽掛。每次回家，他都要幫著幹活，儘量讓妻子歇一歇。
1927年，大革命失敗，何叔衡逃離湖南，赴蘇聯讀書。袁少娥不識字，何叔衡到蘇聯學習後很久不能回家，每次給兒子寫信，最後總要寫兩句話給妻子，讓兒子念給妻子聽。 他還要求兒子，在回信時把妻子想說的話一併寫給他，而且儘量記錄妻子的原話。 在一封信的結尾，何叔衡問妻子：“我要問您，假如我遭到了危險，您是求死呢，還是求生呢？請您答覆我！” 袁少娥的答覆已無處可知。何叔衡的孫子何汝惜記得奶奶很珍惜那些信，他記事後也會偶爾讓他父親何新九拿出來讀。何叔衡那些灼熱的話語，何新九讀來有些彆扭，但袁少娥卻每次都聽得落淚。
何叔衡故居1931年11月，何叔衡奉命進入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在那裡他當選為內務人民委員部代部長、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等職。 何叔衡的古道熱腸令他一到蘇區就和教條主義發生了衝突。當時《土地法》剛剛頒布，裡面有一條規定：“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 何叔衡對這一條非常不理解：如果地主不分田，他們吃什麼？如果叫他們給別人耕田，他們不是又成為別人的僱工了嗎？革命不是要實現社會平等嗎？ 但何叔衡這些意見沒有得到重視，反而受到了當時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批評。熱血灑長汀 但不久何叔衡就發現，與土地政策一脈相承的是嚴厲鎮壓反革命勢力這一左傾方針。作為判決的複審工作負責人，何叔衡發現送到他手中的死刑判決越來越多。
1932年10月，何叔衡收到了會昌縣蘇維埃送來的死刑判決。只要何叔衡朱筆一點，就可以執行。但何叔衡仔細閱覽了全部材料，發現所謂的犯罪，大多是偷魚偷牛的瑣事，他立刻批示不能處死，改換主審人，重新審批。 判決書中充滿了各種口號標語，說嫌疑人“藐視國法”。何叔衡不客氣地批示道：“我們沒有頒布希么‘國法’，他到底藐視了何國的法？還請你們回答回答。” 何叔衡“慎殺”的做法受到了當時左傾思潮主導的中央的嚴厲批評。外表守舊多禮的何叔衡，這次卻並未表現得如謙謙君子，他不僅拒絕接受這些批評，而且起身一一反駁這些批評他的年輕人。 會議開了幾天，但何叔衡始終堅持他的觀點：階級鬥爭不能代替法制，也不能排除人道主義。
1933年底，何叔衡被撤銷了一切職務。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轉移時，何叔衡被留在根據地。當時，何叔衡、董必武、謝覺哉、林伯渠、徐特立並稱蘇區的“五老”。何叔衡身體不錯，他為轉移還準備了兩雙草鞋，但不料五人中只有他被留了下來。謝覺哉如此描述那次分別：“習慣了患難中分手，患難中相逢，又患難中分手的我倆，雖然不知道會面何時，但卻保持著嚴肅與沉默。”蘇區淪陷後，何叔衡雖然年近花甲，卻每天拄著拐棍到各村去做動員工作。許多同志看到村路上他清瘦的背影，都忍不住辛酸。但沒過多久，他又被派到白區工作。
“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等一批中共領導人從江西轉移到福建，因便衣隊一時大意，做飯時冒出來的炊煙很快引來了保全團。幾十名便衣隊員用駁殼槍且戰且走，衝到大山上後，匪兵仍緊追不捨。何叔衡氣喘吁吁，快跑不動了，又不願拖累同志，他面色蒼白地向帶隊的鄧子恢大喊：“你快開槍打死我吧！”鄧子恢讓警衛員架著他跑。跑至一懸崖處，何叔衡抓過警衛員的槍就要自殺，警衛員為了護槍，手一松，何叔衡趁勢向崖下一躍。何叔衡實踐了他生前說過的“我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誓言。鄧子恢後來痛心地回憶，當時他們過了這座山，依託一條小河將追兵打退了，何叔衡若能被架著再跑一段，也許可以免於殉難。根據鄧子恢的回憶，長期認為何叔衡是墜崖而亡。上世紀60年代，福建當地公安機關審訊一個當時的反動派人員時，才了解到何叔衡犧牲時的更多細節。據交代，敵人戰後進行搜尋時，在山崖下邊發現了一個躺著的老人，頭破血流。
何叔衡銅像人物評價
1937年，在延安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6周年大會上，毛澤東在為犧牲同志默哀的名單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時，大家莫不為這位在黨內被尊為“五老”之一的革命長者的犧牲而深感震驚和悲痛。
謝覺哉曾經回憶說：“在中央蘇區時，何叔衡同志本來處理得對的案子，以為不對，這種領導不能培養好的司法作風。”“叔衡同志對黨的認識深刻和意志堅定是超人一等的。”“叔衡同志以不能謀自謙，故很能虛懷接受人家的意見；但也以能斷自負，每在危難震撼、人們猶豫的時候，他能不顧人家反對，不要人家贊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們的面前。”
新中國成立以來“雙百”人物
為推動民眾性愛國主義教育活動深入開展，迎接新中國成立60周年，經中央批准，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解放軍總政治部等11個部門聯合組織開展評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活動。在投票評選的基礎上，經過有關部門審核、組委會評審組專家投票等程式，最終評選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此名單由全國“雙百”評選活動組委會2009年9月10公布。
| 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名單（按姓氏筆畫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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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名單（按姓氏筆畫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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