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劉仁靜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春，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和鄧中夏創辦並主編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同年9月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繼又出席了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1923年在上海任團中央書記，主編《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參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動。1929年8月回國後組織托派“十月社”。
1929年因參加托派活動，被開除出黨。曾任三青團宣傳處科員，國民黨第十戰區戰乾四團教官等。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1937年出獄。1948年發表反共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50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翻譯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等著作，署名劉若水。
1956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講授政治經濟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捕，1966～1978年被關押。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約翻譯、國務院參事。女兒劉文瀾是英語翻譯家。
人物軼事
劉仁靜“互助社”結識惲代英
1902年3月，劉仁靜出生於湖北省應城城關。小時候，在應城國小讀書，1914年春，考入武昌博文書院，兩年後升入武昌中華大學附中就讀。武昌中華大學在當時是比較開放的學校，學生在完成規定的課程之外，允許學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間和接觸社會的機會。因此，劉仁靜利用自由時間，閱讀了一些當時比較進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學生雜誌》、《科學》等。劉仁靜自覺不自覺地受到新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從陳獨秀的大聲疾呼中，劉仁靜明白了許多聞所未聞的道理，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衷心的讀者。
1917年暑假，就讀中華大學的惲代英參加了基督教會在廬山舉辦的“夏令營學生會”。受這次活動的啟發，同年11月，惲代英和幾個中華大學部的學生組織成立了“互助社”。“互助社”不是政治組織，也不是學術團體，它是一個專門團結與培養善男善女的社會團體。其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只側重於自我教育，培養集體精神。所以，對正準備各奔前程的大學生沒有多大吸引力，倒是引起思想活躍中學生的青睞。因此，參加這個組織的大都是中學生，劉仁靜也參加了這組織，並和惲代英一起組織活動。當時，惲代英比劉仁靜大6歲，在各方面劉仁靜都得到惲代英的幫助和照顧。在惲代英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十點至十一點為養初（劉仁靜的號）改文。告養初力戒輕躁之習，求莊重和藹，與朋友交而敬之。”從日記中可以看出惲代英對劉仁靜關心。
隨著時代的發展，給“互助社”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活力，“互助社”自覺不自覺地承擔起宣傳新文化的任務，組織了一些愛國活動，如上街調查國貨，宣傳人們不忘國恥。最終，歷史的潮流把“互助社”與同革命聯繫在一起，這無疑給“互助社”注入了更新的生命力。“互助社”的實踐活動，為劉仁靜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1918年7月，劉仁靜中學畢業。他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告別了“互助社”，帶著“互助社”培養的美好情感，考入了北京大學物理系。
參加中共“一大”會議
在北京大學的日子，是劉仁靜人生道路上最輝煌一刻。就在劉仁靜進入北大的第二年，即1919年5月4日，中國爆發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偉大革命——五四運動。數千名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的口號。
北京大學組織了講演團，劉仁靜與同學們一道，每天上街向民眾宣傳，號召廣大人民民眾起來鬥爭。在這場運動中，劉仁靜被警方逮捕，判刑一個月。刑滿釋放後，回校繼續讀書，並轉入哲學系學習。
那時候，北京大學上課方式非常靈活。學生可以去聽課。也可以不去聽課自己學習。所以，劉仁靜大部分時間在圖書館學習。他閱讀了一些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如《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由於受馬克思主義和“五四運動”新思想的影響，劉仁靜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地升華，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0年春，劉仁靜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經鄧中夏、羅章龍的介紹，劉仁靜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2年陳獨秀、劉仁靜等在共產國際四大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劉仁靜榮幸地被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推選為“一大”代表，和張國燾一起，出席了黨的“一大”會議。中國共產黨“一大”閉幕以後，劉仁靜激情高漲，一下成了馬克思主義忠實的追隨者。回到北京，與鄧中夏等在北京大學發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潛心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與此同時，還創辦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刊物—《先驅》，1922年1月15日，《先驅》創刊號出版問世。由於當時《先驅》刊物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北大傳達室就成了《先驅》對外聯繫和發行的接待點。之後，《先驅》刊物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
1923年7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劉仁靜被推選為團中央總書記。為推動團的工作和激勵青年的愛國熱情，劉仁靜做了大量工作，先後在《中國青年》、《嚮導》、《民國日報》等刊物發表近百篇激發青年積極向上的文章。後來，由於與團中央意見有分歧，劉仁靜以參加北京大學畢業考試為由，離開了團中央，由任弼時接替團中央總書記職務。
歐洲之旅拜訪托洛茨基
1922年11月，共產國際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這次會議。陳獨秀從上海來到北京，向劉仁靜轉告團中央的決定，派劉仁靜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因此，他們一起從北京動身，途經奉天、哈爾濱、滿洲里來到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
少共國際第三次會議在共產國際四次會議之前召開。少共國際三次會議結束後，劉仁靜和陳獨秀一起又參加了共產國際四次會議。會議安排了大會發言，大會規定發言須用英語。由於陳獨秀不會英語，因此，由劉仁靜代為在大會上發了言。參加此次會議，劉仁靜大有收穫。不但親耳聆聽了列寧的報告，更值得劉仁靜激動不己的是，結識了列寧和托洛茨基。
1926年9月，劉仁靜受黨中央的派遣，赴蘇聯莫斯科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同時在那裡學習的還有蔡和森、彭澤湘、吳玉章、董必武、王若飛等。就在劉仁靜學習期間，蘇聯黨內爆發了史達林與托洛茨基的鬥爭。1927年11月4日，蘇共中央開除了托洛茨基的黨籍，1929年又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劉仁靜得知這一訊息後感到震驚，甚至對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劉仁靜在列寧學院學習結束，獲得了共產國際的護照。他沒有直接回國，也沒有向黨中央作任何請示，自作主張尋訪托洛茨基。於是，劉仁靜離開莫斯科，踏上了去歐洲的征途。
托洛茨基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後，浪跡歐洲，飄泊無定。為尋找托洛茨基，劉仁靜從蘇聯啟程，經波蘭、捷克，1929年6月來到德國的柏林，在一個皮匠家中住下。尋訪工作毫無進展。一天，劉仁靜在街頭買了一份小報《民意報》，邊走邊看。突然，他驚喜地發現這竟是一張托派報紙。劉仁靜如獲至寶，經查明《民意報》的報址後，按照報紙上的地址，劉仁靜找到了辦報人烏爾班斯〔德國人），並向烏爾班斯說明來意。烏爾班斯熱情地接待了劉仁靜，並向劉告知了托洛茨基的下落。劉仁靜興奮不已，在烏爾班斯陪同下，參觀了一些德國的革命紀念地。
大約半月余，劉仁靜告別了烏爾班斯，離開了德國，經羅馬尼亞，來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劉仁靜顧不上旅途疲勞，隨即趕到太子島，終於見到了托洛茨基。兩人見面後，激動的心情難以言狀。托洛斯基與劉仁靜用俄語進行了親切地交談。托洛茨基興奮地說：“你是我認識的唯一一位中國人，很高興有了來自中國的支持者。”
為了二人會面的方便，劉仁靜搬到托洛茨基附近的一個小旅館住下。每天早餐後，劉仁靜來到托洛茨基家，多半時間在托洛茨基家吃午飯。托洛茨基當時正在忙於寫自傳，給報紙寫文章，賺點稿費，除了用來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之外，還得留下一部分作為活動經費，生活過得很艱苦。為了維持生計，托洛茨基整天在工作室寫作。工作室不大，陳設也非常簡陋，桌上堆滿了書稿，還在桌上擺放著一張列寧的二寸照片。
劉仁靜在土耳其住了大約一個月。在那些日子裡，每天上午是他們會談時間，下午大多兩人一起到島上散步或者划船。他們交談的內容，主要是國共合作問題和反對派的任務。托洛茨基主張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應該單獨幹革命。其次，他們還討論一些國際問題。
臨別之前，托洛茨基送給劉仁靜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中國目前政治形勢和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任務》。在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總結了中國過去的革命，並提出於今後的任務：第一、蘇維埃問題，認為蘇維埃不是隨便可以組織起來的；第二、蔣介石、汪精衛是一丘之貉，對蔣介石和汪精衛同樣地反對；第三、中國革命現在處於低潮時期，不能馬上進行起義，現在不能盲目活動，要積聚力量；第四、作為過渡時期的口號，應找出直接、平等、不記名方式投票產生國民議會，以實現中國的獨立統一，少數民族自決，八小時工作日，土地歸農民等目標。後來，這篇文章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
投靠國民黨
1929年8月16日，劉仁靜回到上海。黨中央派惲代英找劉仁靜談話，劉仁靜不但不接受黨中央的意見，卻公然以反對派立場批評黨內的官僚化。不久，黨中央在《紅旗日報》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公開信明確指出：限劉仁靜三天內在報紙上公開交代訪問托洛茨基一事。劉仁靜不聽勸告，頑固堅持托派思想，後來被開除了黨籍。
在劉仁靜回國之前，國內已先後成立了幾個托派組織，如“我們的話”、“無產者”、“戰鬥”等。在這些托派組織中，參加者多數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留學生。劉仁靜回國後，積極活動，組織了一些留俄學生，成立起“十月社”托派組織，還辦起了托派刊物《十月》。在《十月》上，劉仁靜親自撰文，還翻譯了托洛茨基論文集《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刊載在《十月》上。
1929年底，劉仁靜寫信託洛茨基，報告了中國托派組織活動的情況。托洛茨基回信說：“應該把幾個組織統一起來，不然對運動不利。”劉仁靜按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積極穿梭在幾個托派組織之間。大約在1931年，幾個托派組織終於統一了，統一後的托派組織由陳獨秀負責。雖然劉仁靜與陳獨秀以及托派組織站在一起，但是他處處總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統托派”自居，引起陳獨秀和托派組織對他的反感。因此，劉仁靜在托派組織中相當孤立，以至後來被趕出了托派組織。當時，劉仁靜已結了婚，沒有工作，靠微薄的稿費維持一家人生活。無奈之中，於1934年，劉仁靜找到在一家美國人辦的《大美晚報》做英文編輯的國際托派格拿斯（加拿大人）。經格拿斯介紹，劉仁靜帶著妻子陸慎之來到北京，為一個叫伊羅生的美國人當翻譯。1935年11月的一天，劉仁靜在北京被國民黨警察逮捕，押送南京判刑三年，關押在蘇州反省院。
1938年，劉仁靜刑滿釋放。先是去上海，由於找不到工作，又乘船回武昌找陳獨秀，被陳獨秀拒之門外。工作找不到，生活無著落，武昌也呆不下去。後來通過關係到了重慶，在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處當了科員。兩個月後，康澤要劉仁靜履行入團手續。劉仁靜心有餘悸，就去找譚平山，他們是舊交。譚平山說：“你不願意加入三青團，就離開吧！”劉仁靜聽了譚平山的話，離開了三青團。不久劉仁靜輾轉來到西安，在朋友梁乾喬的推薦下，到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戰乾第四團任了上校教官，教俄語和歷史，大約一年多就被辭退了。此後，劉仁靜又先後在國民黨《民主與統一》、《前線日報》、《時事新報晚刊》當主筆。1948年，受時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日報》總編陶希聖之邀請，來到國民黨政治研究室當了研究員及國民黨國防部鎮江教導所工作。此時的劉仁靜已完全投靠國民黨。
“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
劉仁靜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劉仁靜的聲明》：“我於1921年加入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工作。1927年，當中國大革命失敗後，我在共產國際內部的鬥爭中，參加托洛茨基派的組織及活動……使我不能認識路線之正確，所以我在政治上長期的和黨對立……”最後寫道：“今後必須向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學習，我過去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以後決心在黨及毛主席的領導下，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謹此聲明。”與劉仁靜聲明同時刊出的還有《李季的聲明》。李季於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也成為托派。
《人民日報》還為他們的聲明加了編者按：“……劉仁靜和李季現在表示開始認識了自己過去的反革命罪惡。但是第一，他們的這種表示還不是誠懇坦白的，特別是劉仁靜竭力不提自己的實際反革命罪惡行為，而只是把它們輕描淡寫地說成是簡單的‘思想上的錯誤’；第二，無論他們說得怎樣，他們是否確實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他們的行動的證明。”後來，劉仁靜被安排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政治經濟學，同時給蘇聯專家當翻譯。 1950年，劉仁靜還參加了土改工作隊。土改工作結束後，為更好地發揮他的一技之長，調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劉仁靜受到衝擊，被紅衛兵抓捕關進秦城監獄。後來，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毛主席說：有些老托派，象劉仁靜，不要關了吧。毛主席這一指示，無疑是對劉仁靜的保護。很快劉仁靜就從秦城監獄放了出來，獲得了人身自由。為了劉仁靜的人身安全，避免再次被紅衛兵揪斗，有關部門不敢把劉仁靜送回家去，只得為劉仁靜單獨安排了一間房子，為他在學習、生活上提供極大的方便，每月還安排專車進北京城一趟。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劉仁靜安全地回到了家中。這時他已是74歲的老人，身板還硬朗，與家人團聚安度晚年。
198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是年“七一”前夕，新華社記者採訪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劉仁靜，並特發專稿《訪問劉仁靜》。文章說：“……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他才如夢初醒，拋棄反動立場，站到人民方面來。從1951年到現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翻譯工作，翻譯了十幾部重要的文獻資料和著作。”文章最後說：“劉仁靜深有感觸地說：‘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的出路。’”
劉仁靜的專訪見報之後，許多黨史和史學研究者慕名而來，造訪者絡繹不絕，給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幾分樂趣。每當回首往事，如同恍若隔世。劉仁靜常常感到愧疚和遺憾，更多的是幸運。1986年，劉仁靜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1987年8月5日，一場意想不到的車禍奪去了劉仁靜的生命，這位中共“一大”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歷程。1987年8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訊息：“國務院參事劉亦宇（原名劉仁靜）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終年85歲。劉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向劉亦宇遺體告別儀式，今天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人民出版社和國務院參事室為劉仁靜舉行了追悼會，雖然沒有悼詞，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