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稱
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概況
華國鋒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69人，候補中央委員112人。會議由華國鋒主持，全會的中心議題是根據華國鋒主席的指示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這次全會前，召開了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黨的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和領導骨幹，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兩年來黨的領導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批評，對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政治方面的重大決策，黨的優良傳統的恢復和發揚等，提出了建議。中央領導在會議閉幕式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講話成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之後兩年中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這個偉大轉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全會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是各方面撥亂反正的前提和先導。全會衝破了黨的指導思想上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批評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根本原則，從而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會議在充分肯定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在我國長期革命鬥爭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時，著重強調要從科學體系上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兩個凡是”。否則，黨和國家就會失去生機，就要亡黨亡國。全會指出：“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第二，全會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全會討論 並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全會決定根據黨的歷史經驗，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全體黨員和黨的幹部，人人遵守紀律，是恢復黨和國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碼要求；強調黨中央和各級黨委要加強集體領導。全會針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黨和國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壞的情況，指出：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在人民內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實行民主方法，不能採取壓制、打擊手段。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第三，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全會在討論華國鋒總理提出的1979、1980兩年的國民經濟計畫安排時，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搞好綜合平衡的要求。全會還討論了農業問題，認為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就整體來說還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復和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才能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全會提出了當前發展農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並同意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等檔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這個檔案在經過修改和充實之後正式發布，接著一些重要的農業方面的檔案相繼制定和發布施行，有力地推動了農村改革的進程。
第四，全會開始了系統地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全會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問題。會議肯定了1975年鄧小平受毛澤東委託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績，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四人幫”干擾破壞進行的鬥爭，肯定了1976年4月5日事件的革命性質，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事件的檔案”。會議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志所作的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
全會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等9人為中央委員。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並選舉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等為副書記。
十一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著中國共產黨衝破了“左”傾的觀念，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使廣大黨員、幹部和民眾從過去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在思想上、政冶上、組織上全面恢復和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路線，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將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引向健康發展的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是以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重大功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22日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轉折。全會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 的局面，開始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觀念。全會批評了“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並著重指出了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在我國長期革命鬥爭中的巨大作用。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的失調的要求。三中全會還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路線。
全會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功過是非問題。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事件的檔案；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所作的錯誤結論，以及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等一系列問題。全會增選陳云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全會選舉產生了以陳云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為副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從三中全會起，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了繁重的建設和改革工作，使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
會議重點
批評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口號，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襲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的觀點。
出席者
（不完全名單）
十一屆三中全會(219人)
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23人
主席：華國鋒
委員：韋國清烏蘭夫方毅劉伯承許世友紀登奎蘇振華李德生吳德余秋里張廷發陳永貴陳錫聯耿飈
中央軍委常委：王震粟裕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雲譚震林李井泉張鼎丞蔡暢 鄧穎超 廖承志姬鵬飛周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
中國科學院:：李昌
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
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均為一二把手)
黨中央機關 中央國家機關 軍委直屬機關負責人(一把手)
會議公報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一百六十九人、候補中央委員一百一十二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汪東興出席了會議。華國鋒同志主持了這次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
在全會前，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作了充分準備。
全會決定，鑒於中央在二中全會以來的工作進展順利，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民眾運動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討論了國際形勢和外交工作，認為黨和政府的對外政策是正確的，成功的。全會討論了加快農業生產問題和一九七九、一九八○兩年國民經濟計畫的安排，並原則上通過了相應的檔案。全會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全會決定在黨的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加強民主，明確黨的思想路線，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和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會增選陳雲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三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全會考慮到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的生活實際變化和目前黨的工作的迫切需要，決定採取臨時措施，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九同志為中央委員，將來提請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對這一增補手續予以追認。全會選舉陳雲同志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同志為第二書記，胡耀邦同志為第三書記，黃克誠同志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等同志為副書記，並選舉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和委員。
全會認為，這次會議和會議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在兩個會議的整個過程中，大家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充分恢復和發揚了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民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增強了團結。會議真正實現了毛澤東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全會決定，一定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去。
（一）全會對於中央在二中全會以來十個月的工作表示滿意。全國揭批林彪、“四人幫”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國民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的恢復和發展；全國出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我國外交政策得到了重大進展。所有這一切，都為全黨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準備了良好條件。
全會指出，我國在發展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我國領導人今年內對朝鮮、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高棉、伊朗、緬甸、尼泊爾、菲律賓、孟加拉、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歐洲一系列國家的訪問，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談判的完成，為亞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戰爭危險仍然嚴重存在，我們必須加強國防，隨時準備擊退來自任何方面的侵略者。全會認為，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國神聖領土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的面前。全會歡迎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共同為祖國統一和祖國建設的事業繼續作出積極貢獻。
毛澤東同志早在建國初期，特別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就再三指示全黨，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經濟方面和技術革命方面來。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領導我們黨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後來被林彪、“四人幫”打斷了，破壞了。此外，由於我們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工作指導上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也妨礙了黨的工作中心轉變的完成。現在，全國範圍內揭批林彪、“四人幫”的民眾運動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雖然少數地區和部門的運動比較落後，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抓緊進行，不能一刀切，但是就整體來說，實行全黨工作中心轉變的條件已經具備。因此，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決策，現在就應當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規模揭批林彪、“四人幫”的民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對於實現國民經濟三年、八年規劃和二十三年構想，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具有重大的意義。我們黨所提出的新時期的總任務，反映了歷史的要求和人民的願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能否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能否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在生產迅速發展的基礎上顯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強國防，這是全國人民最為關心的大事，對於世界的和平和進步事業也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我們國內現在還存在著極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們決不能放鬆同他們的階級鬥爭，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民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式去解決，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界限，決不允許損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全會要求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進一步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並且立即動員起來，鼓足幹勁，群策群力，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進行新的長征。
（二）為了迎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任務，會議回顧了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會議認為，毛澤東同志一九五六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實踐證明，保持必要的社會政治安定，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我們的國民經濟就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反之，國民經濟就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倒退。現在，我們實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恢復和堅持了長時期行之有效的各項經濟政策，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國經濟建設必將重新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
全會討論和原則同意一九七九、一九八○兩年的國民經濟計畫安排，建議國務院在修改後提交明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通過。會議認為，這個計畫安排是積極的可行的。會議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國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步子很快，一九七八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和財政收入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但是必須看到，由於林彪、“四人幫”的長期破壞，國民經濟中還存在不少問題。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調狀況沒有完全改變過來，生產、建設、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亂現象沒有完全消除，城鄉人民生活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系列問題必須妥善解決。我們必須在這幾年中認真地逐步地解決這些問題，切實做到綜合平衡，以便為迅速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基本建設必須積極地而又量力地循序進行，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不可一擁而上，造成窩工和浪費。
會議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畫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幹部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許可權和責任，減少會議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認真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制度。採取這些措施，才能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會議深入討論了農業問題，同意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
全會認為，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儘快搞上去，因為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這些年來受了嚴重的破壞，目前就整體來說還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復和加快發展農業生產，堅決地、完整地執行農林牧副漁並舉和“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因地制宜、適當集中”的方針，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才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才能不斷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此目的，必須首先調動我國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從這個指導思想出發，全會提出了當前發展農業生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經濟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不允許無償調用和占有生產隊的勞力、資金、產品和物資；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必須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克服平均主義；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各級組織都要堅決實行民主管理、幹部選舉、帳目公開。會議認為，在今後一個較長時間內，全國糧食徵購指標繼續穩定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一定五年”的基礎上不變，絕對不許購過頭糧。為了縮小工農業產品交換的差價，全會建議國務院作出決定，糧食統購價格從一九七九年夏糧上市的時候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價百分之五十，棉花、油料、糖料、畜產品、水產品、林產品等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也要分別情況，逐步作相應的提高。農業機械、化肥、農藥、農用塑膠等農用工業品的出廠價格和銷售價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礎上，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降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把降低成本的好處基本上給農民。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以後，一定要保證城市職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糧食銷價一律不動；民眾生活必需的其他農產品的銷價，也要堅決保持穩定；某些必須提價的，要給予消費者以適當補貼。會議還討論了加強農業科學教育、制定發展農林牧業的區域規劃、建立現代化的農林牧漁業基地、積極發展農村社隊工副業等重要問題，決定採取相應的措施。
全會指出，城鄉人民的生活必須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改善，必須堅決反對對人民生活中的迫切問題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態度。同時，我國經濟目前還很落後，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時不可能很大，必須把有關的情況經常告訴人民，並在人民和青年中繼續加強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級領導同志必須以身作則。
（三）會議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問題。會議認為，解決好這些問題，對於進一步鞏固安定團結的局面，實現全黨工作中心的轉變，使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萬眾一心向前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四個現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會議指出：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志受毛澤東同志委託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是滿意的。鄧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道，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對“四人幫”的干擾破壞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四人幫”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線和工作成就說成是所謂“右傾翻案風”，這個顛倒了的歷史必須重新顛倒過來。會議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以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志、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偉大革命民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民眾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事件的檔案。
會議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會議指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只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夠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幫”的民眾運動結束以後，這個任務還要堅決抓緊完成。會議一致認為，採取這些步驟，正是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的表現，正是高舉毛主席旗幟的表現。
會議認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民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幹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
會議對民主和法制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會議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需要嚴格執行各種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資產階級派性和無政府主義必須堅決反對。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由於在過去一個時期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強調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關係，使黨的統一領導和各個生產組織的有效指揮建立在民眾路線的基礎上。在人民內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實行民主方法，不能採取壓制、打擊手段。要重申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各級領導要善於集中人民民眾的正確意見，對不正確的意見進行適當的解釋說服。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於法律和制度，忠實於人民利益，忠實於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四）會議對進一步繼承和發揚毛澤東同志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即堅持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會議一致認為，只有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
兩年來，通過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糾正了被他們顛倒的許多思想理論是非。但是，現在還有不少同志不敢大膽地實事求是地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這種狀態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全會要求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要繼續打破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同時要堅決克服權力過於集中的官僚主義、賞罰不明現象和小生產的習慣勢力的影響，以利於人人解放思想，“開動機器”。
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會議著重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勳是不可磨滅的。如果沒有他的卓越領導，沒有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於包括自己在內的任何人，始終堅持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毛澤東同志歷來對自己的評價。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全會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是完全正確的。至於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勿忙地進行。這既不影響我們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上的一切遺留問題，更不影響我們集中力量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當前最偉大的歷史任務。
（五）根據黨的歷史的經驗教訓，全會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
華國鋒同志在會上著重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他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民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全會完全同意並高度評價華國鋒同志的提議，認為這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誌。全會重申了毛澤東同志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會議指出，一定要保障黨員在黨內對上級領導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評性意見的權利，一切不符合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的做法應該堅決糾正。
會議認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全體黨員和黨的幹部，人人遵守黨的紀律，是恢復黨和國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碼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帶頭嚴守黨紀。對於違犯黨紀的，不管是什麼人，都要執行紀律，做到功過分明，賞罰分明，伸張正氣，打擊邪氣。
全會選舉產生了以陳雲同志為首的由一百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是保障黨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的一個重要措施。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根本任務，就是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
全會指出，通過粉碎“四人幫”兩年來的努力，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有了極大的加強，覺悟有了極大的提高。華國鋒同志關於“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和“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的號召，已經深入人心。只要全黨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本領，繼續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民眾路線，既勇於創造新的經驗，又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充分調查研究，實行精心指導，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就一定能夠加快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任何困難都不能阻止黨和人民的勝利前進。
明年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十周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號召全黨同志、全軍指戰員和全國各族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黨派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我們在明年把工作中心轉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取得應有的成就，將是對建國三十周年的最好獻禮。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為根本改變我國的落後面貌，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
意義和影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
（新華網北京2007年10月31日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黨的十七大報告是在回顧總結新時期29年來改革開放偉大歷史進程時，開宗明義地作出這樣一個蘊涵廣闊歷史背景和深刻思想內容的精闢概括的。回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歷史，可以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加深理解這一點。
1976年10月，我們黨和華國鋒同志一舉粉碎“四人幫”，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和國家，但“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政治、思想、組織和經濟上的混亂還存在，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是非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澄清，廣大幹部民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和政策，扭轉這十年造成的嚴重局面。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關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衝破了“左”傾的觀念，明確指出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全會高度評價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中央領導同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講話中關於“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的重要論斷，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一個了不起的偉大覺醒。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是以這次全會為開端的。我們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是從這次全會開始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由這次全會揭開序幕和開始起步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開闢的。指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理論武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在這次全會前後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句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誌著：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探索。
中國人民面貌的歷史性變化，最根本的，就是在華國鋒主席領導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衝破了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許多舊觀念，擺脫了許多思想上的枷鎖和禁錮，振奮起偉大的革新創造精神、開拓進取精神、實幹興邦精神，激發出空前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創造出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
社會主義中國面貌的歷史性變化，最根本的，就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和實踐、科學評價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引領下，我國實現了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半封閉到改革開放、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深刻轉變，擁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創造了並繼續創造著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中國以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嶄新面貌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中國共產黨面貌的歷史性變化，最根本的，就是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並以此為起點，堅定地依靠廣大幹部和民眾的集體智慧，從各個方面深入總結了歷史經驗，通過撥亂反正和全面改革，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在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中開創了黨的事業新局面，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並在這個過程中加強和改善了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使黨贏得人民民眾衷心擁護，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的農村政策做了哪些調整？
1978年下半年，安徽、四川農村嘗試包乾到戶、到組的生產方式，取得了明顯的效果。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民因時因地制宜，經營自主。1980年5月，中央領導發表談話，肯定了一些地方大包乾的做法。9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認為包產到戶“沒有什麼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到1983年，全國實行"雙包"的生產隊達到了93%，其中絕大多數實行的是包乾到戶。
主要內容
1978 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會議實際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
解決問題
這次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第一，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
第二，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並富有遠見地提出了對黨和國家各個方面的工作進行改革的任務。
第三，重新確立了黨的正確的組織路線。提出要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全會增選陳云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選舉產生了以陳云為首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會議，它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它在撥亂反正，提出改革任務，推動農村改革方面起了偉大的歷史作用。
偉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之後兩年中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這個偉大轉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全會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拔亂反正。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是各方面撥亂反正的前提和先導。全會衝破了黨的指導思想上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批評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根本原則，從而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會議在充分肯定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在我國長期革命鬥爭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時，著重強調要從科學體系上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兩個凡是”。否則，黨和國家就會失去生機，就要亡黨亡國。全會指出：“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第二，全會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全會討論 並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全會決定根據黨的歷史經驗，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全體黨員和黨的幹部，人人遵守紀律，是恢復黨和國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碼要求；強調黨中央和各級黨委要加強集體領導。全會針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黨和國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壞的情況，指出：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在人民內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實行民主方法，不能採取壓制、打擊手段。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第三，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全會在討論華國鋒總理提出的1979、1980兩年的國民經濟計畫安排時，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搞好綜合平衡的要求。全會還討論了農業問題，認為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就整體來說還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復和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才能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全會提出了當前發展農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並同意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等檔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這個檔案在經過修改和充實之後正式發布，接著一些重要的農業方面的檔案相繼制定和發布施行，有力地推動了農村改革的進程。
第四，全會開始了系統地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全會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問題。會議肯定了1975年鄧小平受毛澤東委託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績，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四人幫”干擾破壞進行的鬥爭，肯定了1976年4月5日**的革命性質，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的檔案”。會議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潑、楊尚昆等同志所作的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
全會增選陳云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副主席，鄧穎超（女）、**、王震為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1982年8月30日中共十二大預備會議予以通過）。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並選舉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等為副書記。
十一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著中國共產黨衝破了“左”傾的觀念，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使廣大黨員、幹部和民眾從過去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在思想上、政冶上、組織上全面恢復和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路線，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將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引向健康發展的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是以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重大功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