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義[1927年毛澤東、盧德銘領導的武裝起義]](/img/0/02a/nBnauM3XxATO1ITM0cDM1YTO5MTMxgDO4ETNyQTNwAzMwIzL3AzL1Y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秋收起義[1927年毛澤東、盧德銘領導的武裝起義]")
簡介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為反擊國民黨當
秋收起義權派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民眾，推進中國革命，在湖南和江西邊界發動的武裝起義。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在南京和武漢發動“清共”，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議在湘鄂粵贛4省發動農民舉行秋收暴動 。八七會議後，彭公達、毛澤東奉中央命令回湘改組省委，制定秋收暴動計畫，並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作為暴動的領導機關。參加暴動的骨幹力量，主要是分布在修水、銅鼓、安源等地的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平江、瀏陽等縣的農軍和安源的工人武裝，總計5000餘人。
9月8日，湖南省委發布奪取長沙命令，次日開始破壞武(漢)長(沙)和株(洲)萍(鄉)鐵路，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正式爆發。11日，暴動在安源、銅鼓、修水、醴陵等地全面展開，起初各路暴動隊伍均取得一些勝利，但鏇即受挫。14日，毛澤東命令停止進攻長沙。同時湖南省委也放棄了長沙暴動的計畫。19日，各路暴動隊伍於瀏陽文家市會合，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決議退兵湘南。29日，暴動隊伍到達永新縣三灣村，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三灣改編，並開始醞釀進軍井岡山。10月3日，由一個師縮編成一個團的工農革命軍自三灣到達寧岡古城。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總結暴動的經驗教訓，議決上井岡山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從此，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開始轉入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起義背景
1927年7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五人常委舉行會議，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在秋收時期組織農民武裝暴動的新政策。這是中國共產黨糾正右傾機會主義，走出困境，主動掌握革命領導權的重大決策。毛澤東此時仍隱蔽在環境極其險惡的武漢。中共中央經過慎重考慮，委託毛澤東研究湖南軍事形勢和農民運動狀況，指導湖南省委的工作，籌劃在湖南舉行秋收起義。毛澤東最初考慮把發動起義的重點放在湘南，8月初，毛澤東向中央提出《關於湘南運動的大綱》。毛澤東要求從南昌起義軍中抽調一個團開赴汝城作為湘南暴動的中堅力量，這樣至少有占領5個縣以上的把握。
8月3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8月7日，毛澤東出席了在漢口秘密舉行的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他在會上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派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湖南省委，領導秋收起義。8月18日，毛澤東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秘密召開湖南省委會議，討論組織秋收暴動的問題。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許多與中央決定不同的意見。關於舉什麼旗的問題。南昌起義打出的是“國民黨左派”的旗子，毛澤東則堅持主張：秋收起義“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
關於暴動的依靠力量問題。當時黨內普遍的看法都認為暴動主要應該依靠工農武裝，軍隊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則便是“軍事冒險”。毛澤東不同意這種見解，他明確提出：“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
秋收起義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否則終歸於失敗。”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提出了中國革命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關於暴動的區域問題。中共中央要求湖南舉行“全省暴動”，但當時湘南同長沙事實上已被隔絕，毛澤東堅決主張縮小暴動區域。湖南省委經過反覆討論，認為“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只能製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放棄其他幾個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長沙。”
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將以長沙為中心的秋收暴動計畫報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澤東又寫信給中共中央，報告了他對一些重大問題的不同意見。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報告和毛澤東的信後，於8月22日召開常委會研究。在討論中，有人指名批評毛澤東的“槍桿子中奪得政權”的論斷和中央不同。毛澤東對中共中央的覆信進行了認真研究分析，對不切實際的批評給予答覆。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會議決定成立秋收起義領導機關，一個是由軍事負責人組成的黨的前敵委員會，任命毛澤東為書記；另一個是黨的行動委員會，由起義地區各地方黨委負責人組成。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條件較好的平江、瀏陽、醴陵等縣和安源發起暴動，進攻長沙。
1927年9月9日，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震動全國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了！參加秋收起義的軍事骨幹力量，主要有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平江、瀏陽農軍和安源的工人武裝。秋收起義如驚天動地的春雷，喚醒了千百萬工農民眾拿起武器同國民黨反動派開展新的鬥爭。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同時，湖北、江西、廣東、江蘇、河南等地也紛紛舉行了武裝暴動。面對轟轟烈烈的暴動高潮，毛澤東激情難抑，揮筆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
起義過程
民國16年（1927）8月中旬，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特派員、湖南省委常委的毛澤東，和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根據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將中共安源特別區委改組為市，組織行動委員會，為秋收暴動作準備。8月31日晚或9月1日，毛澤東到達安源討論暴動軍事問題和布置安源、萍鄉、醴陵、濟陽、平江工家民眾暴動問題。安源會議中決定，將駐
秋收起義時的毛澤東安源、修水、銅鼓3外的警衛團，安源礦警隊和各縣工農武裝合編為工家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下轄三個團，並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各團負責人為委員。
會議又確定，軍隊作占和民眾暴動相互配合，奪取平江、瀏陽、萍鄉、醴陵和株洲，分3路合攻長沙：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礦警隊為主力，首先控制安源礦區，然後攻占萍鄉縣城和醴陵縣城，會合醴陵、株洲工農民眾，向長沙取包圍形勢。第二路，以平江農民和平江農軍為主力，平江農軍由修水向平江戟，鼓動平江農民在各地暴動，奪取平江，再向長沙進發。第三路，以瀏陽農民和瀏陽農軍及盧德銘所部警衛團為主力，由銅鼓向瀏陽進攻，鼓動瀏陽農民在四鄉暴動，奪取瀏陽後，再與其他兩路合攻長沙。
會議還決定，以萍鄉、安源為退路，無論如何也不能放棄萍、安，以防敵人斷了起義的退路。關於暴動日期，會議決定，關於暴動日期，11日安源、修水、銅鼓一齊發動，18日進攻長沙。按照湖南省委發布的暴動命令，9月9日，株萍鐵路工人和粵漢鐵路工人開始破壞鐵路，斷截敵人交通。11日凌晨，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從安源出發攻打萍鄉縣城，但是由於敵人早有察覺，加強防守，革命軍的攻城計畫受阻。為了不延誤省委所定16日合攻長沙的計畫，於是決定放棄萍鄉縣城，一部分回安源留守，大部分轉攻醴陵縣城。在攻打醴陵的的戰鬥中，取得了極大的勝利。 當第二團11日攻打萍鄉縣城時，按計畫當地工農武裝開始暴動，以期奪取武器，組成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四團，並配合第二團攻打醴陵縣城。12日凌晨暴動隊伍占領株火車站，同時攻打團防局，奪取步槍12支，占領株洲鎮 。當即召集數百人的民眾大會，宣布暴動勝利。13日，第二團決定決定避敵銳氣，放棄原定經株洲攻長沙的計畫，改為北上攻取瀏陽縣城，以期取得瀏陽農民的幫助，並與第一、三團會合。14日凌晨，第二團撤出醴陵縣城，少部分回安源增援，其餘的七、八百人則下經老關北上瀏陽。16日上午一舉攻克瀏陽城。17日下午，敵軍重兵包圍突襲，第二團因為連克兩城而產生輕敵思想，所以倉促應戰而被打散。21日，毛澤東率領部隊向萍鄉退卻，當天在萍鄉桐木宿營。
第二團戰士、桐木籍安源礦工彭昌萍奉命留在桐木開展革命工作，他很快就組織起一支游擊隊，進行游擊戰爭。22日，部隊到達上栗市，得知萍鄉縣城和安源駐有敵軍重兵，不能通過，遂繞道萍鄉宜春邊境南下，23日宿營小梘，24日傍晚到達蘆溪宿營。次日清晨剛開往蓮花縣方向行進時，遭到敵軍突然襲擊，損失步槍200餘支，死傷數十人，總指揮盧德銘犧牲。29日，部隊到達永新三灣村，在這裡進行改編，由1個師縮編為1個團，在安源組建的第二團官兵分散編入各連隊。10月初，部隊到達寧岡縣，從此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鬥爭。
起義領導人
主要領導人物
毛澤東(1893～1976)中國人民的領袖，馬克思主義者 ，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詩人，書法家。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6～1976)，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3～1945)和中央委員會主席(1945～1976)，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1954)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954～1959)。字潤之，筆名子任 。1893年12月26日生於湖南湘潭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卒於北京。彭公達（1903-1928），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湖南省委書記,革命烈士。湖南省湘潭縣(今韶山市)人,1903年3月1日出生在湘潭縣西二區下七都一個農民家庭。1928年7月中旬在安源被捕。8月7日在長沙小吳門外就義,年僅25歲。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給他的親屬頒發了“烈士證”。1953年4月,毛澤東主席親筆寫信給他的親屬,褒揚他為革命犧牲的獻身精神。
盧德銘（1905-1927），四川自貢人。1923年考入成都公學，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後投筆從戎報考黃埔軍校，1924年經孫中山面試後進入黃埔第二期步兵隊學習，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二營四連連長，打了不少大勝仗。在攻占攸縣戰鬥中受到葉挺將軍的稱許，後在攻克醴陵、平江戰鬥中以奇襲獲勝。特別是在攻打汀泗橋、賀勝橋中英勇善占，屢立戰功，而升任二營營長。攻克武昌後，又任四軍二十五師七十二團長參謀。1927年9月，盧德銘指揮部隊掩護毛澤東率部突圍，終因寡不敵眾，最後壯烈犧牲，年僅22歲。
其餘領導人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的歷史舞台上，湖南革命家軍事家充當了導演和主角。秋收起義中，湖南共產黨員、革命軍人擔當領導者和主力軍。毛澤東、彭公達、羅榮桓、譚政、何長工、譚震林、宋任窮、張子清、楊立三、曾士峨、鍾期光、郭鵬、劉先勝、楊梅生、張令彬、譚希林、賴毅、龍開富、楊世明、餘光文、王耀南、潘振武、李子驥、滕代遠、朱少連、蔡會文、伍中豪、尋淮洲、劉炎、王楊烈、郭詠泉、謝南嶺、袁健、潘福岩、戴奇、徐洪、塗正坤、劉型、宋裕和、劉東軒、邵振維、彭商人、羅梓銘、鄧乾元、李白、王首道、鄧乾元、孔荷寵、劉建中、楊岳彬、蘇先駿、李貞、李幼軍、余賁民、余灑度、張啟龍、陳樹湘、陳毅安、歐陽健、周昆、袁德生、徐洪、程翠霖、蔡鍾、潘心源、陳培蔭、鍾皿浪等領導或參加秋收起義。湘東、湘中地區的共產黨人和工農武裝，包括集結在湘贛邊界的國民革命軍和工農革命軍，安源工人，平江、瀏陽、醴陵一帶的農民，為秋收起義浴血奮戰，譜寫了壯烈的武裝暴動和進軍井岡山之歌。
起義評價
1927年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是繼南昌起義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又一次武裝起義。這次起義，在連受挫折的情況下，卻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正確道路，毛澤東功不可沒。他是秋收起義的靈魂，引領著秋收起義渡過重重難關，走上了一條代表中國革命發展方向的正確道路。
詩詞
《西江月．秋收暴動》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修銅一帶不停留，便向平瀏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沉，霹靂一聲暴動。------毛澤東
1986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根據毛澤東的修改抄件重新發表了《西江月·秋收暴動》，詩詞中將“修銅”改為“匡廬”，將“便向平瀏直進”，改為“要向瀟湘直進”，“沉”改為“愁”。
起義意義
秋收起義的爆發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創建了我黨第一支工農軍隊，設計製作並率先起了我黨的第一面旗幟，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詩詞中所說的：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標誌著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最後，毛澤東同志帶領秋收起義部隊轉兵井岡山，開闢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中國共產黨從此由小變大，由弱變強，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秋收起義全紀錄
1927年7月16日至18日，中央五人常委舉行會議，決定在不利的情況下，組織農民武裝暴動。這是中共糾正右傾機會主義，主動掌握革命領導權的重大決策。此時毛澤東仍隱蔽在環境極其險惡的武漢（此時武漢血雨腥風，每天都有人被捕，脫黨，叛變，被殺）
。中共中央經過慎重考慮，委託毛澤東研究湖南軍事形勢和農民運動，籌劃在湖南舉行秋收起義。
毛澤東最初考慮把發動起義的重點放在湘南，
8月初，毛澤東向中央提出《關於湘南運動的大綱》。
8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
8月7日，毛澤東在漢口秘密舉行的中央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
他在會上提出“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既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科學論斷”），會後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組成前委，領導秋收起義。
8月18日，毛澤東在長沙秘密召開湖南省委會議，討論組織秋收暴動的問題。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許多與中央決定不同的意見。
關於舉什麼旗幟的問題。南昌起義打響第一槍，但打出的卻是“國民黨左派”的旗子，
毛澤東則堅持主張：秋收起義“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自己的旗子”
後來事實證明，毛澤東提出了中國革命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關於暴動的區域問題。中共中央要求湖南舉行“全省暴動”，但當時湘南同長沙事實上已被隔絕，
毛澤東堅決主張縮小暴動區域。湖南省委經過反覆討論，認為“以黨的目前力量，只能製造湖南圍邊各縣的暴動，必須放棄其他，以湖南的中心長沙為攻取目標。”
8月19日，，毛澤東又寫信給中共中央，闡述了他對一些重大問題的不同意見。收到毛的信後，有人指名批評毛澤東的“槍桿子中奪得政權”的論斷和中央不同。毛澤東對中央的覆信對不切實際的批評給予答覆。最終說服湖南省委
8月30日，湖南省委成立秋收起義領導機關，毛澤東任黨的前敵委書記，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在革命條件較好的平江、瀏陽、修水和安源發起暴動，最後進攻長沙。
9月1日，毛澤東到達安源為秋收暴動做最後準備
1927年9月9日，在毛澤東的精心策劃和親自領導下，震動全國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了！。
參加暴動的骨幹力量，主要是分布在修水、、安源等地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
，平江、瀏陽的農軍和安源的工人武裝，總計5000餘人。
秋收起義如驚天動地的春雷，喚醒了千百萬工農民眾拿起武器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代表國民黨反動派開展武裝鬥爭。在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影響下，湖北、江西、廣東、江蘇、河南等地也紛紛舉行了武裝暴動。面對轟轟烈烈的暴動高潮，毛澤東激情難抑，揮筆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
起義全過程
9月9日湖南省委發布的暴動命令，株萍鐵路工人和粵漢鐵路工人開始破壞鐵路，斷截敵人援軍交通，
著名的秋收起義正式拉開序幕。
11日，工農革命軍第二團攻打萍鄉縣城，但由於敵人早有察覺加強防守，革命軍的攻城受阻。為不延誤合攻長沙的計畫，放棄萍鄉縣城，轉攻醴陵城。
在攻打醴陵的的戰鬥中，取得了極大的戰果。
0912日凌晨暴動隊伍占領株火車站，同時攻打團防局，奪取步槍12支，占領株洲鎮。當即召集數百人的民眾大會，宣布暴動勝利。
13日，第二團決定決定避敵銳氣，放棄原定經株洲攻長沙的計畫，轉而北上攻取瀏陽城。
16日上午一舉攻克瀏陽城。
17日下午，敵軍重兵包圍突襲，第二團因為連克兩城而產生輕敵思想，所以倉促應戰而失利（按原計畫，起事隊伍先攻克平江、瀏陽，然後從包抄長沙，但起義軍在平江、瀏陽先後受挫。
9月19日，起義隊伍終於克服重重困難在瀏陽的文家市會師，
面對敵強我弱的形勢，毛澤東命令停止進攻長沙。並耐心說服湖南省委聽取自己意見放棄了攻取長沙的計畫。，前往江西萍鄉]。
21日，毛澤東率領部隊向萍鄉退卻，在萍鄉桐木宿營。
22日，部隊到達上栗市，萍鄉縣和安源駐有敵重兵駐防，無法通過，遂繞道萍鄉宜春邊境南下
0924日到達蘆溪宿營。次日在開往蓮花縣方向行進時，遭到數倍敵軍突然襲擊，損失步槍200餘支，犧牲數十人，總指揮盧德銘不幸犧牲。
29日，部隊終於到達永新三灣村，在這裡進行著名三灣改編，由1個師縮編為1個團，在安源組建的第二團官兵分散編入各連隊。
10月3日，整編的部隊勝利到達寧岡縣，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議，總結暴動的經驗教訓，決定上井岡山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
從此，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開始轉入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國革命掀開嶄新的一頁
紀念館
修水地處江西省西北部、湘鄂贛三省交界處。秋收起義修水紀念館坐落於修水縣城鳳凰山路136號，屬秋收起義專題性紀念館，占地面積3000平方米，始建於1977年。
館標由秋收起義時師部參謀、工農革命軍軍旗設計者之一、原全國政協副主席何長工題寫。1927年由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在汀贛邊界爆發。修水是秋收起義的主要策源地，起義前夕，工農革命軍的第一面旗幟在修水設計、製作並率先升起，9月9日清晨駐守在修水的師部及其所屬一、四團，師直特務連在縣城紫花墩舉行了氣壯山河的誓師大會，打響了秋收起義的第一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鬥時期，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德懷、羅榮桓、何長工、騰代遠、蕭克、王首道均在修水留下戰鬥的足跡。數萬名修水兒女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為了追溯歷史，緬懷先烈，該館於1976年開始大量徵集革命文物，蒐集整理資料。現有館藏文物330件，其中國家一級文物7件，二級文物12件，三級文物58件。管轄全縣60餘處革命舊址，其中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處（現已將該處舊址申報），縣級文物保護單位3處。建館以來，紀念館接待觀眾百萬人（次），是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弘揚秋收起義精神的重要陣地。紀念館先後被九江市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2004年10月份，秋收起義修水策源地被評選為百姓心中的“江西十大紅色景點”之一；2005年修水縣秋收起義紀念地系列景點被國家發改委、中宣部等13個部門為全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
相關問題
關於毛澤東同志領導秋收起義時的身份問題由於毛澤東同志在秋收起義中的特殊貢獻，以及其後來的特殊地位，正確把握毛澤東同志當時的身份問題，對研究秋收起義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在許多歷史文獻資料中，有的認為“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同志作為中央特派員，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前往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有的認為湖南省委任命毛澤東同志為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派毛澤東同志前往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毛澤東年譜》中介紹1927年8月30日毛澤東的活動為：“30日，出席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會議，討論湖南秋收暴動的最後計畫。會議確定集中力量首先在平江、瀏陽、醴陵等縣和安源舉行暴動；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由各軍事負責人組成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作為暴動領導機關。並指定毛澤東到湘贛邊界統率工農武裝，組織前敵委員會，領導秋收起義。”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彭公達回到長沙，“派毛澤東和彭公達召集舊省委及各負責人，宣傳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組省委。公達十一日回湖南，澤東十二日在漢動身，……”（1）從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給中央的報告中可知，當時毛澤東、彭公達回到湖南概括為承任三項任務：改組省委、傳達“八七”會議精神、組織湖南秋收暴動。在中央與湖南省委的來信等原始資料中沒有找到中央派毛主席往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的記錄，所以第一種說法不準確。
《毛澤東年譜》比較準確地闡述了毛澤東同志當時的身份，如毛澤東同志是當時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糾正了一些史料在“前敵委員會書記”前省掉“中共湖南省委”的失誤，但《年譜》中提到的派往湘贛邊界之說同樣不準確。從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來信中，中央開始建議毛澤東往湘南領導暴動，“湘南特委以毛澤東、任卓宣、郭亮及當地工農同志若干人組織之，澤東為書記，受湘省委指揮。但這裡必要明白湘南計畫只是全省暴動計畫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動之下，湘南計畫才能實現，才有意義，萬不可本末倒置。”（2）而從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回信中可知，湖南決定只舉行湘中暴動，“（二）我們是以向長沙暴動為起點，並不是放棄湘南。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畫也不能實現。所以我們決定不以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但是湘南各縣的暴動計畫及暴動準備均已令有組織的各縣切實執行，長沙暴動開始，各縣隨之同時發動。”（3）彭公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證實了這一計畫改變的過程，“四、湖南暴動計畫。（一）暴動的區域：以後經過幾次討論，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只能製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於是放棄其他幾個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決定要同時在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等七縣舉行暴動。附註：縮小範圍的暴動計畫，澤東持之最堅，禮容、明翰等均贊同其說。其時僅公達一人主張湖南全省暴動，並要澤東即去湘南，當時因想在長沙即刻舉行一個暴動，於是沒有堅持下去。”（4）從以上中央與湖南省委的往來信件中以及彭公達給中央的報告可知，毛澤東同志是被中央派往湖南省領導秋收起義，當時擬派毛澤東同志往湘南，後經湖南省委堅持，縮小暴動範圍，“澤東持之最堅”（5），以湘南暴動為重點的湖南全省暴動變為“湘中暴動”，毛澤東為湘中暴動的負責人，“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決定要同時暴動的是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等七縣。”（6）安源是計畫暴動縣之一，所以毛澤東接到當時屬湖南省委管轄的安源（7）的信件後，於九月初匆匆抵達安源，召開了安源會議，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8月18日沈家大屋會議精神、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會議精神，當從潘心源的匯報中得知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以下簡稱“警衛團”）和屬湖南管轄的平瀏農軍滯留在江西境內的修銅時，對於主張用“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抓軍事”（8）的毛澤東來說，聽到這個訊息大喜過望，改變了“我並帶有中央介紹信，要賀、聶[葉]軍隊中調兩團人來做暴動的武力，”（9）之初衷，從當時屬湖南管轄的安源向屬江西管轄的修銅發指示（這實屬非常時期之非常之舉），發完指示後，毛澤東又急急經銅鼓趕往江西境內師部駐地的修水。銅鼓1927年9月7號接到了毛澤東的指令，修水8號接到了先俊轉來了安源的通知，毛澤東10日到達了銅鼓，因師部已於前一天舉行起義，所以毛澤東只到達銅鼓，沒有到達位於修水的師部。同時盧德銘1927年9月9日帶著中央的指令回到了警衛團。從此，毛澤東由湘中暴動的領導人變成了湘贛邊秋收暴動的領導人。由此可見，毛澤東同志成為湘贛邊秋暴的核心領導者，並非當時組織的安排，是隨著形勢的變化，在實踐中逐漸形成的。
關於秋收起義指揮中心問題
研究秋收起義指揮中心問題，對於研究秋收起義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生具有重要意義。過去對秋收起義指揮中心，一般以毛澤東同志的活動地為重要標準，一說為“安源”，一說為“銅鼓”，有的網上文章甚至說“為什麼毛主席將指揮崗設在銅鼓”，事實上“指揮崗設在銅鼓”的前提並不存在。筆者認為，作為指揮中心，應具以下幾個條件，一是重要領導在此活動；二是重要領導在此活動時間較長；三是在此作出了重大決定和有重大事件發生等。
安源和銅鼓在秋收起義的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兩個地方進行了秋收起義的積極準備，秋收起義的重要領導人毛澤東同志親臨了這兩個地方。安源儘管召開了安源會議，但其會議內容主要是傳達沈家大屋會議精神和湖南省委常委會議精神，同時“討論的問題是軍事及農民暴動的布置”（10），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在安源的時間非常短，不可能在短短几天時間作出非常重要的決定，同時“師委會”沒有一人參加安源會議。我們不能因為參加會議的毛澤東同志後來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就確定安源是中心。事實上，安源應從屬於長沙這箇中心。儘管毛澤東同志在起義前夕到達了銅鼓，但秋收起義所作出的重大決定不是在銅鼓作出的，毛澤東同志到銅鼓只是組織實施沈家大屋會議和安源會議精神，而並非將指揮崗設在銅鼓，同樣毛澤東同志在銅鼓活動時間非常短，銅鼓中心說也不成立。
筆者認為，秋收起義的指揮中心當時有兩個，一是長沙，彭公達和毛澤東自武漢回到長沙後，在長沙積極進行秋收起義的準備工作，湖南省委圍繞秋收起義召開了沈家大屋會議和8月30日、1927年9月5日的省委常委會議等，多次研究秋收起義問題，成立了行動委員會和前敵委員會，並研究了土地問題、旗幟問題、軍隊問題等（11）。長沙中心論毋庸置疑。第二個中心是修水，秋收起義的主力部隊在修水活動近一個月，在山口會議上組建了我黨的第一支工農軍隊，並成立了“師委會”，特別是在修水設計製作了我黨的第一面軍旗，打響了秋暴的第一槍，秋收起義的總指揮盧德銘在修水，師長余灑度一直在修水活動，余灑度以黃浦同學的身份到處活動，非常活躍，從國民黨的兜剿鄂南共匪近訊也可知，“修水方面，系余灑度主持，與黃埔的暴烈分子廣通聲氣，聚眾二千餘人，有槍千餘枝，騷擾贛鄂交界各縣，雞犬不寧。”可見余灑度在修水為秋收起義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從“兩中心說”可知，秋收起義之初是兩條線。一是由湖南省委領導下的湖南秋收起義，二是由中央軍事部、江西省委、湖北省委領導下的江西秋收起義。《余灑度報告》中：“不久得通城劉某某同學轉來鄂中訊息云：鄂中所有動作，並得軍部的通告，囑我們積極準備。度乃將此意轉先俊同志。先俊同志以四面敵人包圍，在修、銅恐不能立足，屢催度南遷。度以未得中央命令暫緩南遷。”江西省委在其秋暴計畫中提出“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決議，並斟酌各縣的情形擬定秋暴計畫如下：…………為指揮與聯絡的便利，應規定暴動的起點，這起點必須是政治經濟地位較重要而農運較有基礎或已有農軍勢力的地方。茲擬定贛北的修水為起點，影響鄰近各縣與各縣的聯絡，贛西以永新為起點，贛東以臨川為起點。在上述暴動起點的各縣，省委應派得力的同志或臨時組織前往準備暴動工作，並指揮鄰近各縣的暴動工作，同時須與省委發生密切關係（設專員交通，約密碼電話）。在農軍勢力統治的縣份，如修水、銅鼓等應即馬上實行捕殺豪紳及反動派，沒收大地主土地，建立農民政權，占據財政及交通機關，無限制的擴充兵力，解除反動武裝，用革命委員會分會的名義發布政綱宣言…………影響鄰近各縣以至全省，與湘鄂鄰近各縣暴動勢力聯合。”（12）由於盧德銘於1927年9月9日及時趕回了起義部隊，帶回了中央軍事部的指示；毛澤東同志1927年9月10日趕到了銅鼓，兩條線並成了一條線，成為了湘贛邊秋收起義。鐵心的《從警衛團說到工農革命軍》“…………趕了幾天路，忽然接到一封藥水信：‘為何許久不來，真是誤事不少，務於明日午前趕到排埠…………前敵委員會毛令’。這樣一來，對於我們余同志是出於意外的，想不到半天雲里又來了一個命令他的人，心中總有點東西不能吐出，對於黨權高出一切，自然不便作聲。過了排埠以後，在依山傍水的某村午餐時，我們工農革命軍的領袖才一起見面了”也反映了當時兩條線並為一條線之史實。《訪問宋任窮記錄》中宋任窮回憶：“回我們部隊團部後，同志們告訴我，毛澤東委員來了，現在是由毛委員領導。於是我把信和一些銀洋（剩下的）交給了毛委員，並向他作了簡要的匯報。”說明宋任窮離開部隊之前，瀏陽農軍不屬於毛澤東同志領導，回到部隊後，才由毛澤東同志統一領導的。
“度當時偵察平、瀏敵人兵力，我軍以合力攻一面為宜，正擬將第一團集中銅鼓，適得先俊此項意見，因以時迫，未便遲疑，乃將第一團改道長壽（九月九日）取平江…………”（13）實是英雄所見略同，但卻未組織實施，從這裡也可說明當時分屬兩條線指揮，造成信息不暢，指揮不統一，導致起義之初的失利。正象林育南在回憶中所分析的：“據我個人的感覺，此次的失敗是因為：一、負責人指揮此次暴動不堅決不敏捷，有觀望期待的心理；二、黨的組織及機關不合於緊急鬥爭的需要（如彼此不接頭，訊息不靈通，指揮不統一等）；三、對民眾的宣傳太缺乏；四、軍事的準備太薄弱。”（14）
關於軍旗問題和編師問題
第一面軍旗問題和編師問題體現了秋收起義不同於其它起義的特點，此兩件歷史性事件的發生，標誌著我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但至於由誰指示製作軍旗、由誰組織編師仍是眾說紛紜。
在許多權威論著中均持毛澤東指示製作軍旗的觀點，理由是毛澤東提出要“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幟”（15）。筆者認為此說有些牽強，從見證者當時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行動委員會書記易禮容的的報告或回憶中均沒有設計製作軍旗的記錄。參加了安源會議的潘心源在其報告中，也沒有這方面的記述，也沒有找到毛澤東關於軍旗問題對警衛團作指示的史料。同時，當時湖南省委既然有製作軍旗的動議，也就會安排在長沙或安源組織設計和製作，沒有必要在江西修水付諸實施。16）或為“師委會”內部決定，陳明義回憶：“我記得為了製作工農革命軍五角星斧頭鐮刀軍旗，真是左畫也畫不好，右畫也畫不好，左拚右拚湊合而成。這是我們內部的決定，沒有得到上級的指示，但對外要向修水收稅，就不好用工農革命軍名義。同時，我們想取緩兵之計，集中精力練兵，所以又做了一面江西省防軍第一師的旗幟，以省防軍的關防印信蓋稅務收據，還造具全師名冊，派人到南昌請朱培德收編，以迷惑他。”（17）筆者傾向於由“師委會”內部作出的決定，既然中央在8月中旬已指令組建工農革命軍“2、在指定暴動的區域，未發難之先即應正式成立若干農軍，暴動成功之後，須無限制的擴充數量，施以真正的軍事政治訓練，所有工農自衛軍可改為工農革命軍。……”（18）中央給湖南的指示自然也會給湖北和江西。部隊的名稱要改，原來的旗幟自然也就作廢了，何況當時警衛團也是人才薈萃，“師委會”自然會想到易幟問題。當時任參謀處長且親自參與軍旗設計的陳明義的回憶應該是準確的。
要制軍旗，必須先編師，否則旗上的稱呼沒辦法確定。既然編師還在前，自然也應與湖南省委無關。如前所述，湖南省委和警衛團、平瀏農軍聯繫上，有記載的只是1927年9月7日和1927年9月8日。至於編師問題，警衛團的領導醞釀很久，8月初，警衛團駐武寧時遇平江農軍，且掌握了瀏陽農軍的有關信息，就有了編師的想法，“一面派人追到瀏陽軍隊內面來，通知瀏陽負責同志。當時我們正在瑞州，聽說賀、葉已繞過閩邊，無法聯絡，聽到他們的報告便決定由上高、萬載到銅鼓與他們聯絡”（19）；余灑度“到修水即召集兩部負責同志會議，商統一事。”（20）特別是“在盧德銘同志走後半個月左右，他便派了一個參謀帶回一信，傳達黨中央的決定，在原警衛團的基礎上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21）由於盧德銘帶回了中央的指令，最後促成了山口編師會議。何長工對此事作了詳盡的回憶，“起義前夕，師部在修水的山口主持召開了一個‘山口會議’。我雖然沒有參加，但是我清楚，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師的領導，還有一、三團營以上的幹部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是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整編會，會議決定將原警衛團的一個營由伍中豪同志率領充實第三團，加強第三團的基層領導，因為當時三團的戰士還是能打仗的，但班排幹部卻有不少是地方的黨政幹部，在指揮打仗上還缺乏實踐經驗。”（22）至於名稱問題，肯定不僅僅是“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那只是掩人耳目的稱呼。“但對外要向修水收稅，就不好用工農革命軍名義”（23），而對內則叫“工農革命軍”。另外，鐵心的記述也可找到佐證“所以我們的余師長，一面催制軍服，一面趕製工農革命軍紅旗，中鑲一五角星，星上飾鐮刀斧頭。複寫了一封口號式的長信給邱國軒，謂在鹹寧的王天培部，已經是我們一道了，勸他同他們編在一起，作為第二團。……於是我們的余師長便封為工農革命軍直轄第一師師長。”（24）
許多觀點提及安源會議編師，但都是推測所至，並沒有這方面的回憶文章和資料介紹。安源會議的參加者潘心源在其報告中，對安源會議作了詳細報告，但也沒有編師的介紹。沒有材料佐證的情況下就推測安源會議上進行了編師是不妥當的。至於安源武裝力量為什麼被稱為第二團，筆者認為有兩種可能：一是毛澤東同志完全認可了山口會議編師，並將其所掌握的安源部隊補充或納入到第一師來，作為第二團；一是安源會議上重點考慮的是軍事問題，並沒有考慮部隊編師，若已編好了師，部署進軍路線時，不會直呼部隊名稱，只會宣布幾團攻平江，幾團攻瀏陽。其實當時安源武裝力量的叫法比較混亂，如《民國日報》中報導“醴陵至安源一帶，因萍鄉共黨軍隊大肆猖獗，除攻克萍鄉以為根據外，並於前日有全副武裝共黨軍隊一千餘人，侵入湘境醴陵陽三石車站，撲攻醴陵、攸縣，系打第三軍第一師旗幟。”（25）而繼山口會議編師後，在文家市會師會上，前委又對部隊重新進行了整編，重新確定了部隊序號，至於第二團的叫法可能應是在文家市會師上。標誌著我黨第一支工農軍隊真正的產生，標誌著我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
關於秋收起義的發動時間問題
有的觀點認為，安源會議上確定起義時間是1927年9月11日開始，所以就應以1927年9月11日作為秋收起義的發動時間。這是不準確的，也是不合當時實際的，修水爆發秋收起義的時間應是1927年9月9日。湖南省委關於奪取長沙的命令中“湖南省委決議，令各地趕緊動員，限於陽曆本月十六日會師長沙，奪取省城，建設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令到即各遵照執行。鄂南決於九日發動，安源決於十一日發動，自岳至長至株鐵道九日起破壞，各縣農運亦已特別加緊工作，限於十一日齊起發動。並告右令湖南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毛澤東，第一師第四團團長朱少連……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行動委員會書記易禮容。1927年9月8日晚”（26）“鄂南決於九日發動”，與鄂南鄰近，且一直保持著聯繫的駐修水師部，也會知道中央這一命令。許多報告和回憶文章也提到了修水爆發秋收起義的時間是1927年9月9日。在《余灑度的報告》中：“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轉來萍鄉舉動決議，乃告以俊部同志決議書云：第三團決即回響萍鄉，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長沙，兩團應互相聯絡。又云：於十一日分三路進攻平江的長壽街，預計有得勝之可能。後因收編的邱團反戈，腹背受敵，遂遭失敗。”（28）彭公達講述十一日進攻平江長壽街，根據修水縣城至長壽街的行程，也就肯定了修水部隊誓師起義的時間應是1927年9月9日。事實上1927年9月9日起義部隊在縣城紫花墩誓師出發，舉行了隆重的誓師儀式，當日到達渣津，第二天從渣津出發打下朱溪廠後，駐修平邊界，1927年9月11日向平江進軍。與彭的報告非常吻合。
關於秋收起義的領導人問題
過去在論及秋收起義的領導人問題時，絕大部分權威刊物均說成是毛澤東同志領導了秋收起義。筆者認為這種結論是不全面的，毛澤東同志是秋收起義的核心領導，但絕不是唯一領導，1927的三大起義中，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領導人都很多，自然秋收起義也是集體領導。彭公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曾說“……湖南暴動我是實際參加其工作的一個，湖南暴動的失敗，我負有嚴重的責任……”，（29）既然彭公達“我負有嚴重的責任”，自然彭公達應是秋收起義的主要領導人。湖南省委行動委員會書記易禮容同樣也屬於秋收起義的主要領導人，根據羅章龍回憶：“為了加強對秋收起義的領導，決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組織機構，即中共湖南省，都表現了盧德銘實事求是的精神及具戰略家的眼光。在黨指揮槍的體制尚未建立之時，軍隊領導人的份量是非常重的，對整個部隊的走向影響非常大，所以總指揮盧德銘應為秋收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余灑度在修水活動時間近一個月，在修水期間，“當即派吳會治來鄂報告一切，並請求示知。”（31）積極與黨組織保持聯繫，接受黨的領導，做好秋收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以“諸同志均以軍事統一不可緩”進行編師，製作軍旗（“這是我們內部的決定，沒有得到上級的指示”），率先於1927年9月9日帶領部隊起義。儘管余灑度後來叛變了革命，但其起義之初所發揮的作用也是秋收起義應該肯定的，所以余灑度也應為秋收起義的領導人。我們今天研究秋收起義，並不是有意抬高一個地方，貶低一個地方，而是通過研究，還歷史以真實，更好地紀念秋收起義，學習秋收起義精神。江西境內秋收起義爆發於三個地方，這些地方都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三地之間，要加強合作，共同推介秋收起義，發展紅色旅遊；要以紅色為紐帶，加強三地經濟社會的合作，像八十年前那樣，精誠團結，合力推進，實現老區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注釋：
（1）（4）（5）（6）（8）（28）（29）彭公達關於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於武漢）；
（2）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對於湘省工作的決議（1927年8月9日）；
（3）中共湖南省委來信（1927年8月30日）；
（7）《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紅旗出版社，1981年10月27日出版。P38，五大前，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李維漢，中共安源地方委員會，書記劉昌炎；P63五大後，中共湖南省委員會，書記夏曦，中共安源地委，書記蔡以忱；P76，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員會，書記任卓宣（後彭公達等），中共安源地委，書記寧迪卿。（9）（10）（19）秋收暴動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報告；
（11）（15）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
（12）江西省委對於秋暴的計畫（1927年9月）；
（13）（20）（27）（31）余灑度報告——警衛團及平瀏自衛軍合併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1927年10月19日）；
（14）林育南報告——赴湘經過報告（1927年9月22日）；
（16）（21）（22）何長工《秋收起義和工農革命軍的建立》；
（17）（23）陳明義《秋收起義的片斷回憶》；（18）中共中央復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
（24）鐵心《從警衛團說到工農革命軍》；
（25）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9月20日）；
（26）中共湖南省委關於奪取長沙的命令（1927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