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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什麼是教條主義,人們好像不存在什麼爭議。從根本上意義講,教條主義就是一種僵化的態度。其外在表現:要么是用形上學的觀點,僵化地對待某種既成的精神產品(某種理論、觀點、教義乃至隻言片語);要么是用某種既成的精神產品,僵化地規矩和剪裁不斷發展變化的現實實踐。兩種表現所內涵的精神,是一以貫之的:僵化。
教條主義實在是殆害無窮,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和六十年代中後期所受的傷害,可謂典型例證。時至今日,曾經數度傷害我們的教條主義“傳統”好像不但沒有任何消退的跡象,反而更有變本加厲之勢,只不過,表現為新的外表和形式而已。
總地看來,教條主義在當代的表現,突出地表現為兩種:
老教條主義
這種形式的教條主義由來已久,對我國來講,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六七十年代達到頂峰,當代又復活起來。
其基本表現是:不去深入反思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不去洞穿透析歷史曲折、指出在它們後面所隱藏的傳統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不去冷靜分析發展繁榮後面隱藏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某些合理因子。一言蔽之:漠視別人的成就、淡化自己的曲折。針對發展和變化了的客觀現實,他們不是不反思,而是只知道固守經典馬列主義、史達林主義甚至毛澤東思想的幾乎全部的內容,抱著撛沃匚聰的思路來反思。此種態度的外在表現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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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們不需要實踐的持續,我們照樣可以指出他們的教條之所在,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要么就是頑固地忽視著:
1)當時代並不具備照搬馬恩構想的經典社會主義的起碼條件,主要表現有兩點:一是生產力不發達,二是“人性”不具備;
2)傳統社會主義實踐者過分偏重於對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卻忽略了落後的社會存在對上層建築的持續制約,忽略了由此決定的現實人性的存在及其頑固性,忽略了歷史設定的且被經典作家所揭示的那個“必然性”,反而試圖人為地超越這個“必然性”;
3)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有著相應的現實性和合理性,根本的表現是:紮實地立足於社會基礎條件(生產力和人性),它的一些特徵(諸如私有制、資本僱傭、市場經濟等)是不可超越、不可強行完全消滅的。
這種教條用來教人,則缺乏足夠的現實說服力;用來指導實踐,則只能使人民遭受新一輪的痛苦。因此,必須堅決清除之。
新教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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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待前種教條主義的態度相類似,即使我們不需要實踐的持續,照樣可以指出他們的教條之所在,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要么就是“時髦地”地忽視著:儘管當代資本主義通過不斷的調整改良緩解了它們內部的一些矛盾,然其根本問題則一個也沒有徹底解決,其致命弊端也一個沒有徹底消退、反而有新的發展:自在人性的片面惡性張揚、資本對僱傭者的剝削、“過度生產過剩”以及經濟無序和浪費在它那裡始終存在;其“擴張驅動”帶來了大量“以生產為目的”的生產,並成為戰爭的根源;它把科學變成了它的打手,把原本生生不息、和諧平衡的大自然蹂躪得遍體鱗傷,把原可和平共處、溫馨互助的人類社會教唆得比豺狼還要殘酷。
這種教條用來教人,則具備足夠的欺騙誘惑力;但用來指導實踐,則必然使我們的人民重受資本主義給他們帶來的必然傷害。因此,必須同樣堅決清除之。
反對教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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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後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著這種心理。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也還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於“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於鬥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鬥爭所需要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麼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民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裡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國有許多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共產黨員,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嗎?就是明顯的證據。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裡面。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