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莫里斯·皮亞拉Maurice Pialat
法國導演，1925年8月21日生於法國奧維爾涅（Auvergne）省小鎮古尼亞（Cunihat），2003年1月19日在巴黎逝世(腎衰竭)。 莫里斯·皮亞拉出生時，盧米埃爾61歲，讓·雷諾瓦31 歲，讓·維果20歲，而戈達爾、特呂弗、夏布洛爾、里維特這些新浪潮導演統統都沒有出生。皮亞拉是家中的獨生子，父母很愛這個孩子。皮亞拉曾說：“我的童年不是不幸的，我的父母很愛我，而我也能感到他們的愛。”
經歷
皮亞拉自幼喜愛畫畫，1944年，他考入大學學習建築，以為可以藉此繼續繪畫，但他的繪畫天才遭到老師的否定，這對皮亞拉的打擊很大。在畢業後一段時間，皮亞拉渡過了非常艱苦、窘迫的時期。為了謀生，他做過探視醫生，給洗髮水做過代理商。他鍾愛繪畫，但他的作品不被人們承認。在忙碌奔波的生活中皮亞拉沒有放棄對繪畫的追求。1943年，少年皮亞拉在教區合唱團結識了米舍利娜（Micheline），兩個人都是合唱團成員。1949年，皮亞拉與米舍利娜結婚，米舍利娜陪伴著皮亞拉渡過了這段最艱苦的歲月。
作品在這個時期，皮亞拉迷上了電影，他跟新浪潮一代的許多導演一樣沒有受過專業電影教育，拍電影完全源自對電影的愛。1951年，他用自己積攢的錢買了一架攝像機，開始嘗試業餘紀錄片拍攝。此時的皮亞拉被早期電影深深地吸引了，尤其是盧米埃爾那些記錄20世紀初人們生活、工作的紀錄片。在這個時期，皮亞拉先後拍攝了生活紀錄片《去東貝的伊莎貝拉們》（Isabelles aux Dombes，1951），滑稽紀錄片《可笑的表情》（Drôles de bobines，1957）和家庭紀錄片《家庭陰影》（L’Ombre famillière，1958）等。跟基耶洛夫斯基相似，紀錄片的拍攝經歷深深地影響了皮亞拉的電影觀。1955年到1956年間，皮亞拉曾嘗試當一名戲劇演員，雖然他接觸到了米歇爾·維托爾（Michel Vitold）、於戈·貝蒂（Ugo Betti）等知名演員和編劇，但皮亞拉的表演和寫作都沒有得到足夠的認可。
1966年，皮亞拉結束了在土耳其的拍攝，與科萊特分手，一個人回到馬賽，參與法國電視台的“法蘭西日誌”（Les Chroniques de France）系列紀錄片的拍攝。這些拍攝為他將來的電影積累了豐富的素材，他很多影片外景都來自這個時期的紀錄片。尤其是為了拍攝梵谷的紀錄片，皮亞拉來到了梵谷臨死前生活的小鎮Auvers-sur-Oise，拍攝梵谷最後生活、繪畫的地方，這次經歷給他理解梵谷奠定了基礎。皮亞拉以畫家的視角在梵谷曾停留、生活和繪畫的地方感受和呼吸到梵谷的神態和樣子，這對他“捕捉真實的梵谷瞬間”、以繪畫創作的方式構思影片《梵谷》（Van Gogh,1991）提供了最初的靈感。
1968年春天，法國20世紀最風雲動盪的春天，莫里斯·皮亞拉拍攝了他的長片處女作《裸露的童年》（L’Enfance nue,1968）。該片源於皮亞拉給法國社會援助部門拍攝的一個兒童紀錄片。克洛德·貝里的妹妹阿萊特·朗曼（Arlette Langmann）讀了劇本後，支持皮亞拉把它拍成劇情長片。貝里也支持他並把劇本給特呂弗看，特呂弗當時也聽說了這個跟自己經歷相似但比自己年長的導演，看過劇本非常喜歡並決定支持皮亞拉。於是，貝里和特呂弗聯合製片、阿萊特撰寫腳本和剪輯，皮亞拉開始了他“採集美學”電影實踐。拍第一部電影時，皮亞拉已43歲。
愛情
1954年，皮亞拉經歷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他結識了克洛德·貝里（Claude Berri），兩個人年齡相仿，志趣相投，一見如故，很快就成為好朋友。這是皮亞拉最重要的、最關鍵的一場友誼，兩個法國新電影史上重要人物的命運被改變了。皮亞拉成了貝里家的常客，貝里的家人把皮亞拉看成自己的家人。皮亞拉對家庭關係的思考以及後來電影中的故事和角色都來自與克羅德·貝里家族交往的經歷，貝里的父親從事皮貨生意，這不得不令人想起《為了我們的愛》中那個皮貨商父親的角色。貝里的姐夫和妹妹後來都成為皮亞拉最忠實的合作者。
作品兩個同樣熱愛電影的人腦子裡充滿了幻想，他們彼此鼓勵並決定合拍那種“自由、輕鬆、日常、直接”的電影。1962年，他們把這個願望實現了，兩個人合作（皮亞拉導演、貝里編劇並主演）拍攝了第一部劇情片《雅尼娜》(Janine，1962)。在這部短片中，貝里當時的女朋友埃弗利娜·凱爾（Evelyne Ker）也扮演了角色。儘管後來與貝里分手，埃弗利娜並沒有中斷與皮亞拉的合作，在《為了我們的愛》中，她成功扮演那個瀕臨崩潰的的媽媽。
時間不長，克洛德·貝里就比皮亞拉早一步進入了職業電影生涯。1963年開始，貝里獲得了一些片約，在夏布洛爾（Claude Chabrol）、亨利-喬治·克魯佐（Henri Georges Clouzot）的電影中飾演一些角色，並於1966年與米歇爾·西蒙（Michel Simon）聯合指導了第一部劇情長片《老人和孩子》（Le Vieil Homme et l’enfant，1966）。此時的皮亞拉則獲得了土耳其政府資助的拍攝項目，拍攝一些反應土耳其人日常生活的紀錄片（1963-1965）。在拍這些紀錄片時，皮亞拉開始思考生活、真實與電影之間的關係，並正式用攝影機像他崇拜的盧米埃爾致敬。這些早期的紀錄片捕捉了普通民眾的生活瞬間，他們的快樂、失落和痛苦。
莫里斯·皮亞拉，真愛存在1960年，皮亞拉離開米舍利娜，與科萊特（Colette）在一起。科萊特是繼米舍利娜之後對皮亞拉最重要的女人。兩個人一起渡過了分分合合的 6年時光，這也是皮亞拉電影走向成熟的6年。在這個時期，皮亞拉拍攝了短片《真愛存在》（L’Amour existe,1961）並在威尼斯電影節獲得了最佳短片獎。當他在土耳其拍紀錄片時，科萊特一直陪著他並且負責錄音工作。兩個人彼此相愛，但最終科萊特拒絕了皮亞拉的求婚，嫁給了一個商人，這使皮亞拉一度陷入無盡的痛苦。然而正是這種痛苦讓皮亞拉寫出了纏綿傷感的自傳體小說《我們不能白頭偕老》，更讓他拍出了同名影片《我們不能白頭偕老》（Nous ne vieillirons pas ensemble，1972）。
拍攝方式
皮亞拉性格暴躁，喜怒無常。為了捍衛自己的電影觀，他養成了了許多固執、甚至不可理解的習慣。對於皮亞拉來說，捍衛這些規則就等於捍衛電影，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實”。他從不讓步，皮亞拉將這比喻成“卡住生活的喉嚨”，他也因此樹敵無數。這是個無法讓人理解的人。
作品皮亞拉始終要求實景拍攝，而且百分之百的實景，即小說或劇本中故事發生的真實地點、季節和當天的時間。拍攝《我們不能白頭偕老》時，他一定要帶劇組到他與科萊特去過的那些地方拍攝，那些街道、酒吧和公園，包括旅店的具體房間，他甚至在米舍利娜家裡拍攝了曾在那裡發生的幾場戲，這些條件無疑是非常苛刻的。皮亞拉不用“非生活光源”，如果沒有光，演員就在全黑的背景里表演（《撒旦的陽光下》中多尼桑與撒旦見面的那場戲是個例外），從不給畫面加色，從不用剪輯手段改變時間順序（比如不用閃回），很少用配樂，除了生活中真實的音樂外很少出現配樂（一般在開始和結尾時配樂，《為了我們的愛》中間出現一小段配樂）。
對於這些拍攝方式，皮亞拉有自己的解釋：拍攝本身就是體驗和建立真實的過程，拍攝的瞬間即包含著現實中那些不可控的偶然因素，“一部影片的拍攝就是我們嘗試攫取現實的瞬間。在拍攝的過程中必然要發生一些事情，否則這部電影就是失敗的。”
我們不能白頭偕老這導致每次拍攝都像一場戰鬥。製片、編劇、演員，幾乎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皮亞拉的敵人，豐塔內爾說，“皮亞拉沒有經歷過一次平靜而順利的拍攝” ，人們根本不能理解他。在拍攝《我們不能白頭偕老》時，男主演讓·亞納（Jean Yanne）不同意皮亞拉對讓這個角色的處理，他不願意扮演一個懦弱、時而兇悍和自私的角色，而拒絕在鏡頭前演流淚的戲。影片拍攝三周，製片人和演員就聯合在一起針對皮亞拉，甚至動了換導演的念頭。在拍攝《為了我們的愛》時，桑德琳娜·鮑奈爾（飾演女兒蘇珊）和艾弗利娜·凱爾（飾演母親貝蒂）之間發生了摩擦，而皮亞拉偏袒年輕的桑德琳娜，這導致在拍其中一個母女爭吵的戲時，凱爾突然煽了桑德琳娜一個耳光，這在劇本中是沒有的，凱爾成了這段戲的臨時導演，然後她栽倒在床上哭泣。皮亞拉沒有叫停，而是讓這一幕繼續演完。凱爾要求退出拍攝，最後還是被皮亞拉挽留了。可是由於對皮亞拉不滿，凱爾又在皮亞拉臨時加入的家庭宴會那場戲上煽了皮亞拉（飾演爸爸羅熱）一個耳光。
我們的愛情海報(法國)皮亞拉就這樣在拍攝的過程中攫取了許多“瞬間”，這來自於無數的爭吵、誤解和敵視，而恰恰這些瞬間成為皮亞拉電影中最珍貴的東西。讓·亞納在拍攝時怎么也不會相信，他竟會因這樣一個讓他反感的角色而獲得1972年坎城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為了我們的愛》中，凱爾與桑德琳娜爭吵和皮亞拉最後出現在宴會上的兩場戲都成為公認的經典段落。
孤獨的大師
那一年，皮亞拉由於《撒旦的陽光下》獲得坎城電影節的金棕櫚大獎。但是，當皮亞拉上台領獎時，台下卻噓聲一片。結果是，皮亞拉憤憤地衝著騷動的人群怒吼：你們不愛我，而我也不愛你們。大師的孤獨與悲涼可謂溢於言表。
作品孤獨的原因之一是大師樹敵太多。皮亞拉的性格暴躁，喜怒無常。而且為了捍衛自己的電影觀，他十分固執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對於皮亞拉來說，捍衛這些規則就等於捍衛電影，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實”。他從不讓步，皮亞拉將這比喻成“卡住生活的喉嚨”，因此樹敵無數，甚至不惜與最好的朋友克洛德·貝里決裂。原因之二是由於皮亞拉的“反潮流、反觀看”的電影美學遠離大眾，他以拒絕敘事的個人化、拒絕畫面語言的個人化來建立他的“個人化風格”。他的電影往往沒有完整的敘事，甚至情節之間沒有前後承接關係，既與新浪潮的作者電影格格不入，也與好萊塢背道而馳。
由於孤獨，皮亞拉在法國電影界一向形單影隻，孑孑獨行。2003年1月19日，皮亞拉由於腎衰竭在巴黎逝世。35年的導演生涯，大師只拍了十部電影。臨終時，皮亞拉有好多計畫沒有實現。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才華橫溢的大師已喪失了書寫及語言表達的能力，他瞥向世界的最後的目光依舊是孤獨。據說，有許多過去與皮亞拉有嫌隙的同行都來探望，對皮亞啦說些冰釋前嫌的話。即便如此，這些人中也沒有皮亞拉自認“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克洛德·貝里。
評價
皮亞拉，一個電影人，在堅持自己的美學與個性的同時，從不放棄對“現實”投入關懷、同情，他是個頑固的、易怒的和不妥協的導演，也是一個寬仁的、坦誠的獨白者，這就是他“從起初就存在的災難”。
臨終時，皮亞拉有好多計畫沒有實現，他成名晚卻結束的早，是“沒有童年和晚年的導演”。時代在漸漸消化皮亞拉的遺產，在他生命的最後瞬間，他已不能寫字，不能說話，許多曾與皮亞拉結怨的人前來探望他，對他說著冰釋前嫌的話。即便如此，這些人中也沒有皮亞拉自認“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克洛德·貝里。皮亞拉死後，法國電影界對他的研究越來越多，我們得以更多地了解這個孑孑獨行的導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