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背景
秦始皇統一中國，結束了諸侯紛爭的局面，文學也隨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中國文學史上，秦漢文學是上古期的第二段。兩漢王朝總共四百餘年，是中國歷史上的昌盛時期。漢代統治者認真總結秦朝迅速覆滅的歷史教訓，雖然在政治體制上沿襲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較大調整，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文學發展的措施；加之國力增強，社會進步，漢代文學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無論是作家的文學素養，還是文學作品的數量和種類、思想深度和藝術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漢代文學在價值取向、審美風尚、文體樣式等諸多方面為後世樹立了典範。
佛教東漢政權長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顯位的外戚大量招納賓客，東漢許多著名作家都當過他們的幕僚。杜篤曾任車騎將軍馬防的從事中郎，戰歿於射姑山；傅毅任軍司馬，馬防以師友之禮待之。(《後漢書·文苑列傳》)馬融先後依附大將軍鄧騭、梁冀。(《後漢書·馬融列傳》)在那些顯赫的外戚中，竇憲網羅的文人最多，“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後漢書·文苑列傳》)當時幾位著名作家都在竇憲府供職，成為歷史上一件盛事。
東漢散文東漢中、後期，遊宦又成為社會時尚。“自和、安之後，世務遊宦，當途者更相薦引。”(《後漢書·王符列傳》)有些文人通過遊宦進入仕途，相當一部分成為侍從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則是大量的，絕大多數沒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們或滯留太學，或窮居野處，和侍從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漢代作家群體的重要成分。
東漢文學的浪漫氣息遠遜於西漢。道教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並沒有使東漢文學走向虛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規律向前發展，作品的現實性得到進一步強化。在辭賦創作中，出現了像班彪的《北征賦》、班昭的《東征賦》、蔡邕的《述行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等現實性很強的作品。文人詩歌創作也罕見虛幻成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樂府詩發展到頂峰。至於像王充《論衡》那類以“疾虛妄”為宗旨的政論，在東漢也問世了。
道教從元帝到東漢和帝，是兩漢文學的中興期。辭賦創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繼湧現出揚雄、班固等著名的辭賦作家。班固的《漢書》在此期間問世，成為繼《史記》之後又一部重要的傳記文學作品。由於經學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壇的模擬風氣日趨嚴重。王充的《論衡》卻以其“疾虛妄”的批判精神，和當時陳陳相因的不良傾向形成鮮明的對照。
從安帝到靈帝是漢王朝由盛轉衰的時期，也是漢代文學的轉變期。張衡集中體現了漢代文學的歷史轉變，從他開始，抒情短賦陸續出現，京都大賦也發展到頂點。趙壹、蔡邕、禰衡等人的辭賦更加貼近現實，批判精神很強。五言古詩進入成熟階段，《古詩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詩文中對人的生命、命運及價值的重新發現、思索和追求，詩文的日趨整飭華美，預示著一個文學自覺時代的即將到來。
《漢書》
班固編撰的《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在敘事寫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繼《史記》以後出現的又一部史傳文學典範之作，因此，歷史上經常把司馬遷和班固並列、《史記》和《漢書》對舉。
《漢書》《史記》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漢相爭和西漢初期的人物傳記，《漢書》的精華則在於對西漢盛世各類人物的生動記敘。《漢書·公孫弘卜式寬傳》對於武帝和宣帝朝湧現的各類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絕大多數人物都在《漢書》中有一席之地，分別為他們立傳。通過敘述這些歷史人物的事跡，全面地展現了西漢盛世的繁榮景象和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史記》所寫的秦漢之際的傑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勢下雲蒸龍變，建功立業，此時湧現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戰將和謀士。《漢書》所寫的西漢盛世人物則不同，他們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統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將和謀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經師儒生。和秦漢之際的戰將謀士相比，西漢盛世的法律經術文學之士的閱歷雖然缺少傳奇色彩，但許多人的遭遇卻是富有戲劇性的。他們有的起於芻牧，有的擢於奴僕，但通過賢良文學對策等途徑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其中有許多軼聞逸事。公孫弘年六十餘才以賢良征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書言病，免職歸鄉。後再次徵選賢良文學，菑川國又推薦他應召。鑒於以往的教訓，公孫弘根本沒有信心，百般推託。出人意外的是，對策之後公孫弘名列榜首，“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漢書·公孫弘傳》)後來又屢屢升遷，數年後便拜相封侯。公孫弘後期的人生奇蹟，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對比非常鮮明。
除《世家》外，《史記》的人物傳記基本都是以寫單個人為主，很少全面敘述家庭的興衰史。在漢初的功臣傳記中，只有《絳侯周勃世家》寫了周勃、周亞夫父子的事跡，其他人的傳記基本是止於其身。西漢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們不是一代為官，而是幾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漢書》記敘了許多世襲官僚家族的歷史，如《霍光金日磾傳》、《張湯傳》、《杜周傳》、《韋賢傳》、《蕭望之傳》、《馮奉世傳》、《翟方進傳》等，傳主都不是單獨一個人，而是記敘幾代人的事跡。通過描述這些家族的興衰史，對西漢社會的變遷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史記》對酷吏的揭露極為深刻，張湯、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們身上充分體現了西漢社會刑法的嚴酷，吏士的殘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漢書》亦設《酷吏列傳》。可是，《漢書》的《張湯傳》、《杜周傳》在揭露張湯、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義的同時，對他們的子孫張賀、張安世、張延壽、張千秋，杜延年、杜緩、杜欽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稱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們對張湯、杜周這兩位酷吏的反感，使他們的形象更接近於生活實際。
《史記》具有濃郁的悲劇色彩，有大量悲劇人物的傳記。《漢書》中悲劇人物的數量不如《史記》那樣眾多，但《李廣蘇建傳》中李陵和蘇武的傳記，卻和《史記》的許多名篇一樣，寫得酣暢淋漓，悲劇氣氛很重。李陵是位悲劇人物，傳記有條不紊地敘述了外界條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絕境的過程。班固對李陵飽含同情，不吝筆墨詳寫李陵孤軍深入、浴血奮戰的場面，並對李陵悲劇結局的客觀條件，同時又深入地刻畫出這位悲劇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動上的搖擺猶豫。兵敗被困時，他先是決心以死報國，口稱：“兵敗，死矣。”“吾不死，非壯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擇的關鍵時刻，他卻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會見漢朝使者時有心歸漢，卻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了決心。他受匈奴單于的指派去勸降蘇武，遭到蘇武拒絕後又自責自省，認為自己罪孽深重。他先後兩次為蘇武置酒，一次是勸降，一次是餞行，李陵或是“泣下沾礻今”、或是“泣下數行”，每次都悲痛欲絕。李陵有著太多的恩怨和遺憾，他的悲劇結局既是客觀形勢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蘇武的形象近乎完美無缺，然而，他卻要遭受種種苦難和折磨，是另一種類型的悲劇人物。和李陵相比，蘇武性格剛強，意志堅定，幾次面對生與死的考驗，他都臨危不懼，大義凜然。他不肯屈節辱命，引佩刀自決；他怒視義律的劍鋒，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飢餓的嚴峻考驗，“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蘇武對西漢朝廷只有感恩之心，沒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訴蘇武，他的兩個弟弟蘇嘉、蘇賢因侍奉天子有失而相繼自殺，蘇武妻改嫁、兒女生死不明。聽到這些不幸的訊息後，蘇武回答說：“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亡所恨。”蘇武的這番話表明他對封建倫理道德的恪守，但從中也折射出他在家破人亡之際所保持的平靜心態。班固正是通過多方面描寫蘇武在艱難困苦絕境中所表現出的鎮定自持，塑造出一個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史記》和《史記》疏盪往復的筆法不同，《漢書》重視規矩繩墨，行文謹嚴有法。首先，《漢書》筆法精密，在平鋪直敘過程中寓含褒貶、預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準確。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漢中期的兩位重臣，他們對西漢王朝的穩定和發展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漢書·霍光金日磾傳》以精細的筆法刻畫出二人的莊重謹慎。“光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連腳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準確，霍光為人處事的小心謹慎由此可見一斑。班固對於金日磾亦有類似敘述：“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通過目不忤數十年，不敢近所賜宮女，不肯送女進宮三件事情，把金日磾的篤慎表現得很充分。霍光、金日磾都以謹慎著稱，然而，兩人的謹慎程度又存在差異。霍光的謹慎止於自身而已，對於其家屬則缺少必要的約束。金日磾則不同，他不但自己儘量杜絕細小的過失，而且對於後代嚴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煩的事端消滅在萌芽狀態。
其次，《漢書》不但對於事情的來龍去脈能夠清晰地加以敘述，而且對於那些帶有起始性質的事件，都要特別加以強調，以引起讀者的注意。比如，西漢舊例通常是以列侯為相，先封侯，後拜相。公孫弘卻屬例外，他是無爵位而拜相，於是，武帝封他為平津侯。《漢書·公孫弘傳》在敘述此事後寫道：“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這是明確告訴人們，先拜相後封侯的做法是從公孫弘開始的，在此以前絕無僅有。類似的提示語在《漢書》中還有多處，顯得非常醒目。它有助於讀者準確把握漢代各種制度的演變，強化了敘事的力度。
再次，《漢書》的謹嚴有法，還在於它對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規定，並且在全書一以貫之。《漢書》和《史記》一樣，也寫了許多人物的軼聞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瑣事。對於這類事情，司馬遷或把它放在傳記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間，也有的放在末尾，沒有固定的位置。《漢書》則不同，凡屬傳聞類的生活小故事幾乎全部置於篇末，很少有例外者。於定國曾任丞相，封西平侯，其子於永官至御史大夫。總之，《漢書》有精細的筆法，有自己固定的敘事規則，以謹嚴取勝，從而形成和《史記》迥然有別的風格。
《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是成書於東漢的一部歷史散文，趙曄撰。其書今存十卷，主要敘述吳越爭霸的故事，前五卷以吳為主，後五卷以越為主。《吳越春秋》在體例上兼有編年體和紀傳體史書的特點，是歷史演義小說的雛形。全書所敘重要事件都明確標示年代，但實際並不準確，多有訛誤。《吳越春秋》敘事完整，全書以吳越爭霸為主線，具體到各章又都有自己的重點，保持相對獨立性;各章之間前後貫通，一脈相承，講述的故事具有連續性。
《吳越春秋》《吳越春秋》的故事情節曲折多變，引人入勝。書中許多故事在正史中有記載，但作者把它們寫入本書時不是原封不動地襲用，而是依據傳說或發揮想像，增加了許多生動的細節。比如，對於伍子胥奔亡過程中的渡江、乞食二事，《史記·伍子胥列傳》總共用了一百餘字加以敘述，其中乞食一事尤為簡略。到了《吳越春秋》中，這兩件事所占篇幅甚多，長達六七百字。其中渡江一節增加了躲避偵探、漁父唱歌、蘆中待餐的情節，乞食一節出現擊綿女形象，並對她的身世節操加以詳細交代。在《史記·伍子胥列傳》中，漁父和擊綿女的結局如何，司馬遷沒有點明；而在《吳越春秋》中，這兩個人相繼自殺，為的是保守機密，保護伍子胥，同時擊綿女還是為了保全自己的節操。和《史記》的相關記載相比，《吳越春秋》對伍子胥奔亡一事的敘述不但文字量大增，情節複雜，而且險象環生，扣人心弦，更富有小說的特徵和魅力。《吳越春秋》中的許多情節，是通過移植聯綴而把本來互不相關的故事糅合在一起，但依然給人以真實感，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吳越春秋》的許多故事荒幻離奇，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吳越春秋》是在正史的基礎上演繹而成，其中許多人物和事件在歷史上確實存在，有其現實基礎；另一方面，《吳越春秋》又吸收許多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它的荒幻離奇主要源於此。在追溯吳越兩國祖先時，分別講述了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和夏禹娶塗山氏的傳說。在吳王占夢事件中，公孫聖因直言不諱被殺，臨死前他稱自己將在深山散為聲響。後來吳王兵敗，在秦餘杭山呼喚公孫聖的名字，三呼三應。書末又稱，伍子胥、文種相繼被殺後，“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這是以浪漫的想像寄託對伍子胥、文種的同情，他們生而為英雄，死而為神靈，是用溝連人神的方式為全書作結。卷九的袁公與處女比試劍術場面，袁公飛上樹變為白猿，運用恍惚迷離的筆法貫通物我，模糊了人與獸的界限。類似的超越時空、出入生死的情節在《吳越春秋》中是大量的，開志怪小說的先河。
《吳越春秋》《吳越春秋》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畫，書中的幾位主要人物如伍子胥、范蠡、勾踐等人都寫得很成功，個性非常突出，尤以伍子胥的形象最為豐滿。他奔亡吳國之後，前期小心謹慎，後期成了託孤老臣之後，則直言強諫，出語激切，寫出了人物性格的發展。《吳越春秋》特別注重對於人物形象的外貌描寫，以此突出人物的個性特徵。伍子胥“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是位偉岸的男子漢大丈夫。刺殺吳王僚的專諸“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是不怕艱險的勇士模樣。白喜(伯嚭)“鷹視虎步”，以此突出他的專功擅殺之性。類似的外貌描寫在此之前尚不多見，它對後代小說的人物形象刻畫有很大影響。
東漢的另一部歷史散文《越絕書》的許多內容和《吳越春秋》相同，二者可以相互印證。區別在於，《越絕書》各篇之間不是連貫的故事，而是獨立成篇，顯得比較鬆散。除講述歷史故事外，中間還有地理、占氣等方面的專章，給人以駁雜之感。
《吳越春秋》和《越絕書》都以吳越爭霸為主要線索，又都是出自吳越文士之手，因此，它們都具有鮮明的吳越文化的特點。吳越之民重劍輕死，信巫淫祀，這兩部歷史散文中曲折的故事情節、荒幻的神話傳說、強烈的復仇意識和崇武尚勇的義俠形象，無不和吳越文化的歷史傳統密切相關，這兩部作品是吳越文化的重要載體。
《論衡》
在東漢的政論散文中，王充(27-96?)的《論衡》從內容到表述方式都別具一格。王充出自細族孤門，加之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覺的批判意識，一生志在糾正世俗的虛謬。《論衡》是他的發憤之作，正如該書《對作》篇所說：“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言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詮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王充撰寫《論衡》的目的是要使語言的表達輕重得體，合乎實際，提出辨別真偽的標準，該書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起到了這種作用。
王充《論衡》全書85篇，現存84篇，缺《招致》篇。從開始的《逢遇》篇到《物勢》篇共14篇，選材角度較新。漢代的政論散文多從治國修身篤學方面切入，這個傳統在西漢初年賈誼那裡就已經奠定。後來揚雄的《法言》、桓譚的《新論》基本都是這方面的內容。王充對揚雄、桓譚都很推崇，但《論衡》上述14篇專論在內容設計上卻頗具匠心，不與前人雷同。王充不是泛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而是選取當時理論界的熱點問題分別加以闡述，其中包括人的遭遇、命運、天性、才氣、骨相等頗有深度的議題，都是圍繞著自身的困擾而展開。這些專論體現了王充對現實的積極參與，同時又流露他對於人類的終極關懷，和《荀子》的某些篇章有相似之處。
最能代表王充疾虛宗旨的是“九虛”、“三增”、《論死》、《訂鬼》諸篇，該書《對作》篇稱：“苦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這些篇章所論述的都是世俗迷妄已久、沉溺最深的問題，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其中包括史書虛妄誇大的記載、天人感應之說、靈魂不死觀念等。王充不但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世俗的虛妄之說，而且對聖賢之言、經典之文也多有辯駁，指出其誇大失實、不盡可信之處。
《論衡》一書是論辯性著作，是一部“實論”型散文。作者用事實說話，援引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事例批駁各種虛妄之論。在此過程中，或同類相證，或巧用比喻，或從生活經驗出發，或進行邏輯推理，從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開論述，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為了論證得透徹充分，每篇都反覆詰難，多方發揮，文風雄辯，然而儒者病其蕪雜。
《論衡》一書的文字比較接近漢代口語，既準確精練，又通俗易懂，和當時那種“深覆典雅，指意難睹”賦頌迥然不同。《論衡》的用詞樸實無華，不重雕琢，在當時文風日趨駢儷化潮流中獨樹一幟。王充的行文不摹擬前人，完全根據內容的需要組織文辭，富有創新精神。王充在《論衡》一書的《藝增》、《超奇》、《佚文》、《對作》、《自紀》諸篇中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文學觀點，這些理論和他寫作的傾向是一致的，二者可以相互印證。
《論衡》一書以疾虛妄為宗旨，但是，由於歷史條件和認識上的原因，其中也有許多局限。王充對神學目的論持否定態度，不承認有意志上帝的存在，但仍然認為人的貴賤壽夭、國家的治亂安危都受時數的支配；他不認為人可以長生不死，卻相信觀察骨相氣色的相面術；他不承認有雷公龍神存在，但對民間的求雨術卻表示認同。諸如此類的矛盾現象在《論衡》一書中還有許多。王充的理論建立在樸素直觀的基礎上，一旦論述的對象超出他的生活經驗，就難免在求實上出現不徹底性。
《潛夫論》
王符的《潛夫論》和王充的《論衡》都成書於東漢中期，也是一部憤世嫉俗之作，對當時社會上各種醜惡現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時弊。在議論政治上的得失時，往往採用正反對照和排比的筆法，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考績》篇寫道：
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囂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
《潛夫論》漢代用人制度有詔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有道、賢能、直言、敦樸、質直、清白等科目，王符認為群僚舉士名不副實，於是把應舉科目和所舉之人的品格才能用對比鮮明的反義詞逐一加以標示，句法整齊，揭露得非常深刻。桓、靈時童謠云：“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這首童謠和王符的上述話語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王符是用相反的概念構成強烈對比，童謠則是使鮮明的形象和徒有的虛名造成巨大反差。《務本》篇寫道：“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王符批判靡麗浮華的文風，《潛夫論》一書的文字皆樸實無華，準確簡練。書中雖不時顯露批判的鋒芒，但以溫雅弘博見長，不為卓絕詭激之論，和王充的《論衡》稍有不同。王充、王符以及後來的仲長統，並稱東漢政論散文三大家，而又各有自己的特點。
東漢政論散文繼承了西漢的傳統，但文章氣勢不如西漢。而敘事散文和西漢相比，在樣式上則有所突破，出現了成熟的碑文和遊記。
碑文石刻
東漢碑文和秦代刻石銘文有淵源關係，但東漢碑文不像秦刻石銘文那樣凝重呆板，而是不時有清麗之作。崔瑗的《河間相張平子碑》用簡潔的文字展示張衡的學問品格，文采斐然。胡廣的《徵士法高碑》短小精悍，多用偶句，妙語天成。
碑文石刻蔡邕的碑文在東漢最為著名，成就尤高。三胡碑雖然都是為胡廣所撰，但能變化體勢，不相重複。他的碑文能寫出人的各自特徵。楊秉是危世抗節之臣，為他寫的碑文直錄其事，富有生氣。楊賜有清操懿德，深通《尚書》，碑文也就本於經術，氣象淵靜。《郭有道碑》和《陳太丘碑》是蔡邕碑文的代表作，歷來受人稱道。碑主郭泰、陳寔都是漢末名士，郭泰終身不仕，陳寔先仕後隱。這兩篇碑文沒有敗筆，時見道氣，讀其文如見碑主其人。東漢後期盛行品鑑人物的風氣，蔡邕身為士林領袖，也參與了對名士的評議，他是從人物鑑賞的角度撰寫碑文，這和後代那些專門用於樹碑立傳的文字有所不同，其文學價值也就在於此。
馬第伯的《封禪儀記》是現今所能見到的最早的遊記。該文記敘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的封禪活動，雖然是按時間順序依次寫來，但其中時有精彩的景物描寫，攀登泰山的艱險場面也寫得很傳神。這篇遊記對泰山的人文景觀、封禪儀式也多有交待，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後來的《洛陽伽藍記》、《水經注》在筆法上和這篇作品有很多相似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