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文學
正文
秦代和兩漢文學，由於秦代歷時短促，文學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兩漢文學的成就。從文學樣式看，秦漢文學主要在辭賦、史傳文、政論文和樂府詩歌等四個方面取得較高成就，在文學史上有較為深遠的作用和影響。秦代文學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至嬴子嬰即位（公元前207）不久為劉邦所滅，僅歷時15年,文學上無重要建樹。秦王朝在統一全國之初，實行極端的文化專制主義，“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秦始皇本紀》）不僅如此，秦王朝還對儒生實行肉體消滅政策,曾一舉坑殺儒生460餘人。在秦王朝統治期間，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遭受了一次嚴重的挫折，先秦時代的文書典籍幾全遭毀滅。“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文心雕龍·詮賦》),“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文心雕龍·明詩》），即使遺留一些雜賦、仙詩（仙真人詩）亦皆亡佚。現在能看到的僅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時，李斯等人寫作的歌頌功德的文字，由於它們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後世稱為秦刻石。它們在形式上模仿雅頌，為四言韻文，多以三句為韻。文學價值不高，但由於它們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對後世的碑誌文有一定影響。
西漢文學 漢王朝建立初期，統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在政治上恢復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在經濟上採取了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而黃老的“無為而治”學說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時廢除了秦的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書·藝文志》），加之戰國以來百家之學的影響，各地侯王也仿效戰國諸公子的辦法,招致各種人才於自己的門下,這使漢初的哲學和社會思想都比較活躍自由，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
漢初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和辭賦的發展上。漢初文士有戰國游士的餘風，喜歡奔走於諸侯、權貴之門，比較關心國家和社會的問題，並勇於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就促進了政論文的發展。漢初政論文作者以賈誼、晁錯為最著名。他們注意總結秦王朝由弱轉強、政權得而復失的經驗教訓，對如何鞏固漢王朝的統治，完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見解。這些政論文議論宏闊，說理暢達，感情充沛，富於文采，對唐宋以後散文創作有明顯的影響。漢初的辭賦屬於戰國楚辭的餘緒,但漢初辭賦作者缺乏屈原那樣的強烈感情,多為模擬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現存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其氣象、格調逼近屈宋，為其中的佼佼者。賈誼在貶謫長沙時寫有《吊屈原賦》和《鵩鳥賦》，其中滲透了個人的身世感嘆，抒發了自己的政治抱負,特別是後者,在體制和寫法上，顯示了由楚辭到漢賦過渡的痕跡。枚乘是文景時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書吳王、諫阻其謀反而知名於世。他的《七發》雖然不是以賦名篇，但其寫法和格局都可以說是漢代新體賦──漢大賦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漢賦發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漢武帝時代，西漢封建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經過漢初以來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一定的恢復和發展，漢武帝雄才大略，內外經營，進一步加強了漢王朝的封建集權制。與此相適應，在思想文化方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戰國以來的陰陽五行和黃老、刑名等思想。它不僅解釋了漢王朝奪取政權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鞏固統治的方法。從此以後，儒家思想就一直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這一方面對封建統一帝國的形成和封建集權制的鞏固起著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又結束了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面，思想定於一尊，對當時和以後的學術和文化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漢武帝時期至西漢末，文學上的成就，主要表現為樂府機關的設立、擴展，辭賦創作的繁榮和司馬遷《史記》的出現。
漢高祖時,叔孫通制定朝儀,使漢高祖體會到了“為皇帝之貴”，也使他認識到制禮作樂對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漢初設立的樂府，其主要職能就是為了管理郊廟、朝會的樂章。但由於“大漢初定,目不暇給”,還無力進行大規模的“定製度，興禮樂”（《漢書·禮樂志》）的工作。漢武帝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班固《兩都賦序》）“以興太平”(《漢書·禮樂志》)為目的,把樂府規模和職能加以擴大,大規模蒐集各地的民間歌謠，以豐富朝廷樂章。所謂“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班固《兩都賦序》)，“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反映了當時制禮作樂的實際情況。樂府機關的設立和擴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記錄、集中和提高的條件，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對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西漢樂府所演奏的樂章,除漢高祖唐山夫人以“楚聲”為基礎創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時《郊祀歌》外，據《漢書·藝文志》所載還有遍及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現除《鐃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沒有流傳下來。《鐃歌》是武帝時吸收北方民族音樂所制的軍樂，它的歌辭由於文字衍誤過多，大都難於讀通，其中少數言情和反映戰場慘象的篇章，明白可誦，有一定現實意義。
辭賦創作也因為“潤色鴻業”的需要，在漢武帝時得到極大的發展,進入了漢賦創作最興盛的時代。據《漢書·藝文志》著錄西漢的賦，不算雜賦在內,有900餘篇，而武帝時的賦就有 400餘篇。司馬相如是漢賦創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虛》、《上林》賦，以宏大的結構、絢爛的文采和誇張鋪陳的手法，描寫了漢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和天子田獵的盛大，迎合了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視，表現出漢賦作為宮廷文學的特質。漢武帝周圍，除司馬相如外，還有東方朔、枚皋等所謂“言語侍從之臣”,他們“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如倪寬、董仲舒等也“時時間作”，從而造成了漢賦創作盛極一時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辭賦,在他周圍也有一批辭賦作家,如王褒、張子僑、劉向、華龍等，他們的作品除一些描寫帝王田獵、宮苑的大賦外，還有一部分是所謂“辯麗可喜”、“虞說（娛悅）耳目”的詠物小賦。但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揚雄是西漢末年著名辭賦家。他寫的《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處處有模擬司馬相如賦作的痕跡，缺乏創造性，但由於他才高學博，有的賦還寫得比較流暢，有氣魄。揚雄晚年認識到漢賦無補於諷諫的根本弱點，輟不復為，並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強調文學內容與形式統一，這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漢賦是西漢經濟、政治、文化高度發展的產物。但就其思想和藝術的成就來說，並不足以表現西漢各方面的發展，真正代表這個時代文化發展最高成就的是司馬遷的《史記》。
漢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志》），這就為《史記》的寫作準備了物質條件。司馬遷獨立完成了“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的《史記》,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發展,樹立了一塊豐碑。《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不僅開創了“紀傳體”史學，也開創了歷史傳記文學，魯迅所說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確地評價了司馬遷在歷史學和文學發展上的貢獻。
司馬遷的《史記》在漢宣帝以後就在社會上傳播，由於它記事止於漢武太初年間，就有不少文人綴集時事來續補它,但大都文辭鄙俗,不能和《史記》相比。西漢後期散文成就表現在政論文方面，桓寬的《鹽鐵論》和劉向的奏疏、校書的“敘錄”,繼承漢初政論文傳統,內容充實，說理明暢，表現了作者匡救時弊的熱情。
東漢文學 初始元年（公元8）,漢室外戚王莽代漢稱帝，天鳳四年（公元17），爆發了赤眉、綠林農民大起義。建武元年(公元25),漢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史稱東漢。在政權性質上，東漢王朝是西漢王朝的繼續。東漢初年，劉秀採取了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以及農業技術的進步，使生產有所發展，劉秀為了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漢末年開始興起的讖緯之學，它與今古文經學合流而泛濫於一時，成為思想文化領域的統治思想。在這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響下，東漢文學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和發展。
班固的《漢書》是東漢史傳文學的代表。它沿襲《史記》體例而小有變動，記敘西漢的歷史，開創了中國斷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傳記,詳贍嚴密。舊時史漢、班馬並稱，說明《漢書》同《史記》一樣對後世的史學和文學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東漢政論文如王符《潛夫論》、崔寔《政論》、仲長統《昌言》等，繼承西漢傳統，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後的各種社會矛盾和激烈的政治鬥爭。王充是東漢反對讖緯迷信的傑出思想家,他的《論衡》是一部“疾虛妄”之書，對當時統治者所宣揚的神學迷信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擊。他還從這一精神出發，批判了當時“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的文風，並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學主張。
東漢辭賦仍在司馬相如的影響之下，模擬因襲的風氣盛行，但以班固《兩都賦》為開始的京都大賦，由宮苑而都城,在題材開拓上是一個進步。東漢中葉以後,政治極端黑暗，賦風開始轉變，張衡的《歸田賦》以清麗的語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現了作者歸隱田園的恬靜心緒，是這一轉變的標誌。桓靈以後，一些憤世疾俗的士人如趙壹等，也寫有揭露現實、抨擊社會黑暗的短賦。這類抒情小賦數量雖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襲已久的賦頌傳統，是魏晉六朝抒情賦的先導。
現存漢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的作品。這些民歌形式多樣，反映了東漢人民的苦難處境和思想感情，是東漢文學的重大收穫。東漢文學的另一重大收穫，是在樂府民歌和民謠影響下,文人五言詩的形成,無名氏《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東漢文人五言詩是東漢後期中下層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們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在創作中既保持了樂府民歌的樸素自然、平易流暢的特色，又能借鑑《詩經》、《楚辭》的藝術手法，在樸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暢中見清麗，“深衷淺貌，短語長情”，極大地提高了詩歌的表現力和抒情性，這對以後魏晉五言詩的發展和近體詩的產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參考書目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中國文學史》（一），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62。
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1963。
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一），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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