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背景
“美麗島事件”是台灣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雙方均有備而來。黨外人士希望藉此向國民黨挑戰，顯示自己的實力，而國民黨也將計就計，“引蛇出洞”。
美麗島之前的黨外運動
美麗島事件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時期，台灣社會沒有組黨的自由，所謂的“黨外”，指的就是一群非屬國民
黨、進行反獨裁統治、爭取民主、自由運動的政治組織或個人。在早期，黨外人士主要是通過創辦雜誌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如50年代雷震的《自由中國》以及60年代的《文星》、《大學》等）。到70年代以後，開始透過選舉的機制，進行進一步的串聯和組織工作。
“黨外”的第一次組織化嘗試是在1978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時期，當時非國民黨的候選人康寧祥、張春男、黃天福、姚嘉文以及呂秀蓮等人，在選舉期間以黃信介、林義雄和施明德為中心，成立“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作為共同的選舉後援組織。他們不但舉辦各種座談會、記者招待會等，也正式發表共同政見。助選團的總幹事由施明德擔任。
文宣攻勢
在助選團的協助下，黨外人士發動了龐大的文宣攻勢，印製自己的傳單、海報進行散發，很快就獲得了極大的回應。但是在1978年12月16日，美國政府突然告知台北，即將終止與台灣當局的外交關係。這個事件在政壇引發強烈的反應。台灣當局領導人蔣經國在獲知訊息後，行使“憲法臨時條款”所賦予的緊急權力，宣布即日起停止一切選舉活動。斷交事件影響深遠，一直到2007年，事母至孝的呂秀蓮在第二任“副總統”任內，都曾公開抱怨，如果不是“斷交”就不會有美麗島事件，也不會連自己的母親往生都不能奔喪。
黨外人士國是聲明
黨外人士反對暫時停止選舉的決定，許信良、余登發等人在1978年12月25日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要求恢複選舉，並主張“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和命運”。1979年1月21日，黨外運動的重要領袖余登發因叛亂罪遭逮捕，當時任桃園縣長的許信良於是在次日領導20多名黨外人士發動要求釋放余登發的橋頭遊行，這是國民黨在台灣執政以來民間所發起的第一次集會遊行事件。
余登發被逮捕後，在施明德等人的努力下，黨外人士組成了一個60人的“人權保護委員會”，在3月9日開庭時，由姚嘉文擔任余登發的辯護律師，委員會也與國際特赦組織合作為釋放余登發而努力。此時施明德等人就已經開始籌劃一份黨外雜誌。1979年4月20日，台灣當局“監察院”通過了對許信良的彈劾案，委員會再度組織聲援。隨著事態的惡化，許信良被迫在1979年秋前往美國。
《美麗島》雜誌
1979年5月中，黃信介申請創辦一個新的雜誌，雜誌名稱之由來，為周清玉提議取李雙澤編曲、楊祖珺演唱的歌曲－《美麗島》為名。6月2日，《美麗島》雜誌社在台北正式掛牌成立。在7月9日的會議上，該社正式確定許信良為社長，呂秀蓮、黃天福擔任副社長，張俊宏為總編輯，施明德為總經理。當時《美麗島》旗下網羅了各派的黨外人士，包括了當時傾向統一的社會主義團體“夏潮”以及以康寧祥為代表的穩健派，但是主要還是以施明德等激進派為骨幹。
美麗島事件1979年9月8日，《美麗島》雜誌在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時，以《疾風》雜誌社人員為首的民眾（領頭者為
現任新黨主席郁慕明，而裡面有中興中學的學生）在館外聚眾抗議，並向館內正在進行酒會的人士投擲石塊、電池等危險物品，此即所謂中泰賓館事件。
施明德後來在監獄裡表示，創辦《美麗島》的目的是“要形成沒有黨名的政黨，主張實行‘國會’全面改選與地方首長改選”。但是在同時，一批所謂的“反共義士”另外創辦了《疾風》雜誌，與《美麗島》相抗衡，甚至不斷用暴力襲擊《美麗島》的辦公室。雖然“反共義士”自稱為民間團體，但很有可能是受到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當局政府指使。
施明德在1979年11月14日到梧棲參加一場聯合祈禱會，在該會中他聽從幾位長老教會牧師的建議，決定在人權紀念日當天舉辦大規模紀念活動。在紀念活動舉辦之前，施明德與陳菊進一步籌組“人權紀念委員會”，打算在當天正式成立。
《美麗島》的知名度不斷提高，到1979年11月發行量已經超過8萬冊。11月20日，“美麗島政團”在台中市太平國小舉辦“美麗島之夜”，會中開始籌劃在世界人權日當天在高雄舉行遊行。在11月及12月初，《美麗島》雜誌在高雄的服務處兩次遭人砸毀，多地服務社遭破壞。11月29日，黃信介本人位於台北市的“立委”服務處和住宅遭到攻擊，並被搗毀辦公室設備，同日《美麗島》雜誌高雄市服務處也遭人持刀械破壞。雖然報警處理，治安當局一直未能查獲；而12月28日，《美麗島》雜誌屏東服務處亦遭到襲擊。
被捕人士
美麗島事件叛亂罪 被告辯護律師判決結果黃信介鄭慶隆、陳水扁有期徒刑14年施明德鄭勝助無期徒刑林義雄江鵬堅、張政雄有期徒刑12年呂秀蓮呂傳勝、鄭冠禮有期徒刑12年張俊宏郭吉仁、尤清有期徒刑12年陳菊高瑞錚、張火源有期徒刑12年姚嘉文謝長廷、蘇貞昌有期徒刑12年林弘宣張俊雄、李勝雄有期徒刑12年。
其他罪刑共37人，計有王拓、江金櫻、余阿興、吳文、吳文賢、李明憲、周平德、林文珍、林樹枝、邱垂貞、邱奕彬、邱茂男、施瑞雲、紀萬生、范政祐、范巽綠、高俊明、張富忠、張溫鷹、許天賢、許睛富、陳忠信、陳博文、黃昭輝、楊青矗、趙振貳、蔡有全、蔡垂和、戴振耀、魏廷朝、蘇秋鎮等等。
事件經過
“美麗島事件”又稱“高雄事件”，是台灣黨外勢力直接領導的、與國民黨當局展開的一場有組織、有準備的政治較量。
美麗島大審1979年9月，由黃信介為發行人、許信良任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的黨外政論性刊物《美麗島》在台北創刊。該刊不僅言論激烈，而且來勢兇猛，僅社務委員就達70名，幾乎網羅了當時所有的知名黨外人士，並在全島設立十多個辦事處，最多時發行量達8萬冊。黨外人士想借辦刊物集結力量為創造實質性政黨的目的十分明顯。而國民黨從一開始就對這本來者不善的雜誌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雜誌創刊酒會上，就有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到酒店門口尋釁鬧事；創刊後的2個月中，該刊發行人的住宅和雜誌社也多次遭到騷擾和威脅，《美麗島》雜誌與國民黨當局積怨已久，對立情緒持續升高。
1979年11月30日，《美麗島》雜誌與“台灣人權委員會”聯合向台灣當局申請於12月10日在高雄舉辦紀念“國際人權日”集會遊行，遭到拒絕。《美麗島》雜誌決定不理會台灣當局的態度，按原計畫照常舉行集會遊行，並準備了一些木棍，以應付可能進行的鎮壓。他們還派出宣傳車，沿街號召民眾準時參加。
12月10日，集會如期舉行。台灣當局派出大批軍警部署周圍街道，並對附近實行交通管制，禁止車輛入內。晚6時，聚集在《美麗島》雜誌高雄辦事處的民眾已達五、六百人。考慮到集會原定地點扶輪公園已經被警察包圍，於是臨時決定改到另一開闊地區，但隊伍卻受到警察的阻攔，無法到達。黃信介、姚嘉文等就地發表演講，與會3000多名民眾情緒激昂，不斷高呼“打倒特務統治！”、“反對國民黨專政！”等口號。集會組織者再次出面與警方交涉，要求警察撤離，但遭拒絕。於是在集會結束後，以三輛宣傳車開道，幾千民眾持木棍、火把開始遊行。四周待命的警察上前強行阻攔，並用催淚彈驅趕遊行隊伍，民眾則以木棍、火把、酒瓶還擊，雙方發生嚴重衝突。在折返雜誌高雄辦事處後，雙方再次發生扭打，直到11時宣布集會結束，仍有不少民眾不願散去。軍警用催淚彈、電棍等強行驅趕，衝突進一步升級。到11日凌晨2時30分，局勢才趨於平靜。
這次衝突共造成雙方近200人受傷。事後第三天，台灣當局開始大規模收捕事件參與者，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等共152名黨外人士以“涉嫌叛亂罪”被抓扣，聚集在《美麗島》雜誌周圍的黨外運動核心人物幾乎被一網打盡。1980年3、4月間，經過軍法審判，以“為中共統戰”和“台獨叛亂”罪名，判處施明德無期徒刑，黃信介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張俊雄等6人有期徒刑12年。另有30多人被刑事法庭判處4至6年的徒刑。
事件影響
使台灣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
美麗島事件是台灣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的一次歷史事件，此事件使得台灣社會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都產生劇烈的影響。首先在政治上的改變最為明顯，統治者蔣經國逐漸開放政治上的獨裁，台灣擺脫國民黨的一黨獨大，解除黨禁、戒嚴、言論自由、開放媒體以及“國會”全面改選，但一直等到李登輝統治時，才開放“總統”直選，民主、人權、自由和主權的價值成為台灣人民前仆後繼努力的目標，推動台灣社會從威權獨裁的白色恐怖時代，邁向民主化時代，在華人社會中建立了第一個民主政體，也成就華人社會中第一次和平民主的政權轉移。
昔日獄中的受難者，領導民進黨一步步邁向執政，然而卻是由辯護律師世代全面接班掌握政權。民主進步黨在野時期中的多數領袖，幾乎都曾經不同程度地參與了美麗島事件。曾任民進黨主席的施明德與許信良，因理念、政策路線與辯護律師世代不合紛紛被迫離開執政後的民進黨，並常常批判民進黨的政策和路線。施明德離開民進黨後，因陳水扁本人及其家族、親信和許多政務官皆涉及多起金額龐大的弊案，而於2006年8月發動百萬人民反貪倒扁運動，擔任總指揮，呼籲失去民心的陳水扁立即下台。許信良因為對民進黨當局執政的失望，於2004年轉而支持國民黨陣營，直至2008年“總統”選舉，才改為支持謝長廷。林義雄本人雖貴為前民進黨主席，下台後竟然因為“核四”問題，也曾另外辦過一場反核遊行，並於2006年1月宣布退黨，至此，民進黨主席陳水扁之前的歷任主席不是死於天年，就是聲明退黨，僅姚嘉文因擔任“考試院院長”一職，仍留在民進黨內。美麗島事件中的主要被告群中的一部份人在民進黨執政後，成為黨內有相當影響力的領導人，如呂秀蓮與陳水扁搭配當選台灣當局首位女性“副總統”，姚嘉文擔任“考試院院長”，林義雄為前民進黨主席，張俊宏為民進黨代理主席、陳菊曾擔任“勞委會主委”，並於2006年在歷經投票前一夜的黃俊英賄選事件，以及選後的選舉訴訟後，當選高雄市長。美麗島辯護律師方面，當年黃信介的辯護律師之一陳水扁，因台北市長任內政績斐然，獲得絕大部分市民的肯定，且長期經營民進黨內人數最多的派系正義連線，民進黨為求執政，修改黨章圖利，陳水扁於是於三強鼎立的大選中，以39%的選票成為台灣當局領導人；謝長廷也曾擔任民進黨主席、高雄市長和“行政院長”；蘇貞昌曾任台北縣長、“總統府”秘書長、民進黨主席及“行政院長”；張俊雄則以高度配合上峰意志的任事態度，兩次組閣擔任“行政院院長”、民進黨秘書長、民進黨不分區“立法委員”。
多元化、自由化
其次，在社會上，許信良的中壢事件及隨後一連串的事件，讓自228事件以來，整個白色恐怖世代沉默了二十幾年的壓抑，開始有表達的勇氣，活絡追求民主、自由的社會生命力，從沉悶單一逐漸多元化、自由化。80年代蓬勃發展的各種社會運動即是最佳的表面徵象。
美麗島事件中於當時統治集團中任職的一方，也有許多依然活躍現今政壇的政治人物。當時擔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在200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中以30多萬票的差距敗給陳水扁，後擔任親民黨主席、並在200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中成為泛藍陣營的“副總統”候選人，並參加了2006年台北市長選舉，落敗後宣布退出政壇。而2008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中，馬英九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
民進黨的政治資本
美麗島事件也成為民進黨的政治資本。雖然美麗島事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民進黨內有許多人都曾參與過這次政治事件。民進黨以此突顯自己在爭取民主、推動改革方面的功績，反映出當時國民黨執政的專制統治。但是在民進黨內部，美麗島事件也會被利用來作為黨內奪權的政治資本。例如在200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民進黨黨內的副手爭奪之中，呂秀蓮就曾利用此事件來批評29名“反呂”的“立委”，而在“反呂”的“立委”中，也有人批評呂秀蓮是在美麗島事件中供出最多同志的人，以至今日，社會仍在討論所謂供出同志，因為參與、規劃美麗島事件的人，在遊行前已被當時的執政當局掌握全部名單。
經過這次事件，黨外勢力的骨幹基本鋃鐺入獄，黨外運動元氣大傷，被迫轉入低潮。而國民黨也受到重創，宛如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船“被打了一個大洞”。國民黨與黨外勢力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許多重要黨外人士遭到逮捕與審判，甚至一度以叛亂罪問死，史稱“美麗島大審”。最後在各界壓力及美國關切下，終皆以徒刑論處。
此事件對台灣之後的政局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使得國民黨不得不逐漸放棄遷台以來一黨專政的路線以應時勢，乃至於解除38年的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台灣社會因而得以實現更充足的民主、自由與人權。並且伴隨著國民黨當局的路線轉向，台灣主體意識日益確立，在教育、文化、社會意識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轉變。“美麗島事件”是一次由台灣進步力量發動的民主運動。
政壇影響
另外，2月28日的林宅血案，發生在美麗島事件大審時，受審人林義雄家宅中，林母及雙生女兒林亮均、林亭均慘遭兇手殺害，獨留被殺成重傷的大女兒林奐均成唯一的活口，歷經民進黨執政，此案至今仍未破。因當時海外台獨勢力仍是各自為政，統治集團因害怕“二二八事件”重演，在白色恐怖時期採取“外殺內不殺”的策略，以致為何有人會選擇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日屠殺林家一事成為懸案。
高雄捷運05/R10車站即位於事件發生地，特命名為美麗島站以為紀念，雖當地極少數的居民力主恢復舊地名大港埔站，但高雄市政府認為全台人民定位美麗島事件是絕對正確的民主活動，無反對意見，因此仍主張命名為美麗島站。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馬英九擔任主編的《波士頓通訊》抨擊美麗島事件受刑人，並將美麗島事件形容為“醜劇”、“逆流”。
由李雙澤編曲的《美麗島》，楊祖珺收錄在其1979年發行的專輯《楊祖珺》之中，發行之初並未受到當局關切，僅是不能公開在電視廣播上演唱。1979年黨外人士以此曲做為雜誌之名後，本無政治意圖的《美麗島》，便與黨外運動劃上等號，從此被打入深淵列為禁歌。然而即便是黨外人士，也並非全部人都支持《美麗島》此曲。1979年9月8日中泰賓館創刊酒會上，爆發鬧場衝突，楊祖珺當場演唱《美麗島》，試圖振奮人心，卻有同志以“並非鶴佬話”“豬仔歌”為理由反對。
2010年3月份，施明德出書曝料謝長廷是“抓耙仔”（指昔日國民黨的線人），更指出“創黨元老皆知”，一時間將淡出政壇的謝長廷撤入輿論風暴。同年4月17日，正逢台灣“美麗島軍法審判”三十周年前一日，施明德在另一本新書《叛亂·遺囑》的發布會上，指出審判過程中，辯護律師團有國民黨臥底，目的就是要在審判中剷除異己，收割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些都當上了“總統”、“院長”、主席，言語中含沙射影，矛頭直指陳水扁、蘇貞昌、張俊雄等人。政壇“無間道”，震懾島內輿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