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個人簡介
漢武帝時大臣。一說生於景帝後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洛陽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13歲入侍宮中。自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起，終武帝之世，歷任大司農中丞、大司農、御史大夫等重要職務，與擔任大農丞的大鹽鐵商東郭鹹陽、孔僅二人深得武帝寵信。元狩年間以後，在桑弘羊的參與和主持下，先後實行了鹽、鐵、酒官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統一鑄幣等經濟政策。此外，還組織了60萬人屯田戍邊，防禦匈奴。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暫時緩解了經濟危機，史稱當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桑弘羊以此賜爵左庶長。武帝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桑弘羊由搜粟都尉遷任御史大夫，與霍光、金日殫、上官桀四人同受遺詔輔佐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昭帝召集各地賢良文學至長安，會議鹽鐵等國家大事。賢良文學反對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等與民爭利的政策，力主改弦更張，桑弘羊與之展開辯論。由於桑弘羊的堅持和封建國家財政方面的需要，當時除廢止酒類專賣改為徵稅外，鹽鐵官營等各項重要政策仍沿襲不變。次年，桑弘羊因與霍光政見發生分歧，被捲入燕王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謀反事件，結果被處死。
商人之子 少年得志
西漢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在洛陽的一個富有商人的家裡，生下了一個兒子，他就是漢武帝時著名的理財家桑弘羊。
桑弘羊成為著名的理財家，協助漢武帝處理財政問題幾十年，和他的家庭與故鄉有很大的關係。洛陽是周朝建立的一個軍事和政治重鎮，周公征服殷人後。把俘虜的殷人以“頑民”的稱號安置居住在洛陽，這些人當然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因而多數就去經商。到了戰國時期，經商已經成為洛陽人的重要職業。一些人經商致富後，就參與了政治活動。象有名的蘇秦、白圭、師史、賈誼等政治家和商人，就都是洛陽人。桑弘羊的家庭一定是洛陽很富有的大商人，否則他十三歲不可能就做了漢武帝的侍中。侍中是一種加官，從大至列侯、將軍、卿、大夫，下至太醫、郎中，都可以加官為侍中。當了侍中，就可以經常出入禁中，接近皇帝，所以它很為大家所重視，成為升官的一個重要途徑。但當侍中的，除了貴家子弟和著名的儒生外，一般人很難得到。才十三歲的桑弘羊，既非貴家子弟，也非名儒，他怎么能當了侍中呢？可能是用錢買的。西漢初年，要作比較大的官，有兩條途徑：一條是由郡太守、諸侯王這樣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定期向中央政府推薦，他們當然是推薦自己的子弟，桑弘羊不會有這種機會；另一條是拿錢買官，也就是“入粟補官”，桑弘羊作為商人的兒子，在十三歲的時候，他家就給他花錢買了個侍中，他大概是走的這條路。
漢昭帝桑弘羊在當侍中期間，一定參加了很多漢武帝制定軍國大事的討論，他了解了漢武帝的為人和抱負，自己也深受漢武帝思想的影響。這期間，他雖然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因而也沒有受到漢武帝的重用，但他卻學習和鍛鍊了參加國家大政的能力，為以後的從政準備了條件。
擔任農丞 算緡告緡
桑弘羊從十三歲作侍中，一直到三十九歲出任大農丞，當了二十六年的侍中。這期間，由於漢武帝大規模的對匈奴用兵，國家的府庫余財已經用盡，財政發生了困難。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主要負責財政的大農令鄭當時，為了彌補財政的虧空，向漢武帝推薦山東的大鹽商東郭鹹陽和河南南陽的大冶鐵商孔僅，擔任大農丞，利用他們經商的經驗和技術，負責管理鹽鐵事務，通過鹽鐵收歸官營，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桑弘羊這時已經三十四歲，他由於善於計算經濟問題，漢武帝讓他幫助東郭鹹陽和孔僅估算研究鹽鐵官營的規劃。這個規劃經過一年的起草才完成，主要是將原屬少府管的鹽鐵劃歸大農令管，由國家壟斷鹽鐵的生產，不許私人經營。漢武帝很快就批准了這個計畫，並派孔僅和東郭鹹陽到全國各產鹽鐵的地區，設立鹽鐵官營的機構，任命原來經營鹽鐵生產的商人為各地官營鹽鐵的主管官。看起來，漢武帝對經營鹽鐵政策的改變以及孔僅、東郭鹹陽和桑弘羊對這一新政策的執行，在經濟上是取得了成效的。所以三年之後，孔僅就升任為大農令，桑弘羊也被提拔為大農丞。大農令是封建政府掌管財政的最高官員，大農丞是他的主要助手，從這時開始，桑弘羊在理財上就顯示出他的突出才幹，越來越受到漢武帝的重用。
漢武帝所謂算緡，就是凡工商業者，都要如實向政府呈報自己的財產數，二緡抽取一算的稅（一緡為一千錢，一算為二百文錢）；小工商業者可以減半抽稅。凡有乘坐馬車的（官吏和戰士除外），一乘抽稅一算，運貨的馬車抽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一算。所謂告緡，就是對不如實呈報財產的人，鼓勵大家告發，經調查屬實者，除了被告發人的財產被全部沒收、戍邊一年外，告發的人可得到被沒收財產一半的獎賞。
算緡和告緡的法令頒布後，遭到了工商業者的頑強反抗，他們採用各種辦法轉移和藏匿財產，不報或少報自己的財產數。為了與這些工商業者作鬥爭，漢武帝讓楊可專門主持告緡的事。這時作為右內史（管理京師的官）的義縱，站在商人的立場上，指責告緡的人不是好人，竟然加以搜捕，公開和告緡令作對。這件事報告給漢武帝以後，就以義縱有意破壞告緡為理由，殺了義縱，並將對算緡和告緡持消極態度的大農令顏異，也借它故撤職並判了死刑。這樣，就從政府機構中清除了推行算緡和告緡的障礙，使楊可得以放手進行。
桑弘羊當了大農丞後，為了支持楊可把告緡堅持下去，又重申了告緡令。這樣，告緡的活動就在全國普遍推開了，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大都受到了告發。政府派出官吏到各地處理算緡和告緡的事，政府得到以億計的財物，成千上萬的奴婢，沒收的田地，大縣數千頃，小縣百餘頃，還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紛紛破產，而政府的國庫卻充實起來，有力地支援了漢武帝的對外戰爭。
算緡和告緡的活動，桑弘羊一直是積極的支持者。張湯提出這個意見的時候，桑弘羊雖然還是個侍中，但已經因為他會算計經濟問題，引起了漢武帝的注意。所以漢武帝在研究和決定採用張湯意見的過程中，桑弘羊肯定起了積極的作用。算緡和告緡的法令公布後，內外的阻力一直都很大，遲遲未能貫徹執行。桑弘羊當了大農丞後，就可以直接插手此事。所以後來楊可的主持告緡，以及對反對告緡的一些官吏採取的鎮壓措施，肯定桑弘羊都是參與了漢武帝的決策的。因而可以說，算緡和告緡雖然不是桑弘羊直接出面推行的，但他是決策的積極參與者。
整頓貨幣 鹽鐵官營
桑弘羊鹽鐵論漢武帝為了整頓財政，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整頓過一次貨幣，但效果不好。當時造了三種貨幣：一是皮幣，用禁苑裡養的白鹿皮製成，每個一尺見方，上面還繡上五彩花紋，每個值錢四十萬，它是作為諸侯王朝覲皇帝時墊璧的禮品，所以只在上層貴族中流通和使用，另一種是白金，這是用少府庫存的銀、錫作的合金幣，分值錢三千、五百和三百三種；第三種是取銷半兩錢改鑄的三銖錢。還規定，盜鑄錢者要處死。這次改革因為品類複雜，幣值的規定又不合理，所以不但使用不便，而且一些人紛紛去盜鑄比值很大的白金幣，所以第二年就放棄了三銖錢而改鑄五銖錢。當時雖然因盜鑄錢政府抓了數十萬人，仍不能制止盜鑄劣錢，所以市場和貨幣仍然比較混亂。
元鼎四年（前113年），為了徹底整頓貨幣，漢武帝採納了桑弘羊的意見。他的意見主要是：取銷郡國鑄錢的權利，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屬鍾官、技巧、辨銅三官分別負責鼓鑄、刻范和原料；郡國把所鑄的舊錢銷毀，把銅送到中央；廢除過去鑄的一切錢幣，而以上林三官鑄的五銖錢為全國唯一通行的貨幣。
這次幣制改革是成功的，從此以後基本上制止了私鑄劣質錢幣的流通，從而不但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且穩定市場和流通，起到了鞏固西漢統治的作用。為什麼這次整頓貨幣比較成功呢？因為這次貨幣改革，首先將全國的銅材集中在中央，由上林三官統一調撥，使私鑄者得不到鑄錢的原料；其次，價格標準與重量標準一致，這次所鑄的三官五銖錢，實際重量也是五銖，因而減少了貨幣毀銷改鑄的流弊；第三是鑄幣技術提高了，鑄造的工序比較複雜，盜鑄者造起來比較困難，容易得不償失。
這次幣制改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鑄幣權完全收歸中央政府的一次創舉，它最終將漢朝的幣制穩定下來，使漢朝的五銖錢成為質量穩定的錢幣，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餘年而通行不廢。這與桑弘羊的經濟思想是分不開的。
鹽鐵收歸官營，早在元狩六年（前117年）漢武帝就派孔僅與東郭鹹陽進行了。但是他們在各地設立鹽鐵官的時候，由於多選用商人擔任，所以不但執行的不徹底，而且也產生了一些諸如質量低劣、價格太高等問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兼領大司農之後，就在原有的基礎上對鹽鐵問題進行了整頓。他選派了得力的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頭到各郡國，在整頓原有鹽鐵官的基礎上，新增加了一批鹽鐵官。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全國二十七郡有鹽官共三十六處，鐵官在四十郡中有四十八處。其分布在東北遠至遼寧的蓋縣，西南至雲南的安寧，西北達內蒙的河套西北，南抵廣州，東南到浙江的海鹽。其分布之廣，規模之大，都是空前的。
桑弘羊評傳鐵的生產，是在郡國出鐵處設鐵官進行生產，不出鐵者置小鐵官負責銷售，其生產和銷售完全由國家進行控制。因為鐵的冶煉不但技術比煮鹽要複雜的多，而且成本和規模也要大，所以它主要採取國家經營的方式。根據現在對西漢時的冶鐵遺址的發掘情況看，一般都有十幾座直徑達一米六的冶鐵爐，需數百名工人。由於官營冶鐵資金比較雄厚，生產設備比較齊全，技術比較先進，而且是按統一設計的規格進行協作生產，所以它比起原來私營的小規模冶鐵業，顯然有更多的優越性。這一點桑弘羊是看到了，並且在公開的場合一再宣傳他的這一看法。
鹽鐵的官營，從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打擊地方豪強的勢力，以及發揮某些大規模生產協作的優點上來說，是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由於地方的某些鹽鐵官吏的不良，以及大規模統一生產經營中必然會出現的問題，在鹽鐵官營之後，對農民也有很多不利之處。如政府為了增加收入，對鹽鐵的銷價定得太高，而質量和品種也有問題，一些官吏又常常強制農民購買，因而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和不便。桑弘羊對鹽鐵官營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他也是有所認識的。當有人以此來攻擊鹽鐵官營問題本身時，桑弘羊就說：“這是一個如何選擇好鹽鐵官吏的問題，而不是鹽鐵官營本身造成的。”
移民屯邊 假民公田
漢武帝在對匈奴的戰爭中取得相當的勝利後，為了鞏固邊防，從根本上解決邊防軍的糧食供應，就在桑弘羊的大力支持下，繼續大規模地執行漢文帝時晁錯提出的募民實邊的辦法。漢武帝初年，已經在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十萬屯衛朔方（今內蒙杭錦旗西北），元狩四年（前119年），又徙關東貧民七十多萬至今甘肅一帶。桑弘羊任大農丞後，又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先派吏卒五、六萬人到今甘肅永登一帶屯戍，接著不斷擴大到上郡（今陝西餒德東南）西河（今內蒙東勝縣）及新建的武威、張掖、敦煌、酒泉（均在今甘肅境內）四郡，人數增加到六十萬人。這樣大規模的移民實邊，不但開發了西北邊疆的農業生產，就地解決了邊軍的糧食供應，而且加強了西北的邊防，鞏固了對匈奴戰爭取得的戰果。所以它在當時的邊防建設上，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項措施。
在算緡和告緡取得重大成果後，政府在各地沒收了一批田地，為了經營和管理這些土地，在水衡、少府、太僕、大農等四個機關，都設定了農官，負責將這些土地租給農民，政府收取田稅。桑弘羊對這件事是竭力支持和讚揚的。但是由於政府經營和管理不善，租種的農民不願在上面種桑榆菜果，而且這些土地又常常被官僚豪強等有權有勢的人所侵占，因而對封建政府和租種的農民都得不到好處。有人因此提出要停止出租時，桑弘羊認為，它仍然是利多弊少，如果因為地力未盡，獲利不多而罷去，不但會影國家收入，對租地的農民也沒有好處，所以桑弘羊是一直主張堅持執行下去的。
西漢初實行一種由地方郡國定期貢納實物的政策，各郡國貢納的數量和種類，看來是由中央政府主觀決定的，所以貢納的貨物不一定都是當地的特產，這樣就使一些郡國為了交納貢物，而必須到別的地方去購買。因為購買的數量大，、時間也比較集中，因而一些商人乘機哄抬物價，從中牟取暴利。購買之後，還有一個運輸問題，一些運輸路線長而又易損壞的貨物，運輸中的費用和損耗往往要比貨物本身要貴數倍。所以這種辦法，不但增加了人民的負擔，連地方政府的官員也深感不便。
桑弘羊時代銅錢當桑弘羊代理大農令後，一方面由於均輸法試行了五年，已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另一方面鹽鐵等一切財經大權，這時都已掌握在桑弘羊的手中，因而他開始在全國普遍地推行均輸法。他在向各郡國派出鹽鐵官的同時，也派出了均輸官，由於鹽鐵是均輸的兩大重要物資，所以某些地方均輸官可能是由鹽鐵官兼任的。因為這些均輸鹽鐵官，都是由大農部丞十人統一管理。均輸法在全國推行之後，貨物的流通渠道比較暢通了，國家在全國各地征的貢賦，通過均輸官源源不斷地運到首都和邊疆地區，因而大大地加強了漢武帝對外鬥爭的經濟實力。
平準法是桑弘羊為了配合均輸鹽鐵政策的推行而實行的另一項經濟改革。過去，西漢中央政府各部門所需的物資，都是由各部門自行採購。由於各部門採購的貨物多而又比較集中，為了按時完成採購任務，各部門的官員之間互相爭購，因而哄抬丁首都的物價，這不但對人民生活有影響，也使國家吃了虧，商人得了暴利。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桑弘羊在算緡告緡和鹽鐵均輸政策實行後，由於國家手中已掌握了大量的物資，有經濟實力可以控制首都的物價了，所以他又創立了平準法。
平準是桑弘羊在首都設立的一個機構，它通過國家掌握的由大農諸官和各地輸進的貨物以及工官製造的產品，在首都市場上貴賣賤買，以穩定首都的市場物價。中央各個機關採購物資，也就可以從平準官那裡以平價購到所需的東西。所以平準法的創立，不但解決了均輸官運到京師的多餘貨物的出售，也解決了政府一些部門對貨物的採購，由於它溝通了政府各部門之間貨物的供求，因而就減少於市場物價的波動，打擊了投機倒把的商人。從封建政府的利益，還是對人民民眾，平準法的實行都是有利的。
鹽鐵、平準、均輸，這是桑弘羊整理和改革財政經濟的三個支柱。在漢武帝好大喜功，連年對外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情況下，國家的財政開支急劇增加。桑弘羊此時擔任封建國家的主要財政負責人，他能在不太多地增加農民賦稅負擔的情況下，滿足漢武帝浩繁的財政需求，這確實是一大功勞。所以他一直受到漢武帝的信任和支持，不是沒有道理的。
漢代飲酒風很盛行，酒的消耗量很大。據司馬遷在《史記》中統計，漢代經營工商業可以致富的共有三十多種行業，而把釀酒列在第一等行業，可見當時酒類的利潤之高。天漢三年（前98年）少府丞令建議實行酒榷，就是國家對酒類實行專賣，這一建議得到了桑弘羊的支持，報請漢武帝批准後，就立即付諸實行了。
負責酒類專賣的機關是榷酒官，它的組織和經營的情況不太清楚。根據後來王莽實行的酒類專賣看，它可能基本上和桑弘羊實行的一樣。這就是由官府供給私人釀酒者以穀物和酒麴等原料，根據政府制定的釀造要求，由私人進行酒的釀造。關鍵是個人釀造的酒只能按公家規定的價格賣給國家，私人不得出售。這樣，國家就壟斷了酒類的全部銷售。酒類專賣後的贏利一定是相當可觀的，因為它當時與鹽鐵、均輸並稱為國家主要財政來源的“三業”。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酒類專賣實行十七年之後，在一部分人的反對下，把郡國的酒榷和三輔的鐵官罷去了，但京師禁止私賣酒的命令仍在嚴格執行，這可能已經不是出於經濟的考慮，而是由於社會治安的原因了。
桑弘羊家屬的情況，史無記載，不太清楚。我們只知道他有一個昆弟子，在天漢三年（前98年）和衛皇后的昆弟子，因為犯了法，同被執金吾（負責京師的治安）杜周所逮捕。看來他們犯得不是一般的法，因為以衛皇后和桑弘羊當時的地位和權勢，他們的子弟如果犯了一般的法，是比較容易給他們開脫的。而相反的是，由於杜周對他們追捕有功，一下子從執金吾越級提拔為御史大夫，這說明這個案子的重要和漢武帝的重視。
桑弘羊舌戰群儒漢武帝晚年，由於趙破奴、李廣利先後敗降匈奴，各損失兵馬十多萬，將多年的積聚之力消耗殆盡，對他是個很大的打擊。同時，國內的矛盾已開始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發生。漢武帝認識到這一形勢，因而決定改變自己的內外政策，對外暫時變攻為守，對內恢復休養生息的辦法，以緩和激化了的矛盾。桑弘羊對漢武帝這一政策上的轉變，沒有足夠的認識，而仍然熱衷於積極的進取，這表現在他於徵和四年（前89年）約同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給漢武帝上書，建議屯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繼續對匈奴採取進攻的政策上。
桑弘羊的這個建議認為，輪台一帶是漢朝與西方交通的必經之地，又是匈奴經常出沒的地區，在那裡屯田，可以有供開墾的水澆地五千多畝。屯田搞好了，在那裡站住了腳，不但可以增加糧食，還可以成為對匈奴作戰的前線基地。
桑弘羊的這一意見，從長遠來看，確實是征服匈奴的有效辦法。後來昭帝時，霍光就曾採用這個辦法在輪台屯田，到宣帝、元帝的時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它卻不適合漢武帝當時的形勢，所以漢武帝抓住這個問題，下了有名的輪台詔，進一步說明國內外政策改變的必要。在詔書中，批評桑弘羊的建議是“擾亂和給百姓增加負擔，對百姓毫無好處”。為了表示今後不再擾民，讓百姓修養生息，特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從屯田輪台這一事件上可以看到，在漢武帝晚年，桑弘羊與漢武帝在思想上已經有了差距。漢武帝看到形勢不妙，因而馬上急速轉彎，由進改為守；而桑弘羊卻沒有認識到形勢的變化，仍然堅持繼續進取的方針。所以，他的一些主張不再象以前那樣，事事被武帝採納，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輔政大臣 雄心勃勃
現代影視劇中桑弘羊漢武帝病重時，要霍光行周公之事來輔佐昭帝，霍光推薦金日殫，金日殫因為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霍去病與匈奴作戰時，休屠王被殺，金日殫和他母親及弟弟被俘，送到首都給皇帝養馬，得到漢武帝的賞識，被提升為駙馬都尉。當霍光推薦他當行周公之事時，就以自己是匈奴人為辭，表示願作霍光的助手，所以霍光就成為顧命大臣中的主要決策人。田千秋雖為丞相，但年紀比較大，並無多大能力，只因一封上書受到漢武帝的讚許，很快就由一個供奉漢高祖寢廟的高寢郎上升為丞相。他當丞相為人處事都很謹慎厚道，對霍光處處迎合奉承，所以他只是霍光的一個應聲蟲。
上官桀本來是一個給皇家養馬的未央廄令，有一次漢武帝生病後去看馬，見馬都瘦了，很生氣，他卻以聽說皇帝病了，無心養馬為名，表示了對武帝的忠心。漢武帝不但沒有加罪他，反而提升為侍中、太僕，武帝死時升為左將軍。武帝留給昭帝的這五位顧命大臣中，田千秋年老不多管事，金日禪第二年就去逝了，實際上只是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三個人。霍光是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而為顧命大臣的，漢武帝病危時又明確地讓他行周公輔成王的事，所以昭帝即位之後，一切大權都掌握在霍光手中。上官桀的兒子上官安，娶霍光的女兒為妻。他們本來是兒女親家。上官安有個女兒，這時通過昭帝的姐姐鄂邑公主的關係，入宮被立為皇后。鄂邑公主有個情夫丁外人，上官桀父子為了感謝鄂邑公主，就要求霍光按照列侯尚公主的成例，封丁外人為列侯。但因丁外人並不是公主的真正丈夫，所以霍光沒有答應。上官桀本來在武帝時已官至太僕，地位比霍光高，這時又因孫女入宮為皇后，父子並列為將軍，對霍光的掌權看不順眼，霍光又不買他們的面子，不答應他們封丁外人為列侯的請求，所以上官桀對霍光不滿，他們之間開始發生了矛盾。桑弘羊也因為自己論資格和功勞都在霍光之上，對霍光的掌握大權不服氣，他．又想替自己的子弟謀官，也遭到了霍光的拒絕，所以也越來越敵視霍光。這樣，在三個有實力而又都雄心勃勃的顧命大臣之間，就形成了對立的兩派，桑弘羊與上官桀聯合起來，反對霍光的獨攬大權。
鹽鐵會議 縱橫辯論
杜延年是因為撲治桑弘羊昆弟子有功而被提升為御史大夫的杜周的兒子，他是霍光的親信。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他向霍光建議：“現在年景不好，一些農民還流落在外鄉，應該恢復孝文帝時的政局，提倡節儉，對下寬和，爭取百姓的支持。”霍光同意了他的意見，就讓各郡國推舉賢良文學之士六十多人，集中到首都開會，討論民間有什麼疾苦，國家應該採取什麼措施的問題。
賢良是已經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學是在某種學問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們都不是國家的官吏，而屬於民間的知名人士。參加這次會議的六十多名賢良文學中，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魯國萬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等。
丞相田千秋是這次會議的主持人，但他發言不多，只是在雙方辯論激烈的時候，講一些折中調解的話。政府方面的主要發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他共發言一百一十四次。參加會議的還有丞相府的屬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屬官御史，他們是作為田千秋和桑弘羊的助手參加的，但在會上御史也發言十九次，丞相史發言十五次。
這次會議可以說是分兩個階段進行的，前一個階段是正式的討論會；會議結束之後，賢良文學要返回郡國時，他們向丞相和御史大夫辭行，因為前一段討論激烈，言猶未盡，所以在辭行的時候，又接著進行丁辯論，這可以算是非正式的討論會。
這次會議討論的問題涉及面很廣，有政治問題如應重刑罰還是重德教，有軍事問題如抗擊匈奴好還是與之和親對，更多的是漢武帝所施行的鹽鐵、均輸、酒榷、幣制、算緡告緡等一系列財政經濟政策。漢宣帝時汝南人桓寬根據當時會議的記錄，整理成《鹽鐵論》一書，所以一般都把這次會議叫做“鹽鐵會議”。
這次會議，以桑弘羊為代表的政府一方，與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民間一方，互相辯論得非常激烈，它實際上是對漢武帝時期推行的各項政策進行總的評價和估計。桑弘羊代表了全面肯定漢武帝輪台詔以前各項政策，並希望繼續推行這一政策的一方意見：而賢良文學則代表了否定漢武帝輪台詔以前的各項政策，要求加以全面地估價和修改的一方意見。霍光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他對這次會議是重視的。他顯然不同意桑弘羊的意見，這從他當政之後所施行的政策看，他是按漢武帝輪台詔的精神進行的。這就是他和桑弘羊在政見上的分歧所在。但是霍光也不完全贊同賢良文學全面否定漢武帝政策的看法，他沒有接受賢良文學要求全部罷除鹽鐵、均輸等官營事業的建議，而只是罷去郡國酒榷和關內鐵官；他也沒有採納賢良文學主張對匈奴實行感化政策，放棄防禦和抵抗，而仍然加強了邊防建設。但是，霍光通過這次會議，利用賢良文學的激進情緒，批評和打擊了自己的政治對手。所以，這次會議從政治上來說，是有利於霍光而不利於桑弘羊的。會議結束之後，給參加會議的賢良文學一個列大夫的官爵，就說明了霍光對他們的優待。
這次會議主要爭論的焦點，是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關於鹽鐵等官營政策的得失問題。
賢良文學反對這些官營政策。他們認為，國家應當鼓勵農民從事農業生產，而不應當棄農業而從事工商業活動。國家官營鹽鐵、酒榷、均輸，將這些贏利的事業掌握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從事工商業，就是與民爭利，破壞了社會敦樸的風氣。而且平準、均輸法，造成農民賤賣自己生產的東西，又去用高價買自己不生產的東西去上交國家，使得農民負擔很重，官府又隨意收購貨物，常造成物價飛漲，這有利於商人投機倒把，不利於百姓生活；鹽鐵官營之後，生產的農具大而不適用，質量差，價錢貴，農民不願買，就用木頭工具耕田，用手去除草，有時買鹽鐵要走很遠的路，官吏還常強迫購買，給農民造成很多不便。桑弘羊承認鹽鐵等官營事業，由於一些地方官不按國家規定的辦法行事，所以造成了一些流弊。但他批駁了賢良文學們全盤加以否定的看法。他認為，這些官營事業對國家來說，是利多弊少，應當選良吏除流弊，繼續堅持下去。因為要抗擊匈奴，鞏固邊防，救濟災民，都需要大量的開支，如果不搞這些官營事業，增加政府的收入，就要增加農民的賦稅，反而更會加重農民的負擔。如果國家不經營，豪強大賈就會把持這些工商業，他們不但藉此魚肉百姓，還會因而形成分裂割據勢力，不利於加強國家的統—。
第二，關於對匈奴的和戰政策問題。
賢良文學反對向匈奴用武力，而主張和親。他們認為，匈奴遠處漠北，對其侵擾活動，主要套用德化，多給他們點財物，與他們和親，搞好雙方的關係，而不應當用武力解決。用武力抗擊，雙方都要死人，把國家的大量人力和物力用在對外戰爭上，除了犧牲了將士，增加百姓的負擔外，對國家沒有多大的好處。他們認為漢武帝對匈奴進行的幾次大規模的戰爭，都是幾個好事之臣，故意誇大敵情，欺騙子漢武帝，挑起了戰禍。這幾次戰爭沒有能削弱匈奴，反而造成了西漢國勢的衰弱，應該追究他們的責任。
桑弘羊堅決批駁了賢良文學的言論。他認為，不是西漢不想與匈奴和平相處，也不是沒有進行過和親，而是由於匈奴反覆無常，屢次破壞和親，派兵侵擾邊境，因而漢武帝才被迫採取了反擊匈奴的戰爭。他認為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是成功的，雖然在戰爭中犧牲了一些將士，消耗了大量的財物，但卻屢次擊敗了匈奴的大軍，迫使其一部分投降，一部分北走，從而保衛了國家邊境的安寧。漢武帝反擊匈奴所取得的功勳很大，將會流傳千古，怎么能說它是得不償失呢!
第三，關於行德制還是行法制的問題。
賢良文學都是儒家的信徒，他們主張行仁政，搞德治，反對嚴刑峻法，任意諂害人民。他們認為，漢武帝時法律繁多，官吏隨意亂用，造成百姓犯法者多，但並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法。特別是漢武帝任用的一些酷良，如杜周、張湯、王溫舒等人，連法律也不顧，隨意諂害無辜的民眾，動不動就一人犯罪，誅連全族，搞得人心恐惶，動亂不安，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們警告說，如果繼續這樣搞下去，就有重蹈秦朝覆亡的危險。
桑弘羊則相反，他認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勵行法治。要用法治來教民，讓他們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做了就會犯法。嚴刑峻法，百姓害怕犯法，社會秩序才能安定。如果法網疏漏·，奸民就可能鑽空子，因而造成社會的不安定。他還針對賢良文學對一些酷吏的指責，而對他們的治績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認為這些酷良都能作到以法治事，對犯法者雷厲風行地加以處決，毫不手軟，所以在他們治理的地方，能作到寇止奸禁，取得良好的治績。
從桑弘羊與賢良文學爭論的這三個問題來看，賢良文學全盤否定漢武帝的一系列政策，這顯然是極端的和片面的，即使漢武帝晚年在發布輪台詔之後，在政策上已經有極大的變化，但也不能根據輪台詔以後變化了的形勢，來全面否定輪台詔以前的措施。所以，他們的意見不但桑弘羊不能接受，漢武帝的那一批重臣包括霍光在內，也不可能接受。桑弘羊站出來全面批駁了賢良文學們的意見，充分肯定漢武帝執行的一系列政策的正確性，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應該看到，賢良文學畢竟來自基層，他們雖然並不了解農民的疾苦，但是卻知道一些漢武帝時期好大喜功的政策給民間造成的危害，所以他們的意見也反映了民眾的一些呼聲。這些也正是漢武帝發布輪台詔的原因。從桑弘羊來說，他一直在漢武帝身邊，是漢武帝執行的財經政策的主要決策者，他對這些政策給封建國家帶來的好處有深切體會，但對它給人民造成的危害，卻很少了解。所以他在漢武帝發布輪台詔之後，仍然不認識過去政策在社會上激起的矛盾，而一味堅持漢武帝過去的方針．這是他思想落後於形勢的表現。所以他在鹽鐵會議上，常常被賢良文學們質問得啞口結舌，無言可對，也就不足為奇了。總的說來，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上的表現，象一個背著沉重的包袱，因趕不上時代的前進而聲嘶力竭呼喊的老者，他的聲音中雖含有不少真理，卻被前進的步伐淹沒了。
爭權奪利 可悲下場
霍光漢武帝有六個兒子，太子劉據因“巫蠱事件”被迫自殺，齊王劉閎早死，剩下的四個兒子中燕王旦最大，他理應立為太子，但漢武帝不喜歡他。在齊王劉閎和太子劉據死後，燕王旦就上書漢武帝，要求到漢武帝身邊幫助他，以太子的身份入宮宿衛，引起漢武帝的不快，把他派的使者都殺了。後來他又因為窩藏逃犯，將他的封國削去三縣。所以漢武帝死的時候，沒有選他為繼承人，而立小兒子弗陵為昭帝。
燕王旦是一個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好讀書，很有謀略，到處招羅人才，決心與昭帝爭奪皇位。他首先散布謠言，說昭帝不是漢武帝的兒子，漢武帝也不想立他為太子，而是漢武帝死後幾個大臣違背他的意願擁立為皇帝的，所以他繼承帝位不合法，號召大家反對他。他知道維護昭帝地位的主要是霍光，就挑撥霍光與昭帝的關係，上書誣告霍光外出檢閱羽林兵時，用天子禮儀，有謀反的野心。這時昭帝已經十四歲，他對這些人攻擊霍光的話，已經有所警惕，並不相信，有時他聽煩了，還對他們發怒說：“霍光是我父親給留下幫我輔政的忠臣，你們要再攻擊他，我就要治你們的罪了。”燕王旦一夥發覺，用攻南擊霍光的辦法來挑撥他和昭帝的關係，難以達到清除霍光的目的，於是他們決定改用暗殺霍光的手段，來達到推翻昭帝的目的。
昭帝的姐姐鄂邑公主在他小的時候撫育過他，姐弟倆感情很好，但公主與上官桀父子相勾結，求封她的情夫丁外人為列侯時，被霍光所拒絕，因而對霍光不滿。這樣，燕王旦與上官桀父子就與公主勾結，再加上因求封子弟為官而為霍光所拒的桑弘羊，就設定了一個圈套，讓鄂邑公主親自出面宴請霍光，乘其不備將他殺死，然後廢昭帝，迎立燕王旦為帝。這個陰謀不知怎么被公主的一個舍人所發覺，他告訴了他父親燕倉，燕倉是大司農下屬的農官代理稻田。使者，他馬上向自己的上司大司農楊敞告了密，楊敞覺得事關重大，不敢出面告發，就以自己有病為名，將此事透露給諫大夫杜延年，他立即告訴給霍光，於是他們的陰謀很快就被霍光粉碎了。燕王旦、鄂邑公主被迫自殺，上官桀父子和丁外人被殺，年已七十四歲的桑弘羊和他的兒子桑遷，也被霍光處死。而杜延年卻因告發有功，被提升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封為建平侯。
“燕王之變”是昭帝的幾個輔佐大臣之間矛盾鬥爭的激化和結果。桑弘羊的被牽連，故然與他迫名逐利，要為子弟請官被霍光拒絕，因而對霍光不滿有關，更重要的是，他與霍光的政見出現了分歧。霍光接受了漢武帝輪台詔的思想，要採取休養生息的辦法，以恢復民力和國力；而桑弘羊卻仍堅持輪台詔之前那種積極進取的方針。桑弘羊與霍光政治主張的分歧，就使他必然站在反對霍光勢力的一邊，所以他的被牽連在“燕王之變”的事件中，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鬥爭的必然結果。但是，在漢武帝時代在治理，國家的財政上作出了很大貢獻的桑弘羊，在年逾古稀之年，被霍光殺了頭，滅了族，對他來說，畢竟是一個很大的悲劇。
個人評價
桑弘羊是輔佐漢武帝建立功業的能臣，也是我國封建社會一位傑出的理財家。他所提出的“開本末之途”這種農業與手工業並重的經濟思想，在我國古代經濟思想史上獨樹一幟，可謂具有卓識。他所籌劃、主持的各項財政經濟改革措施，不但在漢武帝完成其鞏固統一、加強集權的功業中立下了大功；而且對後世也有重大的影響。比如王安石變法中的均輸法、市易法就是脫胎於桑弘羊設定的均輸、平準；歷代以來實行的專賣政策也是出自他的鹽鐵官營之法。所以他是我國封建社會一位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人物。
歷史名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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