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淵源
太學是漢代出現的設在京師的全國最高教育機構。西漢早期，黃老之學盛行，只有私家教學，沒有出現傳授學術的學校。漢武帝時，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的建議。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於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長安建立太學。最初太學中只設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從武帝到新莽，太學中科目及人數逐漸加多，開設了講解《易經》《詩經》《尚書》《禮記》《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周官》《爾雅》等的課程。
太學漢元帝時博士弟子達千人，漢成帝時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為了樹立自己的聲望，並籠絡廣大的儒生，在長安城南興建辟雍、明堂，又為學者築舍萬區。博士弟子達一萬餘人，太學規模之大，實前所未有。武帝到王莽，還歲課博士弟子，入選的可補官。
東漢建武五年(公元29)，漢光武帝劉秀在洛陽城東南的開陽門外興建太學。後來漢明帝劉莊還到太學行禮講經。漢順帝永建元年(126)，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費一年時間，用工徒十一萬二千人，建成兩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學生稱之為太學生。其後，太學生人數多至三萬人。
兩漢時太學在培養人才和促進文化發展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隨著政治的腐敗，太學生開始參與政治。西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王鹹曾聚集太學生千餘，以圖解救執法不阿的司隸校尉鮑宣。東漢晚期陳蕃、李膺等人反對宦官的黑暗統治，得到太學生的支持和回響，於是太學生也成為宦官打擊的對象(見黨錮)，不少與黨人有牽連的人遭到禁錮。熹平元年，太學生被宦官逮捕和囚禁的達一千餘人。
魏文帝曹丕黃國中恢復了洛陽的太學，有博士十九人。太學生在魏明帝時增至千餘。時依漢制設五經策試之法，通過
太學考試的可補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西晉武帝時太學生三千人(一說七千餘人)，依《晉令》規定，試經及格者可拜郎中。西晉時教育體制的重大變化，是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專設了國子學，形成了貴族與下層士人分途教育，國子學、太學並立的雙軌制。東晉學校教育相當衰微，南朝則有所復興，國子生多為士族高官子弟，稱之“國胄”或“世胄”，可以經明經策試入仕，而太學則往往僅存博士而無生員。
十六國時期，一些少數族政權亦曾設立太學以及四門學、郡國學、律學，生員身份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當。然各政權興廢不定，學校也時設時罷。至北魏道武帝，設立學校，稱國子太學。後又別立太學。國子學一度改稱中書學，後又改回。郡學也稱太學。北魏孝文帝、北魏宣武帝時，又增設了四門國小，形成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國小三學並立之制。南北朝後期至隋，又逐漸形成了律學(習法令)、書學(習文字)、算學(習計數)三學。
太學唐代國子監，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學校的差別，與學生資蔭(即父祖官爵)身份有關。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分別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學、書學、算學則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國子生、太學生、四門生學習儒家經典，律學、書學、算學學生則學習專門技術。國子學生員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學一千三百人，律學五十人，書學、算學三十人。入學年齡為十四歲至十九歲，律學則為十八歲至二十五歲。高宗龍朔二年(662)，又在東都洛陽設立了一個國子監，與長安國子監合稱“兩監”。
唐代前期，進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兩監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捨中，也有意偏重生徒。時進士不由兩監出身，則深以為恥。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天下舉人皆補學校。但安史之亂後，由於政治混亂及財政困難，學校由盛入衰，生員不及舊日三、四分之一，太學、四門學的入學資格只好降低，生徒在應科舉者中的比例亦大為減少。
宋代太學仍為最高學府，隸國子監。宋初僅設國子監，學生名額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員子弟。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見慶曆新政)，始以東京開封錫慶院興辦大學，招收內捨生兩百人，採用胡瑗的湖學法制訂“太學令”。宋神宗趙頊時，擴建太學，增加學生名額達兩千四百人，設八十齋，並重訂太學條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趙佶時，興建辟雍作為外學，太學(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時廢除科舉，人材皆由學校選拔，太學達到極盛時期。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在臨安府重建太學，至宋末學生達一千七百多人。
宋代太學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學制。太學生從八品以下官員子弟和平民的優秀子弟中招收。慶曆間(1041～1048)，內捨生由太學供給飲食。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起，外捨生亦由太學給食。南宋時，外捨生入學，須納“齋用錢”，方能在官廚就餐；貧者減半納；內捨生和各齋長、齋諭免納。
宋代太學為統治者培養出大批官員和學者。隨著理學的逐漸形成和政治鬥爭波瀾起伏，太學還成為傳播理學和各派政治力量競爭角逐的場所。一些太學生如陳東等人，曾上書言事，推動了抗金鬥爭。宋代太學制給後代以很大影響。
教學體制
太學的教師，主要是博士。戰國、秦朝已有博士之官，用來管書籍，備顧問。自西漢始，以對弟子授業傳道為博士的主要職責。同時還要奉使議政，試賢舉能。漢代規定博士須熟習經史，“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的一代鴻儒巨賢，方能充當博士。北齊、唐、宋等朝代的太學，還設有助教協助博士施教。太學的學生，歷代稱謂不一，或稱博士弟子，或喚太學生、諸生等。太學生入學的身分資格，歷代不盡相同。
唐代規定太學生限文武官員五品以上子孫、取事官五品的期親，或三品的曾孫，以及勛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宋代太學生須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異者。太學的主要教材是經史，授“孔子之術，六藝之文”。以儒家五經作為基本教材。為了避免因抄寫經籍錯漏而引起的紛爭，東漢熹平四年，下詔諸儒校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門外。成為當時官定的太學標準教材。南宋時復有四書為教材，教授方法多取自修、講授、討論、解惑等。太學修業年限無統一規定，各朝學制亦不相同。但各都有一套考試、放假和管理制度。漢代還在中央政府設定“太常”作為兼管教育的長官，職司禮儀、選試博士、宗廟等事務。唐、宋兩朝設教育行政機關國子監，總轄太學諸學。歷代太學均制施各種規章制度，頒行學規，嚴禁各種離經叛道的思想行為。
太學的隸屬及對太學的管轄
“太學”這一稱謂，西漢武帝時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說：“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東漢光武帝時朱浮上書請廣選博士亦云：“夫太學者，禮儀之宮，教化之所由興也”。東漢末著名學者蔡邕更明確指出：“太學以為博士弟子授業之所”。說明太學的興衰直接關係到國家教化的成敗。“太學”的內含和外延是古已有之的“大學”這一稱謂無法比擬的。段王載注《說文》太學條云：“後世凡言大而以為形容未盡則作太”。所以“太學”稱謂本身即是對以往教育的革新。
太學隸屬太常管轄，“太常”為九卿之一，取“欲令國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學隸屬太常更有其實際意義。在管理上，太常持重的是選拔總領綱紀的祭酒（校長）和學識淵深的博士（教師）。
博士的任務主要為掌教弟子，當國有疑事時亦要掌承問對。博士為在職現任官員，俸秩比六百石，博士有固定員額，西漢和東漢初俱設博士十四人。按五經家法不同其十四博士為施、孟、梁丘、京氏《易》；歐陽、大小夏侯氏《尚書》；齊、魯、韓氏《詩》；大小戴《禮》；嚴、顏氏《春秋》。 加博士祭酒共十五人。在教學上，規定博士要以家法上課，每經按不同家法各有專任博士一名。據史載，發展到東漢，以上要求又小有靈活。如光武帝時曾增設《左氏》學博士四人，後因受到公卿反對，不久廢除。此外，東漢還設有慶氏《禮》和伏氏《尚書》博士。授課雖講求家法，然亦有兼說者。如光武帝時張玄，本為《顏氏》博士，他授課時又兼說嚴氏、（宣）冥氏《春秋》，為此，諸生上言認為張玄“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後張玄“未及遷而卒”。此說明規定已不如初時嚴格，而且博士也在向兼授非本身博士課方向發展。如博士卻仲學即在校外收徒講授《春秋圖緯》。為了驗證博士的學識、考究博士的論辯機智，還經常由皇帝親自主持博士之間或博士與名儒之間的辯論。光武帝劉秀即曾“會諸博士論難於前”；章帝大會諸儒於漢宮白虎觀，以問難形式考詳諸經同異，最後由皇帝裁決，連月乃罷。對博士學識提高大有益處。
在仕途上，又可經博士入官。中央官，初始可任尚書、諫議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地方官，可任刺史、守、相。東漢即多有由博士升遷者。
太學對學生的管理
東漢太學講學畫磚太學生有多種稱呼，如東漢可稱“諸生”、“博士子弟”、“游士”，入太學學習亦可稱“受業太學”、“游太學”、“觀太學”。西晉學生又有“禮生”、“寄學”、“散生”、“弟子”等稱呼。太學管理官員除祭酒外，見於西晉《三臨辟雍碑》的還有太學吏舍人、太學吏軍謀、主事、司成等，東漢當與此相類。
學生的來源和入學，東漢規定：①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員，皆可遣子受業；②郡國所舉高材明經者，亦有國家所試明經下第者；③郡國學明經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經地方選送可入太學。雖有以上規定，但執行也較為靈活。由地方單獨派遣者，如楊終，“年十三，為郡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即是。有的是受名儒推薦入學者，亦有由在校學生介紹入學者。可見學生入學並不難，學生來自全國各地。西晉時學生來自十五個州、七十多個縣，東漢和西晉都有匈奴和西域的求學者。
學生的出身多為官宦子弟，亦有家境貧寒者。這就決定學生在類別上有正式在籍學生，此由史載太學生人數而知必有名錄；有勤工儉學的旁聽生，如庾乘，即是為諸生做傭工而旁聽成就者。如宋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由於學生出身不同，在待遇上也不一樣。一些官宦子弟可享受國家俸祿，而貧寒子弟則不僅衣、糧自理，連照明的脂燭也要自行解決。
在生活上，學生居住條件、方式亦各不相同。有住校生，有在校外居住者。住校生中也有集體群居者，也有單獨居住者。更有舉家居住者，如東漢太學初建時，魯恭即與弟丕及母俱居太學，時恭年十五，弟丕年僅十歲。學生如何解決一伙食？據《後漢書》梁鴻傳載，梁鴻以童幼詣太學受業，由於他性情孤獨，不與人同食，同屋學生炊飯後，招呼梁鴻乘熱釜而炊，梁鴻不肯，竟“滅灶更燃火”。由此看學校似無集體食堂，只在宿舍外設有灶釜，有學生自營炊事。前述魯恭與弟及母俱居太學，當也是為解決生活問題。
學習年限，規定滿學制為八年，但由於學生入學時基礎不盡相同，對學生學習年限掌握又比較靈活。學生中有在入學前即已通數經者，也有專門師事某一博士學習某一門經典者，自然時間要短。據史書記載，還有不少二次入太學學習的學生。學校對學生年齡也無統一規定，就史書所見，自十二歲至六十餘歲。年歲不等。其中年少游太學者亦不在少數。如潁川杜安，“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時十二，各能通經，拜為童子郎。
太學的教學與卒業
學生的學習對戰國時期的遊學方式有所繼承，學生在校期間可拜社會名儒學習太學中未開設的課程。有時甚至是受欽命從名儒學習某一經典，如賈逵為章帝時洪儒，章帝就曾令賈逵自選《公羊傳》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八人，教以《左傳》。學生畢業後亦可遊學他方，繼續深造。
博士授往往採取講大課方式，聽課人數不等，最多者可達千人。然亦有小課堂教學。因為學生自己支配的時間較多，有的學生往往參與一些社會上的外交活動。因此，也有個別上當的情況發生。東漢末年漢中的晉文經，梁國的黃子艾，二人恃其才智，炫耀於京師洛陽，偽托養病，不接賓客，“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名聲，坐門問疾，猶不得見”，太學生亦多聞風造訪。後太學生符融“察其非真”又於太學辨其偽，並請司隸校尉李膺核察，後證明二人果為輕薄之子，慘嘆逃去。
在太學中學生有較多時間進行自學，又有較好的自學條件，既有學識淵深的博士，又有本來就享有盛名的高才學生，學生有隨時發問、請教的條件。因為在博士中相互論難蔚然成風，受其影響學生中亦有濃郁的學術氣氛。學生可和負有盛名的學者論辯，服虔在為太學生時就曾以《左傳》駁當時著名《春秋公羊學》大師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由於當時學生中研讀風氣甚濃，很多學生都思維敏捷，“善論難”。太學亦為皇帝諮詢國事之所，博士、學生都可發表意見，便於養成學生關心政治和國事的風氣，東漢桓帝時太學生劉陶就曾幾次上書陳事。由於太學生有關心政治和國事的政治素質，他們也往往把自己置身於社會重大政治鬥爭中，東漢後期的二次黨錮之禍就是以太學生為主力的士人反對宦官的流血政治運動。
太學還有意識增加學生的社會實踐環節，東漢和西晉在皇帝舉行鄉社典禮時，禮生即都以太學生充伍。
北魏洛陽太學遺址學生的畢業分配，根據博士弟子成績即通經多少隨才而用。東漢末年曾詔令規定：
1、學習滿兩年，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能通者隨後輩試，通過亦得為文學掌故。
2、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年，考試能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能通過者隨後輩試，通為高第者，亦得為太子舍人。
3、已為太子舍人滿二年者，考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隨後輩試，通過者亦得為郎中。
4、郎中滿兩年，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隨後輩複試通過後亦得補吏。
以上規定似主要為對公卿子弟的一種特殊待遇。太學中的貧寒學生學業滿後很多都是返回鄉里從事教學工作，他們可以在地方被征辟聘請為吏為官，亦可通過舉孝廉等察舉方式入京為官。
從以上可以看出，洛陽太學對以往的教育有批判、有繼承，而且在發展過程中亦多有創新。
歷史意義
太學，始創於西漢武帝時期，鼎盛於東漢。其後，經曹魏、西晉，洛陽太學至北朝末衰落，歷時六、七百年，是屹立在世界東方的第一所國立中央大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堪稱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葩。
自西漢武帝草創太學，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其在學人數，至西漢末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學亦設員三千。王莽時天下散亂“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太學零落。當東漢光武帝劉秀稱帝後，戎馬未歇，即先興文教。於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起營太學，訪雅儒，采求經典闕文，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建太學，距皇宮8里，學業重開。
明帝時，據《後漢書》儒林傳和樊準傳載：明帝“游意經藝，每鄉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太學聲譽日高，匈奴亦遣人來洛陽學習。因為入學者多，又為功臣子孫另立屋舍以授其業。
安帝時，“薄於藝文”，學宮頹廢。順帝繼位後採納翟酺建議，修繕太學，開拓房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其講堂長十丈、廣二丈（一說三丈）。竣工後，將試明經下第者全部補入太學，並大量吸收公卿子弟為諸生，還破格招收了有成就的童子入學。自此，各地負書來學者雲集京師，學生人數大增。
順帝死後，在梁太后執政期間，太學更獲得迅速發展。她曾詔令自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官員皆遣子受業。並規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舉行兩次鄉射大禮，以太學生充當禮生，盛況空前。自此，遊子日盛，學生人數猛增至三萬多。
東漢太學為東漢政權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於太學的官員中，有不少號稱“循吏”、“廉吏”，而太學生的“噓枯吹生”的貢獻，主要還體現在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中。當時的太學成了反對宦官專權的強大陣地。以賈彪、郭泰為首的三萬多太學生，他們品核供卿，裁量執政，形成強大輿論，被稱為“清議”，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致使“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顯示出了太學生的輿論威力。並由此使社會形成婞直之風，有力推動了公卿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這在一定時期內對於整頓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在教育上，洛陽太學之所以顯示出勃勃生機，當來源於對三代教育的借鑑和在文化被禁錮後力量的迸發。夏、商、周三代主要是學在官府的貴族教育，師長多為退職官員，缺乏青春活力。而當時又是“世卿世祿”的體制，對教育的需求只是維持而不是發展。春秋時期社會正在發生根本變革，對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終於衝破“學在官府”的局面。出現私人講學之風。至戰國，更出現了學術思想領域的百家爭鳴的局面。儒、墨、道、法諸家相較，儒家以有孔學六經而尤為顯赫。至秦專崇法家，焚書坑儒，對文化的摧殘、禁錮，使教育向前衝擊的力量暫時隱藏起來。當漢代尤其是在東漢敦倡儒學的條件下，這種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發出來。東漢的太學教育，在很多方面都顯示了對以往教育弊端的抗擊和對於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繼承和發揚。
參考文獻
[1] 馬端臨：《文獻通考》
[2]范 曄：《後漢書》
[3]陳 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
華夏教育史
| 科舉制度始於隋朝，歷唐、宋、元、明、清而不廢。時至今日，則演變成為所謂的聯考制度。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結，也是中國歷史命運的一個結。“學而優則仕”，歷代讀書人莫不以此為一條光明大道。“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中國的教育制度在這數千年中發生過什麼變革？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探尋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