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賦淵源
辭賦漢賦屬於中國漢代文體。作為文體名稱，它淵源於荀子的《賦》；作為文學體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辭和戰國恣肆之風的極大影響。由於漢帝國經濟發達，國力強盛，為漢賦的新興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統治者對賦的喜愛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爭相以寫賦為能事，漢賦遂成為漢代400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
賦作為一種文體，早在戰國時代後期便已經產生了。最早寫作賦體作品並以賦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據《漢書•藝文志》載，荀子有賦10篇（現存《禮》、《知》、《雲》、《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鋪寫五種事物。舊傳楚國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但或疑為後人偽托，尚無定論。從現存荀賦來看，這時賦體還屬萌芽狀態。賦體的進一步發展，當受到戰國後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賦體的主要特點，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接近於散文，但在發展中它吸收了楚辭的某些特點──華麗的辭藻，誇張的手法，因而豐富了自己的體制。正由於賦體的發展與楚辭有著密切關係，所以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的所謂“騷體賦”，確實與楚辭相當接近，頗難加以明顯的區分。
國學經典第一時期：自漢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當時所謂“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封建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錮不嚴，儒家思想尚未占據統治地位。當時諸王納士，著書立說，文化思想還比較活躍。這一時期的辭賦，主要仍是繼承《楚辭》的傳統，內容多是抒發作者的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轉變。這時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賈誼，此外還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賈誼的《吊屈原賦》是借悼念屈原抒發憤慨，雖吊逝者，實為自喻。此篇的形式與風格,是騷體的繼承,但由於作品傾訴的是作者的真情實感，因而和後來那種純然出於模擬《楚辭》而為文造情的作品明顯不同。賈誼的《鵩鳥賦》是一篇寓志遣懷之作，假設與鵩鳥對話而敷衍出一篇文字。這篇賦一方面使用了主客問答體，同時也比較多地傾向於使用鋪陳的手法，散文的氣味濃厚預示了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寫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喚隱居山林的隱士早日歸來。賦中描寫山中景物，使用鋪敘和誇張的手法，充滿豐富的想像，是漢初騷體賦的優異之作。
賈誼和淮南小山的賦作都還距騷體不遠，僅在某些方面開始有所轉變，而標誌著漢賦正式形成的第一個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發》。枚乘主要生活於漢文帝、漢景帝時期，死於武帝初年。他的《七發》寫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問候，通過主客的問答，批判了統治階級腐化享樂生活，說明貴族子弟的這種痼疾，根源於統治階級的腐朽思想，一切藥石針灸都無能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從思想上治療。賦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鋪陳了音樂的美妙,飲食的甘美,車馬的名貴,漫遊的歡樂,田獵的盛況和江濤的壯觀。《七發》雖未以賦名篇，卻已形成了漢大賦的體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雜有楚辭式的詩句，且用設問的形式構成章句，結構宏闊，辭藻富麗，劉勰稱：“枚乘摛艷，首制《七發》,腴辭雲構,誇麗風駭。”（《文心雕龍•雜文）從漢初的所謂騷體賦到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漢大賦，《七發》是一篇承前啟後的重要作品。
第二時期：西漢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共約200多年時間,從漢武帝至漢宣帝的90年間,是漢賦發展的鼎盛期。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漢賦900餘篇，作者60餘人,大部分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從流傳下來的作品看，內容大部分是描寫漢帝國威震四邦的國勢，新興都邑的繁榮，水陸產品的豐饒，宮室苑囿的富麗以及皇室貴族田獵、歌舞時的壯麗場面等等。
洛陽城司馬相如是漢代大賦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西漢末年至東漢中葉100多年間 ，《子虛》、《上林》兩賦成為這一時期眾多作家創作的共同模式，他們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範圍,完全失去了新鮮的創造力,只有揚雄和班固,由於他們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和才能,他們賦作尚有自己的特點，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
揚雄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賦家。 《甘泉》 、 《河東》 、《羽獵》、《長楊》四賦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賦在思想、題材和寫法上，都與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相似，不過賦中的諷諫成分明顯增加，而在藝術水平上有了進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寫和鋪陳相當精彩，在模擬中有自己的特色。後世常以“揚、馬”並稱，原因即在於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體賦,寫他不願趨附權貴，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縱橫論辯，善為排比,可以看出有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點，對後世述志賦頗有影響。《逐貧賦》和《酒賦》,或表達自己甘於貧困,鄙視“貧富苟得”的志趣，或對皇帝、貴族有所諷諫，思想和寫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東漢前期的著名賦家。他的代表作《兩都賦》，由於蕭統編纂《文選》列於卷首，而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兩都賦》在體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是西漢大賦的繼續，但他把描寫對象，由貴族帝王的宮苑、遊獵擴展為整個帝都的形勢、布局和氣象，並較多地運用了長安、洛陽的實際史地材料，因而較之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賦作，有更為實在的現實內容。張衡以至左思的所謂“京都大賦”的出現，都明顯地受到《兩都賦》的影響。
第三時期：東漢中葉至東漢末年，這一時期漢賦的思想內容、體制和風格都開始有所轉變，歌頌國勢聲威、美化皇帝功業,專以鋪采摛文為能事的大賦逐漸減少,而反映社會黑暗現實，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開始興起。東漢中葉以後，宦官外戚爭權，政治日趨腐敗，加以帝王貴族奢侈成風，橫徵暴斂，社會動亂頻仍，民生凋敝。文人們失去了奮發揚厲的精神,失望、悲憤，乃至憂國憂民的情緒成為他們思想的基調，這就促使賦的題材有所擴大，賦的風格有所轉變。這種情況的出現始於張衡。
張衡和地動儀繼張衡而起的是趙壹和蔡邕，趙壹的《刺世嫉邪賦》對東漢末年是非顛倒“情偽萬方”的黑暗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表現了作者疾惡如仇的反抗精神。這篇賦語言犀利，情緒悲憤，揭露頗有深度，與前一階段那種歌功頌德，夸美逞能的大賦，已經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賦》是他在漢桓帝時被當權宦官強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賦中作者不僅揭露和批判了當時宦官專權、政治黑暗、貴族們荒淫無恥的現實，而且還滿懷同情地寫出了當時的民間疾苦，表現了作者的愛憎感情，語言平實，格調冷峻，頗具感染力。稍後禰衡的《鸚鵡賦》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詠物賦，作者借寫鸚鵡，抒發了自己生於末世屢遭迫害的感慨。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舊的賦頌傳統，儘管數量不多，卻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寫景詠物賦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結構特色
東漢碑文東漢文壇同西漢相比，變化很大。東漢士人失去了作為文學侍從參與上層統治集團重大活動的條件，環境和地位的變化給予他們廣泛接觸社會的機會，現實生活的動盪不定也給他們以極大的震撼。他們所關注的熱點已經跨出宮廷苑囿，從更廣闊的範圍尋找有價值的題材。於是，各個時期較突出的社會問題，往往成為他們創作的直接、間接誘因。與題材方面的變化相適應的，還有創作宗旨的變化。在司馬相如時代，賦的諷喻效果同賦家的主觀願望之間就存在著差距，以至於後來引起揚雄的批評。到了東漢，諷喻不僅不起作用，甚至還可能招來災難，這就迫使辭賦家們考慮如何看待和處理賦的社會作用問題。
另一方面，社會現實的黑暗以及統治集團所採取的“黨錮”等高壓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到壓抑。物不得其平則鳴，他們越來越多地運用賦這種文學樣式抒發自己的不平。於是，東漢文壇上出現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賦。世風的變化不僅導致賦的創作在題材選擇和宗旨的設定方面出現新的取向，在賦的藝術風格和表現形式方面也與以前有了較大的差異。昔日以鋪張揚厲、汪洋恣肆為主調的風格和豪放昂揚的氣勢，已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風格所揚棄；散句單行的語言，演變為駢儷對偶的句式。賦的風貌經歷了較大的變化。
發展歷程
【京都賦的崛起】
兩漢之際的社會動盪，導致東漢初期的社會生活乃至文化思想發生了較大變化。作家的審美情趣和藝術視野同漢賦發展的鼎盛時期相比產生了明顯的差異。漢武帝定都洛陽，而不回遷長安，引起朝野震動，成了牽動全社會的中心問題，也為文學家普遍關注。以都洛、都雍（即長安）為題材的作品，規模宏大、別具特色、成就突出、影響最大的，當推班固（３２－９２）的《兩都賦》，它開創了京都賦的範例。《兩都賦》前有序，說明作賦原委和宗旨：一方面則是“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另一方面則是“西土耆老鹹懷怨思，冀上之眷顧”。於是，他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這說明他作比賦的背景同杜篤是一致的，只是兩人的觀點、感受正相反。他把西都、東都的選擇，人們感受、主張的差異，歸結為法度的不同，從而賦予作品以較強的理性色彩。
【抒情賦的勃興】
司馬相如東漢抒情賦主要有紀行賦和述志賦兩類。所謂紀行賦，就是通過記敘旅途所見而抒發自己的感慨。這類題材源於劉歆的《遂初賦》，東漢賦家時有續作。紀行賦以紀行為線索，兼有抒情述懷，寫景敘事，一般篇幅不太長，和那些鋪張揚厲的京都大賦明顯不同。紀行賦是漢賦發展過程中開闢出的一個新的境界，是賦家在抒情言志上別尋新途的一種大膽嘗試，是後代遊記文學的先聲。
東漢紀行賦的殿軍是蔡邕（１３３－１９２）的《述行賦》。班彪（３－５４）的《北征賦》作於兩漢交替的動亂之際。班彪在王莽已亡、淮陽王劉玄失敗的時候從長安到天水避難，途徑安定郡城（今寧夏固原）時寫下了這篇作品。《北征賦》在體制上對劉歆的《遂初賦》多有摹擬，就途中所見的歷史遺蹟抒發自己的感慨，主張以德化邊，反對以武御邊，並為人民遭受的苦難而悲傷流涕。這篇賦四句一轉，曲盡其意，文辭典雅，頗具情韻。班昭（？－１２０）的《東征賦》是她隨其子到陳留時所作，其亂辭稱：“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這表明班昭的《東征賦》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賦》而作。賦中記敘自洛陽至陳留的經歷，對於孔子、子路、蘧伯玉等先哲前賢多有稱頌，都是觸景生情，發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賦》相比，《東征賦》的感情描寫更為細膩，作者把自己內心的矛盾和苦悶曲折而真實地反映出來，強自開解而又無可奈何，低徊往復，而又有古淡的文風。
述志賦是東漢賦向抒情方面轉變的又一新發展。所謂述志賦，是指賦家在社會動亂、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馮衍的《顯志賦》是東漢早期述志賦的重要作品，這篇賦從他辭官西歸長安故里寫起，流露出強烈的不平。馮衍胸懷大志，富有才能，但卻英雄無用武之地，坎坷終身。賦中敘述了他在個人遭遇、家庭生活、後代早夭等多方面的不幸，既自責又對未來充滿恐懼，接著又在歷史的廣闊時空中馳騁，把退隱作為自己的人生歸宿。《顯志賦》在精神上與屈原相近，但在形式上與《楚辭》類作品又稍有不同。班固的《幽通賦》和馮衍的《顯志賦》在基本精神上多有相承，他追述自己的家族遭亂世而不泯的發展歷史，思考自己如何才能繼承父親的遺志，不辱沒先人。他靜思冥想，夢與神通，堅信自己對社會、人生變化的幽昧難明之理能夠有所認識。古往今來，事業的興衰，家庭的成敗，接蹤繼影地出現在他面前。他要探究其間的所以然，以“復心弘道”，“保身遺名”，作為自己的人生選擇。這篇賦頗多幽深哲理的思考，文風典雅深邃，語言古奧。為述志賦注入巨大活力的當屬張衡。張衡不僅創作了《二京賦》那樣表現出傳統特色的京都大賦，同時，他還寫作了《思玄賦》、《歸田賦》等抒情之作。漢和帝、順帝時，衡以特殊才能受到親幸，宦官共進讒言誣衊之。他每為自己的處境苦惱，經常思考人生和社會問題，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遂將自己的感受寫成《思玄賦》。此賦篇幅較長，採用騷體句式，表現手法也較多地學習《離騷》。陳述自己遭詆毀卻不肯屈從俗輩，遂馳騁想像，遍訪古聖先賢，以探求人生玄妙之理，此賦帶有較明顯的摹擬成分。
後世影響
現代辭賦東漢辭賦賦，特別是那些大賦，儘管有著如上所述的缺點，在文學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寫宮苑、田獵、都邑的大賦來說，大都是對國土的廣闊，水陸物產的豐盛，宮苑建築的華美、都市的繁榮，以及漢帝國的文治武功的描寫和頌揚，這在當時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而賦中對封建統治者的勸諭之詞，也反映了這些賦作者反對帝王過分華奢淫靡的思想，表現了這些作者並非是對帝王貴族們毫無是非原則的奉承者和阿諛者。儘管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現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應抹殺的。
其次，東漢大賦雖然炫博耀奇，堆垛詞藻，以至好用生詞僻字，但在豐富文學作品的辭彙、鍛鍊語言辭句、描寫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後的很多詩文，往往在語言、辭藻和敘事狀物的手法方面，從漢賦得到不少啟發。
最後，從文學發展史上看,東漢辭賦的繁興,對中國文學觀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中國的韻文從《詩經》、《楚辭》開始,中經西漢以來辭賦的發展,到東漢開始初步把文學與一般學術區分開來。《漢書•藝文志》中除《諸子略》以外,還專設立了《詩賦略》，除了所謂儒術、經學以外,又出現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晉則出現了“詩賦欲麗”(曹丕《典論•論文》)，“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等對文學基本特徵的探討和認識，文學觀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東漢辭賦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現存作品包括某些殘篇在內，分別收錄在《史記》 、《漢書》、《後漢書》 、《文選》等書中。
代表作品
班固《兩都賦》
劉歆《遂初賦》
馮衍《顯志賦》
張衡《二京賦》 《歸田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