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安石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嬈各占春。
縱被東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
譯文
春天，一池塘的池水繞著杏花。
其妖嬈的身影使其成為春天的霸主。
縱使被東風吹作雪花，
也勝過南陌的塵土。
首句寫樹。一“繞”字，寫出了“春水”以深情柔意對“花身”的愛惜、護衛和滋潤，突出了杏花生長環境的清澄幽潔。
次句寫花。樹上繁花似錦，妖嬈美麗；水中倒影蕩漾，同樣嬌媚生動，樹上真身，水中倒影，相映生輝，相得益彰。宋人許顗《彥周詩話》稱：“荊公(王安石)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花樹倒影在明淨清澈的春水之中，於原有的嬌艷之外更增添了一種清澄淵靜之美。王安石晚年退居林下，淡然自得，泊然無為，他特別愛看水中倒影，正反映了他在這種淡泊心境下對於澄澹虛靜之美的追求。
花開花落，是生物的必然。是吹散空中，灑落水上；還是淪落塵陌，任人踐踏，落花有著不同的去處。這裡的“北陂杏花”顯然屬於前者。詩人由此生髮情思，代花立言，以決絕的語氣作出選擇：“作雪”而決不“成塵”。這裡的杏花已成了人格的象徵。清人陳衍曾說：“末二語恰是自己身份。”王安石為人剛毅倔強，後兩句正反映了他這方面的志向和性格。
寫於變法被廢除，詩人被迫閒居江寧時。陂，池塘，這裡指池邊或池邊小洲。
北陂（bēi一聲）杏花（宋）王安石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嬈各占春。
縱被東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嬈各占春。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這首詩系王安石晚年所作的《北陂杏花》.首句通過一個“繞”字，寫出了春水愛花、惜花、護花、戀花的情景，側面寫出了杏花的可愛。詩人以水邊的杏花自況，縱然被春風吹落水上，仍保持著純潔，遠勝於路邊的杏花，在車水馬龍中被碾碎，化為污濁的塵土。流露出悲壯的情感，表現出堅持自己的理想情操，不願同流合污的精神。你說的這兩句描繪了杏花臨水照影之嬌媚。首句點明杏花所處地理位置。“陂”，此處是指池塘。一池碧綠的春水環繞著杏樹，預示著勃發的生機。“繞”字用得精巧，既寫陂水曲折蜿蜒之流勢，又寫水花之相依相親。
次句從花與影兩個方面寫杏花的綽約風姿。滿樹繁花競相開放，滿池花影搖曳迷離。“妖嬈”二字本用於寫人，這裡移用於杏花，展現了杏花爭奇鬥妍的照人光彩。一個“各”字，表明在詩人眼中，花與影一樣地美艷、多情，一樣令人流連忘返、沉迷自失。
是北宋王安石寫的
王安石
人物簡介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晚號半山。北宋臨川(江西省東鄉縣上池村人）。仁宗慶曆進士。嘉佑三年(1058)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要求改變“積貧 積弱”的局面，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神宗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實行變法。並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對西夏作戰的形勢。因保守派反對，新法遭到阻礙。熙寧七年辭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辭，還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封舒國公， 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諡文。
在文學中具有突出
成就。他一生寫了不少深刻反映人民疾苦和社會問題的作品。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善於用典故，有的風格遒勁有力，精闢精絕，有的風格雄健峭拔，修辭凝練，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對後來宋詩的發展有很大影響。著有《臨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名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鏇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諡號“文”，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並稱為“唐宋八大家”。出身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今江西省東鄉縣上池村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王安石出生於仕宦之家，其父王益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任建安（今福建建甌）主簿等地方官二十多年，為人正直，執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其母吳氏從小好學強記，為人通情達理。王益任臨江軍（今樟樹市）判官時，王安石出生於此，王益調任江寧（今南京市）通判，全家遷往江寧。
王安石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會閱歷，開闊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慶曆二年（1042）三月，考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七年調任鄞縣（今浙江寧波），組織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農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黃不接時，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解決百姓度荒困難，又使官糧得以以陳換新。
皇祐三年（1051），任舒州通判，頗有政績。宰相文彥博推薦他為群牧判官，出任常州知州、江東刑獄提典。嘉祐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他不願任此閒職，固辭不就，遂改任知制誥，替皇帝起草詔令文告，糾察在京刑獄，因言忤旨意，難以在朝為官，於八年（1063）八月以母病為由辭官回江寧守喪。英宗即位後（1063-1066），屢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懇辭入朝。
改革運動治平四年（1067）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鏇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熙寧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三司制置條例司，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新法。熙寧三年（1070）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民的剝削，促進了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王安石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毛澤東也稱讚“王安石最可貴之處在於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並不是由王安石等變法派人士提出來的，而是反對派對變法派的污衊之詞，原文類似的有三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聽到這句話之後深覺其符合自己的變法主旨，遂大加宣揚。）
變法觸犯了官僚、大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對，特別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頑固阻梗，加上在實施過程中過分求大求快，許多官吏藉機敲詐盤剝，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實際效果與主觀構想相差甚遠。王安石處於“眾疑群謗”之中，宋神宗迫於皇親貴戚和反對新法大臣的壓力，於熙寧七年（1074）四月罷去王安石相位，再任江寧知府。次年雖又起用為相，但因新法派內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撥離間，王安石實際上難有作為，至熙寧九年十月再次罷相，出任江南簽判，次年隱退江寧，過著閒居生活。
元豐八年（1085），哲宗即位，年僅十歲，由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啟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為相，廢除全部新法，極力迫害新法派。王安石在憂憤和遺恨中於翌年四月去世，葬於江寧半山園。王安石晚年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死後被追封為 “太傅”；紹聖年間，賜溢號為 “文”，配享神宗的廟庭；徽宗時，又配享文宣王廟。而欽宗時，皇帝下詔停止他文宣王廟配享。高宗採納趙鼎、呂聰的意見，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號。
王安石執政之所以能敢作敢為，矢志改革，是受其進步的哲學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發展變化的規律，從而樹立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這些進步思想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閃爍著奪目的光彩。其散文長於說理，言簡意深，筆力雄健，見識超群；詩詞則遒勁清新，豪氣縱橫，對宋初形式主義的文風是有力的衝擊，對豪放派詩詞有直接影響。其著作極為豐富，存世的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新義》（殘卷）、《唐宋百家詩選》、《詩義鉤沉》等。此外，其山水詩也極。
王安石從小在外，為官四處奔波，但對家鄉有著一股摯情，幾次回鄉探親，對家鄉的親朋好友，名勝古蹟，寫了許多詩文、書信、墓誌，表達了他熱愛家鄉的思想感情。家鄉人民也對他有著深深的景仰和懷念。早在北宋崇寧五年（1106），撫州郡守田登就在王安石舊宅建造了王荊公祠，“肖公像而祀之”。許多地名都是為紀念他而取的，有荊公山、荊公坡、荊公橋、荊公釣魚台、半山書院、安石讀書台、荊公路等。家鄉學者著書撰文，為王安石辯誣：南宋金溪陸九淵在《荊公祠堂祀》中盛讚其人品高尚，貶斥了王安石的政敵；清代金溪蔡上翔，窮畢生精力撰寫《王荊公年譜考略》，以辯宋史之誣。1986年11月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撥專款在撫州市修建了“王安石紀念館”，主樓前面有一尊3米多高的王安石塑像，供人們瞻仰。
政治活動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這個職位暫時沒有確切的史料作為佐證，似有不實。），鏇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併，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併、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閒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由於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變法的內容北宋王安石於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趙頊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寧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王安石建立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條例司撤銷後，由司農寺主持變法的大部分事務。呂惠卿、曾布等人參與草擬新法。這些新法按照內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理財措施、軍事措施、教育措施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理財措施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限制商人
供應國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頒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由發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然後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從便變易蓄買”，貯存備用，藉以節省價款和轉運的勞費。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稍稍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
市易法
熙寧五年三月，頒行市易法。在開封設定市易務。市易務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後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面發揮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免行法
熙寧六年七月，正式頒行免行法。免行法規定，各行商鋪依據贏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
發展農業生產
調整封建國家、地主和農民關係的政策以及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穀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併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但具體實施中出現強制借貸現象，是王安石變法措施中爭議最大的內容。
募役法
熙寧四年頒布實施。募役法（免役法）規定由州、縣官府出錢僱人應役。各州、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村居民回鄉務農，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稅法
熙寧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方田均稅法清出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也減輕了農民負擔，同時卻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
農田水利法
熙寧二年頒布。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築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一時形成“四方爭言農田水利”的熱潮。北方在治理黃、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壤變成了良田。
穩定封建秩序，這一方面屬於軍事措施。
鞏固封建統治秩序和整頓、加強軍隊的措施，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等。
將兵法
作為“強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簡軍隊，裁汰老弱，合併軍營，另一方面實行將兵法。自熙寧七年始，在北方挑選武藝較高、作戰經驗較多的武官專掌訓練。將兵法的實行，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
保甲法
熙寧三年頒行。各地農村住戶，不論主戶或客戶，每十家（後改為五家）組成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閒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與正規軍相參為用，以節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變法派還改革了科舉制，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需要的人才。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後將近15年時間。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併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而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封建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司馬光當政時，最終被罷廢。不久，因為中央財政資金不足，經司馬光提議，荊公的變法條目部分得以恢復。
王安石變法和20 世紀30 年代美國新政同為世界經濟史上影響巨大的事件。1000 年來，對於王安石變法的巨大歷史意義，後人的認識越來越深刻，世界上對王安石進行積極評價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少人對王安石變法對當代的啟示意義給予全面評價。王安石變法和新政農業政策之間的聯繫 ,少有人給予像美國新政農業部長華萊士對之的關注。在華萊士看來，王安石變法所要解決的問題，是20 世紀30 年代美國同樣面臨的問題；王安石變法的措施，新政農業政策同樣可以借鑑。
1944年，華萊士訪華期間，有關的報導寫道：“華氏研究中國歷史，對於吾國王安石之農政，備致推崇，迭次言論中皆有嚮往之詞。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參觀新疆女子學院時，圖書室中適有一部《王臨川全集》。王世傑羅家倫兩氏，因示華氏以該書。華氏謂彼曾研究過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還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語此書中不畏天變、不畏祖宗之法等語，謂王安石整個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華氏答稱:余於此頗悉。離院時向諸生演說，因即量諸生記取王荊公的話，不畏天災，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蔣委員長，克服一切困難。在與王主任世傑及盛主席夫婦、羅監察使家倫等閒談中，亦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關各節，華氏譽王安石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並請王主任可能蒐集有關王安石之事跡，並訪得其後人。在沈部長歡宴席上，華氏重複提到王安石，並進而以現時代眼光與當時情形相較恆，發為一種樂觀的期待。”
華萊士為什麼對王安石評價如此高？在他看來，羅斯福時代的美國與王安石時代的中國經濟形勢非常相似，一方面出現農產品過剩，一方面由於美國農業信貸系統本身為壟斷集團所把持，一般農民無法取得貸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計日窘，只有通過政府向人民提供貸款，使農民們能夠儘快找到生計，才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王安石的良好立法在古代專制時期不能實現，但是在當代可以成為現實。1930年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時任農業部長的華萊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國建立常平倉（中國古代儲備糧荒平抑糧價的政府糧倉），一方面實施農業貸款，一方面收購多餘的物資和糧食食品，免費發給城市人民，不但解決了糧荒問題 ，還保證了糧食物資價格的穩定，為美國度過經濟大蕭條起了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講，是王安石拯救了飢餓的美國農民。
變法的成果
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宋軍收復5州，拓地2000餘里，受撫羌族30萬帳，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文學的成就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政令教化、適於世用之文。他反對西崑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論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其言簡練明快，卻無害於筆力雄健。其文以折為峭而渾灝流轉，詞簡而意無不到。《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新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並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併》、《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併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民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王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變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閒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後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緻，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王荊公體”的特點是：重煉意，又重修辭。在用事、造語、鍊字等方面煞費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載體是其晚期雅麗精絕的絕句。其長處是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其短處在於作詩主意求工，主意之過流為議論，好求工而傷與巧；故“王荊公體”有深婉不迫處，也有生硬奇崛處。這既體現了宋詩風貌的部分特徵，又有向唐詩復歸的傾向，可謂既有唐音，又有宋調，對宋詩的發展影響較大。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裡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也不失大家風範，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臨川先生文集
詞：《桂枝香·金陵懷古》 浣溪沙 南鄉子 漁家傲 菩薩蠻桂枝香 千秋歲引菩薩蠻 傷仲永·集句
詩：《梅花》 明妃曲二首 商鞅 書湖陰先生壁元日 棋 登飛來峰 泊船瓜洲與薛肇明弈棋賭 詩輸一首 春夜 北山葛溪驛示長安君郊行
桂枝香·金陵懷古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
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
歸帆去棹斜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
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繼。
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
六朝舊事如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
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迴。愛閒能有幾人來？
小院迴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為誰零落為誰開？
南鄉子
自古帝王州，鬱鬱蔥蔥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
繞水恣行游，上盡層樓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漁家傲
平岸小橋千嶂抱，揉蘭一水縈花草。茅屋數間窗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
午枕覺來聞語鳥，攲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然忘了邯鄲道。
菩薩蠻
數家茅屋閒臨水，輕衫短帽垂楊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一兩聲。
千秋歲引
別館寒砧，孤城畫角，一派秋聲入寥廓。
東歸燕從海上去，南來雁向沙頭落。
楚颱風，庾樓月，宛如昨。
無奈被些名利縛！無奈被它情耽閣！
可惜風流總閒卻！當初謾留華表語，
而今誤我秦樓約。夢闌時，酒醒後，思量著。
菩薩蠻。集句
海棠亂髮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涼月白紛紛，香風隔岸聞。
囀枝黃鳥近，隔岸聲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杯。
梅花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明妃曲二首
其一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訊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
含情慾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桿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商鞅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萬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書湖陰先生壁
茅檐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棋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
戰罷兩奩分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登飛來峰
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
華發尋春喜見梅，一株臨路雪倍堆。
鳳城南陌他年憶，香杳難隨驛使來。
春夜
金爐香盡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
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桿。
北山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灩灩時。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葛溪驛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床。
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
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地色淒涼。
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疏桐葉半黃。
示長安君
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逢亦愴情。
革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
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
欲問後期何日是，寄書應見雁南征。
郊行
柔桑采盡綠陰稀，蘆箔蠶成密繭肥。聊向村家問風俗：如何勤苦尚凶飢？
《鐘山晚步》
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
孤桐
天質自森森，孤高几百尋。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虛心。
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明時思解慍，願斫五弦琴。
《謝公墩》
萬事付鬼?，恥辱何足論。
《歲晚》
月映林塘淡，風含笑語涼。俯窺憐綠淨，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
《山行》
出寫清淺景，歸穿蒼翠陰。平頭均楚制，長耳嗣吳吟，暮嶺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誰同此真意，倦鳥亦幽尋。
《傷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並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
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
題賈魏公耽遺像
功臣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
儒服早紆丞相紱，戎冠再插侍中貂。
開倉六塔流民復，出甲甘陵叛黨消。
甲第至今空畫像，當年於此識風標。
——引自《南皮縣誌》第775頁。
從詩體說來，王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國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金陵懷古，諸公寄調桂枝香者三十餘家，惟王介甫為絕唱。東坡見之，嘆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臨送目，正故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圖畫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其中，不少是在變法途中寫的，來激勵自己。
歷史評價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到了南宋，再次通過修史的方法對其改革進行定性，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有說法指出是南宋朝廷為了推卸皇室的責任）。以後歷朝歷代均以此作為依據，對其變法做出這樣的判斷，以至於在宋元話本里有文章專門諷刺。范仲淹評價道： 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但是王安石的家鄉的一些文人出於同鄉的原因進行了一些爭辯，例如陸九淵等。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啓超、嚴復等，梁啓超的《王安石傳》，他說：“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逐漸取消了這種方法，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在海外，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長信，列舉實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答司馬諫議書〉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所謂“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正是王安石的寫照。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范仲淹
王安石年譜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歲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於臨江軍（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聖八年庚午（1030） 十歲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廣東韶關），王安石隨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歲
王益回臨川（今江西東鄉）母報喪，王安石隨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歲
王益服滿赴京，王安石隨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歲
四月，王益通判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王安石隨行。
寶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歲
二月，王益卒於江寧任上。
慶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歲
三月，王安石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以秘書郎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
慶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歲
自臨川（今江西東鄉）赴京，不求官職，改大理評事，知鄞縣。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歲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潛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歲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賢校理，辭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歲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歲
二月提點江東刑獄。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歲
為工部郎中、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歲
三月仁宗崩，英宗（趙曙）立。八月，母吳氏逝於京師，十月歸葬江寧。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歲
正月，英宗崩，神宗（趙頊）立。詔以故官知江寧府。九月，召為翰林學士。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歲
四月，自江寧入京。神宗詔越次入對。
熙寧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歲
二月，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頒行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
熙寧三年庚戌（1070） 五十歲
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與韓絳並相。立保甲法。
熙寧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歲
行市易法、保馬法。
熙寧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歲
提舉經義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帶賜之。
熙寧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歲
三月，行方田均稅法。四月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江寧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實法。
熙寧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歲
二月，復拜同平章事、昭章館大學士。六月，進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熙寧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歲
六月，子雱卒。十月，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元豐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歲
正月，進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
元豐三年庚申（1080） 六十歲
九月，加特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改封荊國公。
元豐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歲
乞以宅為寺，賜名“報寧”。
元豐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歲
三月，神宗崩，哲宗（趙煦）即位。新法先後廢罷。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歲
四月初六病逝，贈太傅。
王安石生平大事年表
慶曆二年（1042）進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認為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併。
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
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王安石知江寧府，鏇召為翰林學士。
熙寧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
熙寧三年（1070）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第一次罷相。
熙寧八年(1075)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
熙寧九年(1076)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於較長時期接觸了解社會現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併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在他任參知政事和宰相期間，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保馬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由於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團的堅決反對，神宗後來也動搖、妥協，革新派內部又產生裂痕等，新法終被全部廢止。王安石變法，雖然歸根結底是為加強皇權，鞏固封建地主統治地位，但在當時對生產力的發展和富國強兵，確曾起了推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在歷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稱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頁）。
為了給變法確立理論根據並反擊守舊派，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尚變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進化觀點駁斥了守舊派的“道不可變”的形上學論調。同時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認為“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司馬溫公傳家集．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在變法過程中，他更設定專局，使子芳及門人修撰《詩》、《書》、《周官》三經新義，對新政從理論上加以解釋與闡發，並通過政府力量作為學校誦習的定本，被稱為“新學”，直接或間接為推行新法服務。上述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崑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王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王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並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併》、《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併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民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王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閒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後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緻，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王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裡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這些都是他在藝術觀和創作上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