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 。
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 。
今年大旱千里赤 ，州縣仍催給河役 。
老小相依來就南 ，南人豐年自無食。
悲愁天地白日昏 ，路旁過者無顏色 。
汝生不及貞觀中 ，斗粟數錢無兵戎 ！
注釋譯文
詞句注釋
⑴河北：指黃河以北地方。
⑵二邊：指北宋與契丹、西夏接壤的地區。長：長期。
⑶輸與：送給，這裡指繳稅納賦。官家：指朝廷。事：供奉。夷狄：中國古代東部、北部的兩個少數民族，後用作泛稱。這裡指契丹和西夏。
⑷千里赤：赤地千里，寸草不生。赤，空。
⑸州縣：指地方官府。給：應承，負擔。河役：治理黃河的工役。
⑹就南：到南方就食謀生。南，指黃河以南。
⑺“悲愁”句：意謂百姓悲痛愁苦，在大白天也感到天昏地暗。
⑻無顏色：指愁容慘澹，面色蒼白。
⑼貞觀：唐太宗李世民的年號（627-649）。
⑽斗粟數錢：史稱貞觀年間，境內大治，連年豐收，一斗米價僅三、四文錢。兵戎：指戰爭。
白話譯文
河北的老百姓日子真夠艱難，生活在邊疆與遼國和西夏相連，
一家家生男育女學習耕織，糧食布帛交給朝廷再向敵國奉獻。
今年的大旱災赤地千里，州縣官吏依然抓壯丁去把苦役承擔，
老少相互攙扶向南逃荒，河南雖然豐收，老百姓也缺糧斷餐，
邊民的愁苦如陰雲遮空，天昏地暗，行人見了無不神情黯然，
無法逢時生在貞觀年間，那時幾文錢買一斗稻穀，沒有戰亂！
創作背景
北宋朝廷每年向契丹（後改稱遼）、西夏交納大量銀絹作為“歲幣”，以求苟安。這年年歲歲的沉重經濟負擔首先落到邊境百姓身上。州縣官衙敲詐勒索，百姓苦不堪言，遇到天災，更無法生存。慶曆六年（1046），北方遭受嚴重早災，王安石時淮南簽判任滿，在去京師的路上感受到這一嚴酷的社會現象，寫下了這首詩。
作品鑑賞
文學賞析
王安石早年的詩歌創作學習杜甫關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現實主義精神，他的詩風也有取於杜詩的“沉鬱頓挫”。這首詩在王安石的早期詩作中是頗有代表性的，詩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災人禍雙重拆磨下的苦難生活，字字句句飽含血淚，並透露出詩人內心無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慮。這就有幾分逼近杜詩的“沉鬱”。而詩人因採取轉折累益、漸層深入、對比寄慨等表現手法而造成的文勢跌宕之美，又可說是得力於杜詩的“頓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兩句，開門見山地點明了一篇的題意。遼與西夏是宋朝的敵國，按一般的想法，這一帶的人民大概困於連年的戰禍，自然難免要“長苦辛”了，但詩人壓根兒沒有提到這一點。當時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協換來了苟安局面，邊界上本無大的戰事，而邊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層來回答這一問題。
“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這是第一層。河北之民，勤勞成習。“家家”者，風氣普遍，無一例外之謂也。勤勞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織，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說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現在的倩況卻不然。勞動所得先交給朝廷，朝廷轉手送給遼國與西夏。送的名目，說來痛心，對遼稱“納”，對西夏稱“賜”。“賜”字雖然比“納”字中聽些，但沒有受人威脅而又“賜”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個“事”字來概括，可謂得體。用予敵銀、絹的辦法來禦敵，雖然有點荒唐，但這是北宋的一項國策，要長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長苦辛”了。在這一層中，前後兩句在對比中造成轉折之勢，從而波浪式地把詩意向前推進。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這是第二層。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鴻遍野，作為官府，理應開倉賑濟，活彼黎庶，但現實的情況恰恰相反，州縣兩級官吏不顧人民死活，把最有生產自救能力的丁壯抽去上河工，丟下老弱婦孺不管。“仍”字見官府墨守陳規，賦役雜稅，無一減免。“催”字狀其急如星火。用字極為精確。對外怯儒畏葸，對內兇狠強橫，這也是北宋朝廷長期奉行的國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長苦辛”了。在這一層中，前後兩句在對照中造成累疊之勢，這是詩家所謂的“加一倍寫法”，從而使文氣旋轉而下。以下即寫人民不得不離鄉背井。
“老小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這是第三層。邊地既無活命希望，邊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攜”四字寓無限悲慘之意。因為丁壯既為官府抽調，所剩只有老弱婦孺。在忍飢挨餓的情況下長途跋涉，老弱需要攙扶，婦孺需要照顧，而現在一切都無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攜而行。而一個誘人的訊息在鼓舞著他們：南方豐收，就食有望。但當他們歷盡千辛萬苦來到黃河之南以後，竟發現河南人民也在挨餓。希望終於破滅。至此，二邊人民的生計完全斷絕。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必將困餓而死；僥倖活下來的人，則更將“長”伴“苦辛”，永無盡期。在這一層中，前後兩句在映襯中造成開拓之勢，從而暗示出“長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獨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內地之民無不如此；“長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為“近邊”、“大旱”，即使是內地與豐年照樣不能倖免。這就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像空間，擴展了全詩的思想意義。
上述三層，緊扣開頭“長苦辛”三字而來，一層比一層深入地鋪敘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裡行間還透露出詩人對這種現象的嚴重關注和對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儘管前者是明寫，後者是暗寓，但正由於在敘事中有主觀的情韻，所以雖然用的是賦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樣極為強烈。至第三層敘畢，邊民的深愁極苦已無以復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悵難述，於是便轉換角度，專事氣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顏色。”上句為正面描寫，形容邊民的悲愁之氣猶如陰雲慘霧，瀰漫太空，致使白日為之無光，
天地為之昏黑。下句為側面描寫，指出道旁行人見此慘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絕，色沮神喪。這兩句都承上文理路而來，但前者虛，後者實，通過虛實相生，使詩中所寫的內容更為驚心動魄，作者的感情脈絡也趨於明朗。篇末兩句採用古今對比的手法寄託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號。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對侍臣談到自己有二喜：“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虎，二喜也。”（《資治通鑑》卷一九六）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和對外退讓的情形正好與唐太佘所說的“二喜”構成鮮明對比。王安石用感嘆的口吻對流民宣傳“貞視之治”的美好，這不僅是對流民的安慰，更是對時政的批判。
名家評價
徐州師範學院教授吳汝煜：王安石是宋朝的大政治家，這首詩表明他有敢於抨擊時政的膽識，這正是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和詩人最為可貴的品格。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高克勤：白居易新樂府“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的寫法，在王安石的這首詩中也被運用得純熟自如。
貴州大學教授譚蔚：與許多詩人和為政者一樣，在介甫的心目中，被歷史頌揚的府代太短時期那“貞觀之治”，總是像三代以上堯舜的美好的傳說一樣吸引著人。其實，這種歷史的幻影的本身，就幾乎是一些若存若亡的什說，然而有心的人們卻總在那裡低回嚮往。介甫尤不能例外。
廣西師範大學教授雷啟洪：王安石揭露的是從“澶淵之盟”到宋夏和議後，五十多年來國勢江河日下，積貧積弱，民不聊生的慘象。其用心是針砭時弊，期待當國者改弦局轍，實行變法革新。詩的題材擴大了，主題深化了，立意更高了。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人稱半山居士。封為舒國公，後又改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北宋臨川縣城鹽埠嶺（今臨川區鄧家巷）人。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嘉祐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次年復任宰相；熙寧九年（1076年）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諡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及呂惠卿等注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說》《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後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鉤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