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司馬光天聖九年（1031年），司馬光隨父親司馬池從東京出發，一路經洛陽、潼關、寶雞，過秦嶺，前往四川廣元，出任利州轉運使，在棧道上遇著巨蟒，他沉著冷靜地手持利劍，扎進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滾下了深不可測的棧道下邊。
司馬光的博學來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學強識，另一方面他的父親也著意培養。他既誠實聰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親喜愛。同時，每逢出遊或和同僚密友交談，司馬池總好把他帶在身邊。耳濡目染，使司馬光不論在知識方面，還是見識方面，都“凜然如成人”。好多當時的大臣、名士，都很賞識司馬光。尚書張存主動提出將女兒許配給司馬光。擔任過副宰相的龐籍在司馬池死後，把司馬光當成自己兒子一樣培養、教育。司馬池輾轉河南、陝西、四川各地為官，始終把司馬光帶在身邊。所以，司馬光在十五歲以前就跟隨父親走過好多地方，在這些地方訪古探奇，賦詩題壁，領略風土人情，極大地豐富了司馬光的社會知識。
步入官場
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二十歲，他參加了會試，一舉高中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林，初任華州（今陝西華縣（判官。此時司馬池正任同州（今陝西大荔）知州，兩地相距較近，司馬光經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結識了同科進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當推官，雖比司馬光大二十多歲，但兩人很談得來，經常在一起交流學問，談古訪今，成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張存的女兒結婚。
寶元二年（1039年），因父親調往杭州任職，司馬光辭掉華州判官，改任蘇州判官。正當他懷著遠大的抱負，在仕途上步步上進時，他的母親病逝了。按照封建禮教，他必須辭官回家服喪三年。在此期間，北方党項族人元昊稱帝，建立了西夏國，西夏為了擺脫對宋朝的臣屬地位，同宋朝發生了戰爭，宋朝連連失敗。宋仁宗為了加強軍事防禦力量，要求兩浙添置弓手，增設指揮使等官職。司馬父子認為這樣做，並沒有什麼好處。於是由司馬光代父草擬《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從各方面闡述添置弓手增設武官。
慶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馬池病死在晉州，司馬光和兄長司馬旦扶著父親的靈柩回到了故鄉夏縣。雙親的相繼去世，使司馬光悲痛萬分，他嘆息“平生念此心先亂”。但他在居喪期間，把悲哀化作發奮讀書作文的動力，以排遣無盡的悲傷和寂寞。在此期間，他讀了大量的書，寫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章，如《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對一些古人古事，根據自己的見解和感受，提出見解。
在居喪三年的時間裡，他了解了許多下層社會生活的情況。慶曆四年（1044年），二十六歲的司馬光服喪結束，簽書武成軍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豐城縣事。在短短的時間裡，就取得“政聲赫然，民稱之”的政績。
在工作之餘，他大量閱讀典籍，寫下不少論文，如《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應侯罷武安君兵》、《項羽誅韓生》、《漢高祖斬丁公》、《甘羅》、《范睢》、《秦坑趙軍》等幾十篇。
慶曆六年（1046年），司馬光接到詔旨。調他擔任大理評事、國子直講。赴京之日，僚友們空府出動，置酒為他餞行。司馬光為大家的熱情所感動，即席賦詩：“不辭爛醉樽前倒，明日此歡重得無，追隨不忍輕言別，回首城樓沒晚煙”這時司馬光意氣風發，雖然宦海茫茫，風雲莫測，但仍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京都。
慶曆七年（1047年），司馬光二十九歲，貝州農民王則起義，攻占貝州城，號稱“東平郡王”。這時司馬光父親好友龐籍在朝為樞密副使，掌管全國軍事要務。司馬光寫了《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為儘快平息起義給龐籍獻計獻策。具體建議“以計破”，威脅利誘並用，進行分化瓦解，只誅“首惡”，余皆不問。實際上起義軍只堅持66天，首領王則被殺，其餘盡皆焚死。
皇祐元年（1049年），龐籍升任樞密使，舉薦司馬光任館閣校勘，但沒有得到皇帝的許可。皇祐三年（1051年），司馬光三十三歲，由宰相龐籍推薦任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他在任職期間對《古文孝經》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並撰寫了《古文孝經指解》一文。皇祐五年（1053年），司馬光任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專任史官。從此，司馬光開始了對歷史的研究。正在司馬光潛心研究歷史時，龐籍被罷宰相職，降為戶部侍郎，出任鄆州（今山東鄆城境內）知州。龐籍舉薦司馬光為鄆州典學。
治理地方
至和元年（1054年），司馬光離開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楊休、包拯等人，去往鄆州。不久，提任為通判，負責考察全州官吏。
至和二年（1055年），因龐籍出知并州，為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司馬光改任并州通判。
嘉祐元年（1056年），他連寫三封《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二、三狀），建議仁宗皇帝立儲君，而前後三狀沒有結果以後，又托范鎮在奏事時代為轉達，請仁宗有個明確答覆。但這一切均未說服仁宗，司馬光選擇了沉默。
司馬光隨龐籍在河東路任職期間，宋朝和西夏處於休戰時期，但他並沒有放鬆警惕，而是深入民間聽取當地人意見。并州鄉貢進士劉邕對邊事很有研究，寫成《邊議》10卷，議論很有見地，司馬光便予以推薦。
司馬光認為絕市和修建堡壘的辦法有利於保護邊界地區安寧，於是一面禁絕邊民和西夏互市，一面決定修堡。正在這時，帶兵將軍郭恩，乘酒出擊西夏，結果大敗而歸，自己不得已而自殺。朝廷御史審理此案，龐籍一人承擔了責任，事後龐籍被解除了節度使之職，貶謫知青州事，司馬光向皇帝連奏三狀奏明龐籍是聽了他的意見才決定修堡的，說明龐籍完全是出於“欲為國家保固疆圉”的本心，“發於忠赤，不顧身謀”，因為“過聽臣言，以至於此”，應當“獨臣罪，以至典刑”。而龐籍得知司馬光要為自己辯解時，就又上奏章，引咎自歸，請求免除司馬光之罪，使司馬光沒有受到任何責罰。
龐籍和司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愛護，難能可貴。龐籍死後，司馬光不忘龐籍對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親人。
重回中央
嘉祐三年（1058年）司馬光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馬光堅決推辭，連上五狀，他認為自己“實非所長”，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宗下詔，遷司馬光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任職五年期間，前後向皇帝上奏疏170份，先後向仁宗上書“三言”、“五規”，多次上書仁宗解決繼嗣的問題，仁宗覺得司馬光真心為國家社稷考慮，遂將奏摺轉至中書省。司馬光親自到中書省催辦，直到趙曙被立為皇太子。
司馬光四十四歲時，擢為知制誥，但司馬光不願就職，他認為這是一個掌管起草詔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長。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連上九《辭知制誥狀》，說明不適宜任此職務；仁宗皇帝收回詔令，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駕崩。四月趙曙即位，即英宗。兩宮矛盾加劇，司馬光看到這種情況，四月十三日進《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進《上皇帝疏》，力陳國家當務之急應君民同心、內外協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兩宮疏》，指出：“金堤千里，潰於蟻穴；白璧之瑕，易離難合。”皇帝沒有太后支持“無以君天下”，太后離開皇帝“無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寫了兩封章奏，一封給皇太后，一封給皇帝。在奏章中，講歷史，擺利害，曉明大義，從全局出發，苦苦相勸，終於得到效驗。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轉，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趨於緩和。
從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時間裡。司馬光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間的矛盾，前後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諫官生涯中，除了關注社會上層，幫助朝廷解決好皇位繼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領、治國政綱等關係國家命運的大事外，同時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層人民身上。他發出了關心人民疾苦，減輕人民負擔的呼聲。而且這個思想幾乎貫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論財利疏》中指出：當今天下最苦的是農民，因為“農民苦身勞力，粗衣粗食，還要向政府交納各種賦稅，負擔各種勞役。收成好的年代，賣掉糧食以供官家盤剝，遇到凶年則流離失所，甚至凍餓而死”，建議切實採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馬光反對宮中宴飲和賞賜之風，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書《論宴飲狀》，懇請皇帝為民著想，悉罷飲宴。他上《言遺賜札子》，反對朝廷不顧國家實際，厚賞群臣。
留任諫職
司馬光治平元年（1064年），司馬光上奏《乞罷陝西義勇札子》，他認為當時在邊防組織“義勇”使百姓“骨肉流離，田園盪盡”，給百姓帶來無窮苦難，希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當朝廷不予採納時，他又寫第二封札子，並親自上殿面見英宗，他說：要防邊必須從將帥軍政著手，一味拉夫湊數，只能是“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英宗這次略有所動，並把上殿札子送中書省和樞密院商量，但一經商量，方知此事擬議已久，難以更改。他又連上六疏，並和宰相韓琦進行辯論，韓琦雖然無言以對，但手中有權，司馬光也拿他沒辦法。這次諫言失敗後，司馬光連上五狀，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馬光龍圖閣直學士，仍留任諫職。司馬光因對諫官徹底失望了，藉機連上三狀，要求不當諫官，他在奏章上說：“臣從事諫職，首尾五年，自本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資質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朴忠，與人立敵，前後甚眾，四海之內，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諫職，仍進龍圖閣直學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將《通志》（以《史記》為主，編成《周紀》5卷，《秦紀》3卷，共8卷）進呈英宗。這部書的時間是從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滅亡為止。英宗看後大為讚賞，並給司馬光二條明確指示，一是接續《通志》往下編修，二是決定設立書局，並由司馬光自擇官屬，作為自己的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趙頊即位。參知政事歐陽修極力向神宗推薦，說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神宗任司馬光為翰林學士，不久，又任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新舊黨政
神宗趙頊即位以後，年輕年盛，朝氣蓬勃，決心振興祖業。他在虛心下問、多方徵求治國方略以後，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進、大膽的變革方案很符合自己的思想，於是在熙寧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主張節流。司馬光和王安石因政見不同，在一些問題上進行激烈的爭辯，有時在皇帝主持的議政會議上也毫不相讓，但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變法也並不一概反對，尤其當變法還未顯露明顯弊病時，他也並未公開持反對意見。甚至有人要彈劾王安石時，他還進行勸解和說服。直到王安石頒發“青苗法”，司馬光才表示不同意見，他認為縣官靠權柄放錢收息，要比平民放貸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現了強烈不滿。
神宗希望司馬光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輔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機，實現國家的振興。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馬光樞密副使，可是司馬光以“不通財務”、“不習軍旅”為由，堅決推辭，從十五日到二十七日，連上五封札子，自請離京，後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陝西省西安市）。
熙寧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鎮因直言王安石“進拒諫之計”、“用殘民之術”，因而被罷官。司馬光憤然上疏為范鎮鳴不平，並請求任職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陽，絕口不論政事，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時間長達15年。
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已六十六歲，《資治通鑑》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書呈上，十一月，《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修成以後，司馬光連同《通鑑考異》、《通鑑目錄》一起奏進給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視，將書的每編首尾都蓋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圖章，以其書“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親為寫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詔獎諭司馬光，說他“博學多聞，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並賞與銀、絹、衣和馬，擢升司馬光資政殿學士，遷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
元豐八年（1085年），司馬光六十七歲。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僅10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當政。皇太后向司馬光徵詢治國方略，司馬光上《乞開言路札子》，建議“廣開言路”。司馬光又一次呼籲對貧苦農民不能再加重負擔，而且主張新法必須廢除，要對農民施以“仁政”，接著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國之要札子》，重點談用人賞罰問題，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將兵法是“病民傷國，有害無益”。
皇太后下詔起用司馬光知陳州，不久，又下詔除授門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馬光上疏辭謝，以自己“齡發愈衰，精力愈耗”，請求只任知陳州。以後在周圍親友支持下還是到任就職了。司馬光向皇太后進言，為了實現廢除新法的政治主張，把因反對新法而被貶的劉摯、范純仁、李常、蘇軾、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職。
司馬光廢除新法，上《請革弊札子》，又在《請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請求立即採取措施，全部“更新”。廢除了保甲法，又廢除了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帶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將官法還未廢除，無限感傷地說：“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呂公著說：“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司馬康)，國事未有所付。”切望呂公著能夠完成他的宿願。同時，上表請求辭位。但皇太后對他很倚重，不但不準辭位，反下詔除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正式拜為宰相。接著很快就廢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馬光終於完成了自己廢除免役法的夙願，實現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暮年歲月
司馬光在第二次回朝為相期間，輯錄《國語》的精要，編成《徽言》一書。又將《歷年圖》和《百官公卿表》增補、總輯為《稽古錄》一書，形成一部“略存體要’’的簡明通史，又負責將《資治通鑑》進行了最後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歲，獲贈太師、溫國公，諡號文正，宋哲宗賜碑名為“忠清粹德”。死後，哲宗將他葬於高陵。靈柩送往夏縣時，京城的人們罷市前往憑弔，有的人甚至賣掉衣物去參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聲超過了車水馬龍的聲音。等到安葬的時候，哭的人非常真誠，仿佛是在哭自己的親人。嶺南封州的父老們，也都紛紛祭奠司馬光，京城及全國各地都畫他的像來祭祀他，吃飯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紹聖元年（1094年），章惇為相，議論司馬光更變熙豐法度，哲宗下詔削除司馬光的贈謚，毀壞所賜碑。
紹聖四年（1097年），再貶為清海軍節度副使，又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1102年），追復太子太保。崇寧二年（1103年），蔡京為相時，再次追降左光祿大夫，鏇即除名，將司馬光等稱為“元祐黨人”，刻元祐黨人碑，禁止元祐學術。大觀年間，追復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贈太師，再次賜謚。宋高宗建炎年間，配享哲宗廟廷。
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理宗圖二十四功臣神像於昭勛閣，司馬光位列其中。鹹淳年間，從祀於孔廟。明嘉靖年間，從祀時稱“先儒司馬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馬光與歷代功臣四十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主要成就
政治
司馬光與此同時，還不遺餘力地打擊變法派。章惇曾對司馬光恢復差役法的主張一一進行批駁，反變法派動員全部台諫力量，對章惇屢加擊逐，直至被迫賦閒。列為王安石等人親黨的變法派官員，全被貶黜，其中蔡確寫《車蓋亭詩》，以為皆涉譏訕，貶死於新州。變法派人人懷自危，惶惶不安，呂惠卿在謫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對派抓住把柄。
對西夏，則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政策，把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會上廣泛不滿。
頭腦較為清醒的人們曾勸告司馬光，要為年幼的宋哲宗設身處地，異日若有人教以“父子義”，唆使哲宗反對今天的“以母改子”，後果不堪構想。司馬光說：“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司馬光及其後繼者無視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滿。哲宗親政後說，他在垂簾聽政期間“只見臀背”，斥責反對派全不懂君臣之義。宣仁太后一死，復辟舊制的反變法派隨之垮台，並受到倍加沉重的打擊。
文化
史學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主持編寫《資治通鑑》。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司馬光的獨樂園，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資治通鑑》書局所在地。這裡環境幽美，格調簡素，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詔成立，除了司馬光之外，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攽和范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其中，司馬光任主編，劉恕、劉攽、范祖禹為協修，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來洛陽後，便把《資治通鑑》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當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邵雍、文彥博等也常來此聚會，堪稱是一個學術中心。
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鏇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兩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鑑》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
《資治通鑑》是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後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於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了然。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鑑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一）。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鑑》時說：“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文學
司馬光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從政上，不以文學自矜，他評價自己“至於屬文，實非所長”。但他學問博大精深，把做學問與作文章結合起來，雖無意為文而文自工。司馬光“務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載道”，認為華而不實的詩無用，他所稱賞的不是辭藻堆砌的詩，而是平淡閒遠，抒發真性情、真自我的詩歌。
經學
在經學上，司馬光弘揚儒術，力闢佛老，對儒家經義做了許多開創性的闡釋，朱熹將其與同時的周敦頤、邵雍、二程（程顥、程頤）、張載合稱為北宋“道學六先生”。
書法
司馬光留存下來的書法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勁方正，一筆一畫都寫得十分規矩，即使是長篇大幅，也毫不馬虎。如此端勁的書風，與他忠直嚴謹的個性也是相似的。
司馬光是以正書和隸書為主要書體的，且正多於隸。其正書的特點是：用筆提按分明，結體規整扁平，在橫劃的入筆出鋒處，時常帶有隸意蠶頭鳳尾的意圖和造型，明顯融入了隸書傳統。而隸書的特點則是：淳古不及漢隸，流美不及唐隸，但其用筆方折斬截，筆力力透毫端，筆畫沉澀剛勁，結體多取縱勢。字型雖小而意氣雄厚，轉折之處，鋒棱宛然，剛柔相濟。線條以直弧相參，於樸拙之中帶有十分秀美之態。其隸法之外兼帶楷意，無一般唐隸多見的肥滿之弊，有怒而不威的風致。
司馬光之書法的成就，主要是由於他具有對書畫和金石的學識與鑑賞之能，並根據個人胸臆，博採眾家之長，融秦篆之圓勁、漢隸之凝重、晉人之蘊藉、唐楷之剛健於一爐，從而形成鮮明的個人面貌和風格，這在宋人書法中無疑是自成一家、獨樹一幟。
黃庭堅《論書》就曾評價說：“溫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為人，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觀其書可想見其風采。”宋高宗也稱：“司馬光隸書字真似漢人，時米芾輩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隸書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司馬光《資治通鑑殘稿》
個人作品
著書
司馬光詩詞
詩：《送張寺丞覲知富順監》、《南園飲罷留宿》、《客中初夏》、《客中初夏》、《閒居》、《嶺頭詩》、《和君貺題潞公東莊》、《和君貺題潞公東莊》、《和邵堯夫安樂窩中職事吟》。
詞：《阮郎歸·漁舟容易入春山》、《西江月·寶髻松松挽就》。
人物軼事
家庭影響
司馬光受父親的誠實教育的影響，一生誠信。大概在五、六歲時，有一次，他要給胡桃去皮，他不會做，姊姊想幫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離開了，後來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順利將胡核去皮，等姐姐回來，便問：“誰幫做的”他欺騙姊姊是自己做的，父親便訓斥他：“小子怎敢說謊。”司馬光從此不敢說謊，年長之後，還把這件事，寫到紙上，策勵自己，一直到死，沒有說過謊言。邵雍的兒子邵伯溫還看過這張紙。清人陳宏謀說：“司馬光一生以至誠為主，以不欺為本。”後人對司馬光蓋棺論定之語，也是一個“誠”字。
破瓮救友
有一次，司馬光跟小夥伴們在後院裡玩耍。院子裡有一口大水缸，有個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沒頂了。別的孩子們一見出了事，嚇得邊哭邊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馬光卻急中生智，從地上撿起一塊大石頭，使勁向水缸砸去，“砰”的一聲，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來，被淹在水裡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馬光遇事沉著冷靜，聰明機靈，從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樣。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馬光出了名，東京和洛陽有人把這件事畫成圖畫，被人們廣泛流傳。
誠信賣馬
司馬光要賣一匹馬，這匹馬毛色純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溫順，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馬光對管家說：“這匹馬夏季有肺病，這一定要告訴給買主聽。”管家笑了笑說：“哪有人像這樣的呀賣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說出來”司馬光可不認同管家這種看法，對他說：“一匹馬多少錢事小，對人不講真話，壞了做人的名聲事大。做人必須得要誠信，要是失去了誠信，損失將更大。”管家聽後慚愧極了。
低調淡泊
司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華，他在《訓儉示康》中曾提到小時後長輩會給他穿華美的衣服，他總是害羞臉紅而把它脫下。寶元年間中舉時，曾得到仁宗的接見。酒席宴會上，每人都在頭上插滿鮮花，肆無忌憚地嬉戲取樂，唯獨司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被同行的人提醒後，司馬光才不太情願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馬光有一個老僕，一直稱呼他為“君實秀才”。一次，蘇軾來到司馬光府邸，聽到僕人的稱呼，不禁好笑，戲謔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經是宰相亦，大家都稱為‘君實相公’”老僕大吃一驚，以後見了司馬光，都畢恭畢敬地尊稱“君實相公”，並高興地說：“幸得大蘇學士教導我……”司馬光跌足長嘆：“我家這個老僕，活活被子瞻教壞了。”
堅不納妾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納妾蓄妓的風尚。司馬光是和王安石、岳飛一樣，極為罕見的不納妾、不儲妓之人。婚後三十年余，妻子張夫人沒有生育，司馬光並未放在心上，也沒想過納妾生子。張夫人卻急得半死，一次，她背著司馬光買了一個美女，悄悄安置在臥室，自己再藉故外出。司馬光見了，不加理睬，到書房看書去了。美女也跟著到了書房，一番搔首弄姿後，又取出一本書，隨手翻了翻，嬌滴滴地問：“請問先生，中丞是什麼書呀”司馬光離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書，是官職，不是書”美女很是無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還有一次，司馬光到丈人家賞花。張夫人和丈母娘合計，又偷偷地安排了一個美貌丫鬟。司馬光不客氣了，生氣地對丫鬟說：“走開！夫人不在，來見我作”第二天，丈人家的賓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說儼然就是“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白頭偕老的翻版。唯獨一人笑道：“可惜司馬光不會彈琴，只會鱉廝踢”張夫人終身未育，司馬光就收養了哥哥的兒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司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為命。洛陽的燈會享譽天下，逢元宵節，張夫人想出去看燈，司馬光說：“家裡也點燈，何必出去看”張夫人說：“不止是看燈，也隨便看看遊人。”司馬光一笑，說：“看人？怪了，難道我是鬼嗎。”
典地葬妻
司馬光俗語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封建社會，大多數人苦讀寒窗，躋身仕途，無不是為了顯耀門庭，榮華富貴，澤被後世，蔭及子孫。在這些人面前，司馬光的清廉更顯可貴。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詔賜司馬光金錢百萬，珍寶絲綢無數，但司馬光不為所動。司馬光年老體弱時，其友劉賢良擬用50萬錢買一婢女供其使喚，司馬光婉言拒之，他說：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
藏書故實
司馬光家藏書富，居洛陽時，買田20畝，建“獨樂園”，藏文史書籍萬餘卷。又置“讀書堂”，辟精善之本5000卷，又得神宗賜書2400卷，以資著述。善保護圖書，每年二伏至重陽間，在天氣晴朗之日，設案以曝書籍。桌案潔淨，鋪以茵縟，然戶端坐看書。閱書時，不以空手捧書，唯恐手汗漬濕。藏書幾十年，其書仍新如手未觸一樣。
退居洛陽
司馬光退居洛陽後，和文彥博、富弼等十三人，仰慕白居易九老會的舊事，便會集洛陽的卿大夫年齡大、德行高尚的人，他認為洛陽風俗重年齡不重官職大小，便在資聖院建了“耆英堂”，稱為“洛陽耆英會”，讓閩人鄭奐在其中畫像。當時富弼七十九歲，文彥博與司封郎席汝言都已經七十七歲，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歲，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幾、衛州防禦使馮行己都已七十五歲，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已七十二歲，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已七十歲。當時宣徽使王拱宸任北京（大名府）留守，寫信給文彥博，想要參加他們的集會，王拱宸七十一歲。而只有司馬光還沒到七十歲，文彥博素來看重他，便用唐朝九老狄兼謩的舊例，請他入會。司馬光因為自己是晚進後輩而不敢在富、文二人之後。文彥博不聽，讓鄭奐自幕後傳司馬光畫像，又到北京傳王拱宸的畫像，於是參會的有十三人，他們置酒賦詩相互取樂。當時洛陽有許多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的風景，司馬光等人頭髮和眉毛雪白，儀表神態端莊美好。每次聚集宴會時，洛陽的百姓都隨從觀看。
家族成員
司馬家族累世聚居，和睦相處，祖輩詩禮傳家，家考嚴正。
墓地位置
司馬光墓在山西夏縣城北15公里鳴岡，墳園占地3萬平方米，東倚太岳余脈，西臨同蒲鐵路，司馬光祖族多人群厝於此。該墓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地分為塋地、碑樓、碑亭、餘慶禪寺等幾個部分。墓側翁仲分列。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額；碑文為蘇軾撰並書，曾沒於土中，後於杏樹下掘出，遂名杏花埤，惜已剝蝕難辨。金代摹刻四石嵌壁，今仍完好。明嘉靖間，特選巨石，依宋碑複製，並建碑亭。東有守墳祠，再東為北宋元豐元年（1078年）敕牒建香火寺餘慶禪院，牒文刻石仍在寺後。寺內有大殿五間，殿內現存大佛三尊，西壁羅漢八尊，為宋塑風格。歷代碑古二十通，記載墳園沿革。
影視形象
人物評價
總評
司馬光司馬光對財物和物質享受看得很淡薄，沒有什麼愛好，對學問卻沒有不精通的。他惟獨不喜歡佛教、道教，說：“佛道的微言大義不能夠超過我的書，其中的荒誕我卻不相信。”他在洛陽有田地三頃，妻子死後，他賣掉土地作為喪葬的費用。他一輩子粗茶淡飯、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但司馬光的政治生涯並不突出，他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儘管他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但實際卻因不滿王安石而不擇優劣盡罷新法，又將神宗朝時軍兵用生命奪取的土地，無償送還給西夏。日後在新舊黨爭時，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著重於國政運轉。
宋朝在多次戰爭中敗北，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等，但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朱熹對司馬光是頌揚的，但稱“元祐諸賢是關閉著門說道理底”、“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
史書評價
《宋史》：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
歷代評價
趙頊：①司馬光方直。②未論別者，即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以來，唯見此人。
呂公著：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
文彥博：①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②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後以鞭撲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
程頤：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邵雍）、張（張載）三人耳。
邵雍：①君實腳踏實地人也。②君實九分人也。
蘇軾：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
安民：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邵伯溫：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台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台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雲。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趙逵：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
葉逋：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
張軾：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朱熹：①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博學無所不通。②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王稱：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豈可以強得哉，湛然無欲，而推之以至誠，斯天下歸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計以定，以義事英宗，而大倫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於洛也，若與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則澤被天下，此無他誠而已，誠之至也，可使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人乎故其生也，中國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罷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豈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
呂中：①所貴乎大臣者，非以其有過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變舊法之易者，以其虛名實行，足以取信於人。司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為宰相也。然安石其權臣，溫公其重臣歟。②天將祿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豐為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聖，則不使司馬光慭遺於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夾，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於今日，而黨議已兆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系也。
王應麟：歐陽子（歐陽修）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
倪謙：公之在宋朝正聲勁氣，天下共知。
孫承恩：熙寧諫諍，忠讜切深。元佑相業，鏇乾轉坤。行成無偽，學幾不雜。一德醇儒，百年清節。
李廷機：司馬光入相，新法悉皆休。
張燧：①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②溫公《資治通鑑》稿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謝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李昉）、司馬溫公之相業，寇萊公（寇準）、趙忠定（趙汝愚）之應變，韓魏公（韓琦）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程顥）、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歐陽永叔（歐陽修）、蘇子瞻（蘇軾）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國（文天祥）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資治通鑑》王夫之：①自開元以後，河北人材如李太初（李沆）、劉器之（劉安世）、司馬君實者，蓋晨星之一見爾。②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為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為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③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泄而無餘。一時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於蠻煙瘴雨之中，愔愔自得。上不知有志未定之沖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強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為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為唯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煢，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
康熙帝：司馬光立朝行已，正大和平，無幾微之可議。不祗冠有宋諸臣，求之歷代亦不可多得。
李光地：①武侯（諸葛亮）之外，如郭令公（郭子儀）、范文正公（范仲淹）、司馬溫公，皆實有孟子之意。②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馬溫公比之。溫公是個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
蔡世遠：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範文正、司馬文正也。
顧棟高：唯公忠厚質直，根於天性，學問所到，誠實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謹慎，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參苓之可以已病。
《歷代群英歌》：①司馬力攻新法，忠彥敢言正直。②宋代稱六君子，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橫渠同是，溫公君實為然。
石蘊玉：熟誦公名，中華外域。簽判居蘇，乃為親屈。
陸以湉：錢武肅王用警枕，司馬溫公亦用警枕，興王、賢相勤勞正相同也。
蔡東藩：①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經藉手即清平。如何天不延公壽？坐使良材一旦傾。②本回敘高后垂簾，及溫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見朝政清明，人民稱頌。……但司馬光為一代正人，猶失之於蔡京，小人獻諛，曲盡其巧。厥後力詆司馬光者，即京為之首，且熙豐邪黨，未聞誅殛，以致死灰復燃。人謂高后與溫公，嫉惡太嚴，吾謂其猶失之寬。後與公已年老矣，為善後計，寧尚可姑息為乎。
宋朝著名歷史人物
| 2013年7月份，黃曉明版的《精忠岳飛》開播，展現了南宋時期一個個的英雄人物。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時代，戰亂催生了眾多的善戰武將和文人墨客。 | |
| 皇帝 |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神宗、宋徽宗、宋高宗、宋孝宗 |
| 武將 | 潘美、石守信、曹彬、楊業、狄青、岳飛、韓世宗、李綱、楊業、尹繼倫、楊延昭、種世衡、宗澤、王彥[南宋將領]、岳李寶、孟珙、余玠、王堅[南宋名將] |
| 文臣 | 趙普[宋朝]、寇準、韓奇、范仲淹、包拯、王安石、司馬光、富弼、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宋朝] |
| 奸臣 | 王欽若、蔡京、秦儈、賈似道、史彌遠 |
| 書畫家 | 王筌、徐熙、張擇端、蘇軾、黃庭堅、米芾、李成、范寬、郭禧 |
| 哲學家 | 王安石、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北宋哲學家]、朱熹、陸九淵、陳亮[南宋哲學家]、葉適 |
| 科學家 | 沈括、畢升 |
山西名人
| 山西是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被譽為“華夏文明搖籃”。“女媧補天”的傳說便發生於此。堯、舜、禹三帝均在山西南部建都，在中國的各個歷史時期，山西湧現出了諸多名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