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明初朱右將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編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於此。明中葉唐順之所纂的《文編》,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他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這為唐宋八大家名稱的定型和流傳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後不久,推崇唐順之的茅坤根據朱、唐的編法選了八家的文章,輯為《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八大家之稱遂固定下來。
除了八大家之說以外,另有歐陽修、蘇軾、曾鞏、王安石四人,稱為宋四家或宋朝古文四家。
歷史背景
“唐宋八大家”的稱謂最早出現於明初朱右選韓、柳等人文為《六先生文集》,因並三蘇為一家,所以實際是“八先生文集”。明中葉唐順之所纂的《文編》中,唐宋文也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說,選輯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共160卷,此書在舊時流傳甚廣,“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隨之流行開來。自明人標舉唐宋八家之後,治古文者皆以八家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鈔》164卷,有明萬曆刻本及清代書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8卷。
韓愈、柳宗元共同倡導了“古文運動”,故合稱“韓赫洋柳岸”。韓愈、柳宗元在唐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時期崛起,掀起古文運動,使得唐代的散文發展到極盛,一時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辭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勢。
蘇軾、蘇洵、蘇轍三人合稱為三蘇,蘇洵是蘇軾和蘇轍的父親,蘇軾是蘇轍的哥哥。歐陽修是蘇軾的老師,王安石、曾鞏也都曾拜歐陽修為師。所以唐宋八大家又分為唐二家(韓愈、柳宗元)和宋六家(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曾鞏、王安石)。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宋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他們提倡散文,反對駢文,給予當時和後世的文壇以深遠的影響。
人物列表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東,生於長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傑出的文學家。 作為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對六朝以來籠罩文壇的綺靡浮艷文風,提倡質樸流暢的散文。
韓愈
韓愈(768-824),字退之,世稱韓昌黎,河南人,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古文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地位崇高,蘇東坡稱讚他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氣勢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簡勁、邏輯嚴整、融會古今,無論是議論、敘事或抒情,都形成獨特的風格,達到前人不曾達到的高度。
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傑出博學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運動的卓越領導,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憂國憂民,剛正直言,歐陽修宦海升沉,歷盡艱辛,但是創作卻”愈窮則愈工”。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極力反對浮靡雕琢、怪僻晦澀的”時文”,提倡簡而有法、流暢自然的風格,作品內涵深廣,形式多樣,語言精緻,富情韻美和音樂性。許多名篇,如《醉翁亭記》、《秋聲賦》等,已千古傳揚。
蘇洵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眉。蘇洵是有政治抱負的人。他說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當世之要”,是為了“施之於今”。在《衡論》和《上皇帝書》等重要議論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張。 蘇洵和他兒子蘇軾、蘇轍被合稱為“三蘇”。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論和政,他繼承了《孟子》和韓愈的議論文傳統,形成自己的雄健風格,語言明暢,理反覆辨析,很有戰國縱橫家的色彩;有時不免帶有詭辨氣息,是其短處。著有《嘉集》。
蘇軾
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學家、書畫家。他與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皆以文學名家,世稱“三蘇”;與漢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齊名。
蘇轍
蘇轍(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號欒城,晚號穎濱遺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薰陶和影響下,自幼博覽群書,抱負宏偉。宋徽宗繼位,他遇赦北歸,寓居穎昌,閉門謝客,潛心著述,過了十二年閒適而孤獨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終年七十四歲。著有《欒城集》、《欒城後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荊國公,後人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中國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簡潔、富於哲理、筆力豪悍、氣勢逼人、詞鋒犀利、議論風生,開創並發展了說理透闢、論證嚴謹、邏輯周密、表達清晰、熔事和議論於一爐的獨特散文文體。
曾鞏
曾鞏 (1019-1083),字子固,建昌軍南豐縣人,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幹,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的曾鞏,資質警敏聰慧;成年後,因文才出名,備受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賞識。曾鞏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主張先道後文,極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他的學術和文章,生前已傳譽遐邇,身後更盛名不衰。曾鞏散文作品甚豐,尤長於議論和記事。他的議論文立論精策,不枝不蔓,紆徐曲折,從容敦厚;記事文則思玫明晰,俯仰盡意,精練生動,耐人尋味。
人物歷程
韓愈
韓愈三歲而孤,受兄嫂撫育,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志,雖孤貧卻刻苦好學。二十歲赴長安考進士,三試不第。二十五歲後,他先中進士,三試博學鴻詞科不成,赴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度使幕府任職。後回京任四門博士。三十六歲後,任監察御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飢狀,請減免賦稅,貶陽山令。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歲後,先從裴度征吳元濟,後遷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歷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五十七歲終。政治上較有作為。詩力求險怪新奇,雄渾而重氣勢。
柳宗元
順宗時,王叔文執政,他任禮部員外郎,銳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敗,他也被貶為永州司馬,遷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於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傑出的文學家。作為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對六朝以來籠罩文壇的綺靡浮艷文風,提倡質樸流暢的散文。著有《柳河東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柳宗元永州八記中《小石潭記》最著名。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詩文作品,其詩多抒寫抑鬱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閒適之作。柳宗元與唐代另一位文學家韓愈,共同倡導了唐代的古文運動。在遊記、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樣為後世留下了極其優秀的作品。“永州八記”已成為中國古代山水遊記名作。這些優美的山水遊記,生動表達了人對自然美的感受,豐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領域,從而確立了山水遊記作為獨立的文學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因其藝術上的成就,被人們千古傳誦、推崇備至。除寓言詩外,柳宗元還寫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臨江之麋》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驢技窮”,已成成語,幾乎盡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雖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記一樣,被千古傳誦。
最為膾炙人口的作品,均寫於被貶後,以永州之作更勝。典範之作為《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遊記》《鈷姆潭記》《鈷姆潭西小丘記》《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則或峭拔而又峻潔,或清邃而又奇麗,以精巧的語言再現自然美。《永州八額記》作於元和四年以後。那時,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敗被貶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寫的都是當時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風景,文章短小、輕靈,樸實、順暢,為歷代所傳頌。其中以《小石潭記》最為著名,作者通過他的筆向人們描述出了一個清幽寧靜的小石潭風景。文章引人入勝,雋詠無窮。開頭用未見其形,先聞其聲的寫法展示小石潭。以魚寫潭,則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見;以魚寫人,則人羨魚樂之情溢於言表。作者狀形、傳神、布影、設色,筆墨經濟,手法高超。結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寫淒寒悄愴之感,情景交融。
蘇軾
嘉祐二年(1057)與弟蘇轍同登進士。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熙寧二年(1069),父喪守制期滿還朝,為判官告院。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反對推行新法,自請外任,出為杭州通判。遷知密州(今山東諸城),移知徐州。元豐二年(1079),罹“烏台詩案”,責授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文。哲宗立,高太后臨朝,被復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東蓬萊);4個月後,遷為禮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又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後改知潁州,知揚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親政,被遠貶惠州(今廣東惠陽)。紹聖四年(1097年),年已62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縣)。徽宗即位後,蘇軾被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於常州(今屬江蘇)。葬於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五歲。蘇軾留下遺囑葬汝州郟城縣鈞台鄉上瑞里。次年,其子蘇過遵囑將父親靈柩運至郟城縣安葬。宋高宗即位後,追贈蘇軾為太師,謚為“文忠”。
蘇洵
蘇洵父親蘇序,母親史氏,有兩位兄長蘇澹、蘇渙。蘇洵少時不好讀,19歲時娶妻程氏,27歲時立下決心發奮讀書,經過十多年的苦讀,學業大進。
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帶領蘇軾、蘇轍到汴京,謁翰林學士歐陽修。歐陽修很讚賞他的《權書》、《衡論》、《幾策》等文章,認為可與賈誼、劉向相媲美,於是向朝廷推薦。一時公卿士大夫爭相傳誦,文名因而大盛。
嘉祐二年(1057年),二子同榜應試及第,轟動京師。
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參加考試,他推託有病,不肯應詔。
嘉祐五年(1060年),經韓琦推薦任秘書省校書郎,後為霸州文安縣主簿,又授命與陳州項城(今屬河南)縣令姚辟同修禮書《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不久,即去世,追贈光祿寺丞。
蘇轍
蘇轍寶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出生,仁宗嘉祐二年(1057)與蘇軾一起中進士。不久因母喪,返里服孝。嘉祐六年(1061),又與蘇軾同中制舉科。當時因“奏乞養親”,未任官職,此後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寧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豐八年(1085),舊黨當政,被召回,任秘書省校書郎、右司諫,進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等職,直至崇寧三年(1104)在潁川定居,過田園隱居生活,自號“潁濱遺老”,以讀書著述、默坐參禪為事。卒於1112年十月三日(10月25日),死後追復端明殿學士,謚“文定”。
歐陽修
歐陽修幼年喪父,在寡母撫育下讀書。仁宗天聖八年(1030)進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陽)留守推官,與梅堯臣、尹洙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景佑元年(1034),召試學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館閣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評時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他辯護,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康定元年(1040),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後知諫院。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慶曆五年,范、韓、富等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後,又知揚州、潁州(今安徽阜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詔入京,與宋祁同修《新唐書》。嘉佑二年(1057)二月,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的文風,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人。這對北宋文風的轉變很有影響。嘉佑五年(1060),歐陽修拜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以後,又相繼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神宗熙寧二年(1066),王安石實行新法。歐陽修對青苗法曾表異議,且未執行。熙寧三年(1070),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職,堅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縣)。這一年,他改號“六一居士”。熙寧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辭職,居潁州。卒謚“文忠”。
王安石
原籍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生於臨江軍(治今江西清江)。字介甫,號半山。父王益,進士出身,長期在今江西、廣東諸州縣任職,卒於江寧府(治今江蘇南京)通判任上,全家舉遷後久居不去,江寧成為第二故鄉。幼隨其父遍歷各地,見多識廣,深諳民情。慶曆二年(1042)舉進士,出任濰南東路(治今江蘇揚州)判官。慶曆七年(1047),調任鄞縣(今浙江寧波東南)知縣,遍訪東西14鄉,部署水利興修,創導貸谷與民(為“青苗法”之發端),政績有聲,且對理財必須“資之天地”(即靠發展生產)有獨特的見解。皇佑三年(1051)再調任舒州(今安徽懷寧)通判。時在京名人范仲淹、富弼等聞其文辭政事有聲,交表推薦,均以“家貧口眾”不願就翰林館職,其間僅一年任太常寺群牧判官,堅請離京出任東南地方官吏,“得盡其才”。嘉佑二年(1057)即改任常州知州。次年移任提點江南東路(治饒州,今江西波陽)刑獄,不久入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言事書》,力言當從培養、使用人才的各個環節著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財、軍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實為後來變法的早期綱領或理論雛形。仁宗贊其文才,拔為知制誥,然對改革不加採納。再上《時政疏》(又名《本朝百年無事札》;一說呈於熙寧元年,神宗時,強烈呼籲及時改革,“有為之日,莫急於今日;過今日臣恐有無所及之憂”。嘉佑八年(1063)仁宗死,不久母喪回江寧守制,離職去。英宗在位四年,居家不出。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寧。由江寧知府改任翰林學士,應神宗之召,力主變法。熙寧二年(1069)二月,出任參知政事,入主制置三司條例司,準備變法。呂惠卿亦於同時被任為條例司檢詳文字,成為王安石變法行政副手。是年頒行均輸法、青苗法與農田水利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宰相。神宗罷制置三司條例,權歸中書。頒行保甲法與募役法(先在開封府試行)。此後三年內漸次頒行貢舉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與置將法;免役法在開封府試行次年即推行至全國。熙寧七年(1074),因外有文彥博、司馬光,內有三後(仁宗後、英宗後與神宗皇后)激烈反對新法,鄭俠獻《流民圖》危言聳聽,又加新法要員呂惠卿與曾布互爭失和,神宗權罷新法,憤而辭職凡六次,出知江寧府,離相位而去。次年二月,復相,終因與神宗不合,變法進展困難,一年不到,再次辭相,出判江寧府,退居江寧半山園。封爵荊國公。晚年好佛,閒賦以著述《字說》為娛,仍不忘變法。元豐八年(1085)神宗死,次年,哲宗改元“元佑”,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先後罷免役、青苗法。是年四月病逝。謚“文”,故史稱“王文公”。有《王文公文集》、《臨川先生文集》及《周官新義》、《詩義鉤沉》輯本等傳世,余佚。
曾鞏
曾鞏自稱“家世為儒”(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祖父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史稱鞏“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狀》中稱其“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而且記憶力超群,“讀書數萬言,脫口輒誦”。18歲時,赴京趕考,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並結成摯友。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並獻《時務策》。歐陽修見其文筆獨特,非常賞識。歐陽修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於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慶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長),只好輟學回歸故里,盡心侍奉繼母。曾鞏少年時與王安石為密友,登歐陽修之門以後,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當塗縣)司法參軍,以明習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五年,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並撰寫了大量序文。
熙寧二年(1069),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熙寧五年後,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為政廉潔奉公,勤於政事,關心民生疾苦。他根據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於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定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民眾擁戴。
元豐三年(1080),改任滄州(今河北)知州,途經京城開封時,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約為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為讚賞,留任為三班院勾判。元豐四年,朝廷認為“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任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同年九月,遭母喪,去官。次年,病逝於江寧府(今南京)。後葬於南豐源頭崇覺寺右。南宋理宗時追謚為“文定”,人稱“南豐先生”。
散文風格
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運動”,以革新六朝以來駢儷雕飾、專事浮華的文弊,建立嶄新的文風為號召,在文壇上蔚為一股風潮。宋代的歐、曾、王、蘇等文家,繼承唐代古文運動的傳統,更拓展了散文創作的領域,因此可說“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著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以下即分別擇要說明八大家的散文風格,並一一舉例,以略明其梗概。韓愈
韓愈為唐代古文運動健將,畢生以發揚儒家學說,排拒佛、老思想為己任,主張文道並重的散文。他的散文氣勢雄奇,語言精煉,筆力遒勁,條理明暢。如為了闡述從師問學及尊師重道之理而作的〈師說〉,文中反覆議論從師學習的必要性,提出「道之所存,師之所存」、「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等獨特的見解,其結構謹嚴、脈絡通貫,句型駢散兼用,筆法亦錯綜而變化多端,是論說文中的典範。另〈原毀〉也是韓愈極有名的論說體散文,旨在探究毀謗惡習的根源。文章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的修養作對比,從而析出今之君子的「怠」與「忌」,實為「毀」的根源。全篇逐層闡析,說理透徹,富於邏輯,遣詞用字雖平淺,卻頗有古勁之風。 〈送董邵南序〉是一篇為朋友送行而寫的「贈序」,但韓愈意在言外,旨在勸阻朋友遠行,因不便直說,故含蓄委婉地於文章中旁敲側擊,或以「古」「今」對比,或從「有合」之意轉折至「不合」。文雖不長,卻富於情理,極盡曲折跌宕之能事,可見得韓愈高奇的文才及風格。 〈張中丞傳後敘〉則是為了闡發和補充李翰所作的《張巡傳》而寫的史傳文章。韓愈以側面方式描寫,透過遺聞軼事,表達出張巡、許遠及南霽雲等人的愛國形象與堅強性格。全篇於敘中帶議,議論處理直氣壯,記敘處生動逼真,充分掌握了人物的精神,使原本瑣碎的材料能雜而不亂,讀來也能一氣呵成,是韓愈傳記文的力作。 韓愈除了擅長於立意說理的議論文之外,寫起感懷悼亡的抒情文章,也同樣哀惻動人。如〈祭十二郎文〉是韓愈為了自己情同手足的侄子韓老成遽逝而寫的悼亡之作。文中寫幼時孤苦相依的情景、聚少離多的感慨、生死無常的哀痛,皆屬真情至性之語,從肺腑中自然流出。全篇造語懇摯,不假雕飾而有無限悽愴的情韻。又如〈柳子厚墓志銘〉則是為好友柳宗元所寫的墓志銘。文章從柳宗元一生遭遇、為人、文章成就和兩人間的深厚感情著筆,對於柳宗元的坎坷命運寄予無限的惋惜與同情,對當時的世態人情,也流露出激情的感慨。全篇立意深切,情摯語真,文筆簡煉,其中亦可見韓愈為文犀利奔放的風格。柳宗元
柳宗元和韓愈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主要倡導者,文壇常以「韓柳」並稱,都是傑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文章風格雄深雅 永州八記健,峻潔精奇,為文勇於創新,尤擅長於山水遊記、寓言、傳記及議論體文章的寫作。在柳宗元的手中,「古文」寫作的技巧手法更為提高,表現藝術也更顯成熟。 首先,在遊記方面,以貶居永州時期所寫的〈永州八記〉為最著。這八篇遊記散文,各自成篇,但又互相連續,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畫長軸,把秀麗的奇山異水,描繪地形神畢肖。由於柳宗元此時身處懷才不遇的鬱悶中,故尋幽訪勝之際,每能獲得游心物外的理趣。如八篇之首的〈始得西山宴遊記〉,是寫柳宗元登臨游賞西山的過程中,所得到前所未有的心靈感悟,而之前因長期貶謫的鬱悶心情也一掃而空。作者將自己的心情與西山奇麗的山水風光結合,在情景交融的狀寫中,展露了自己「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的曠遠心境。全篇字琢句煉,筆調明快,而情思亦雋永遙深,讀來尤能令人回味無窮。又第三篇〈鈷鉧潭西小丘記〉,則寫鈷鉧潭西小丘景色的奇異,和它為人遺棄的遭遇,並從而寄託作者自身懷才不遇的感慨。小丘的被棄,正像是作者自己在宦途上的挫折,其境遇相似。但在買丘、賞丘的過程中,也意外得到豁然開朗的喜悅。這兩篇山水遊記,在清麗的敘事筆觸中,也寄託了作者的感懷,情景交融間,更有千般餘韻隱含其中。「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所窮」,予人廣闊無際的浩瀚情懷;「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則透顯出淒幽的情調。將豐富的感情與奇麗的景觀融為一體,使得文章富有詩情畫意的風格和意境,這也正是柳宗元山水遊記能獨步千古的原因吧! 其次,在寓言方面,柳宗元關心時政,為文常以「寓言」方式來揭露世態人情的流弊與病態,從而發揮諷諭或鑑戒的功能。篇幅雖多屬簡短,但含意卻深長。如〈三戒〉即為公認的名篇。〈三戒〉是以「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三則組成,皆以動物作為故事的主角。主旨是要諷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乾非其類」的人物,寓言中麋、驢、鼠三種動物都是作者刻意創造出來的,其構思巧妙、形象鮮明,文筆犀利,極具警世意義。另如〈蝜蝂傳〉則是一篇借用傳記方式來寄托諷意的寓言。蝜蝂善負、好上高、至死不變的行為,正像一些世人貪得無饜、至死不悟的貪婪本性。這也是一則短小精警、意味深長、耐人尋思的故事。至於〈種樹郭橐馱傳〉則屬於一篇寓言性質的傳記文章。文藉郭橐馱所述種樹之理,申說施政治民之道。雖是傳記,但人物、情節似實亦虛,在問答之中揭明植木之理,並繼而引申出為官之道。文章構思奇崛,立意深刻,蘊含濃厚的理趣。 再者,在議論文方面,柳宗元以睿智的眼光,立新題,寓新意,故常能發人之所未發。如〈捕蛇者說〉是透過捕蛇人之口,揭露賦斂之毒更甚於蛇的社會現實,對於當時民生的苦況,寄予無限的關懷與同情。捕蛇人對自家悲慘遭遇的傷心自述,是全文的重心,表現了人民百姓無奈的控訴。本文在寫作上與《禮記‧檀弓》「苛政猛於虎」立意相近,但規諷之意旨則更為深刻,文章波瀾也更顯得起伏多姿,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量。另外,〈送薛存義序〉一文中,柳宗元藉為薛存義送行的機會,於文中抒發為官之理,並以本文相贈,是一篇前議後敘的贈序文章。文中以為官吏應為人民公僕,應服務人民,而不能役使人民,否則可加以責罰、罷免。如此先進的見解,可作為研究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獻。其立意精警、義旨顯豁,是理長而味永的名篇。清代劉熙載曾將本文和韓愈的〈送董邵南序〉相提並論,以為〈送董邵南序〉「可謂變化之至」,而本文則「可謂精能之至」,指出本文內容精深獨到,語言精潔雋永的寫作風格。歐陽修
歐陽修在北宋文壇倡導詩文革新,是古文運動的領袖,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學主張。他不僅是古文家,在詩、詞、賦的創作 醉翁亭記上也極有特色和成就。歐陽修的散文平易流暢,清新自然,具有婉約含蓄之風貌。如其最有名的〈醉翁亭記〉,寫於貶知滁州之時,歐陽修寄情山水,從而領會到山水之樂、游宴之樂及與民同樂之樂。文章以「樂」字為主線貫串全篇,脈絡清晰,形成往復迴環的韻律,委婉含蓄地表現了自己以順處逆的怡然心境。全篇筆致清麗細膩,文詞練達,韻致無窮,是山水遊記的千古佳篇。 至於〈縱囚論〉則是歐陽修翻案文章中的名篇,旨在對唐太宗縱囚史事提出自己的獨特看法。既是翻案,文章勢必有破有立。文中除了駁斥唐太宗縱囚將致「上下交相賊」,其目的不過在於施恩求名,因此認為聖王治國應「本於人情,不立意以為高,不逆情以乾譽」,以建立常法。全篇剖事析理,縝密周到,透闢深刻,其逐層論辯,極能令人信服,如「刀斫斧截,快利無雙」(《古文觀止》吳楚材之評語),是一篇發揮雄辯之才的力作。 歐陽修除了是文學家,也是傑出的史學家。他所奉詔修撰的《新唐書》,及獨力撰述的《新五代史》,都是別具文學特色的史學名著。如〈五代史記一行傳敘〉是為了表彰在亂世中特立獨行、有益風俗教化人士所撰〈一行傳〉的序文。文中感嘆五代之世倫常敗壞、廉恥不復之際,其間能潔身自負之士鮮見於世。歐陽修撰史為揚善彰名,於殘闕史料中搜羅,而略可敘錄者僅得四、五人而已,從中可見歐陽修仿《春秋》筆法褒善貶惡、端正人心的批判精神。全篇文筆簡煉明淨,很能發揮序文鉤稽作意的功用。曾鞏
曾鞏的文章醇厚,頗有平和之氣,風格和歐陽修相近,古來並稱「歐曾」。曾鞏長於議論,為文講究布局章法,故結構嚴謹,條理清晰。如〈墨池記〉是藉王羲之墨池學書之事,來揭明「勉學」的主旨。文雖以「記」為名,但實際上是一篇議論文,勉勵學者應勤學苦練,深造道德。全篇即事說理,托物言志,在詰問轉折的語氣中,可得紆徐委婉的韻致,而其文字簡煉樸實,寄意淵雅深邃,讀來尤能發人省思。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所作文章多關於政令教化、經世致用。其學術根柢淵博,故為文文筆遒勁,思慮縝密,風格則剛峻峭拔。如〈游褒禪山記〉是一篇以議論說理取勝的山水遊記。王安石借游褒禪山為題,抒發游山探洞的感想與心得。全文先敘後議,結構謹嚴,從中寄寓了積極進取的襟懷和貫徹志向理想的精神,並勉學者應「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題發揮的遊記散文。就如同〈墨池記〉,本文由景生情,因事見理,全篇融情、景、事、理於一體,表現出宋代散文長於議論、結合敘議的風格特色。又如〈傷仲永〉也是一則敘議結合的短文。文章透過一個神童因失學而終淪為常人的故事,說明天賦並不足恃之理,並強調受教學習的重要性。文章或敘或議,皆有條不紊,深入淺出,尤其在精簡、樸質無華的文辭中,卻仍能富含警惕世人的深意。 另外,〈讀孟嘗君傳〉則是王安石在閱讀《史記‧孟嘗君列傳》之後所寫的一篇翻案文章。文從孟嘗君重用雞鳴狗盜之徒而使有志之士不至,因此無法得到真正賢才之理,駁斥孟嘗君能得士任賢的傳統說法。全文篇幅極短,但氣勢勁健,雄辯有力,可見王安石讀書能不拘於定見,並勇於提出獨特觀點的識力。 在政論文方面,〈答司馬諫議書〉是一篇就新法答覆諫官司馬光的書信。文中針對司馬光所指「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逐一提出剖析辨駁,並重申變法的決心。文章理足氣盛,在委婉和易的語勢中,卻充滿勁悍剛銳之氣,其推行新法的堅定決心,昭然可見,不但充分顯現了王安石的人格與風格,也證明了文章風格與作家個性人格兩者間的密切聯繫。 除了展現剛正性格的文章外,如〈祭歐陽文忠公文〉則是一篇較為柔婉,深具情致的祭奠散文。王安石和歐陽修在政治理念上的歧異,並未影響兩人之間的深厚交誼。在文中,對歐公的文章、氣節、功業、品德,皆推崇備至,並申一己嚮慕瞻依之情。語語發自心坎,一吟三嘆,極盡哀傷沉鬱的情思。蘇洵
蘇洵為文得力於《戰國策》、《史記》,故所為文簡直老練,頗有先秦古勁之風。由於長於史論、策論一類的議論文章,故文章之論點鮮明,說理透闢,如他著名的史論名篇─〈六國論〉,是藉戰國時六國因賂秦而自取滅亡的事例,以諷北宋當時對契丹、西夏納幣求和的屈辱政策,其主旨的言外之意,實在於鑑古諷今也。蘇洵以為六國滅亡之因主要在於「賂秦」,且「不賂者以賂者喪」,全文便以此為中心論點,各段緊扣此論點,從正反面多方逐層展開申論,其條理清晰,語言犀利明快,精煉準確,氣勢亦跌宕雄奇。就布局結構上,或就修辭手法上來說,本文都可謂為論說文的上乘之作。蘇軾
蘇軾一生的宦途雖坎坷,但在文學藝術上的成就卻是享譽千古的。他繼歐陽修之後,完成北宋的詩文革新,為文壇領袖,與其父洵、弟轍,並稱「三蘇」。蘇軾的思想氣度恢宏,才氣縱橫,詩、文、詞、賦、書、畫皆所擅長。其文章汪洋恣肆,清新自然,「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說〉),尤長於說理,舉凡論辨策議,皆有佳篇。如〈留侯論〉是蘇軾著名的史論,全篇以「忍」字貫串,評價張良的一生,並列舉史實,擺脫世俗陳見,翻出新意,指出張良之所以能建功立業,其關鍵在其「能忍」。文章圍繞「忍」字,展開層層論證,文勢往復曲折,立意奇穎,論點集中,頗能引人入勝,正表現出蘇軾為文氣勢恢宏的一面。取與同是翻案文章的〈縱囚論〉並觀,則歐、蘇這兩大文豪援古事以證辯的學養,勇於推陳出新的才識,皆使論文之中寓含理趣,尤其文章信筆揮灑,收放自如,更能展現兩人縱橫古今的深湛才學。再如〈教戰守策〉,為蘇軾策議類文章的名篇,充分顯現了蘇軾謀議時政的高遠識見與盡忠之忱。他在文中主張國家在承平時也應懍懷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讓民眾接受軍事訓練,學習戰陣的攻防技能。蘇軾在權衡北宋的國策與國勢後,而提出這般建言,實是有為而發。尤其全篇陳言剴切,觀點鮮明,析理透闢,深中時弊,文中有喻有證,在明快斬截的逐層論析中,語語精警,具有極強的說服力與感染力。 至於〈方山子傳〉一文,則是蘇軾文章中別具面貌的傳記作品。這是他為一位隱逸的友人陳慥所寫的一篇小傳,旨在表彰陳慥淡泊自守的高潔人品,也藉此流露出同為「不遇」的感憤。本文篇幅雖不長,但言簡意豐,有敘有議,在取材、寫作筆法及人物形象的刻畫上,皆可見其傳神之處。文末以「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作結,寄慨於嘆,更蘊生餘波蕩漾、含蓄不露的奇氣。蘇轍
蘇轍的個性沉靜敦厚,在其父兄的薰陶下,所作文章立意平穩,汪洋澹泊,語言樸實淡雅,如其為人。文學成就則以散文較高,尤其策論更是著稱於世。在記遊方面的作品則以〈黃州快哉亭記〉最具代表性。蘇轍作此其記,在闡發其兄蘇軾為亭命名「快哉」的深意,也藉慰解張夢得之餘,抒發自己坦然自適、隨遇而安的豁達心境。全文七處點出「快」字,圍繞「快哉」二字著墨,把敘事、寫景、抒情與議論鎔為一爐。其文筆秀傑灑脫,風趣悠遠酣暢,足見蘇轍汪洋澹泊,紆徐條暢的風格,翫味之餘,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 宋人李塗曾說:「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說的就是韓、柳、歐、蘇這四大家的文章風格各有異趣。但若具體概括而言,韓愈之文雄奇奔放,柳宗元之文雄深雅健,歐陽修之文委婉含蓄,曾鞏之文淳厚平和,王安石之之文剛峻峭拔,蘇洵之文古勁簡直,蘇軾之文汪洋恣肆,蘇轍之文汪洋澹泊。八家在散文創作上的成就極高,且異采紛呈,各樹一幟,反映出絢爛多姿的風格面貌。各人作品
韓愈
詩文作品《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原毀》《師說》《進學解》等其他作品雜文有《雜說》、《獲麟解》以及著名的《祭十二郎文》
柳宗元
詩文作品寓言故事《三戒》,《黔之驢》、《永某氏之鼠》、《臨江之麋》
哲學作品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永州八記》。其中包括《小石潭記》《始得西山宴遊記》《袁家渴記》《石渠記》《小石城山記》等。
歐陽修
詩文作品《醉翁亭記》,《鳴蟬賦》《秋聲賦》《與高司諫書》《朋黨論》《伶官傳序》《賣油翁》
蘇洵
詩文作品《六國論》《衡論》《辨奸論》《管仲論》《權書》等。
蘇軾
詩文作品《水調歌頭》,《浣溪沙》,《江城子》《蝶戀花》等;散文有《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平王論》《留侯論》《石鐘山記》《勛鹿記》等。
蘇轍
其他作品《欒(luán)城集》84卷,《欒城應詔集》13卷。
曾鞏
詩文作品《上歐陽舍人書》《上蔡學士書》《贈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
王安石
詩文作品《游褒禪山記》《傷仲永》《答司馬諫議書》。
巧記
韓柳是對好朋友,曾攜王歐訪三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