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概述
巴蜀文化華夏文化的一個分支。中國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慶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陝南、滇北一帶。傳說，早建有地方政權，至公元前316年為秦所滅。考古發現，商至西周時，蜀人與黃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後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 底缽等，雖具地方特色，但銅鏃、銅戈、銅矛卻為黃河流域常見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禮器與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於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後活動於盆地東部及附近地區。西周時，建有巴國，受蜀影響，始有較高水平的農業。後與蜀同時為秦所滅。代表巴文化特徵的有出土戰國時的圓刃折腰鉞，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銅容器。
巴蜀兩地相距較近，交流方便，兩地出現的船棺葬、扁莖無格柳葉劍、銅器紋飾中出現的虎紋則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徵。銅兵器和銅印上的各種符號可能是一種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與楚文化影響外，它還影響西南邊疆的少數民族。
在秦以後，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加速融合獲得新的發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後，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為天府之國。四川自古盛產蠶桑，絲織為中國之冠，漢時成都即成織錦中心。由於錦緞馳名，錦城成為成都的代稱。四川很早就發明鑿鹽井取鹵，打氣井取氣，燃煮滷製鹽，其鑽井技術為世界首創。蜀道難久為人知，但巴蜀創造的棧道卻是一種奇蹟。它不僅溝通與中原的往來，也是西南絲綢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藝術風格獨特。川劇是其特有的表演藝術，語言生活氣息濃厚，幽默風趣，尤以幫、打、唱緊密結合，川劇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講究吃的藝術，川菜特點注重調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蔥、蒜，味醇厚，人稱“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濃郁、綿醇爽甜。名酒有五糧液、瀘州老窖特曲等。
巴蜀文化四川盆地在地形上為“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故李白髮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這一封閉地形對巴蜀文化作為農業文明所必然帶來的封閉性肯定會有較大影響。但正是因為如此，又反過來激勵起巴蜀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和勇氣。於是，環境與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中有封閉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開放和兼容終於成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隴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北方的高山——秦嶺。但巴蜀先民以驚人的勇氣，創造了高超的棧道技術，打破了盆地地緣的封鎖，克服了狹隘的封閉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開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個美女的神話故事，就是上古時代開山通道進行文化交流的生動體現。棧道是巴蜀人的一大發明。司馬遷認為巴蜀“四塞之國”的封閉性是靠“棧道千里，無所不通”來達到開放的，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須開道，遇水必須造橋，古蜀先民為了突破封閉，在發明了棧道的同時，又發表了笮橋。笮橋即繩橋，有多種類型，至今尚可見到的藏區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岷山上的竹索橋，滇西北的編網篾橋，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橋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鐵索橋，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開放的智慧體現。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四川盆地雖為高山和高原所環抱，但山原之間的若干河谷卻成為巴蜀得天獨厚的對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礱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們穿行於橫斷山脈，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為古氐羌民族遷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劍門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隴，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漢中。而盆地以東的清江流域又北與江漢平原相通，南與湘西山地相連。正是依據這樣的地理特點，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東、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為薈萃農耕、遊牧文化的聚寶盆。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巴蜀文化與以下三方文化有明顯的交流與兼容：一為荊楚文化，是耕織結合、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詭浪漫，以《楚辭》為圭臬；二是秦隴文化，注意綜核名實，講究耕戰和商業；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禮，看重歷史，以《詩經》為準繩。巴蜀文化兼容了這三種因素：它接受荊楚文化而把《楚辭》發展為漢大賦；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學趨於發達；它接受秦隴文化而導致“隴蜀多賈”，工商業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滲透影響而外，主要表現在對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詔文化的輻射，還遠達東南亞大陸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元代的雙流人費著《歲華紀麗譜》曾說：“成都游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俗尚遊樂是巴蜀人的一大特點。所以，巴蜀很早就興起了旅遊習俗，到唐宋時達到頂點。以成都而論，全年的固定的遊樂活動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體出遊，並與歌舞娛樂、體育競技、商貿活動結合在一起，具有很豐富的文化內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險幽秀之稱：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劍閣天下險，夔門天下雄。經過當代的開發，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麗”的特色：九寨溝山水的神奇，黃龍山水的瑰麗，熊貓世界的趣，恐龍世界的奇，是今日旅遊者領略的最大感受。從線路上看，有西北線的九寨、黃龍、四姑娘山、貢嘎山，有北線的劍門蜀道，有東線的三峽風光，有南線的蜀南竹海風光和瀘沽湖探秘。整個巴蜀景觀布局疏密相間，如金線穿珠，珍珠滿盆，幾乎每個縣都有可供旅遊的景點。
巴蜀旅遊線最大的特色是雄險幽秀的自然景觀，往往包含著人傑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內涵。如：劍門蜀道具有豐富的三國蜀漢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則天故里的文化內涵；九寨黃龍一線，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國蜀漢文化的內涵；瀘沽湖具有“母系王國”的文化內涵；三峽一線則更是一個古代文化的寶庫。這是巴蜀旅遊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國蜀漢文化的中心遺蹟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劉備墓、祭祀劉備的漢昭烈廟和諸葛武鄉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們都用武侯祠這個名稱來代稱這幾處遺蹟。諸葛亮作為中國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萬世雲霄的崇敬，“武侯祠”這一稱謂，讓我們深深領略到其中歷史文化積澱的況味。從武侯祠出發，沿著當年劉備入蜀的路線，可以陸續拜謁大邑子龍廟、德陽龐統祠、綿竹諸葛祠、綿陽富樂山和蔣琬墓、昭化費禕廟和劍閣翠雲廊，北出漢中可到沔縣定軍山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們盡可以領略歷史淘盡千古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鐵馬金戈變為漁樵江渚的滄桑變化，從中受到啟迪和教益。
前後蜀時期是巴蜀歷史上繁榮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時代。永陵（王建墓）為我們留下了這一時代的歷史見證。永陵石棺上的廿四樂伎石刻是我們了解唐代音樂的極品，從中可體味清樂與龜茲樂相結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傳的情況。前蜀和後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誰寫下了留傳至今的《宮詞》，肯定可以引起在旅遊中探索的興趣。永陵是我國歷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經科學發掘的陵墓，可供遊人參觀，這更可以引起人們對於帝王陵寢秘密的興趣。
三峽風光的雄奇壯麗，舉世聞名，再加長江支流大寧河小三峽的青幽神秘，身臨其境，自會使人們充分體會到妙如仙境的峽中神韻。三峽庫區的考古發掘表明，三峽很可能是人類起源地之一，當我們領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時候，自然會引起我們對於洪荒遠古的無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豐富文化遺存，如豐都的鬼城、忠縣的石寶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寶庫白鶴梁，劉備向諸葛亮託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長我們的知識，啟迪我們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衝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當我們巡行三峽之中時，會對巴蜀人為什麼從來嚮往走出夔門做出自身心靈的闡釋。
位於長寧縣和江安縣的蜀南竹海面積有6萬餘畝，其中還有仙寓洞、龍吟寺等文化景觀，既是大自然的奇觀，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傑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發源於岷山的岷江，自古稱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發達起來的地方。這裡有人間仙境九寨、黃龍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臥龍大熊貓自然保護區和養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遺蹟，有全國唯一的羌文化風光。遊覽岷山，不僅可以使我們體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使我們領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態。只要我們把山川旅遊同文化旅遊結合起來，我們就必然會有一次與一次不同的新的收穫、新的感受。
詳解
對外交通
四川盆地雖為高山和高原所環抱，但山原之間的若干河谷卻成為巴蜀得巴蜀文化天獨厚的對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礱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們穿行於橫斷山脈，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為古氐羌民族遷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劍門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隴，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漢中。而盆地以東的清江流域又北與江漢平原相通，南與湘西山地相連。正是依據這樣的地理特點，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東、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為薈萃農耕、遊牧文化的聚寶盆。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巴蜀文化與以下三方文化有明顯的交流與兼容：一為荊楚文化，是耕織結合、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詭浪漫，以《楚辭》為圭臬；二是秦隴文化，注意綜核名實，講究耕戰和商業；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禮，看重歷史，以《詩經》為準繩。巴蜀文化兼容了這三種因素：它接受荊楚文化而把《楚辭》發展為漢大賦；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學趨於發達；它接受秦隴文化而導致“隴蜀多賈”，工商業繁盛。
文化輻射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滲透影響而外，主巴蜀文化要表現在對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詔文化的輻射，還遠達東南亞大陸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元代的雙流人費著《歲華紀麗譜》曾說：“成都游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俗尚遊樂是巴蜀人的一大特點。所以，巴蜀很早就興起了旅遊習俗，到唐宋時達到頂點。以成都而論，全年的固定的遊樂活動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體出遊，並與歌舞娛樂、體育競技、商貿活動結合在一起，具有很豐富的文化內涵。
巴蜀山川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險幽秀之稱：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劍閣天下險，夔門天下雄。經過當代的開發，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麗”的特色：九寨溝山水的神奇，黃龍山水的瑰麗，熊貓世界的趣，恐龍世界的奇，是今日旅遊者領略的最大感受。從線路上看，有西北線的九寨、黃龍、四姑娘山、貢嘎山，有北線的劍門蜀道，有東線的三峽風光，有南線的蜀南竹海風光和瀘沽湖探秘。整個巴蜀景觀布局疏密相間，如金線穿珠，珍珠滿盆，幾乎每個縣都有可供旅遊的景點。 巴蜀旅遊線最大的特色是雄險幽秀的自然景觀，往往包含著人傑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內涵。如：劍門蜀道具有豐富的三國蜀漢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則天故里的文化內涵；九寨黃龍一線，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國蜀漢文化的內涵；瀘沽湖具有“母系王國”的文化內涵；三峽一線則更是一個古代文化的寶庫。這是巴蜀旅遊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國蜀漢文化
三國蜀漢文化的中心遺蹟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劉備墓、祭祀劉備的漢昭烈巴蜀文化區域廟和諸葛武鄉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們都用武侯祠這個名稱來代稱這幾處遺蹟。諸葛亮作為中國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萬世雲霄的崇敬，“武侯祠”這一稱謂，讓我們深深領略到其中歷史文化積澱的況味。從武侯祠出發，沿著當年劉備入蜀的路線，可以陸續拜謁大邑子龍廟、德陽龐統祠、綿竹諸葛祠、綿陽富樂山和蔣琬墓、昭化費禕廟和劍閣翠雲廊，北出漢中可到沔縣定軍山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們盡可以領略歷史淘盡千古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鐵馬金戈變為漁樵江渚的滄桑變化，從中受到啟迪和教益。 前後蜀時期是巴蜀歷史上繁榮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時代。永陵（王建墓）為我們留下了這一時代的歷史見證。永陵石棺上的廿四樂伎石刻是我們了解唐代音樂的極品，從中可體味清樂與龜茲樂相結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傳的情況。前蜀和後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誰寫下了留傳至今的《宮詞》，肯定可以引起在旅遊中探索的興趣。永陵是我國歷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經科學發掘的陵墓，可供遊人參觀，這更可以引起人們對於帝王陵寢秘密的興趣。
三峽風光
三峽風光的雄奇壯麗，舉世聞名，再加長江支流大寧河小三峽的青幽神秘，身臨其境，自會使人們充分體會到妙如仙境的峽中神韻。三峽庫區的考古發掘表明，三峽很可能是人類起源地之一，當我們領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時候，自然會引起我們對於洪荒遠古的無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豐富文化遺存，如豐都的鬼城、忠縣的石寶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寶庫白鶴梁，劉備向諸葛亮託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長我們的知識，啟迪我們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衝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當我們巡行三峽之中時，會對巴蜀人為什麼從來嚮往走出夔門做出自身心靈的闡釋。 位於長寧縣和江安縣的蜀南竹海面積有6萬餘畝，其中還有仙寓洞、龍吟寺等文化景觀，既是大自然的奇觀，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傑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發源於岷山的岷江，自古稱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發達起來的地方。這裡有人間仙境九寨、黃龍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臥龍大熊貓自然保護區和養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遺蹟，有全國唯一的羌文化風光。遊覽岷山，不僅可以使我們體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使我們領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態。只要我們把山川旅遊同文化旅遊結合起來，我們就必然會有一次與一次不同的新的收穫、新的感受。
蜀道文化
四塞之國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為“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故李白髮出 “蜀道錦繡天府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這一封閉地形對巴蜀文化作為農業文明所必然帶來的封閉性肯定會有較大影響。但正是因為如此，又反過來激勵起巴蜀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和勇氣。於是，環境與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中有封閉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開放和兼容終於成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隴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北方的高山——秦嶺。但巴蜀先民以驚人的勇氣，創造了高超的棧道技術，打破了盆地地緣的封鎖，克服了狹隘的封閉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開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個美女的神話故事，就是上古時代開山通道進行文化交流的生動體現。棧道是巴蜀人的一大發明。司馬遷認為巴蜀“四塞之國”的封閉性是靠“棧道千里，無所不通”來達到開放的，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須開道，遇水必須造橋，古蜀先民為了突破封閉，在發明了棧道的同時，又發表了笮橋。笮橋即繩橋，有多種類型，至今尚可見到的藏區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岷山上的竹索橋，滇西北的編網篾橋，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橋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鐵索橋，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開放的智慧體現。
南方絲綢之路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蜀道文化
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同秦隴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北方的高山——秦嶺。但巴蜀先民以驚人的勇氣，創造了高超的棧道技術，打破了盆地地緣的封鎖，克服了狹隘的封閉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開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個美女的神話故事，就是上古時代開山通道進行文化交流的生動體現。棧道是巴蜀人的一大發明。司馬遷認為巴蜀“四塞之國”的封閉性是靠“棧道千里，無所不通”來達到開放的，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須開道，遇水必須造橋，古蜀先民為了突破封閉，在發明了棧道的同時，又發表了笮橋。笮橋即繩橋，有多種類型，至今尚可見到的藏區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岷山上的竹索橋，滇西北的編網篾橋，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橋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鐵索橋，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開放的智慧體現。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具有特色
巴蜀文化區域一、巴蜀文化地理區域
巴蜀是一種特定的稱謂，如今可簡稱為蜀，但在戰國以前，巴與蜀是分稱的，涇渭分明。“巴”的古義為“吞食大象的巨蟒”，中心區域為川東、鄂西地區，涵蓋陝南、漢中、黔中和湘西等地；“蜀”的古義為“葵中之蠶”，主要地理位置涵蓋四川盆地中西部平原地區。由是觀之，巴蜀的核心區域即為如今的重慶市和四川省。
二、基本形成過程
濫觴於商代，見名於春秋，主體氣質成於秦漢，巴的進取與蜀的兼容由此合二為一，秦漢以後逐漸融入中原文化，搖曳而生姿，經歷代而飄然不散，是一片可以遮蔽天空的星雲，和而未合，惜乎未能聚攏成星體，過去不能，現在不能，未來亦難能。
三、基本文化特點
1、總體上，巴蜀文化綿長久遠、神秘而燦爛，可坐享天成，亦可以行卒而生；可無為逍遙，更因刀劍而存。 2、文化上兼容儒釋道，以道，注川人風骨；以儒，舉川人仕進；以釋，去川人彷徨；進退之間，死生契闊。3、蜀人從容，卻含惰性；巴人明快，失之淺薄；瑰寶陸離，多附鬼氣；人文薈萃，最是詩人。
4、巴蜀之地向來稱為四塞之國，不可謂不封閉，然則多川匯流，昂然出三峽，成大江東去之勢，尖銳，奔騰，蒼茫，頗讓人喟然感嘆。
5、蜀中自古多才俊，蜀中自古少大將，多少豪情，多少志氣，都削成絲絲縷縷花絮，化作點點滴滴閒情，粘滿著春花秋雨，匯入大江大河，消失於無影無蹤。
四、巴蜀男人及女人性格特點
巴蜀男人——耿直而鬼馬，豪放而狡詰。既精明能幹又悠閒散漫，既敢闖敢幹又談玄說幽，固守於盆地之中皆是閒人，衝出夔門之外都是好漢。代表人物有鄧小平、蘇軾、司馬相如、揚雄、張大千、劉伯承、朱德、吳玉章、朱宣鹹、羅中立、盧作孚、黃繼光、邱少雲、巴金、陳毅、田亮、陳坤等。
巴蜀女人——伶牙俐齒，嫵媚多姿，勾人魂魄，蜀之溫婉渝之潑辣皆風情萬種，麻辣之間原來最是溫柔之鄉。代表人物有卓文君、趙一曼、王小丫、劉曉慶、蔣勤勤、張靚穎、陳小藝、張含韻、李宇春、鄧婕、陳琳、陶紅、于娜。
文化交流
巴蜀棧道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滲透影響而外，主要表現在對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詔文化的輻射，還遠達東南亞大陸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元代的雙流人費著《歲華紀麗譜》曾說：“成都游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俗尚遊樂是巴蜀人的一大特點。所以，巴蜀很早就興起了旅遊習俗，到唐宋時達到頂點。以成都而論，全年的固定的遊樂活動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體出遊，並與歌舞娛樂、體育競技、商貿活動結合在一起，具有很豐富的文化內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險幽秀之稱：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劍閣天下險，夔門天下雄。經過當代的開發，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麗”的特色：九寨溝山水的神奇，黃龍山水的瑰麗，熊貓世界的趣，恐龍世界的奇，是今日旅遊者領略的最大感受。從線路上看，有西北線的九寨、黃龍、四姑娘山、貢嘎山，有北線的劍門蜀道，有東線的三峽風光，有南線的蜀南竹海風光和瀘沽湖探秘。整個巴蜀景觀布局疏密相間，如金線穿珠，珍珠滿盆，幾乎每個縣都有可供旅遊的景點。
巴蜀旅遊線最大的特色是雄險幽秀的自然景觀，往往包含著人傑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內涵。如：劍門蜀道具有豐富的三國蜀漢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則天故里的文化內涵；九寨黃龍一線，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國蜀漢文化的內涵；瀘沽湖具有“母系王國”的文化內涵；三峽一線則更是一個古代文化的寶庫。這是巴蜀旅遊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國蜀漢文化的中心遺蹟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劉備墓、祭祀劉備的漢昭烈廟和諸葛武鄉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們都用武侯祠這個名稱來代稱這幾處遺蹟。諸葛亮作為中國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萬世雲霄的崇敬，“武侯祠”這一稱謂，深深領略到其中歷史文化積澱的況味。從武侯祠出發，沿著當年劉備入蜀的路線，可以陸續拜謁大邑子龍廟、德陽龐統祠、綿竹諸葛祠、綿陽富樂山和蔣琬墓、昭化費禕廟和劍閣翠雲廊，北出漢中可到沔縣定軍山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們盡可以領略歷史淘盡千古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鐵馬金戈變為漁樵江渚的滄桑變化，從中受到啟迪和教益。
前後蜀時期是巴蜀歷史上繁榮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時代。永陵（王建墓）為我們留下了這一時代的歷史見證。永陵石棺上的廿四樂伎石刻是我們了解唐代音樂的極品，從中可體味清樂與龜茲樂相結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傳的情況。前蜀和後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誰寫下了留傳至今的《宮詞》，肯定可以引起在旅遊中探索的興趣。永陵是中國歷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經科學發掘的陵墓，可供遊人參觀，這更可以引起人們對於帝王陵寢秘密的興趣。
三峽風光的雄奇壯麗，舉世聞名，再加長江支流大寧河小三峽的青幽神秘，身臨其境，自會使人們充分體會到妙如仙境的峽中神韻。三峽庫區的考古發掘表明，三峽很可能是人類起源地之一，當領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時候，自然會引起對於洪荒遠古的無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豐富文化遺存，如豐都的鬼城、忠縣的石寶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寶庫白鶴梁，劉備向諸葛亮託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長我們的知識，啟迪我們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衝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當我們巡行三峽之中時，會對巴蜀人為什麼從來嚮往走出夔門做出自身心靈的闡釋。
位於長寧縣和江安縣的蜀南竹海面積有6萬餘畝，其中還有仙寓洞、龍吟寺等文化景觀，既是大自然的奇觀，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傑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發源於岷山的岷江，自古稱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發達起來的地方。這裡有人間仙境九寨、黃龍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臥龍大熊貓自然保護區和養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遺蹟，有全國唯一的羌文化風光。遊覽岷山，不僅可以使我們體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領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態。
搖籃
錦繡天府從世界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巴蜀位於東亞大陸腹地的“兩河流域”——黃河與長江之間，而與巴蜀同緯度的西亞的美索不達米亞則位於西亞“兩河流域”之間的肥沃新月地帶，還有同緯度的北非尼羅河谷，它們都有相似的地理條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產豐富，都是人類古代文明的生長區。巴蜀地形複雜多樣，含盆地、平原、丘陵、山地、高原、高山諸種類型，大致可劃分為東西兩部分。
巴蜀東部地形為典型的發育完整、周延無缺的盆狀，四周為崇山所環繞，一般在海拔1000一2000米之間，少數可達海拔3000—4000米。中部盆底低下平坦，地質上乃古代一內陸湖盆，盆底大致可以廣元、雅安、敘永和奉節四地的連線為界，面積約17萬平方公里，形狀象個菱形的大盆。在盆地地貌圖上，以華鎣山、龍泉山為界，我們可以用筆劃出盆地內部西、中、東三個部分：
西為川西沖積平原，居於龍泉山以西，面積為90OO平方公里，是四川全省僅有的大平原。其中以岷江、沱江沖積成的成都平原為最大，為盆地中農產最盛、人日最密區域，古稱“華陽之地”，是巴蜀古文明興起的一個重要區域。中為龍泉山與華鎣山之間的川中方山丘陵，已闢為梯田、台地，是全省最大的農業區。東為華鎣山以東的川東平行嶺谷，由西山（華鎣山）、中山（銅鑼山）、東山（明月山）等大小20餘條條狀山嶺和丘陵台地相間排列而成。這裡的川江兩岸是古代巴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之一，也是巴蜀古文明興起的另一個重要區域。盆地內山地約占40％，丘陵占51．9％，平原占7．2％。因地形多樣，物產豐盈，資源豐厚，自然條件十分優越，自古以來即為農業富庶之區。“天府之國”的美譽，主要就是指的四川盆地。盆地四周高山連綿，為盆地與鄰接地區間的自然界線。盆地北緣為米倉山和大巴山，山外為漢水河谷盆地。盆地東緣為川鄂界上的巫山山脈，乃長江三峽所從出，其外為湖廣盆地，古稱雲夢澤。盆地東南緣為武陵山脈，山間為施南盆地，屬於湖北，以七曜山為川鄂分界線。正南緣為大婁山山脈，橫亘其外為雲貴高原。西南緣為大小涼山，山外為寧南高原。西緣為龍門山、邛崍山、夾金山和大相嶺，山外為青藏高原東麓和橫斷山脈南端。
盆地的特殊地理環境，對巴蜀文明的發生、發展和演變帶來強烈影響：一方面，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個地理單元，古稱“四塞之國”，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顯著的地方性，即古人所謂“人情物態，別是一方”。另一方面，由於盆地的地理位置正處於我國西部高原和東部平原的過渡地帶，處於北方的黃河流域和南方的長江流域的交匯地帶，這種東與西、南與北的交匯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來就致力於突破群山封鎖、開拓對外交流的奮鬥，使得巴蜀文化雖不可避免地具有農業文明的封閉性和靜態性，但它又明顯地具有對外努力開拓的開放性。在巴蜀地區，不僅由於環境的多樣化和兼容性帶來山林竹木、瓜果藥材、北粟南稻、桑蠶漆蠟等應有盡有，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巴蜀人巧思勤作、不畏艱險、勇於開拓、兼收並蓄等傳統的形成。只要跨出盆地，東出三峽，便與楚文化的孕育地江漢平原山水相通；北越秦嶺、大巴山，便與秦隴文化的中心關中之地嶺谷相連；走近西北，則與橫斷山脈的“藏彝走廊”路途相接。所以，司馬遷說：“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先民們以世世代代的努力突破了四周山地的阻隔，打通了若干條對外通道，促成了與四方的交通和經濟文化的交流，形成巴蜀文化善於兼容和開放的明顯特點。
巴蜀西部包括盆地西緣山地以西的高原和高山峽谷地區。西北為甘孜——阿壩高原，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東南一隅。發源於岷山高原上的岷江上游地區，古稱“江源”，是氐羌高原文化較早發展起來的地方，也是蜀文化的來源地之一。再往西則為我國西南橫斷山脈的北翼，山脊海拔均在4000一5000米以上。其中大雪山之巔的貢嘎山高達7556米，是四川第一高峰，白雪皚皚，冰川峰峽，被稱為“蜀山之王”。這裡山高谷深，嶺谷高差往往在2000—3000米以上，是全國地表起伏最懸殊的地區之一。從北到南的大雪山、邛崍山和大涼山等南北向山脈是四川東部和西部重要的地理分界線和農業分界線，東部和西部不同特徵的地貌、氣候、植被。農業和民族，均在這裡分界，表現出明顯的差異。
今天的重慶市和四川省境內大小河流約有1300餘條，其中流域面積在500—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30多條，主要有長江（又稱“川江”）、岷江（包括大渡河、青衣江）、沱江、嘉陵江（包括涪江、渠江）、金沙江（包括雅礱江）、烏江、赤水河等，都屬於長江水系，只有極西北的白河和黑河（墨曲）注人黃河。東部盆地所有水系都由南北兩方匯人長江，呈樹枝狀水網，流聚於盆底的最低部，全盆地的河流皆匯聚於長江，這是巴蜀文化具有強烈向心力的地理原因之一。
盆地內清河流的中下游與指曲山脈相關處，多成峽谷地形，這是巴蜀地理的又一個特色。如岷江婉蜒於龍門山脈褶曲的南端形成岷江小三峽；沱江中流橫渡龍泉山而成金堂峽；嘉陵江下流截斷瀝鼻、溫塘、觀音諸山而成嘉陵小三峽；長江重慶以下，有銅鑼、明月、黃草和剪刀四峽；奉節至宜昌，長江截斷巫山有著名的長江三峽：雄偉險峻的瞿塘峽、幽深秀麗的巫峽、灘多水急的西陵峽；在峽江最大的支流大寧河上，又有出峽復入峽、大峽套小峽的上游四峽和下游三峽，人們一般稱之為"小三峽”。巴蜀的眾多三峽，構成天府旅遊的突出特色和奇觀，這是大自然的恩賜。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巴蜀文化生長、繁衍的溫床，它不但造福於歷史，而且造福於今天，還將繼續造福於未來，直至永遠。巴蜀境域位於北緯30''上下，而世界同緯度地區的其他地區，如阿拉伯、伊朗、非洲北部及北美南部，正當北半球回歸高壓帶，氣流下沉，溫熱乾燥，莫不為沙漠橫亘區域。這些地方的古文明發生區域有如沙漠中星星點點的綠洲。而巴蜀境域則不問，這裡沒有同緯度其他地區的沙漠現象，而內部地形差異性極大，受不同季風環流的交替影響，表現為亞熱帶。暖溫帶、溫帶、寒溫帶等諸種氣候和動植物的多種生長類型，大致可劃分為東部亞熱帶濕潤氣候和西部高原冬乾夏雨氣候兩大類型。
東部盆地四面環山，冬季寒潮不易人侵，夏季焚風現象顯著，具有冬暖、夏熱、春旱，無霜期長，雨量充沛，濕度大，雲霧多，日照少，秋季多綿雨的特點。雅安一帶是全省雨量最多的區域，有“雨城”之稱，“西蜀天漏”就是形容盆地多雨的特徵。重慶市則因雲霧多而被稱為“霧城”。成都平原，古稱“廣都之野”，適宜於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生長，這裡自古即是山青水秀，蔥荔綠郁，夏無酷暑，冬無嚴寒，適於農耕的美麗富饒之地，故有“天府之國”的美稱。
巴蜀文化西部高原地形複雜，海拔懸殊，因而氣候變化很大，有多種類型，具有乾雨季分明、日照充足。氣溫年較差小而日較差大的季風高原型特點。高原南端的金沙江、安寧河谷地區緯度較低，海拔較高，加以北部群山阻隔，氣候獨具一做既有乾雨季分明的季風高原型特徵，又有冬暖夏涼、四季不鮮明的低緯度亞熱帶型特徵。巴蜀東部和西部不同的地形和氣候，帶來這裡生物圈內的兼容性和多樣性，其植物種類比整個歐洲還多，是珍稀動植物的寶庫。資源植物約有4000多種，其中珍貴的有古老的珙桐、連香樹和水青樹，有水杉、銀杉、冷杉、雲杉、銀杏等高大喬木，有古老的鐵樹——蘇鐵，有各種杜鵑和花楸，不同時令開不同顏色的山花，爛漫幽香。還有箭竹、水竹、方竹、筇竹等40多種竹類灌木層，是珍貴動物大熊貓食用的“糧倉”。遍布盆地中的楠竹、慈竹、白夾竹等則是幾千年來用作建築、農具、日用器物、工藝品、食品和燃料的取之不盡的寶庫。在今天，以已開發的占地6萬餘畝的蜀南竹海和正待開發的占地超過10萬畝的巴山竹海為代表的巴蜀竹海洋，又成為遠近馳名的旅遊勝地。不同門類的野生植物中蘊藏著極為豐富的經濟資源，其中單是各種中草藥就有約4000種，川貝、蟲草、川連、川芎、天麻、巴豆、巴戟天、蜀椒等藥材，多年來馳譽中外，至今在全世界的中藥市場上，仍以“川廣藥材”為其美稱。
巴蜀動物資源十分豐富，有脊椎動物1100多種，占全國總數的40％以上，列人國家保護的珍稀動物有55種。舉世聞名的大熊貓，今天主要生息在四川境內西北部的幾處自然保護區內。金絲猴是棲於樹上的“金髮女郎”，它的法國名稱叫做洛克塞爾安娜猴，是用一個俄國金髮女郎的名字命名的。扭角羚是森林、灌叢和草甸之間的遊民，角似羚羊但扭曲似牛，頭似馬但嘴有羊鬍鬚，肩似駝但尾似鹿，被美國著名動物學家夏勒命名為“六不像”。還有小熊貓則是大熊貓的親密夥伴。從歷史淵源上看，它們都是一百萬年到幾百萬年以前的古老動物，曾共同經受過第四紀冰川的嚴峻考驗。《華陽國志》記載古代巴蜀貢獻的珍稀動物有犀象、氂牛，還有山雞、白雉，其毛皮羽絨很早已被開發。至於大熊貓，因它只吃竹子，不傷生命，不獵食其它動物，故古代即作為和平使者的“義獸”，命名為“騶虞”，被人們視為神物加以保護。
優越獨特的生態環境為巴蜀農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很早興起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晉人左思《蜀都賦》曾生動地描繪巴蜀古代生態是“原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浸以綿雒，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桔柚之園”的理想的“農業國”。在巴蜀封域內，平原、丘陵主要為水稻土、沖積土、紫色土，是省內主要農耕土壤，是孕育巴蜀竹籬茅舍、流水潺潺繞屋的“林盤文化”的生長地。山地為紅壤、黃壤、棕壤，是主要的森林土壤，也是巴蜀“梯田文化”特色的孕育地。高山、高原廣泛分布的高山草甸土，適宜生長各種牧草和灌叢。最早的牧羊人——氐羌在遠古時代就已選擇岷山作為生息地，這裡也就成了巴蜀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華陽國志》記載巴地和蜀地不僅“土植五穀，牲具六畜”，而且是“桑蠶麻芒”等經濟作物的優良產地，是“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龜、巨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壁玉、金、銀、珠、碧、銅、鐵、鉛、錫、赭、堊、錦、繡、罽、氂、犀、象、氈、踴、丹黃、空青、桑、漆、麻、薴”等土特產品的優良產地，還是荔枝、芳蒻、香茗、給客橙等奇珍異果的生產地和巴戟天、蜀椒等名貴藥物的出產地。至今，巴蜀還受著這樣優越的自然條件和生產條件的恩惠。
今天的重慶市和四川省古稱巴蜀。大致說來，盆地西部和中部地區稱為蜀，盆地東部（即習稱的川東）地區稱為巴，而整個盆地連同周邊地區則又通稱為蜀。不過，巴蜀的地域範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一個歷史演變過程，這個過程是與巴蜀文化區以及歷代行政區劃的變動大體上相適應的。在戰國以前的歷史文獻里，巴與蜀是分稱的，不論在地域範圍、人類群體，還是在古國、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間都有著清楚的分野。到戰國時代的文獻中，才開始出現巴蜀合稱的記載，從地域相連的角度反映了巴與蜀文化和人類群體的交流融匯。
巴字的本義，按照東漢學者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原為“食象它（蛇）”，是一種吞食大象的巨蛇。此外還有一些關於巴字含義的不同解釋，但多無確據，沒有取得公認。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巴作為地域名稱，它的涵蓋面相當廣闊，其中心區是川東、鄂西地區，還北達陝南、漢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漢水上游地區，又南極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區。由於這一大片地域通稱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這塊土地上的各個古族也被通稱為巴，並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國、巴文化等概念。從這個意義上看，巴這個名稱包含有地、族、人、國、文化等多層次的複雜的內涵，是一個複合性概念。
巴作為地域、民族和古國的名稱，早在夏商時代就已著稱於世。在《山海經》這部“古之巫書”里，記載有夏代開國君主夏啟的臣子孟塗在長江三峽巴地主管神抵的事，又記載有“西南有巴國”的事。在其它古書里，還記載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廩君之巴，和川東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蠻）。巴國最初立國在漢水上源一帶，西周春秋時沿大巴山北緣向東發展，戰國時代南移長江流域，溯江而上進人川東今重慶地區，從此重慶地區便成為了巴國大本營的所在。以重慶市為中心的川東地區歷代通稱為巴，顯然是同巴國大有關係的。至於蜀字的本義，許慎《說文解字》解釋為“葵中蠶”，再從其它古代文獻綜合考察，蜀就是桑蠶，它是現代家蠶的直接前身。古代文獻中記載川西北陽江上游地區有蜀山，居住其地的蜀山氏曾與黃帝族通婚，表明最早的蜀族是從岷江上遊興起的。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蜀也是一個包含著地、人、族、國、文化等多層次內涵的複合性概念。在夏商之際，除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而外，在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漢中平原等地，還有並存於世而相互爭雄的蠶叢、柏灌、魚鳧等三代蜀王，他們族群不同，活動地域有異，卻都通稱為蜀，意味著蜀的地域範圍也是相當廣闊的。殷墟甲骨文中和西周甲骨文中多次出現有關“蜀”的記載，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北邊包括漢中盆地在內的古蜀國。正是這個古代蜀國，曾在商代創造過高度發達和輝煌的三星堆文明。從商周時代直到春秋戰國，古蜀國曾經幾次發生王權更迭。公元前316年巴、蜀統一於秦後，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個郡，而分別以巴郡和蜀郡為中心。這樣，以巴和蜀分別作為川東、川西的政治經濟中心的這個格局連同巴和蜀的名稱，便一同保存了下來。隋唐以後，巴和蜀雖然不再是郡、州、道的行政區劃名稱，但一直作為地區的代稱在各種場合被廣泛地加以使用，以致成為地域、人群和文化最重要的標誌，直到今天。
重慶有悠久的歷史，在春秋戰國時期曾經是古巴國的國都。在歷史上，它的名稱變化甚多，有過江州、巴州、楚州等名稱。隋初改為渝州，取意於古渝水（嘉陵江），重慶位於嘉陵江之濱，故名渝州，所以重慶至今仍簡稱為“渝”。北宋徽宗時改名恭州。南宋孝宗時，其第三子恭王趙悍封於恭州，後來孝宗禪位，恭王繼位為帝，是為光宗。光宗即位時，照例要將封地昇州為府，遂取名為重慶府。從此以後，重慶一名沿用至今，今則為直轄市名稱。初源於距今4500—3700年前的“寶墩文化”，標誌著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興起。在距今3000年左右出現了今成都市區內以十二橋木結構建築遺址為代表的城邑，在距今2000多年前蜀王開明尚在成都建立了蜀國都城。公元前311年秦國建成都城，是成都城市定型化的界標。從此，作為全蜀以至中國西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成都的城名和城址所在地一直沒有發生過變動。
從現有的各種資料看，作為城市的名稱，成都早在戰國時代就已見於記載，四川青川戰國船棺葬內出土的銅矛上鑄有“成都”銘文，稍晚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有“成都”的記載。歷史文獻記載中，《史記》和《山海經》都提到成都的名稱，這表明成都城名的來源是十分久遠的。“四川”這個名稱，始見於宋代。宋真宗鹹平四年（1001年）設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別為今成都、三台、漢中和奉節。這四路，一般稱為川峽四路，簡稱為“四川”。在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年）的詔書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詞，這是目前所見到的將“四川”作為行政區劃略稱的開始。這以後，宋代設有“四川宣撫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職，就是中央派駐川峽四路的官員，都將川峽四路簡稱“四川”。到元代就正式以“四川”為名，建立了四川行省。元代的中央行政機構叫中書省，各地直轄於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叫“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元代在宋代的川峽四路基礎上設四川行省，簡稱四川省，省治成都。從此“四川”一名沿用下來。1998年3月行政區劃調整，將四川分為今重慶直轄市和四川省。
淵源
中華文化的瑰寶從秦漢到近、現代巴蜀大地產生了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李白、蘇軾、張木式、楊升庵、李調元、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匠，在許多文化領域，諸如漢賦、唐詩、宋詞、蜀學、史學、道教、天文、易學等方面，都處於全國前列。巴蜀的文化和宗教，與齊魯的儒學、三晉的法學、荊楚的道家，共同形成了祖國古代文化的顯著特色。
巴蜀地區是西南絲綢之路的出發點和主經之地，自古與西南各族和南亞各國保持著密切交往，巴蜀文化影響了西南各族乃至南亞諸國，使巴蜀文化衝破了自身的地域特色進而具有大西南意義和國際文化交流意義。
“巴蜀文化”作為學術術語提出已近50年，郭沫若、衛聚賢、顧頡剛、徐中舒、蒙文通、馮漢驥、任乃強、繆鉞、張秀熟、鄧子琴等國學大師對巴蜀古史傳說、古代歷史、民族、學術、宗教和考古等方面進行開拓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劃時代的成果。在西南地區，四川大學素來是巴蜀文化研究的帶頭人，50多年來先後出版和發表了約450餘種論著，巴蜀考古也獲重大成果，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和研究，以成都“寶墩文化”命名的古城遺址發掘，三峽古人類遺址的發現，都凝聚了川大學人的心血，1999年川大師生對三峽李家壩原始人遺址的搶救性發掘，被評為該年度“十大考古發現”。博物館4萬餘件以巴蜀及西南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文物收藏，為研究工作提供了豐富的實物條件。
四川大學早在1991年即已成立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並接受邵逸夫捐款修1000餘平方的“中心”大樓。1997年開始的“211工程”，又將巴蜀文化研究列為重點建設課題。該中心與實體型研究所古籍所組合成四川大學巴蜀文化研究所，該所豐富的藏書和專職研究隊伍，為全面開展巴蜀文化研究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有中國古代史、考古學、專門史三個博士點和博士後流動站，為巴蜀文化高級人材培養提供了學術保障。
巴蜀古文明的起源和鼎盛
巫山猿人遺址1984—1997年在四川盆地東緣長江南岸的巫山大廟龍骨坡地點，經數次發掘，發現了早更新世早期地層里的直立人左側下頜骨、臼齒、上內側門齒以及大批哺乳動物化石和大量舊石器時代早期的石器。經研究，人骨化石代表一種直立人的新亞種——“直立人巫山亞種”，其生存年代距今200萬年左右。這是迄今為止在我國乃至亞洲發現的最早的人類祖先，它說明亞洲南部很可能是人類起源地之一，中國雲、貴、川地區很可能是解開人類起源謎團最有希望的地方。
“巫山人”是四川盆地東緣早期人類化石，晚期人類化石則發現於四川盆地西部。1951年在資陽黃鱔溪出土了被命名為“資陽人”的“新人”頭骨化石，它已較多地顯示出了蒙古利亞人種的特徵，屬於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種。據研究，資陽人系一中年以上的女性。一般認為，1951年發現的“資陽人”，和1980年在四川盆地南部發現的“筠連人”化石，都屬於“晚期智人”，距今5萬年至10萬年。
巴蜀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分布較為廣泛，迄今發現的主要遺址有：漢源富林鎮、資陽鯉魚橋、銅梁張二塘、成都羊子山、遂寧起郪口、安岳龍台、攀枝花回龍灣、重慶九龍坡、豐都煙墩堡等地點。這些遺址出土的石器類型各異，它說明在四川盆地各處活動的古人類，是不論活動範圍、經濟生活還是文化特徵都不盡相同的原始社會群體。
巴蜀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已發現兩百多處，如星羅棋布，廣泛分布。東起巫山，西至雅礱江、大渡河，北自閬中，南到長寧，其時代大致在距今8000年至4000年之間。不僅表明人們的活動範圍比舊石器時代廣泛得多，而且經濟文化生活也發生了普遍進步。
盆地東部有著名的大溪文化遺址。巫山大溪共發掘遺址500多平方米，墓葬208座，出土文物1700餘件。從大量出土文物的分析可知，這時雖然出現定居農業，但漁獵經濟仍是主要部門。陶器有黑陶，也有彩陶，表明同北方的仰韶文化互有影響。彩陶碗上有谷穗紋飾，表明稻穀是巴蜀主要農作物之一。玉製品很多，琢磨精細，光澤可鑑。另有象牙、獸牙及骨制裝飾品，還有人面玩具。大溪文化的年代，大致距今5300～6000年。
盆地西部主要有廣元營盤梁細石器遺址，這是新石器時代較早時期的文化遺址。綿陽邊堆山遺址是比成都寶墩文化遺址稍早的文化，其基本特徵顯現出邊堆山遺址與成都平原蜀文化有一定的承襲關係。
川西高原和山地則有安寧河谷的西昌禮州遺址、岷江上游汶川、茂縣、理縣等地20多處遺址、大渡河流域漢源的多處遺址、青衣江流域的天全、蘆山、夾江、峨眉等縣的30多處遺址。它們說明盆地西部邊緣和橫斷山脈，早有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在活動。
四川盆地內星羅棋布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為巴蜀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準備了基礎，創造了有利條件。
巴蜀先民同中華民族內部的其它民族一樣，曾經在豐富的歷史文獻中留下瑰麗迷奇的神話傳說和歷史傳說。
根據傳說，巴蜀皆為黃帝子孫，是高陽氏額領的一支，有著悠久而獨立的始源。
在蜀地，很早便有蜀王祖先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前後相繼的記載。大概說來，蠶叢、柏灌時代反映著採集經濟為主的生活，魚鳧反映著漁獵經濟為主的生活，杜宇則已進人以農業為主的時代，開明則成為拓地千里的強國。據羅泌《路史·餘論》說：開明氏共歷350年，至秦惠文王27年（前316年）而亡，則鱉靈建國相當於春秋中期。那么，春秋中期以前應是古蜀王祖先的傳說時代，其具體時限已無法知曉，我們只能大致看出蜀人先民由蠶叢時代的居於岷山石室，到柏灌時代的降居灌口（今都江堰市），再到魚鳧時代進人成都平原，杜宇時代就以大力發展農耕的長期歷史發展進程。而春秋中葉以後，特別是開明氏九世開明尚遷於成都後，蜀國才進人有世代可紀的信史時代。
巴與蜀大致以今天的涪江為界，涪江以東的部分四川省地和今重慶市的全部，為巴的範圍。《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記載，武落鍾離山（今湖北長陽縣）有巴氏、樊氏、KKK氏、相氏、鄭氏等五姓，五姓共約擲劍，唯巴氏子務相中石穴，共約乘土船，唯巴氏不沉，於是被立為君長，乃從夷水（清江）至鹽陽建國於夷城。這個故事來源於《世本》，應是巴族最古的傳說。川東的巴人以板楯蠻（賨人）最為有名。板槍是一種特殊木盾，故賨人又稱板楯蠻。至於巴人的統治者，則是宗姬的後代，稱為“巴子國”。巴子國在川東地區先後建有王都，即墊江（今合川）、平都（今豐都）、閬中、忠州、枳（今涪陵）。
近年來，在成都平原的新津縣龍馬鄉寶墩村、溫江縣萬春鎮魚鳧村、都江堰市大觀鄉芒城村、鄲縣三道堰古城村、崇州市元通鎮雙河村及隆興鎮紫竹村，先後發現六座古城遺址，並在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被命名為“寶墩文化”。這一系列發現為探索三星堆遺址文化的淵源提供了重要途徑，昭示著古蜀文明的起源。
六座古城都建在平原衝擊扇河流間的相對高地上，分布於古岷江幹道及其支流文井江河道旁。其中最大的寶墩遺址面積達66萬平方米。當時的經濟應已是定居農業為主，漁獵為輔的混合經濟。生活用具中的大量灰陶從考古學上反映出與中原龍山文化不同的特徵，而為蜀文化所獨有。六座古城的時代，在距今3700年至4500年之間，其文化內涵有互相繼承和連線的關係，最早的是寶墩遺址，芒城緊接寶墩晚期，雙河稍晚於芒城而接近於古城和魚鳧的早期。古城早期與魚鳧早期古貌接近，而魚鳧晚期則為諸遺址中最晚一期的文化，呈現出從寶墩文化向三星堆二期轉變的特徵。
成都平原古城址群的發現，使我們對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至夏商之際的文化發展線索有了新的認識。我們知道，文明的起源大體經歷了農耕聚落形態——中心聚落形態——都邑國家形態三大發展階段。農耕聚居形態大致相當於四川盆地內星羅棋布的諸新石器時代遺址階段，是向文明起源發展的準備階段。而中心聚落形態正與寶墩文化相當。城是中心聚落的重要標誌，而具有特殊意義的大型房屋建築的出現則標誌著蜀人酋邦的形成，也標誌著長江上游古文明中心的出現，這是古蜀文明的起源階段。寶墩文化的下限與三星堆文明一、二期相銜接，它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已出現都邑國家形態的三星堆三、四期文化的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使早期古蜀文明達到鼎盛。
至於盆地東部的巴文化區域何時進人文明時代，還是一個正在探索的課題。不過，三峽庫區內已發現新石器晚期遺址說明其文化也相當進步。在巫山縣雙堰塘遺址發現的早期巴的都城，則說明巴地在春秋戰國時期已進入了文明社會。
巴蜀地區古文明發展的鼎盛的標誌，是中外著名的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始於1929年，相繼在廣漢月亮灣和三星堆等地發現玉石坑和建築遺址。1986年7月和8月，震驚中外的兩個祭祖坑遺物相繼重現於世，被譽為“比秦代兵馬俑更加不同凡響的青銅文明的重大發現”。
三星堆遺存共分四期。最早的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其上源與寶墩文化相銜接。最晚的在商末周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化遺物在二、三期，時代距今4070—2875年，相當於中原的夏商、殷周之際或西周初期。這裡有由高大的城牆和深廣的城壕所圍繞的古城，古城面積達300萬平方米。城內外遺址群已出土數萬件青銅、玉石、象牙、陶器、漆器等珍貴文物。兩個祭祖坑內出土早蜀時期的青銅人立像、面像、頭像；神樹、龍、蛇、鳥獸；金面罩、金杖；玉石禮器璋、瑗、圭、壁、戈、矛、鑿；象牙和來自南方印度洋的海貝等稀世珍寶上千件。其中，有全世界最大的高達2．6米的青銅立人像，有造型奇特、眼球如圓柱狀突出的巨型青銅人面像（其中最大的寬達138厘米，高達64．5厘米，這也是當今世界上已發現的最大最古老的青銅人面像）。有金罩頭像，十分罕見。有全世界最長的金權杖，上刻有頭戴王冠的人像，象徵著君王的神聖與權力。青銅神樹高達4米，上有枝、葉、花果，枝間和枝頭立有十鳥，掛有龍、刀、劍等物，與《山海經》所記建本形象十分相似。
廣漢三星堆遺址是國內外罕見的重大考古發現之一，不僅為蜀文化的研究，也為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打開了新的寶庫大門。三星堆遺址加上成都十二橋發現的商周時期大型乾欄式木結構建築群和宮殿遺址以及成都羊子山發現的方形三層巨型祭祖土台遺址，充分表明古蜀都邑國家已經形成，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已經很高。這個與中原的殷商王朝同時存在的古蜀王國所創造的古老文明是巴蜀文化第一個光輝的高峰。它表明在多元一體的中華古文明中，古蜀文化是有獨立始源、獨立發展、獨具特色、璀璨多姿的一朵奇葩。同時，它出土的玉石牙璋、陶盉等源自中原二里頭夏文化，玉禮器和青銅禮器源自商文化，陶器上的紋飾如雷紋、重菱形紋來自商周文化，說明古蜀文明又是在中華民族古文明母體內受中原文化強烈影響和融匯而孕育出來的獨放異彩的一支地方性文明，早已與外界保持著交流渠道，絕不是一個封閉落後的盆地文化。
巴蜀的農耕與水利
都江堰離堆與寶瓶口“天府陸海”之稱是對巴蜀以農業為基礎的文明的特色的最好概括。
四川盆地，特別是川西平原的開發與繁榮是從水利開始，賴水利支撐的。成都平原是一個沖積平原，上古之時，河道不暢，洪澇成災，沼澤沮洳，原隰低卑。古蜀先民從岷山向平原遷徙，首要的任務是排澇排水，疏通河道，尋找安全的居住環境與適宜的農耕地。而這首先就要對川西平原水患的源頭——岷江水系加以治理。幾千年來，巴蜀農業都是把治水事業放在首位，出現了大禹治水、鱉靈開金堂峽、李冰建都江堰開成都二江、文翁治沱開湔江，和高駢改府河道這五次治水事業的高峰。加上近年來治理成都府河和南河的綜合整治工程，一共是六次高峰，這充分體現了水利對於巴蜀農業發達的極端重要性。
西蜀是夏禹文化的起源地，中華民族古代最大的治水英雄大禹即生於陽山，出於西羌。《史記·六國年表序》說：“禹興於西羌”。諸多史籍都記載禹生於汶山郡廣柔縣的石紐，傳說其母有萃氏女修己因吞神珠薏苡感孕剖脅而產禹，故其地名刳兒坪。今北川縣、汶川縣和理縣乃至都江堰市的龍池都有“石紐”和“禹穴”的紀念地。北川縣禹里羌族鄉有石紐山，上有漢隸“石紐”二字石刻，傳為揚雄所書。楷書“禹穴”二字為唐李白手跡，篆文“禹穴”不知書自何人。汶川縣飛沙關也有“石紐山”紀念地，刻有“石紐山”三字石刻，字跡蒼勁古樸。山上有刳兒坪岩洞，刻有“禹跡”兩字。在理縣的汶山寨也有石紐山，懸岩絕壁上刻有“石紐山”三字。總之，在汶山郡的範圍內有很多大禹出生的紀念遺蹟分布。
禹娶於塗山氏，在巴蜀安了家。在四川盆地內，現有兩個塗山。一是重慶市巴縣的塗山，一是理縣通化的塗禹山。雖不可確指，但說明了西羌人的夏禹部族與土著塗山氏部族聯盟的形成。
大禹治水是從岷江開始的。“峨山導江，東別為沱”，是大禹治水的方略。先治岷山，“隨山而導之”，“然後循水而導之”，“以察地勢之高卑而蓄泄之”（《崔東壁遺書·夏考信錄》）。疏導岷江，分別其支流向東泄洪，叫做“東別為沱”。這種辦法在岷江試驗成功了，就推向了全國，擴及九州。禹可以說是山與水環境綜合治理的第一人。
開明氏鱉靈治水、開金堂峽是第二次高峰。杜宇望帝時，岷山及其支脈玉壘山發生大洪水，望帝無法治理，特請其相鱉靈治水，決開玉壘山，鑿開金堂峽，用“東別為沱”的辦法使洪水進人沱江。鱉靈治水成功，杜宇只好讓位於鱉靈，是為開明。
近年的考古成果證明，古蜀治水工程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開始了。如成都方池街和成都軍區第三招待所遺址的籠絡卵石埂護岸工程，撫琴小區和指揮街遺址的木樁排列壩體工程，都是古蜀治水事業的先聲，先民累代勞作的業績。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古蜀先民治水的最偉大的成果，是世界水利史上無壩引水自流灌溉工程的典型，是世界水利工程中歷時最悠久、設計最巧妙合理、灌溉面積最大、使用時間最長而又連綿至今、綜合效益最高的古代水利工程。這項工程是由蜀郡守李冰領導的，大約在秦昭襄王時期。他勤於王事，卒於任所，死後葬於他治理過的洛水即石亭江出山水口高景關之側，今什邡洛水鎮章山有他的墓園。1974年從都江堰渠首魚咀外側江底挖出一尊漢靈帝建寧元年（168年）所造的李冰石象，表明對李凍的崇敬並視為江神是從秦漢時代就已經開始了。
都江堰渠首樞紐工程以都江魚咀，飛沙堰和寶瓶口三部分為主幹。魚咀的作用是分流引水，控制岷江由峽谷進入平原的咽喉。在平原入口處江心河床上用竹籠盛石累成形同魚咀的沙洲長堤，把岷江分為內外二江。內江用途是引水灌溉，流出都江堰後變為平原上多支分流的扇形水系，起著最主要的灌溉作用。外江則用於排洪，其水部分流入沱江。緊接魚咀之後是金剛堤，堤的尾部築有飛沙堰，它的作用是泄洪排洪。距飛沙堰200米處是寶瓶口，是由人工開鑿出來的“離堆”，控制內江流量，使其內江進水量恰可供下游灌溉之用。如內江水量過大，則寶瓶口可起控制抬高水位的作用，使水越過飛沙堰泄人外江，保持水量的平衡。飛沙堰還起著利用江水直衝離堆而產生的橫向漩流的力量自動橫向排沙，向外江方向排出洪水中大量沙石的作用，據測算最多時可自動排出沙石98％。蜀中先民創造的這一水利工程的奇蹟，是使得內江和寶瓶口以下渠道不致被沙石淤填，使得都江堰渠首工程不需用大量人力清淤就可以連續使用數千年的重要保證。為了觀測水位，李冰立了三個石人於水中，“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水經注·江水》），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則。李冰還採用了竹籠裝石技術作為築堤護岸實施歲修的手段，這種以多層竹籠卵石來減輕水勢的以柔克剛辦法一直使用了兩千多年。為調節內外江流量的合理分配，李冰還發明了榪杈與羊圈調節水量的技術，這種技術也一直使用了兩千多年，起著水閘的作用。據傳李冰根據治水經驗還總結出了都江堰維修原則的“深淘灘，淺包堰”的六字訣，至今惠益成都平原水利系統。後人將六字訣發展為治水三字經60字，刻在紀念李凍的專祠二王廟的牆壁上，這是兩千多年治水經驗的結晶。
成都二江（府河和南河）是成都城市的生命線，是成都文化萌芽和濫觴的搖籃，其開穿治理成功也是李凍的功勞。《史記》載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司馬遷盛讚他引水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直到今天，都江堰灌區已擴大到一千萬畝以上，都江堰和二江還仍然是成都城市生態、生產和生活的命脈。因其嘉惠後人，對城市起著因水而生、因水而榮的巨大作用，二江被歷代文人讚譽為“錦江”。
後人為紀念李冰及其子二郎治水的功勞，在都江堰修建有“二王廟”，在四川各地建有“川主廟”，把李冰尊奉為“川主”。今阿壩羌族地區有二郎為羌王的傳說，李冰父子也可能是羌人，至少都江堰的修建是羌族與漢族先民聯合開發的結果。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促成了巴蜀地區秦漢時期農業的高度發展，漢景帝時，蜀郡守文翁又在灌口分流，實施分內江水為蒲陽河，灌溉今天彭州一帶土地的水利工程，擴大了都江堰的灌溉面積，灌口也因春耕時需水如金，被叫做“金灌口”。漢代的成都平原由於灌溉的保證、鐵器的使用等因素的綜合作用，農業生產水平有了長足的進步，農產量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水稻畝收可達30斛至50斛，大約相當於今天畝產780斤至1160斤，而當時全國中等土地種栗，一般僅得三、四斛，其糧食畝產量僅為成都平原的十分之一。
在漢代四川畫像磚上，對於農業生產有生動的反映。再加各種陶俑和陶塑，則是巴蜀園藝、畜牧、家畜、養魚等副業發達的文化反映。這與《華陽國志》說：巴郡“土植五穀，牲具六畜”、蜀郡“山林澤漁、園囿瓜果，四節代熟，靡不有焉”的文獻記載，正可互相印證。
巴蜀農業在唐宋時期仍保持著“天府之國”的地位，享有“揚一益二”的美譽。唐人陳子昂說：“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寶，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在唐代，劍南西川是全國諸州中最富庶的地區，是唐朝的重要財源地，在安史之亂之後，劍南西川和東川的稅收財賦占唐朝國庫收人的三分之二，可見其在全國經濟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說它是聚集了天下珍寶的“國家之寶庫”，是“人富粟多，可兼濟中國”的糧食基地，應該不是虛譽。宋代的巴蜀農業發展程度不低於唐代，仍然是全國最重要的稻米產區“蜀地膏腴，畝千金，無閒田以葬”，（《宋史》卷344（王覿傳》）。南宋時期，川峽四路負擔全國軍糧總數的三分之一，僅由此就可見巴蜀糧產之豐富，府庫之充溢。
德陽出土的畫像磚《播種》經濟作物在唐宋時有新的發展，甘庶、荔枝、茶葉、藥材、柑桔等是巴蜀著名的物產。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名句，寫的就是楊貴妃在長安要吃涪州城西五十里荔枝園產的鮮荔枝的故事，當時成都、江州、戎州、瀘州均產荔枝，聞名全國。甘庶生產的庶糖已成為巴蜀向朝廷的“土貢”。遂州還生產冰糖，當時稱為“糖霜”，遂寧人王灼有《糖霜譜》專門記述遂州甘庶生產的經驗。唐宋時的巴蜀是全國著名藥材產地，其中彰明（今江油縣）是馳名全國的附子生產基地，楊士惠專門寫有《附子記》記述彰明附子生產情況。柑桔種植遍及四川盆地，以川東北果州（今南充）、利州（廣元）、梓州（三台）所產最為有名。園藝名產則以彭州所產牡丹為最，號“天彭牡丹”，陸游專門寫了《天彭牡丹譜》，稱彭州牡丹“近百種”，“紅花最多”，以“狀元紅”為第一。據《成都記》說：“彭州牡丹在蜀為第一，故有小洛陽之稱。天彭謂之花州，牛心山下謂之花村。”至今，彭州市丹景山牡丹仍為全川第一，每年都舉辦牡丹花會。
因四川盆地丘陵和山地甚多，巴蜀先民很古就開始修築梯田。漢代畫像磚里有水稻梯田模型，說明梯田在秦漢時已是巴蜀人在山區種水稻的一種重要方法。宋代巴蜀人叫梯田為“雷鳴田”。這個名稱有兩種來源，也反映了梯田的兩種類別。一種是說“雷鳴田，蓋言待雷鳴而後有水也”。就是靠春雨雷鳴養水的冬水田。另一種則是引用山泉水層層灌溉的雷鳴田，因其高田水層層流人低田而響聲似雷鳴而得名。范成大在川東所寫的詩句：“人間只見秧田潤，喚作蟠龍洞裡泉。”“舊雨雲招新雨至，高田水入下田鳴。”就是寫的山泉雷鳴田。
林盤是川西平原農家一大特色。川西農家村落甚小，更多的是單家獨戶，門前流水，舍南舍北則為茂林修竹環繞，茅屋掩映於竹林之中，故范成大說川西“家家有流水修竹”。川西稱這種流水修竹之家為“林盤”。每家擁有“林盤”一座，既美化環境，又是副業手工業的原材料。這種林盤特色至今仍在川西各地保持著，正如范成大在《吳船錄》中所描繪：“一路江水分流，入諸渠皆雷轟雪卷，美田彌望”，“流渠湯湯，聲震田野，新秋勃然郁茂”，“所謂岷山之下沃野者，正在此”。
巴蜀的宗教
青城山山門張陵（34—156年）是沛國豐（今江蘇豐縣）人，自幼熟讀《老子》，年輕時曾任巴郡江州（今重慶）令，受到巴蜀“仙道”、“鬼巫”一類宗教習俗的深刻影響。後來，張陵棄官入洛，又輾轉入蜀，在西蜀鶴鳴山（今大邑縣境內）學道，於漢安元年（142年）在這裡創立“天師正一盟威”之道，一般都簡稱為天師道，這也就是後來傳遍全國的道教。
從學道到創道的過程，是張陵為道教作理論準備和創教實踐的過程。他造作道書24篇，完成了道教的神學思想體系；他選擇疊幽擁翠的青城山作為“靜思精至”、“整理鬼氣”的創教傳教基地；他改造巴蜀原有仙鬼巫術，建立神系、宮觀組織、教區組織和齋戒儀軌，其中最主要的是創立教區組織“二十四治”。初期的24治全在四川盆地西部，以陽平治（今彭州）為中心，鹿堂治（今綿竹）和鶴鳴山治（今大邑）最為重要。天師道後來分化很多，南北朝時，南朝有南天師道，北朝有北天師道。巴蜀本土的天師道的發展衍變也不絕如縷。三國時代，張陵之孫張魯憑天師道“雄距巴、漢垂三十年”。成漢時，李雄的國師範長生以青城山作根據地，率千餘家傳道，被尊為天地太師，後人在他的舊居建有長生宮。唐玄宗時，為解決山下飛赴寺僧人強占青城山道觀“天師洞”的糾紛，下詔“勿令相侵，觀還道家，寺依山外舊所，使道佛兩所各有區分”，並刻石於碑，這就是著名的《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書碑》，今仍立於常道觀的三皇殿中。
五代前蜀時，道教著名領袖杜光庭定居青城山白雲溪清都觀，即今祖師殿，主持青城山及全蜀教務，著書立說，為道教理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被譽為“扶宗立教，天下第一”。傳說明代張三豐曾住成都二仙庵，張三豐為武當山道教南派，因此巴蜀地區武當派頗盛，真武宮觀也很普遍，以宜賓市翠屏山的真武宮觀群最為著名。清代康熙初，陳清覺自武當山來青城山傳全真龍門派，後來又主持二仙庵，使道教再一次興盛。
青羊宮原名青羊肆，是成都城內最著名的宮觀。相傳是老子出關見關尹之處,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改為青羊宮.宮內收藏有木刻《道藏輯要》板片,是研究道教的重要文物資料.宮內現存兩尊銅羊(俗稱青羊)以及八角亭、呂純陽石刻等著名建築.
四川道教石刻為數不多,整個盆地內共有28處,其中以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最為系統和完整。佛教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宗教，根據近年的研究和考古發現，佛教傳人我國的途徑是多源的。印度、中亞和西亞同我國古代的聯繫主要通過西域、南海，和滇緬五尺道、氂牛道三種途徑。古巴蜀位於這三條途徑的交匯點，因此特別體現了佛教南傳與北傳在這裡交匯的特點。近年來巴蜀地區發現不少東漢晚期的佛教造像．綿陽何家山1號崖墓出土搖錢樹上的銅鑄佛像，樂山柿子灣1號崖墓和麻浩一號崖墓的石刻佛像,什邡皂角鄉東漢磚石墓出土的畫像磚上的佛塔與菩提樹,宜賓黃塔山東漢墓出土的一尊坐於青獅上的佛像，彭山縣東漢崖墓中的搖錢樹陶座上的坐佛與侍者像，樂山西湖塘出土的施無畏印陶俑．忠縣蜀漢墓出土三株搖錢樹上鑄有14尊佛像。此外．還有流失到日本的幾尊搖錢樹佛像.除了佛像以外,還有一些與佛教有關的造像，如西昌以及綿陽何家山二號墓出土搖錢樹西王母額中有小圓圈，似為佛教白毫相特徵。搖錢樹上常見蓮花、羽人與西王母相伴，這是佛教傳入初期仙佛相混的特徵。
這些考古材料證明，早在東漢時期，佛教已傳入巴蜀。而同一時期中原地區至今還未見東漢佛像遺物和佛塔痕跡，但巴蜀地區卻在搖錢樹和畫像石、畫像磚上大量湧現，這必是佛教已有了較長時間傳入過程，才有可能反映在藝術形象上。其傳播途徑，顯然不是經過西域——中原的途徑輸入，而是從南方傳入的。這是我們目前已知的佛教南傳入中國的最早的實物證據。
眾多的禪林古剎，構成巴蜀文化的一大景觀。南北朝以來，巴蜀高僧大德倍出，伽藍古剎雄視，歷代皆有傳承。尤其是唐代以來，在中國固有文化基礎上，佛教的禪宗對巴蜀影響極大。禪宗所倡導的叢林制度也是在巴蜀地區完善和光大的，禪林在巴蜀成為了佛寺的主流。巴蜀作為禪宗的重要陣地，產生了一大批傑出人物，如唐代修禪十大家中就有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五家是巴蜀人，在全國禪宗內力量最為雄厚。宋代時，巴蜀禪宗在全國已占絕對優勢，並形成了自身的傳承系統。故佛學界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禪，言禪者尤不可不知蜀”之說。四川的寺院叢林與四川禪宗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巴蜀地區的著名彈林寺院有成都的昭覺寺、大慈寺、文殊院、寶光寺，梁山（今梁平）的雙桂堂，遂寧的廣德寺，內江的聖水寺，重慶的華岩寺等。
南北朝時期，佛教由南北交錯傳來遍及巴蜀盆地，摩岩石刻造像遍布川中。廣元千佛崖有北朝造像，茂汶、西昌、成都萬佛寺與龍泉山北周文王碑都有南朝和北朝的石佛像，表明佛教傳播已甚為廣泛。到隋唐以後，北傳禪宗與南傳密宗在巴蜀地區交匯，現存唐代巴蜀石刻佛像百餘處所見者多為北傳，而在安岳、樂至、樂山龍泓寺、夾江千佛岩、邛崍、昭覺等地則又能見到唐代密宗佛像。大足寶頂山大佛彎還有宋代趙智鳳所集中雕造的迷宗柳本尊故事,是傳承一行法師的"法密".這些密宗造像淵源多為南傳。南傳與北傳佛教在唐代以後的巴蜀出現了斑爛駁雜、複雜交流的局面，使巴蜀成為我國佛教石刻造像最多的省份，其分布之廣，造像之多，題材之富，技術之精，為全國所僅見。直到今天，四川盆地中廣元的千佛崖和皇澤寺，巴中的南龕和水寧寺，安岳的千佛寨、玄妙觀、臥佛院、華嚴洞、毗盧洞，大足的北山、南山、寶頂山，邛州的花置寺，大邑的藥師崖，夾江的千佛崖，蒲江的飛仙閣等地的佛教石刻造像仍然保存完好，名揚遠近。
在眾多的石刻造像之中，巴蜀又是名副其實的大佛之鄉，全川高度在10米以上的大佛共有20座之多。
樂山凌雲寺大佛通高71米，頭高14．7米，足背長11米，赤足上可圍坐百人。始建於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完成於唐德宗貞元九年（803年），前後歷時90年，經過唐代高僧海通禪師、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等累代修築，才成了今天這樣的規模。
潼南馬龍山臥佛是全國第一大臥佛，獨占山峰的半壁岩面，長達36米，卻只刻了佛的上半身，下半山與山體結合，隱於祥雲霧靄中，可謂匠心獨運。
安岳臥佛全長23米，在八廟鄉臥佛溝。在經窟上刻滿了佛經，共有131平方米，約26萬字，是一座罕見的唐代石刻經庫。
榮縣大佛是我國第二大佛，也是第一大釋迦佛，通高36．67米。過去的榮縣大佛是全身貼金的，在陽光下金光閃耀可達數里，可惜1943年被當時的地方官將貼金取掉，這種光彩奪目的奇觀遂不復得見。
風俗百態
彝族火把節四川和重慶這種民族分布格局是經過幾千年的交流融合、遷徙定居、相互依存、發展演變的過程而形成的。在長期的民族交流的歷史過程中，巴蜀文化形成了自身的地方特色和巴蜀人的特色。這一過程同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與規律是一致的，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生息繁衍過程的一部分。從古及今，凡從外地入蜀的文化人最強烈的直觀感受，就是蜀人、蜀地均與其它地域有所不同。西晉裴秀的《圖經》說巴蜀是“別一世界”，杜甫人蜀稱蜀人為“新人民”，認為蜀地“異俗嗟可怪”。抗戰時期入蜀的學者有感於古蜀國文化遺物的特異，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專門概念。這些都說明組成巴蜀人的民族成分和它們的習俗確有其特異之處。對巴蜀人而言，這叫做“個性”，對文化習俗而言，這叫做“川味”。
今天四川盆地內的漢民族已經過歷史上多次的變易，它的最初來源可追溯到古蜀人和古巴人。古蜀人，特別是古蜀國的主體民族蜀族，很早即與中原地區有文化上的同源關係。《世本》、《史記》和《華陽國志》等史籍均認為蜀之先源於黃帝，是黃帝族降居若水（雅礱江）和岷江上游的昌意——高陽一系的後裔。岷江上游乃至雅礱江一帶，從先秦開始便是氐羌系的民族所居，也是氐羌系民族從北向南遷徙，乃至濮越系的民族從南向北遷徙的走廊地帶。這一帶至今仍是藏、羌、彝、普米等藏緬語系民族的大本營。黃帝之子昌意是同這一帶的蜀山氏聯姻的。氐羌系的夏禹也是高陽氏之後，“禹興於西羌”，也是興起於這一帶而同巴地的塗山氏聯姻的，直到夏末，桀還與岷山二女碗和琰保持著部族聯盟關係。蜀的始祖蠶叢氏“始居岷山石室中”，也是在陽山上遊興起的。漢代的蠶陵縣，即今疊溪，就是蠶叢氏的根據地。根據史書的說法，蠶叢氏逐步南遷，到灌口（今都江堰市）出現了第二個蜀祖柏灌氏。發展到魚鳧氏時代則已進人成都平原，今溫江縣有魚鳧城故址。取代魚鳧氏的杜宇氏
苗家迎客巴人與蜀人同囿，亦是黃帝之後。巴人中居統治地位的王族宗姬之巴，是中原華夏族系的一支。其它則有濮、等屬於百濮系統的少數民族服屬於宗姬之巴，故而揚雄《蜀都賦》說：“東有巴賈，綿亘百濮。”左思《蜀都賦》說：“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
巴人中的凜君蠻、板循蠻來源很古，也應屬於百濮系統，後來都逐步融人盆地的漢族中，其中的一大支則成為今土家族的先民。大約在隋唐時期，今天四川地區各民族大體形成。他們與漢民族一樣，都是巴蜀地區歷史文化的創造者。到明清時期，四川盆地內的漢族與盆地周邊的少數民族聚居的格局逐步突顯出來，成為今日四川和重慶民族分布布局的雛型。
藏族在四川境內有80多萬，主要分布在甘孜、阿壩和涼山州的木里藏族自治縣。藏族的族源是多元的，主要來源於古代的羌人。今川西北高原上，從漢到唐有越羌、白馬羌、廣漢羌、參狼羌、武都羌、旄牛羌等大小不同的羌族部落，是四川藏族的主要族源。四川藏族地區稱為東部康區。“康”是藏語“喀木”（即“邊地”）的音譯。今四川的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至西藏的昌都一線，歷來是康區傳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核心地區，是連線我國西南和西北地區的樞紐。由於康區位於西藏的東南邊緣，使它成為漢藏文化接觸交融和內地與西藏經濟貿易頻繁往來的通道，是甘、青、川、滇通行的民族走廊中眾多民族南下北上遷徙的必經之地，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由於康區位於東部巴蜀文化與西部西藏文化交匯的位置，因而又構成了四川藏族在經濟、語言、文化上不同於其它地區藏族的特點。這裡，歷史上有過數度繁榮的“茶馬互市”，被譽為第四條絲綢之路——“麝香——絲茶之路”。這裡的宗教文化也很有特色，喇嘛教的各種教派並存，有寺廟800多個。既有馳名中外的格魯派三大印經院之一的德格印經院，又有本波（黑教）的最高寺院和學府的土多寺、著名的寧瑪（紅教）寺院噶拖寺、噶舉（白教）寺院八幫寺。這裡藏族的民居和服飾，既與西藏藏族有共通性，又帶有自己的特色。牧區有廣闊的草地，還有鍋莊和氂牛群，農區則有田野中的青棵和酥油茶。舉世聞名的《格薩爾王傳》長篇敘事詩就流傳於四川藏區。鍋莊舞和弦子舞是十分優美的舞蹈，唐卡壁掛是繪畫藝術的精品，藏戲更是獨具特色。這裡的康巴人養成了剛悍、粗擴、豪邁、勤勞的性格特徵。
黑虎羌寨彝族文化有自身的特色。住房多為土木結構，一般房層低矮無窗，不過，其高樓式民居與瓦板式民居也很有特色。彝族男子多穿黑色窄袖右斜襟的上裝和多拓寬腳長褲，頭頂留二三寸頭髮一小塊，稱“天菩薩”。頭上裹以數丈長的青蘭布包頭帕，名日“英雄結”。男子以無須為美，左耳帶耳珠穿絲線。女子穿多褶長裙。男女外出皆穿“擦爾瓦”披風，形如斗蓬。宗教祭祖活動由畢摩主持。彝族有自己的音節文字，稱為文或羅羅文、畢摩文。彝族有自己的曆法和天文學，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彝族有許多重要的文學著作，如《勒俄特依》（創世紀）、《瑪木特依》（訓世經）、《阿姆尼惹》（哭嫁歌）等均流傳至今。
四川土家族主要分布於重慶市的酉陽、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縣，人口總數在100萬左右。其族源來源於古巴人，主要是巴郡南郡蠻中的廣廩君之後和被稱為長沙武陵蠻的盤瓠之後。由於他們居位在西、辰等五溪之上，故古時又稱為五溪蠻。土家族近代的風俗習慣大體與漢族相同，崇拜祖先，信仰多神，特別崇拜土王。土家族有語言，但無文字。土家族能歌善舞，他們傳統的擺手舞、龍燈、獅燈、花燈、跳香、民歌、號子、打鬧等均享有盛名。傳說土家的擺手舞來源於周武王伐紂時巴人軍隊的“前歌后舞”，即漢代著名的巴渝舞。土家族文學上的成就是有名的“竹枝詞”，曾對盛唐以後的中國詩壇產生過重要影響。土家族戲劇也很有特色，在酉水流域，流傳著土家族的儺願戲（又叫儺堂戲）；在石柱一帶流行著一種源於儺戲而又不同於儺戲的“土戲”。
在四川土家地區，往往土家與苗族、漢族交錯而居，形成大雜居小聚居的格局。酉陽、秀山、黔江和彭水則是土家族和苗族聯合組成的自治縣。四川的苗族源於古代的“五溪蠻”和“黔中蠻”，和土家族、漢族長期和睦相處，創造出了有特色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如乾欄式的“吊腳樓”民居和建於江河上的風雨橋、土花被面、蠟染織品、油茶湯、糯米糍粑、油香粑、極酸的泡菜，以及苗家的“踏月”歌舞，都有獨到的特色，享有盛名。
羌族是我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是河煌地區的牧羊民族，以後向東向南遷徙，是華夏族的主要族源之一，也是古代蜀族和今天藏族、彝族的主要族源。它們大部分融合到漢族和其它少數民族之中，只有在四川的岷山地區保留了全國唯—一塊羌族聚居區，這包括阿壩州的茂縣、汶川、理縣、黑水、松潘，以及綿陽市的北川縣。其中以茂縣羌族集中聚居最多，占全部羌族人口總數的60％。
羌族具有獨特的物質文化成果和民族風情，綿延幾千年而不間斷，被稱為中國各民族演化史上的一個“活化石”。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至今仍存的碉樓、棧道和溜索等建築形式。碉樓在羌語裡叫做“邛籠”，“皆依山居止，壘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著名的有茂縣黑虎鄉的群碉、明嘉靖年間修築的桃坪碉。棧道在羌族地區的特色是險峻，茂縣較場一帶的棧道遺蹟，傳為是蜀人的祖先蠶叢氏的遺作。溜索古稱“窄”，是用於渡河的竹索，羌族中心區茂縣古有“繩州”的設定，其名稱即來源於古羌的繩橋。現存的歷史文物中，以橫架於滔滔服江之上、長達100多公尺的茂縣石鼓“鴛鴦溜”最為著名。
羌族地區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這裡有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有蠶叢和大禹的遺蹟。“禹興於西羌”，汶川刳兒坪和茂縣石鼓鄉（原名石紐鄉）以及北川的石紐，都有大禹誕生的紀念地。茂縣縣城名“鳳儀鎮”，也是源於歌頌大禹的“鳳凰來儀”的古語。在茂縣維城鄉有蜀漢大將姜維修築“維城”的遺說。疊溪本為古蠶叢重鎮，因地震而變成今日風光秀麗的地震湖。
羌族的民俗亦很有特色，至今保留著白石崇拜習俗，戶戶羌寨莊房都供奉白石。羌笛傳自遠古，各種歌舞歡快多情，羌族服飾有獨特的魅力。其民族著名節日有羌歷年、祭山會、牛王會，娛樂活動有跳莎朗舞、爬天桿、射獸饃、放索套。其它如挑花刺繡、云云娃、喝咂酒等，都可令人享受羌族文化的獨特風情。羌族地區盛產花椒，“茂椒”至今仍是烹好川菜的重要調味品。
在川滇交界的高原上，有一片秘境似的地方，叫瀘沽湖。圍繞瀘沽湖生活著古老的摩梭（么些）人。十多年前他們還保留著古老的母系大家庭和走婚制的習俗。“舅掌禮儀母掌財”，子女不歸父系，而歸母親和舅舅撫養。母親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子女永遠生活在母親身邊，夜晚才接待自己的“阿注”即情人。這種走婚制叫做“阿夏婚”。摩梭人每年最隆重的是朝山節，朝拜湖中最高的神山---格姆女神。摩梭人的族屬還無定論，可能源於古羌族中的旄牛羌。新舊《唐書》有“東女國”的記載，就是今天摩梭人的祖先。滬沽湖至今是環境未受污染的自然奇景，永遠湛藍的天，永遠碧綠的水，穿梭自如的豬槽船，夜晚山月下走婚的阿注，構成靜秘的“ 母系王國”風情畫，被人們稱為“人類母系社會文化的活化石”，是“至少生活在創世之夢中的世外桃源”。
白馬人主要分布於四川省平武縣和南坪縣以及甘肅文縣部分地區，總計1萬餘人，平武縣白馬鄉是最大的聚居區。這一帶也是大熊貓和金絲猴的故鄉，置有王朗、白河等自然保護區。白馬人有自己獨特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男女老少都頭戴白色盤形氈帽，上插白雞毛或錦雞毛，其服飾較羌族絢麗得多。住房大部分是板屋土牆，其喪葬儀式是夏秋土葬，冬季火葬。每逢年節或喜慶日，要跳“十二相”，頭載牛、馬、羊、獅、虎、雞、孔雀、狗等木雕面具，鑼鼓伴奏，載歌載舞，意在祈求平安，這是白馬人最重要的民眾性娛樂活動。白馬人現族屬為藏族。但學術界有不少研究者認為，從其族源看，與古老的氐羌系有淵源關係，很有可能是古老的氐族先民留存在今天的唯一的尚能聚居存俗的後裔。
在古今都是多族共居的巴蜀地區，若干古老的風習一直流傳至今，各種古風餘韻成為了如今巴蜀風情的組成部分。
傳說蜀國望帝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所以在巴蜀地區長期有“農時先祀杜主”的風俗，不少農村建有“杜主廟”。根據《華陽國志·蜀志》的記載，杜宇失國後，隱居西山，其魂魄化為杜鵑鳥，常因思念故國而啼叫出血來，以至灑滿了山野的杜鵑花。這個“杜鵑啼血”的故事一直在蜀人中流傳，李商隱有“望帝春心托杜鵑”的名句歌吟這個故事，而蜀人拜杜鵑的習俗至少在西漢以前就已經存在。唐代杜甫在四川也記載了對於杜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的習俗。至今仍完整保存在鄲縣近郊的望叢詞，是蜀人祭禮望帝杜宇和叢帝鱉靈的場所。
崇拜白虎是巴人稟君蠻遺留下來的習俗。《後漢書》說：“稟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食人血，遂以人飼焉。”《蠻書》說：“巴氏祭其祖，擊鼓而歌，白虎之後也。”這種以人來祭祀白虎，把白虎當做祖神的習俗可能是一種原始的圖騰崇拜，相沿甚久，從漢代以來就已流傳了。源於巴人的土家族長期保留著白虎崇拜之俗，稱為“坐堂白虎”，是土家族不可戰勝的保護神。至今四兒童愛戴虎頭帽，就是這種崇拜的流風遺韻。考古發掘也有印證。三星堆遺址出土有金虎飾和銅虎飾，巴蜀銅兵器上的巴蜀圖語符號常常有虎形和虎紋，著名的傳世銅器虎紐於，其紐為虎形。由此看來，不僅巴人視白虎為主神，連蜀人也有虎崇拜之習。
川西地區還普遍流行著石崇拜，石崇拜分為兩種：一種是羌人的白石神崇拜。據傳羌戈大戰時，羌人先祖受到天神的指點，以白石打敗了彪悍的戈基人，使羌族得以有生息繁衍的環境，故把白石視為天神加以崇拜。這種習俗一直流傳至今。另一種是古蜀人的大石崇拜。從蠶叢居於限山石室起，石頭就與蜀人有不解之緣。“石室”乃壘石而成，至今眼山地區仍有石壘碉房和高大石碉，因而古蜀先民對服山之石有一種大石崇拜。成都平原上不產巨石，多從服山運來作為蜀王墓前的墓誌石表，杜甫有《石筍行》專門說明石筍的來歷和用途。至今成都平原上尚有支機石、天涯石留存，還有五塊石、五丁擔、石鏡、飛來石等遺蹟，均是大石崇拜的遺物。今天在重新修飾過的成都府河和南河岸邊，亦特地從岷山運來幾噸重的巨石100個，上攜吟詠錦江詩詞百首，置於片片綠地之中，就是為再現古蜀大石文化，承襲其傳統特色而有意識設定的，現已成為引人注目的景觀。
四川盆地內的最流行的年節古俗是漢族的習俗，它與中原地區的民俗在內涵上基本是一致的，但也有它的不同之處。由於巴蜀從來是四方移民移人之地，歷史上有過幾次大的移民，特別是“湖廣填四川”，使四川盆地內的民俗帶有兼容南北，並蓄東西的複合型特點。所謂“一方之會，風俗分雜”（《周書·辛慶之傳》），正是巴蜀民俗特色的生動說明。歲時節令有春節過年、清明上墳、燈會、花會、端午食棕子、划龍舟、中元祭祖、中秋吃月餅等等，均與中原地區相似。但其中也有巴蜀自己的特色。例如，春節貼春聯之習就起源於巴蜀。後蜀時，孟超自吟“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一聯貼在宮門上，代替過去貼桃符、鬱壘，這是我國春聯之始。大年初一到成都武侯詞游喜神方，燒第一柱香，稱為“頭香”，即以為吉利，這也是成都特有之俗。正月初七人日游草堂是從晚唐興起的巴蜀特有習俗，其俗源於杜甫與高適之間的人日詩話。上元二年（761年）高適寄詩杜甫說：“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為紀念杜甫，人們便選擇人日這一天遊覽杜甫草堂。清代四川學政何紹基為草堂撰有一聯：“錦水春風公占卻，草堂人日我歸來”，就是記人日游草堂的習俗。
元宵燈會起於唐時。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現燈，有青羊宮的道燈，昭覺寺的佛燈，大蔥寺的水燈，從此形成極富特色的成都燈會。宋陸游曾有詩寫成都燈會盛況：“鼓吹連天沸五門，燈山萬炬動黃昏。”作為古俗，成都的燈會與燈市都在元霄前後，燈市的繁華不亞於燈會的璀燦。清人有竹枝詞寫燈市：“城隍廟前燈市開，人物花枝巧扎來。高掛竹竿求主顧，玲戲機巧斗新裁。”又有竹枝詞寫燈會：“看燈大放鬧喧天，獅子龍燈竹馬全。看過錦城春不夜，愛人惟有彩蓮船。”燈會與燈市相結合是成都獨有的特色。除了成都之外，四川各地幾乎都有燈會，發展到今天，已經以其多姿多彩馳名海內外。四川燈會以成都燈會歷史最悠久，以銅梁燈會的紙紮龍燈工藝最精湛，而自貢市的“國際恐龍燈會”則以其規模大、門類多、花樣新而為四川之冠，已在海內外多次展出，為四川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成都花會源於唐代的花市，以後歷代相沿。趙祥《成都古今集記》說：“成都二月花市，各地花農辟圃賣花，陳列百卉，蔚為香國。”到明清時，花農逐漸集中於青羊宮，每年二月十五日定期開市，至今猶然。
端午節龍舟之習，巴蜀與中原相同。但在唐宋時期，蜀地的劃龍船是在三月三日，後來才改為五月五日。
清明上墳之俗起於西漢，巴蜀一直流行至今。過去西蜀地區在這一天要賣歡喜團，小商販以各色炒米作團，用線貫串，叫“歡喜團”，這是巴蜀不同於中原之處。
巴蜀節令習俗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俗好眾人參加的遊樂，“西蜀游賞之盛甲於天下”，並且其游賞習俗常常同各種藝術表演相結合，“倡優歌舞，娥瞄靡曼”，體現了蜀人重文學儒雅之風的特色。例如每年四月十九日院花夫人誕日舉辦“浣花大游江”，這就是自唐代以來成都獨有的習俗。這一天傾城出動，錦江舟接檣銜，兩岸彩棚連座，十里不斷。地方官帶頭出遊，叫做“邀頭”，百姓人家則自帶座具“邀床”，因此這一活動又叫“邀游”。
巴蜀地區從來就是多族共居，故而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葬俗，而且至今可見。
中國境內為巴蜀所獨有的船棺葬是戰國至西漢時期古巴蜀人所實行的特殊葬俗，都是以實用的或仿製的獨木舟為棺，在盆地內從東的重慶到川西的蒲江、川北的廣元，包括成都市內，都有發現。在這些船棺葬中所發現的豐富遺物是研究巴蜀先民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的重要資料。石棺葬是指豎穴土坑中用石板或石塊砌成的棺狀墓葬，分布於四川省西部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雅等江、金沙江流域，滇西和西藏東部也有發現。其時代大約相當戰國秦漢時期。其墓葬形制和隨葬器物都有獨特的內涵。根據文獻記述加以對照，石棺葬應是以窄都夷和冉夷為主的西南夷系各族的墓葬。
在川西南安寧河河谷盆地一帶分布著一種用巨大石塊修築的墓葬，稱為大石墓。其時代相當於戰國到漢初，應是邛都夷的墓葬。
在山崖或者岩層中開鑿洞穴為墓室的崖墓曾經十分廣泛地流行於四川地區，是巴蜀文化的一個特色。俗稱“蠻洞”，往往是幾十座聚集在一起，分布密集，錯落有致，有多重墓室。墓門、墓壁、墓棺上往往雕刻畫像和圖案。其時代從東漢至明清歷代都有，主要在漢代。最著名的是樂山市凌雲山的麻浩崖墓，其畫像石反映漢代蜀地生活習俗，有極高價值。
懸棺葬是利用岩壁裂縫或在岩壁上鑿孔架設棺木，離地面懸空放置，臨崖望之，危乎殆哉，十分險峻。懸棺葬從我國東南江浙到西南四川、貴州的廣大區域內都有分布。但無論從分布面積之廣、時代延續之長、類型之豐富複雜、保存之好這幾個方面來看，四川的懸棺葬在我國都是首屈一指的。四川懸棺葬早的從戰國時期開始，晚的一直到明代，主要分布在兩個地區，一個是三峽區域，其族屬與古代的巴人和僚人有關。另一片分布於珙縣、興文一帶，系古代的人墓葬，屬人系統。珙縣懸棺至今保存完整，蔚為奇觀，已經成為巴蜀旅遊文化中的一個著名景區。
中國地域文化概觀
| 中國就是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在不同的人文習俗、地理和社會環境等因素的薰染、影響下，產生了豐富多彩的區域性文化。這些區域性文化各有特點和所長，對中國文化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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