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峽政區淵源
1)前蜀：天祐四年(907)，王建在成都稱帝，置10大節度使，分治川峽地區：
天雄節度使(治秦州，今甘肅秦安)
武興節度使(治鳳州，今陝西鳳縣)
武定節度使(治洋州，今陝西洋縣)
川峽四路（北宋）山南西道節度使(治興元府，今陝西漢中)
昭武節度使(治利州，今四川廣元)
武德節度使(治梓州，今四川三台)
武信節度使(治遂州，今四川遂寧)
永平節度使(治雅州，今四川雅安)
武泰節度使(治黔州，今重慶彭水)
鎮江節度使(治夔州，今重慶奉節)
2)後蜀：應順元年(934)，孟知祥在成都稱帝，新置10大節度使，分治川峽地區：
川峽四路（北宋1111年）雄武節度使(治秦州，今甘肅秦安)
武定節度使(治源州，今陝西洋縣)
山南西道節度使(治興元府，今陝西漢中)
昭武節度使(治利州，今四川廣元)
保寧節度使(治閬州，今四川閬中)
武德節度使(治梓州，今四川三台)
武信節度使(治遂州，今四川遂寧)
永平節度使(治雅州，今四川雅安)
武泰節度使(治黔州，今重慶彭水)
寧江節度使(治夔州，今重慶奉節)
政區變遷
建隆元年(960)，趙匡胤在汴梁（今開封）稱帝，建立北宋。
乾德三年(965)，北宋滅後蜀，改“節度使司政區”為“轉運使司政區”，初置成都府“西川路”。
開寶六年(973)，分成都“西川路”於奉節置“峽路”，川峽盆地遂分為東、西兩大政區。《長編》載：
川峽四路（南宋）①“峽路”治夔州(又名雲安郡，今奉節)，領“遂、合、渝、瀘、昌、開、達、渠、巴、蓬、資、戎、涪、忠、萬、夔、施十七州及廣安、梁山、雲安三軍” 。
②“西川路”仍治成都府，領“黎、雅、眉、嘉、邛、蜀、成都府、彭、綿、漢、簡、梓(今三台)、陵、維、茂、榮、果、閬、龍、普、利(今廣元)、興、文、劍、興元府(今漢中)、壁、集、洋二十八州府及永安、懷安二軍”。
③黔州改隸“荊湖路”。
歷史上，夔州(今奉節)長期控遏三峽水道和井鹽，另立“峽路”之後，致“峽鹽悉趨荊南，西川民乏食”，西川人民基本生存食鹽也無法保證了！所以，太平興國元年(976)十二月，宋太宗趙匡義急“命西川轉運使申文緯遙兼峽路，峽路轉運副使韓可玭兼西川路”(《長編》卷17)。
太平興國二年(977)，再分“西川路”於利州(今廣元)置“東川路”。川峽地區遂並列“成都西川路、廣元東川路、奉節峽路”三個政區。此時，梓州(今三台)仍隸屬成都西川路，而興元府(今漢中)則改隸廣元東川路。宋代“西川、東川、峽路”的政區命名，均源自隋唐以降川峽地區傳統稱謂。唐宋四川盆地，“西川”特指以成都為中心的今川西平原及其周邊一帶；“峽路”特指以夔州(奉節)為中心的今川江水道以及川東鄂西一帶；兩者之間的盆地丘陵地帶則為“東川”，或併入西川、或歸入峽路，無常態。
太平興國七年(982)，東川路併入西川路，則廣元利州、漢中興元府重新併入成都西川路。川峽地區復為“成都西川路、奉節峽路”東西兩大政區。原屬奉節峽路的巴州、蓬州劃歸成都西川路，而西川路的梓州(今三台)、果州(今南充)、普州(今安岳)、榮州(今榮縣)，以及荊湖路的黔州(今彭水)，則改隸奉節峽路。此時的“峽路”政區大致與北周隋朝時期的信州(今奉節)總管府轄區近似。
川峽四路（南宋1208年）淳化五年(994)，降成都府為益州，仍治成都縣。
至道三年(997)，天下正式定製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荊湖南路，九曰荊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 西川路，十三曰 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長編》卷42)。其中，川峽地區循舊制，仍置【成都西川路 】、【奉節峽路 】。
鹹平四年(1001)，分【成都西川路】置“成都益州路、廣元利州路”；分【奉節峽路】置“奉節夔州路、三台梓州路”，且“四路”統一以各自的“ 行政治所地”命名。
即：
夔州路(治夔州，今三峽奉節縣)；即“川東”。
益州路(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即“川西”。
梓州路(治梓州，今四川三台縣)，南宋初期，遷治今四川瀘州市；即“川南”。
利州路(治利州，今四川廣元市)，北宋末期，遷治今陝西漢中市；即“川北”。
其中，成都西川路更名成都益州路，原成都<西川路轉運使>馬亮轉任成都益州路轉運使；增置廣元利州路，原成都<西川路轉運副使>張志言出任廣元利州路轉運使。
奉節峽路更名奉節夔州路，原奉節<峽路轉運使>丁謂轉任奉節夔州路轉運使；增置三台梓州路，原奉節<峽路轉運副使>李防出任三台梓州路轉運使。
至此，原“川峽兩路”最終裂為“川峽四路”，合稱“四川”路，“四川”作為地理區劃由此得名！
川峽四路中，唯“成都益州路、奉節夔州路”為原有的兩大舊路，其行政治所比較固定。嘉祐四年(1059)，益州路先更名“成都府路”；其後，嘉祐六年(1061)益州改名成都府，治司不變。
後分置的“利州路、梓州路”兩路，行政治司則變換繁雜。尤其宋蒙戰事之後，利州路轄區和軍政中心的變遷更是頻繁。北宋初，之所以得名“利州路”而非“興元府路”，就是因該路行政治所，即轉運司(漕司)一直設在廣元利州，而非漢中興元府。《輿地紀勝》卷183：“皇佑三年(1051)，提、轉不許同在一州，故憲居興元，而漕居利州”。可知此時的利州路行政中心仍在廣元利州，漢中興元府仍隸屬廣元利州路！北宋後期，西北戰事緊迫，軍政合制需要，利州路行政中心才前移漢中（興元府）禦敵，路名仍沿用舊名未改。梓州路行政治司最初設在三台梓州，《輿地紀勝》卷155：“皇祐中，田況請復置司遂州(今遂寧)”，至少熙寧六年之前，才回遷三台梓州。徽宗末期，北宋已是風雨飄搖，重和元年(1118)梓州改潼川府，梓州路更名“潼川府路”。“徽宗一朝，侈大其制，凡建府二十又四”，有尊號已無尊位之實。靖康二年(1127)，北宋滅亡。
宋朝行政制度
兩宋時期，地方實行三級行政區劃管理
一級行政區：路
二級行政區：州、府、軍、監
三級行政區：縣
北宋，川峽四路分設“成都益州、廣元利州（後遷漢中）、三台梓州（後遷瀘州）、奉節夔州”四路首府。
“州、府、軍、監”行政區劃雖然同級，而“州府”官職品秩分六等：都督、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
經濟地位
就經濟地位而言，川峽四路（四川）與兩浙路（江南）成為宋代最主要的兩大經濟區。
章如愚在盛讚當時南方經濟的興盛時，就是把劍南以南的四川與長江以南的江南相提並論的。他說；“長江、劍閣以南，民戶止當諸夏中分，而財賦所入當三分之二。”四川以其人口眾多、地域廣大、物產豐富，在宋代受到人們的格外重視。
北宋時，宋朝管轄區總人口達到1億左右，而四川人口突破1千萬大關，占總人口的1/10以上。南宋時，宋轄區總人口接近6500萬，而四川人口發展到1300多萬，占總人口的1/5以上。北宋時，宋轄區總面積為250萬平方公里，而四川面積達29萬平方公里，約占總面積的12%。南宋時，宋轄區的總面積為172萬平方公里，而四川面積達32萬平方公里，約占總面積的19%。
四川物產豐富，如被稱為“國之所資，民恃為命”的茶葉其年產量便高達2千萬斤，幾乎占全國茶葉年產量的2/3。“天下商稅，四蜀獨重”。熙寧七年（1074）商稅總額為641萬貫，而四川一地即達166萬貫之多，約占總額的26%。川峽四路“土植宜柘”，北宋政府一年布帛的總收入為1135萬餘匹，而四川一地即達179萬餘匹，約占布帛總收入的16%。如果以錦綺、鹿胎、透背等高級絲織物計算，四川所占比例更高。
到了南宋，四川的經濟地位越發重要。紹興三十年（1160），宋朝軍糧不計四川“為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一地即供應軍糧156萬餘斛，占南宋全國總額的1/3以上。孝宗末年以後，南宋政府一年的緡淺總收入為8200萬貫，其中包括茶鹽榷貨、經總制錢、上供和買折帛、四川錢引等項，而四川錢引一項即達3300萬餘貫，約占總收入的40%。高宗時，南宋政府一年的酒稅總額為1400萬貫，而四川一地即達690餘萬貫，約占總額的40%。總之，四川在宋代經濟的各個領域幾乎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和很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