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寶墩文化寶墩文化成都平原迄今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學文化，是成都平原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寶墩文化可能是由營盤山文化發展而來的。寶墩文化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陶器製作工藝有所創新，同時還可能接受了來自其它考古學文化的影響。遠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經產生了作為蜀文化源頭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寶墩文化”。寶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時期的考古文化，寶墩遺址既是這一時期成都平原時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將跨進文明門檻的歷史見證。
成都平原寶墩文化時期的居民已經過著農業定居的生活。有了設防的聚落，如寶墩古城這樣巨大的城邑，營造所需的勞務量是十分驚人的，城牆周長達3200米、寬處約25米、高處約5米以上，初步估算土方量大大超過30萬立方米，需要成千勞力、成年累月的勞作，並需要集中的指揮與調度，說明當時社會生產已有相當的剩餘，社會結構已超出原始氏族組織而變成複雜的酋邦制社會了 。郫縣古城中的大型廟殿建築已經聳立在文明時代的門道上，城邑已成為政治權力與宗教文化的中心了。
寶墩文化至今未發現金屬器，生產工具僅止石器，而有的石器磨製十分精細，如圭形鑿等近於玉器，可能只是用於禮儀。制陶業雖仃留在手制階段，而其製品已十分精美，如敞口或盤口的圈足尊、喇叭口的高領罐等，叩之音響清越，視之線條端正、紋飾細緻，真乃陶業之精品，有的就是專用的禮器。這樣的工藝水平透露出已有專業工匠的信息。
寶墩文化時期社會內部已經有分化是肯定的，但尚未發現有明顯的階級對抗的跡象。這時城的功能主要的不是“統治階級為保護自己，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堡壘”。這些具有兩面呈斜坡高大坦蕩的城牆的城邑，加上城垣外側的環壕當然可用於爭戰攻守，但其防守功能肯定不大；而作為在平原低地防備洪災的必要設施，在荊莽草萊之中是防禦猛獸襲擊的屏障，高大的城墉還是部落聯盟酋長勢大力強的鮮明標幟，也是舉行盛大祭祀儀式的祭壇，則實用得多。
從考古發現看，寶墩文化時期的成都平原在方園不過100公里的地區內，有2~3個城池幾乎同時共存，如第二期曾有寶墩、芒城、紫竹三城；第三期也有古城、魚鳧、下芒城三城；到第四期時有古城與魚鳧兩城。我們知道，成都平原只不過是套在四川盆地西部的小盆地，面積不過16858平方公里，其中心地段不過千百平方公里，雖說這裡是“百穀自生，冬夏播種”（《山海經》）的“三蜀沃野”、“天府之國”，但在如此狹小的地區內，在生產水平不會太高的龍山時代，城邑密集、人口膨脹，將會是災難。所以，我們相信這些城邑存在的年代一定不會太久，此興彼廢，各自興盛一、二百年左右足矣。因為此時尚屬酋邦制時代，酋邦不像國家以領土為疆域，而是以血緣氏族部落的聚邑為疆域，或者是村居或者築小城聚居，部落聯盟的酋長則據中心大城。人來築城，族遷城廢，天災人禍，興廢消長，變化多端，才會留下古城址群。
酋邦制社會是權威的形成與確立的時代，那些大酋長們的擴大勢力範圍的重要一招，就是以顯示自已人多勢眾，能夠建築高牆大城而誇耀於世。並且那高大的城牆頭還可充當酋長兼祭司們舉行各種祭祀活動的高壇，在三星堆古城的牆頭，不是還可能有壇廟建築的土坯基址嗎 。
同時期的、不同規模的城址就會有不同的社會功能。酋邦制社會是一個由原始氏族社會向國家階級社會過渡的門道（不是門檻），它是—個社會轉型時期，所以暴力和小規模的爭戰也會逐漸增多。成都平原這方沃土，必定會招來西山強悍部落的窺竊，尤其是橫斷山區自古以來是民族遷徙的走廊（或稱藏彝走廊），南來北往的遊牧、遊獵民族都會看中高山峻岭下這片宜人生息的沃土——成都平原的。所以要想安穩占據成都平原的酋邦，就一定會在近山地帶安置親密部屬來設防斥堠的。這就是為什麼芒城、下芒城、紫竹這三城會這樣小，而卻具備雙層高牆夾深濠的原由，原來它們是前哨部落的堡壘。當寶墩文化第二期寶墩古城作為中心城邑時，在它的北邊有芒城，西邊有紫竹古城作為前哨堡壘；當寶墩文化第三期郫縣的古城作為中心城邑時，在它的西邊有下芒城是前哨堡壘。
另揭一端，作為寶墩文化時期先後的中心城邑——寶墩古城和郫縣的古城都有端整的長方形城垣圍繞，而與郫縣古城同時的魚鳧城卻呈不規則的多邊形，這種明顯的差別反映出它們的社會功能的不同。筆者頗疑魚鳧城乃居民聚落，因人口增殖而不斷擴建圍牆，故留下不規則的多邊形或六邊形，若此論不差，那麽它在政治、宗教上從屬於當時的中心城邑——郫縣古城的。按後世文獻記載的分類，寶墩古城與郫縣古城當屬於“都”一級；而魚鳧城則屬於“邑”一級的。據《左傳》莊公廾八年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寶墩文化處在早期國家的酋邦時代，與後世的“宗廟先君之主，”不全相同，但必定有類似的祭祀天、地、祖神的大型建築——神廟，同時也是酋長兼祭司管理公共事務的場所。
寶墩遺址以在成都平原上相繼發現的新津寶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雙河村和紫竹村、郫縣古城村、溫江魚鳧村等六座史前遺址群為代表。古人的生產工具主要是石器，也能製作陶器了，主要有繩紋花邊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領罐、寬沿平地尊為標誌。對上述6座古城的發掘與研究證明：它們與三星堆遺址的第一期屬於同期文化，它不僅大大豐富了三星堆一期的文化內涵，能夠再細分為若干期，並且可與以三星堆古城為代表的夏商時期的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銜接。於是按考古學文化命名規則被稱為“寶墩文化”。
地位
寶墩文化遠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經產生了作為蜀文化源頭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寶墩文化”。寶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時期的考古文化，寶墩遺址既是這一時期成都平原時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將跨進文明門檻的歷史見證。
寶墩是我們能接觸到的關於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的最古老章節。4500年前，一支部落遷徙到成都平原，並在這裡留下了文明的痕跡。在同緯度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和古埃及，國家和青銅此刻已經出現；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也發現了銅。寶墩人的文明歷程遠遠落在了後面。更令人吃驚的是，考古發掘顯示，寶墩人在成都平原上的800年，並沒有明顯的進步，有的只是周而復始的遷徙。
特點
寶墩文化的6個古城具有四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城址均建在成都平原上河流間的台地上，城牆的長邊往往與河流及台地的走向一致，城址均呈長方形或近方形，既有利於防洪也便於設防。其中魚鳧城保存較差，似乎近於六邊形，其保存最長的南牆也與附近的現代河流遙相平行。
二是城牆建築都是採用“雙向堆土、斜向拍夯”的辦法，與三星堆古城的做法有明顯的承襲關係。從寶墩、魚鳧、古城（郫縣三道堰遺址古城）三座城址的發掘看，牆基寬20―31米，上部殘寬約7―19米。由平地起建，先在牆中間堆築數層高后，再由兩邊向中間斜向堆築，堆放一大層土即行拍夯，城內側的斜坡堆築層次多，故坡緩；城外側的堆築層次少，故坡略陡。
三是城址的格局因地而異。處在成都平原內部的寶墩古城最大，城牆圈面積約60萬平方米；魚鳧城約40萬平方米；郫縣古城約31萬平方米。而在成都平原西北邊緣近山地帶的城較小，而防衛功能更突出，如紫竹古城的城牆圈面積近20萬平方米；芒城和下芒城各約10萬平方米左右，而且這3座城的城牆均分內、外兩圈，呈“回”字形。
四是處在成都平原腹心地帶的城址，其中心部位都發現大型建築基址。如寶墩古城址中部有一處高出周圍地面1米、面積約3000平方米的台地上，有房子基槽和密集的柱洞；在郫縣古城城址的中心位置也發掘出特大型建築――郫縣大房址。建築與城牆走向一致，長約50米、寬約11米，面積約550平方米。在房子裡基本等距離地分布著5個用竹編圍成的卵石台基。此房址基本上沒有發現多少生活設施，偌大的建築物裡面只有醒目的5個壇台，顯然是一處大型的禮儀性建築――廟殿。
文化
寶墩文化據蒙文通先生研究：古巴蜀境內曾有數百十個小部落小諸侯“戎伯”，司馬錯說：“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蜀就是這些戎伯的首領 。稍後的古蜀文化區就是這種“壩子文化”與“戎伯文化”的集合體。正因為有了成都平原這塊大壩子上高度發達的以古城群為代表的古蜀文化及其前身寶墩文化為核心，帶動那些中小壩子上發展不平衡的文化綜合體（氏族部落），才在長江上游形成了一個在華夏文化圈內獨特的“古蜀文化區” [10]。加上本區的位置正處在長江中下游、東南沿海的以稻作農業為主的“東南文化板塊”與黃土高原以粟作農業為主的“西北文化板塊”之間的接合部 ，這就規定了本區古文化靣貌斑駁不純，具有顯著的“雜交優勢”，兼收並蓄，廣為接納而形成獨樹一幟的巴蜀文化風格。
這種地域文化上的血肉相連，是自古已然，密不可分的。這種“壩子文化”的強大的生命力不僅體現在當初當地早期文明的發生、發展的過程中；而且貫串在整個文明的進程中，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發現“壩子文化”的印記，大至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城鄉格局、思維定式、民風民俗；小到道路橋樑、建築器物…無不受其影響。如果放大了來講，自然地理環境是一種客觀制約，人類可以與之抗爭，卻永遠無法擺脫其影響。
影響
歷史見證寶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寶墩文化可能是由營盤山文化發展而來的。寶墩文化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陶器製作工藝有所創新，同時還可能接受了來自其它考古學文化的影響。遠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經產生了作為蜀文化源頭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寶墩文化”。寶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時期的考古文化，寶墩遺址既是這一時期成都平原時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將跨進文明門檻的歷史見證。
古蜀文化擴展 古蜀文化是一支較為發達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在川西平原一帶，因新津寶墩遺址而得名。重要遺址有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郫縣古城、溫江魚鳧城等。寶墩文化可分為四個發展階段，絕對年代約為公元前2700—1800年。當時的成都平原還在中國的長江上游，四川盆地的西部有一塊富饒而富有傳奇故事的地方——成都平原，對這片土地發生過的那些遙遠的歷史，過去是通過簡略的文獻記載所了解到的，有關蠶蟲縱目、魚鳧神化仙去、杜宇化鵑、開明復活等傳說早已為人所熟知，同時也使古蜀歷史蒙上神秘色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偉大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在唐代這樣描述著古蜀國的歷史。虛無縹緲的歷史傳說一直就是古蜀國歷史的全部。1929年，四川廣漢三星堆的農民燕道誠無意中發現了大量的玉璋、玉璧等，毫無疑問，這就是古蜀文明，由此開始了幾代考古人尋夢之路。考古工作者們經過不懈的努力，基本把握住了古蜀文明發展演進的脈絡：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為代表的寶墩文化（2700—1800年B.C.）——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1800—1200年B.C.）——以成都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1200—500年B.C.）——以成都商業街船棺、獨木棺墓葬為代表戰國青銅文化（500—316年B.C.）——秦滅巴蜀，輝煌壯美的古蜀文明最後融入漢文化圈，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人尋根生活在被太平洋包圍的日本列島上的日本民族，似乎有一種尋根的急迫心情，一直關注著中國考古發現的進展。日本學者認為，盛產水稻的日本，“農耕稻作”是其文明的基礎，而非印度、埃及、古巴比倫、中國黃河流域的旱地農業文化，即所謂“小麥文明”。那么，稻作農業的起源中心在哪裡？在長江流域，這是國內外學術界近年所公認的，在長江流域已經發現史前稻穀遺存110多處。日本學者自然把目光瞄準了長江流域，尤其是上游。日本早稻田大學甚至專門設定了長江流域考古隊。因此，當成都平原考古新發現的信息傳到日本東京時，竟會使日本文化界元老、70多歲的梅原猛教授欣喜若狂，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梅原猛教授的撮合下，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由成都市考古隊、四川聯大、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和早稻田大學聯合組成考察團，於1996年9月~12月進一步對寶墩古城遺址進行發掘調查。此次中日兩國四方聯合行動，既有日方提供現代設備的現代科技考古，又有中方傳統的考古方法，確實非同小可。
考古發現
神秘的古蜀文明，一直是縈繞在人們心中的謎團。約在上世紀90年代，考古隊員在成都平原相繼發現了距今4500年-3700年的8座古城遺址，它們比三星堆文化早近千年，人們把這類文化遺存命名為“寶墩文化”。在寶墩文化的8座古城中，位於大邑縣的高山古城遺址歷史悠久。高山古城遺址發掘出的史前墓地，人骨保存完好。
高山古城遺址位於四川省成都市大邑縣原三岔鎮趙庵村古城埂，地處成都平原的西南邊緣。2003年發現遺址後，一直未進行正式的考古調查。直到2012年，考古隊進行了詳細勘探，總面積近200萬平方米。2015年度發掘800平方米。近年來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已經向我們勾勒出一幅生動的先民生活畫卷。在發掘區內，考古人員發現了豐富的遺存，如墓葬、人祭坑、奠基坑、灰坑、灰溝、水井、建築等等。截至目前，已經清理出墓葬89座、人祭坑1座、灰坑86個、灰溝12條。高山古城遺址的89座墓葬內，僅有少量墓葬發現有隨葬品，目前為止發現有1個象牙製品――象牙鐲，以及3個核桃揪。
高山古城遺址的發現，刷新了成都平原考古學遺存寶墩古城的歷史，使之成為成都平原已知最早的古城。在高山古城遺址，人們發現了一處人牲坑，坑內有一名兒童的骸骨，大約10歲左右。由於人牲坑的位置處於西南城牆的轉角附近，因此專家們認定這是用於修築城牆的奠基祭祀儀式。除了奠基性質的人牲坑，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人祭坑。這具人骨遺骸表明這是一位成年人，但是骸骨扭曲變形嚴重，似乎是外力捆綁造成的。“在遠古時期，人們生產力不發達，出於對自然的敬畏，會用捆綁活人進行祭祀活動，祈求人口、牲畜的增殖和莊稼的豐收。
在清理的墓葬中，均為豎穴土坑墓，沒有葬具，且均為單人墓穴，一人一坑；人骨有仰面直躺的，也有側身彎曲的等多種姿勢。此外，考古隊員還驚訝地發現，成人墓葬僅占了一小部分，兒童墓葬才是大多數，甚至有嬰兒的墓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