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
漢賦類別
漢賦分為騷體賦、 大賦、小賦。騷體賦代表作為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它直接受屈原《九章》和《天問》的影響，保留著加“兮”的傳統，其語言是四言和散句的結合，表現手法為抒情言志漢初六十年是騷體賦的時期。大賦又叫散體大賦，規模巨大，結構恢宏，氣勢磅礴，語彙華麗，往往是成千上萬言的長篇巨製。西漢時的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東漢時的 班固、張衡等，都是大賦的行家.小賦揚棄了大賦篇幅冗長、辭藻堆砌、捨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漢賦基本文采的基礎上，創造出篇幅較小、文采清麗、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趙壹、蔡邕、禰衡等都是小賦的高手。賦的產生
中國漢代文體。作為文體名稱，它淵源於 荀子 的《賦》；作為文學體制，它直接受到 屈宋楚辭和戰國恣肆之風的極大影響。由於漢帝國經濟發達，國力強盛，為漢賦的新興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統治者對賦的喜愛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爭相以寫賦為能事，漢賦遂成為漢代400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發展
賦作為一種文體，早在戰國時代後期便已經產生了。最早寫作賦體作品並以賦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據《漢書·藝文志》載，荀子有賦10篇（現存《禮》、《知》、《雲》、《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鋪寫五種事物。舊傳楚國 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但或疑為後人偽托，尚無定論。從現存荀賦來看，這時賦體還屬萌芽狀態。賦體的進一步發展，當受到戰國後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賦體的主要特點，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接近於散文，但在發展中它吸收了楚辭的某些特點──華麗的辭藻，誇張的手法，因而豐富了自己的體制。正由於賦體的發展與楚辭有著密切關係，所以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的所謂“騷體賦”，確實與楚辭相當接近，頗難加以明顯的區分。種類
賦大致分為五種，也正是五個重要時期：西漢人將楚國詩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視為賦體，沒有一定的限制性，這稱做楚辭體的騷賦；漢賦篇幅較長，多採用問答體，韻散夾雜，其句式以四言、六言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長的句子，漢賦喜堆砌詞語，好用難字，極盡鋪陳排比之能事，卻被後人視為賦體正宗，也稱古賦；六朝賦是東漢抒情短賦的變體，其特點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齊，多為四言、六言駢偶組成，而又講究平仄，通篇押韻，又稱俳賦；唐宋又有律賦，題目，字數韻式，平仄都有嚴格限制；文賦是中唐以後產生的一種散文化的賦體，不刻意追求對偶、聲律、詞采、典故，句式錯落多變，押韻較自由，甚至大量運用散文的句式，文賦實際上是賦體的一種解放。賦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屈平、宋玉、司馬相如、楊雄、枚乘等人。漢賦，無疑是古典文學中一種影響深遠的體裁。
歷史
西漢前期
西漢前期，自高祖、惠帝、呂后、文帝至景帝，歷時六十多年，是漢賦的肇始期。在這一期間，由於文化政策相對寬鬆，優待士人，一改秦代 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焚書坑儒的暴虐，故而使戰國後期從楚國開始興起的賦體文學，得以利用四海統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機，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發展。但是，又由於繼亡秦之後，百業凋弊，百廢待興，社會經濟曾極度困窘，正如《漢書·食貨志上》所說：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錢），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純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所以當整個社會皆處於如此嚴重的饑饉之中時，自然是不可能談得上文學發展的，即使 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 ，也仍然遠遠未能解決問題；到文、景之治，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才逐漸形成富庶繁榮景象。而與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相應，賦體文學也必然是走著一條相對漸進的道路。另外，為恢復生產、發展經濟，這一時期在政治上占據主導地位的是道家黃老清靜無為，以省儉為本的思想。這種政策注諸文學，固然不會扼制漢賦的興起，也不可能為以 鋪采摛文 為特點的大賦的產生與發展，創造優裕的條件與豐厚的土壤。鑒於上述，這一時期賦體文學在創作上，還大體繼續著楚辭的餘緒，以騷體賦為主流，在相對緩慢的發展進程中，逐漸顯現向散體大賦的過渡與分流，因此有的文學史家稱：漢初，……只可算是辭的時代，而不是賦的時代①。是基本合乎實際的。
漢初之賦，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八家，即陸賈、朱建、趙幽王劉友、賈誼、莊忌、枚乘、淮南王劉安以及未具名的淮南王門下群臣賓客，作品共一百七十二篇。其中陸賈三篇、朱建二篇、劉友一篇，劉安八十二篇已全部亡佚，無法具論；餘下四家之作雖也不全，然畢竟尚可窺豹一斑。西漢中期
西漢中期從武帝經昭帝至宣帝，九十餘年間是漢賦的鼎盛期。這一時期，由於積七十餘年休養生息的持續發展，政權鞏固，國力強大，疆域遼闊，封建皇權至高無上，思想觀念也趨向雜儒霸的輿論一律。與此相應，統治集團已不再以省儉為本，而是 好大喜功，耽於聲色享樂，並形成風氣， 因此上自皇帝，皆喜愛最適於形象地再現這種時代風氣的賦體文學，從而給予大力提倡。這樣就為賦體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極其豐厚的土壤，很快吸引了幾乎所有的文士為之嘔心瀝血， 殫思竭慮，馳騁才華，於是迅速出現了繁榮景象。僅據班固《漢書·藝文志》中依照劉向在成帝時經過審查篩選， 論而錄之 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賦家和九百三十篇賦作統計，這一時期就占了絕大多數。此時的賦又以枚乘《七發》所展示的散體大賦為主流，並將其發展到定型的極致，而繼楚辭餘緒的騷體賦則退居支流，為世所輕了，所以這時才真正是賦的時代。西漢後期
西漢後期經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近六十年間，國力日頹，王朝日衰。在政治上，皇權削弱，外戚專擅，吏治腐敗，豪強大戶肆意兼併，統治集團日益侈靡，導致百姓愈發貧困化，無以為生。僅據《漢書》，從元帝即位開始，在這一時期無論史實記錄，抑或大臣所上奏書，一句 人至相食 ，竟多次出現，社會矛盾迅速激化，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遂使局勢動盪不安，不可收拾，整個政權漸次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哀帝時，諫大夫鮑宣就曾上書痛切指陳：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王莽篡位，西漢滅亡。如此政局，勢必給文學以深深的影響。作為漢賦主體的散體大賦，其創作精神既然主要是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 ，那么經一百多年的發展，隨著王朝的興旺，當其躍上全盛的頂峰之後，這時又隨著王朝的衰頹，既無什麼鴻業可供 潤色 ，又無多少 上德 可供 宣揚 ，所通 諷諭 不過起到 勸百 的作用，所盡 忠孝 亦只能為虎作倀，再加上本身結體龐大臃腫，對客觀事物的靡麗鋪排往往淹埋主體情志，大量羅列奇詞僻字更使作品生澀詰屈，因而不可避免地漸露衰敗，走下坡路，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騷體賦，則在自身變革中，頑強地表現出繼續發展的態勢。
東漢前期
公元8年，西漢王朝被自身的腐敗擊垮，掌握大權的外戚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從此以後的十五年中，王莽打著變法改革的旗號，實際推行更加殘暴的統治，很快就激發了遍及全國的農民大起義，整個社會陷於戰亂之中， 王莽新朝被摧毀。到公元25年， 南陽豪強 劉秀稱帝，重建漢朝，因定都洛陽，史稱東漢。東漢自光武帝、 明帝至 章帝的六十餘年，史斷為前期。這一時期大致可稱新建政權的經營、鞏固和發展期。值王莽新朝農民大起義之後，各地豪強並起，紛紛割據一方，因此光武帝首先面臨的是削平割據，安撫百性，整頓吏治，恢復生產。經過十多年用兵，國家得到統一，實行一定程度的讓步政策，政權逐漸穩固。到明帝時，甚至出現了 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後漢書·明帝紀》）的繁榮局面。
如此社會狀況，反饋到文學藝術主體的賦的創作中，就使得一個時期之內，前後景觀頗不相同：光武帝建武年間，繼西漢末世仍為散體大賦衰歇，騷體賦活躍發展；而明帝 永平年間，散體大賦卻猶如迴光返照，再度復燃，但畢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輝，成為注定要退出歷史舞台的最後一搏。
東漢後期
公元88年，漢章帝死，年僅十歲的和帝即位，外戚 竇憲掌握了朝權；四年後，和帝依靠宦官 鄭眾誅殺竇憲，又開始了宦官干政。從此，東漢王朝進入了由盛入衰的後期。經安帝、順帝到桓帝、靈帝，百餘年間，外戚、宦官往往通過野蠻屠殺交替專權，政治極其腐敗黑暗，豪強勢力惡性膨脹，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各種矛盾不斷激化，最後終於觸發了黃巾大起義，導致全國性的軍閥混戰，而東漢統治也就讓位於三國鼎立了。這樣的時代環境，使班固重新提倡的以 雍容揄揚 地頌聖為特點的大賦失去了存在的條件，正直的文學家無論是 抒下情而通諷諭 ，還是 宣上德而盡忠孝 ，都隨時面臨受排擠、迫害甚至殺戮的危險，他們經常陷於憂思感憤之中，現實迫使他們對朝政失掉信心，總要在作品裡強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緒、思索。再加上文學領域除賦之外，詩歌也逐漸擺脫傳統經學、 夷夏觀念的束縛，衝破音樂附庸的地位，成為語言藝術的重要形式，走上自覺發展的道路，文苑已經不再是賦體一統天下。凡此種種，都必然給賦的創作以深刻的影響，促使其從內容到形式都一定要革故更新，從有固定模式，熱衷於脫離實際地聚事征材、纂組辭藻而忽略、淡化主觀情志的抒發，轉變為靈動自由，短小精悍，在對客觀事物的生動描繪中抒情述志的新體制，否則就勢必被不斷發展的文學所淘汰。而這一時期，恰恰是漢賦完成了自身轉化獲得新生的重要時期，張衡則為傑出的代表。階段
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漢初的賦家，繼承楚辭的餘緒，這時流行的主要是所謂“騷體賦”，其後則逐漸演變為有獨立特徵的所謂散體大賦，這是漢賦的主體，也是漢賦最興盛的階段；東漢中葉以後，散體大賦逐漸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賦開始興起。漢賦的這種發展變化過程，與漢代社會狀況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第一時期
漢賦賈誼
賈誼的《 吊屈原賦》是借悼念屈原抒發憤慨，雖吊逝者，實為自喻。此篇的形式與風格，是 騷體的繼承，但由於作品傾訴的是作者的真情實感，因而和後來那種純然出於模擬《楚辭》而為文造情的作品明顯不同。賈誼的《 鵩鳥賦》是一篇寓志遣懷之作，假設與鵩鳥對話而敷衍出一篇文字。這篇賦一方面使用了主客問答體，同時也比較多地傾向於使用鋪陳的手法，散文的氣味濃厚預示了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淮南小山
淮南小山 的《 招隱士》寫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喚隱居山林的隱士早日歸來。賦中描寫山中景物，使用鋪敘和誇張的手法，充滿豐富的想像，是漢初騷體賦的優異之作。賈誼和淮南小山的賦作都還距騷體不遠，僅在某些方面開始有所轉變，而標誌著漢賦正式形成的第一個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 七發》。
枚乘
枚乘主要生活於漢文帝、景帝時期，死於武帝初年。他的《七發》寫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問候，通過主客的問答，批判了統治階級腐化享樂生活，說明貴族子弟的這種痼疾，根源於統治階級的腐朽思想，一切藥石針灸都無能為力，唯有用“ 要言妙道”從思想上治療。賦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鋪陳了音樂的美妙，飲食的甘美，車馬的名貴，漫遊的歡樂，田獵的盛況和 江濤的壯觀。《七發》雖未以賦名篇，卻已形成了 漢大賦的體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雜有楚辭式的詩句，且用設問的形式構成章句，結構宏闊，辭藻富麗， 劉勰稱：“枚乘摛艷，首制《七發》， 腴辭雲構，誇麗風駭。”（《文心雕龍·雜文）從漢初的所謂騷體賦到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漢大賦，《七發》是一篇承前啟後的重要作品。
第二時期
西漢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共約200多年時間，從武帝至宣帝的90年間，是漢賦發展的鼎盛期。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漢賦900餘篇，作者60餘人，大部分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從流傳下來的作品看，內容大部分是描寫漢帝國威震四邦的國勢，新興都邑的繁榮，水陸產品的豐饒，宮室 苑囿的富麗以及皇室貴族田獵、歌舞時的壯麗場面等等。自漢武帝劉徹到宣帝 劉詢的時代，即所謂西漢中葉，這是漢帝國經濟大發展和國勢最強盛的時期。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 文景之治”，為了進一步保衛國家和鞏固政權，他又北向出擊匈奴，弭除了歷年的邊患；用兵南方，結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紛爭的局面。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裡，無疑是一個值得頌揚的“盛世”。又加上武帝 好大喜功，雅好文藝，招納了許多文學侍從之臣在自己身邊，提倡辭賦，誘以利祿，因而大量歌功頌德的作品，就在所謂“ 興廢繼絕，潤色 鴻業”的藉口下產生了。 班固在《 兩都賦序》中說：“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 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 司馬相如、虞丘壽王、 東方朔、 枚皋、 王褒、 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 倪寬、太常 孔臧、太中大夫 董仲舒、宗正 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這一時期的賦作基本上同《 詩經》的雅頌一樣，是一種 宮廷文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潤色 鴻業”服務的。有一些作家，作為皇帝的侍從，對皇帝歌功頌德，但他們又對自己類似俳優的地位時時感到不滿，因而也寫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諷諭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對當時漢帝國空前繁榮強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悅，但對皇室大量揮霍資財和迷於奢侈享樂的生活，無論從歷史教訓出發，還是從當時的民生出發，也曾感到擔憂。這就構成了當時一些鴻篇巨製的大賦在思想內容方面的普遍特點，它們往往既歌頌誇耀於前，又諷諭勸戒於後，而這兩者統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這些漢代大賦思想內容的複雜性。
司馬相如
是漢代大賦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 文選》所載《子虛》、《上林》兩賦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據《 史記》、《 漢書》本傳，考定二賦或本是一篇，即《 天子遊獵賦》。這兩篇以遊獵為題材，對諸侯、天子的遊獵盛況和宮苑的豪華壯麗，作了極其誇張的描寫，而後歸結到歌頌大一統漢帝國的權勢和漢天子的尊嚴。在賦的末尾，作者採用了讓漢天子享樂之後 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達了作者懲奢勸儉的用意。司馬相如的這兩篇賦在漢賦發展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它以華麗的詞藻，誇飾的手法，韻散結合的語言和設為問答的形式，大肆鋪陳宮苑的壯麗和 帝王生活的豪華，充分表現出漢大賦的典型特點，從而確定了一種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和所謂“ 勸百諷一”的傳統。後來一些描寫京都宮苑、 田獵、巡遊的大賦都規撫它，但在規模氣勢上又始終難以超越它。所以揚雄說：“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漢武帝、宣帝年間著名的賦作家還有東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漢書·藝文志》著錄他們的賦作頗多，但傳世頗少。如枚皋，據記載有賦 120篇，現已一篇無存。東方朔流傳下來的《七諫》，是一篇因襲楚辭的騷體賦，並無新意。但他的《 答客難》、《 非有先生論》，雖未以賦名，卻是兩篇散體賦，對以後 述志賦的發展有一定影響。王褒是宣帝時重要賦家，今存《 洞簫賦》和騷體賦《 九懷》。《洞簫賦》是現存描寫音樂賦作較早的一篇，對後世的詠物賦和描寫音樂題材的作品有過影響。
西漢末年至東漢中葉 100多年間，《子虛》、《上林》兩賦成為這一時期眾多作家創作的共同模式，他們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範圍，完全失去了新鮮的創造力，只有 揚雄和班固，由於他們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和才能，他們賦作尚有自己的特點，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
揚雄
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賦家。《 甘泉》、《 河東》、《 羽獵》、《長楊》四賦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賦在思想、題材和寫法上，都與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相似，不過賦中的諷諫成分明顯增加，而在藝術水平上有了進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寫和鋪陳相當精彩，在模擬中有自己的特色。後世常以“揚、馬”並稱，原因即在於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體賦，寫他不願趨附權貴，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縱橫論辯，善為排比，可以看出有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點，對後世述志賦頗有影響。《逐貧賦》和《酒賦》，或表達自己甘於貧困，鄙視“貧富苟得”的志趣，或對皇帝、貴族有所諷諫，思想和寫法也都各具特色。班固
是東漢前期的著名賦家。他的代表作《兩都賦》，由於 蕭統編纂《 文選》列於卷首，而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 兩都賦》在體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是西漢大賦的繼續，但他把描寫對象，由貴族帝王的宮苑、遊獵擴展為整個帝都的形勢、布局和氣象，並較多地運用了長安、洛陽的實際史地材料，因而較之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賦作，有更為實在的現實內容。張衡以至 左思的所謂“京都大賦”的出現，都明顯地受到《兩都賦》的影響。第三時期
東漢中葉至 東漢末年，這一時期漢賦的思想內容、體制和風格都開始有所轉變，歌頌國勢聲威、美化皇帝功業，專以 鋪采摛文為能事的大賦逐漸減少，而反映社會黑暗現實，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開始興起。東漢中葉以後， 宦官外戚爭權，政治日趨腐敗，加以帝王貴族奢侈成風，橫徵暴斂，社會動亂頻仍，民生凋敝。文人們失去了奮發揚厲的精神，失望、悲憤，乃至憂國憂民的情緒成為他們思想的基調，這就促使賦的題材有所擴大，賦的風格有所轉變。這種情況的出現始於 張衡。張衡
具有代表性的賦作是《 二京賦》和《 歸田賦》。《二京賦》是他早年有感於“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創作的，基本上是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和班固的《兩都賦》。但他對統治階級荒淫享樂生活的指責比較強烈和真切，他警告統治者天險不可恃而民怨實可畏，要統治者懂得荀子所說的“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這是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對作者的啟發，表現了當時文人對封建統治的危機感。《二京賦》除了像《兩都賦》一樣，鋪寫了帝都的形勢、宮室、物產以外，還寫了許多當時的民情風俗，容納了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的《歸田賦》。作者以清新的語言，描寫了自然風光，抒發了自己的情志，表現了作者在宦官當政，朝政日非的情況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這在漢賦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很大的轉機。他把專門供帝王貴族閱讀欣賞的“體物”大賦，轉變為個人言志抒情的小賦，使作品有了作者的個性，風格也由雕琢堆砌趨於平易流暢。在張衡之前，已出現過一些言志述行的賦，如班彪所作《北征賦》，通過記述行旅的見聞，抒發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顯示了賦風轉變的徵兆，張衡在前人的基礎上，使漢賦的發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其它
繼張衡而起的是 趙壹和 蔡邕，趙壹的《刺世嫉邪賦》對東漢末年是非顛倒“情偽萬方”的黑暗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表現了作者疾惡如仇的反抗精神。這篇賦語言犀利，情緒悲憤，揭露頗有深度，與前一階段那種歌功頌德，夸美逞能的大賦，已經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 述行賦》是他在桓帝時被當權宦官強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賦中作者不僅揭露和批判了當時 宦官專權、政治黑暗、貴族們荒淫無恥的現實，而且還滿懷同情地寫出了當時的民間疾苦，表現了作者的愛憎感情，語言平實，格調冷峻，頗具感染力。稍後 禰衡的《 鸚鵡賦》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詠物賦，作者借寫鸚鵡，抒發了自己生於末世屢遭迫害的感慨。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舊的賦頌傳統，儘管數量不多，卻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寫景詠物賦的發展開拓了道路。地位影響
賦是繼《 詩經》、《 楚辭》之後，在中國文壇上興起的一種新的文體。在漢末文人 五言詩出現之前，它是兩漢四百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 封建時代的詞章家非常推崇漢賦，但他們奉為漢賦正宗的卻是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及班固、張衡等人的大賦，但也正是這些大賦，在思想和藝術形式上表現了較多的局限性。 西晉的 摯虞在《 文章流別論》中批評說：“ 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他所謂“今之賦”就是指漢代興起的大賦。他認為它們“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摯虞對漢賦的社會作用以及藝術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漢賦，特別是那些大賦，儘管有著如上所述的缺點，在文學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寫宮苑、 田獵、都邑的大賦來說，大都是對國土的廣闊，水陸物產的豐盛，宮苑建築的華美、都市的繁榮，以及漢帝國的文治武功的描寫和頌揚，這在當時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而賦中對封建統治者的勸諭之詞，也反映了這些賦作者反對帝王過分 華奢淫靡的思想，表現了這些作者並非是對 帝王貴族們毫無是非原則的奉承者和阿諛者。儘管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現得很委婉， 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應抹殺的。
其次，漢大賦雖然炫博耀奇，堆垛詞藻，以至好用生詞僻字，但在豐富文學作品的辭彙、鍛鍊語言辭句、描寫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後的很多詩文，往往在語言、辭藻和敘事狀物的手法方面，從漢賦得到不少啟發。
最後，從文學發展史上看，兩漢辭賦的繁興，對 中國文學觀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中國的 韻文從《詩經》、《楚辭》開始，中經西漢以來辭賦的發展，到東漢開始初步把文學與一般學術區分開來。《漢書·藝文志》中除《諸子略》以外，還專設立了《詩賦略》，除了所謂儒術、經學以外，又出現了“文章”的概念。至 魏晉則出現了“詩賦欲麗”（ 曹丕《 典論·論文》），“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 陸機《文賦》）等對文學基本特徵的探討和認識， 文學觀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漢賦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現存作品包括某些殘篇在內，共約二百多篇，分別收錄在《史記》、《漢書》、《 後漢書》、《 文選》等書中。
主要代表
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哀二世賦》、《長門賦》、《美人賦》枚乘：《七發》（ 楚辭體）、《柳賦》、《梁王菟園賦》賈誼：《鵩鳥賦》、《吊屈原賦》
揚雄：《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酒賦》
王褒：《洞簫賦》 、班婕妤：《自悼賦》
劉向：《九嘆》
劉歆：《遂初賦》
班固：《兩都賦》
班彪：《北征賦》
司馬遷：《壯士不遇賦》
張衡：《二京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