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

《楚辭》

“楚辭”又稱“楚詞”,是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作品運用楚地(今兩湖一帶)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

簡介

楚辭,其本義是指楚地的言辭,後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一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

《楚辭》《楚辭》之相關圖1
上也代表了楚國文學)。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後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從總集名稱來說,它是西漢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莊忌、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
“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張湯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代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史記》中已說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藝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賦”、“宋玉賦”等名目。

在漢代,楚辭也被稱為辭或辭賦。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承襲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輯錄成集,定名為《楚辭》。楚辭遂又成為詩歌總集的名稱。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故楚辭又稱為騷或騷體。《詩經》和《楚辭》一起構成了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的兩大源頭,兩者分別開創了中國古代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先河,成為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的"雙璧",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

詳細資訊

《楚辭》是戰國時期楚國文學總集。西漢劉向輯,東漢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

《楚辭》《楚辭》之相關圖2
朔﹑王褒﹑劉向等人的辭賦共十六篇,後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在《楚辭》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絕大部分,共收他的詩作8卷20餘篇。包括《離騷》、《九歌》(11篇)、《天向》、《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辯》,景差的《大招》,及漢代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礎上編為《楚辭集注》,增入賈誼的《鵬鳥賦》、《吊屈原賦》兩篇;刪去《七諫》、《九懷》、《九嘆》等作品,朱熹認為這些作品缺乏真實的思想感情。他並把屈原的作品劃為“離騷類”,把其它作品劃為“續離騷類”,按原篇章次序編為8卷。

《楚辭》以屈原的作品為主,其中《離騷》﹑《九歌 ﹑《天問》等篇保存了較多的歷史資料和神話傳說,可供治史者參考。屈原(約前339~約前278),名平。初任楚懷王左徒﹑三閭大夫。因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聯齊抗秦,受懷王稚子子蘭及靳尚等人譖毀而革職。頃襄王時,屈原被放

《楚辭》《楚辭》

逐,他無力挽救楚之危亡,又無法實現政治理想,遂投汨羅江而死。《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這篇宏偉的政治抒情詩表現了作者的進步理想,為實現理想而進行的不懈鬥爭,和鬥爭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悶。屈原常常徵引歷史以抒發情懷,從中尋找經驗教訓﹐“上述唐﹑虞﹑三後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書互相參證補充,例如《離騷》雲:“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慾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歷史相當完整,可與《左傳》互相參看,而補《史記、夏本紀》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從《離騷》中關於羲和﹑望舒﹑飛廉﹑豐隆﹑宓妃的記述,也可窺見上古神話傳說的一斑;而“攝提貞於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則是考證古代天文曆法的資料。

淵源、特徵

楚辭淵源於中國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謠。它受著《詩經》的某些影響,但同它有直接血緣關係的,還是在南方土生

《楚辭》《楚辭》之相關圖3
土長的歌謠。楚地早有歌謠,據劉向《說苑》記載,約公元前6世紀有《越人歌》和《楚人歌》。《論語》載孔子曾聽到《接輿歌》,《孟子》中也有《孺子歌》等等。可是這些楚地歌謠僅一鱗半爪地存於歷史記載中,只是到了戰國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現於楚國文壇之後,楚辭才形成一代文學樣式。

楚辭的特徵,宋代黃伯思在《校定楚辭序》中概括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見《宋文鑒》卷九十二)。這一說法是正確的。除此而外,《楚辭》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歷史傳說、神話故事、風俗習尚以及所使用的藝術手段、濃郁的抒情風格,無不帶有鮮明的楚文化色彩。這是楚辭的基本特徵。它們是與中原文化交相輝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楚辭在詩的句式形式上,採用三字一節的結構。中間以“兮”字為分節。三位元組奏,使詩歌語言在結構上更富於變化,是詩歌由四言向五言、七言轉變的先聲。

在詩的語言上,楚辭講求用辭華麗,對偶工巧。詩的語言美,更能激發人們的情感、陶冶性情,使人飽嘗美的享受。後世的詩人基於此,都非常重視對詩之語言的錘鍊,追求詩情的內在美與語言外在美的同意。

詩史地位

楚辭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而發展起來的,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由於地理、語言環境的差異,

《楚辭》《楚辭》之相關圖4
楚國一帶自古就有它獨特的地方音樂,古稱南風、南音;也有它獨特的土風歌謠,如《說苑》中記載的《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國有悠久的歷史,楚地巫風盛行,楚人以歌舞娛神,使神話大量保存,詩歌音樂迅速發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所有這些影響使得楚辭具有楚國特有的音調音韻,同時具有深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濃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說,楚辭的產生是和楚國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傳統的薰陶分不開的。

楚辭又是南方楚國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春秋戰國以後,一向被稱為荊蠻的楚國日益強大。它在問鼎中原、爭霸諸侯的過程中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促進了南北文化的廣泛交流,楚國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正是這種南北文化的匯合,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和《楚辭》這樣異彩紛呈的偉大詩篇。

《楚辭》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現,打破了《詩經》以後兩三個世紀的沉寂而在詩壇上大放異彩。後人也因此將《詩經》與《楚辭》並稱為風、騷。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充滿著現實主義精神;騷指《離騷》,代表《楚辭》,充滿著浪漫主義氣息。風、騷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的兩大流派。

注本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四庫全書總目》說:「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而各為之注。」但劉向編定的《楚辭》16卷原本已佚。《楚辭章句》即以劉向《楚辭》為底本,它除了對楚辭做了較完整的訓釋之外,還提供了有關原本的情況。在《楚辭章句》的基礎上,南宋洪興祖又作了《楚辭補註》。此後,南宋朱熹著有《楚辭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辭通釋》,清代蔣驥有《山帶閣注楚辭》,等等。他們根據己見,作了許多輯集、考訂和注釋、評論工作。

形成

楚辭的形成,從直接的因素來說,首先同楚地的歌謠有密切關係。如前所述,楚是一個音樂舞蹈發達的地方。現

《楚辭》《楚辭》之相關圖5
在從《楚辭》等書還可以看到眾多楚地樂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現存的歌辭,較早的有《孟子》中記錄的《孺子歌》,據說是孔子游楚時聽當地小孩所唱: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還有劉向《說苑》所載《越人歌》,據說是楚人翻譯的越國舟子的唱辭: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這種歌謠到秦漢時還十分流行。如劉邦有《大風歌》,項羽有《垓下歌》。它的體式與中原歌謠不同,不是整齊的四言體,每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這些也成為楚辭的顯著特徵。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辭雖脫胎於楚地歌謠,卻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漢人稱楚辭為賦,取義是“不歌而誦謂之賦”①(《漢書·藝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離騷》、《招魂》、《天問》,都是長篇巨製;《九章》較之《詩經》而言,也長得多。它們顯然不適宜歌唱,不應當作歌曲來看待。同時,這種“不歌而誦”的“賦”,卻又不是像散文那樣的讀法,據古籍記載,需要用一種特別的聲調來誦讀。這大約類似於古希臘史詩的“吟唱”形式。歌謠總是篇幅短小而語言簡樸的,楚辭正是擺脫了歌謠的形式,才能使用繁麗的文辭,容納複雜的內涵,表現豐富的思想情感。順帶說,現代人為了區別楚辭與漢賦,不主張稱楚辭為“賦”,這不無道理,卻不能說漢人這樣稱呼有何過錯。因為本來是先有“屈賦”而後有“漢賦”的。

漢人又有“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說(見班固《兩都賦序》),當是為了攀附儒家經典,兼考慮到賦的鋪張特徵。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滲透了楚辭,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據史書記載,當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顯消退以

《楚辭》宋玉
後,在南楚,直至戰國,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覡,重淫祠”。楚懷王曾“隆祭禮,事鬼神”,並且企圖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師。民間的巫風更為盛行 《漢書·地理志》及王逸《楚辭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的風俗。可見在屈原的時代,楚人還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像和熾熱情感的神話世界中。生活於這一文化氛圍中的屈原,不僅創作出祭神的組詩——《九歌》,和根據民間招魂詞寫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時,也大量運用神話材料,馳騁想像,上天入地,飄遊六合九州,給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離騷》這篇代表作的構架,由“卜名”、“陳辭”、“先戒”、“神遊”,到“問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間巫術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對楚辭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後,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這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視為《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在戰國時代,縱橫家奔走遊說,十分活躍。他們“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中的這一節論述,正確地指出了戰國縱橫家華麗鋪張的文辭對《楚辭》形成的影響。

楚辭是楚文化的產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

影響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它以現實的筆法記載了春秋時期的社會風貌。此後,中國文壇大約在四五百年

《楚辭》《楚辭》之相關圖6
之間,幾乎全被散文的光輝所籠罩。期間,詩歌作為一種特殊的體裁似是自甘寂寞,默默無聞。然而,中國由來是一個詩的國度這是不可改變的必然,並決定了中國的文學發展不可沒有詩歌的存在,總有供其發展延傳的文學力量在支持,從中孕育新的生命

打破這種沉寂尷尬的,正是天才的詩人,屈原以及他的後學。屈原一生極富傳奇性的經歷,成就了他驚世駭俗的不朽人生,政治上失意而痛心疾首的他注定了天才詩人這一身份地位,內心無比的憤懣而無所釋處,則更是注定了《離騷》這一極具文學價值,極具劃時代意義的作品誕生,它的出現開掘了中國文學的源頭,引領了數千年的中國文壇

出生於楚國的屈原,對楚國風土人情乃至一草一木自然如數家珍,了如指掌。這對楚辭這一文體的橫空出世,對於騷體的創新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屈原因黜被逐,官場失意,一腔熱血的報國激情到頭來卻是滿目瘡痍的悲愴。心有大苦而難言,這是文學的最高境地,是成就屈原的最重要的精神資本。他以自己獨特的大起大落人生感受,借楚國語言形式的加工把當地的花草樹木或象徵或比擬或借代或暗喻,對詩壇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改革創新。

他創新了詩歌一個新的時代。詩經是一部民間的詩歌總集,以集體為單位來創作完成。而離騷的出現則標誌著詩人個體的誕生,完成了由集體向個人的轉變,這一關鍵性的舉措開創了詩歌轉向個人詠唱的一個新的紀元;詩經是記實的,真實的反應了社會的情況,被後人譽為現實主義的最高峰,而離騷則是中國文壇上浪漫主義的開山之筆,這一現狀,不但為兩漢的賦體奠定了根基,更為後世的李白、蘇軾等浪漫主義大師,提供了不朽的創作素材與活力精神。

他創新了一種新的詩體形式。《詩經》當中,多是以四言為主的反覆詠唱,而離騷則是以參差不齊,靈活多變的句法,表達一波多折的曲調。較之詩經短小篇復,取而代之的是離騷的長篇巨製。同時思想不再單一的現實情緒化。而是以多元的空間,展示了多元的情感。其中,屈原多方面的採用了楚國的地方色彩進行了濃描重寫,而使離騷的風格當中有著濃重的楚國民間語言特色。重要的是,與此同時,楚辭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成為了歷來被眾人考習的對象。

離騷里的物象,不僅僅只是單純對自然的描繪,更有著人性化的感情表現力,以其頑強的生命力被世人所接納。總之,有了屈原,詩歌不再沉寂。後人所學習他的,除了他給後人留下的素材,還有他的精神。這種創新精神一直延續了幾千年,從漢賦,到唐詩,再宋詞,再元曲。一代一代,因為創新而生命長存,因為創新而活力長在。

代表人物

《楚辭》的代表人物屈原(前340?-前278年),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愛國詩人。在《楚辭》初本的16卷

《楚辭》屈原
中,屈原的作品占絕大部分,共收他的詩作8卷20餘篇。包括《離騷》、《九歌》(11篇)、《天問》、《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辯》,景差的《大招》,及漢代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礎上編為《楚辭集注》,增入賈誼的《鵬鳥賦》、《吊屈原賦》兩篇;刪去《七諫》、《九懷》、《九嘆》等作品,朱熹認為這些作品缺乏真實的思想感情。他並把屈原的作品劃為“離騷類”,把其它作品劃為“續離騷類”,按原篇章次序編為8卷。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離騷》《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寫的政治抒懷詩;一類是以《九歌》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詩人世界觀、人生觀的《天問》。

屈原的代表作《離騷》,是中國古代最長的一篇浪漫主義抒懷詩,也是“楚辭”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稱“楚辭”為“騷體詩”,並與《詩經》並稱“詩騷”。《離騷》是詩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滿懷“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委屈,凝聚憂憤、感慨於筆端寫成的。這首近2500字的長詩,敘述了詩人的身世和志向,通過表現詩人一生不懈的鬥爭和決心以身殉志的悲劇,反映了楚國統治階層中正直與邪惡兩種勢力的尖銳鬥爭,暴露了楚國的黑暗現實和政治危機,表達了他為國為民而戰鬥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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