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雲岡石窟位於中國北部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處的武周山南麓。石窟始鑿於北魏興安二年（公元453年），大部分完成於北魏遷都洛陽之前（公元494年），造像工程則一直延續到正光年間（公元520～525年）。石窟依山而鑿，東西綿亘約1公里，氣勢恢弘，內容豐富。現存主要洞窟45個，大小窟龕252個，石雕造像51000餘軀，最大者達17米，最小者僅幾厘米。窟中菩薩、力士、飛天形象生動活潑，塔柱上的雕刻精緻細膩，上承秦漢（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現實主義藝術的精華，下開隋唐（公元581～907年）浪漫主義色彩之先河，與甘肅敦煌莫高窟、河南龍門石窟並稱“中國三大石窟群”，也是世界聞名的石雕藝術寶庫之一。
雲岡石窟的造像氣勢宏偉，內容豐富多彩，堪稱公元5世紀中國石刻藝術之冠，被譽為中國古代雕刻藝術的寶庫。按照開鑿的時間可分為早、中、晚三期，不同時期的石窟造像風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曇曜五窟”氣勢磅礴，具有渾厚、純樸的西域情調。中期石窟則以精雕細琢，裝飾華麗著稱於世，顯示出複雜多變、富麗堂皇的北魏時期藝術風格。晚期窟室規模雖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適中，是中國北方石窟藝術的榜樣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樂舞和百戲雜技雕刻，也是當時佛教思想流行的體現和北魏社會生活的反映。
雲岡石窟形象地記錄了印度及中亞佛教藝術向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歷史軌跡，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國逐漸世俗化、民族化的過程。多種佛教藝術造像風格在雲岡石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融匯貫通，由此而形成的“雲岡模式”成為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轉折點。敦煌莫高窟、龍門石窟中的北魏時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雲岡石窟的影響。
雲岡石窟是石窟藝術“中國化”的開始。雲岡中期石窟出現的中國宮殿建築式樣雕刻，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的中國式佛像龕，在後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廣泛套用。雲岡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裝飾，更加突出地展現了濃郁的中國式建築、裝飾風格，反映出佛教藝術“中國化”的不斷深入。
宋代以後的雲岡石窟
遼興宗重熙十三年（公元一O四四年） ， 「改雲州（即大同）為西京」[三三]。金代仍以大同為西京，直至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一二八八年） 「改西京為大同路」[三四]，大同作為遼、金二代的陪都計有二百餘年。
大同亦為遼、金時期的佛教重地。遼代皇室曾於市內建「華嚴寺……奉安諸帝石像、銅像」[三五]（清寧八年，公元一O六二年），並於薄伽教藏殿內庋藏新刻佛經五百七十九帙（重熙七年，公元一O三八年） 。這時在雲岡石窟，據《金碑》記載：「遼重熙十八年（公元一O四九年）母后再修，…清寧六年（公元一O六O年）又委劉轉遠監修」，說明在遼興宗、道宗時期，幾乎與華嚴寺佛寺建設同時，進行過延續十年的工程。這次工程的主體部份，應是《金碑》所記興建「西京大石窟寺……凡有十名，一通樂、二靈岩、三鯨崇、四鎮國、五護國、六天宮、七崇福、八童子、九華嚴、十兜率」等十座大寺，即遼代十寺。十寺大約均為後接石窟，前建木構窟檐的寺院。現存雲岡一至二十窟崖面上部大量的梁孔椽眼，應是它們的遺存[三六]。此外，十三窟南壁下部佛龕座上曾發現遼代「修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佛像的銘記，可知遼代曾對一批佛像進行過修整。十一窟西壁七立佛中的最北二尊（抗日戰爭時期已毀）及中心柱南面二脅侍菩薩、三十五窟東壁的釋迦塑像和綱目紋石綠背光，可能都是修整後的遺物。遼末保大二年（公元一一二二年） ，十寺遭兵火焚毀。
據《金碑》，金皇統初，由和尚稟慧主持，「重修靈岩大閣九楹」等建築，自「皇統三年（公元一一四三年）二月起工，六年（公元一一四六年）七月落成，約費錢二千萬」 。
明代大同雲岡石窟再度荒廢，寺院在明末毀壞後曾重建。清順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年），重建雲岡寺院，即現存五、六窟的木構窟檐。下過，這時除興建個別窟檐及彩繪佛像外，石窟工程卻早已停止了。
雲岡石窟的主體工程，完成於北魏。我們把全部窟龕分為以涼州佛教藝術為主的曇曜五窟時期，以孝文帝、馮氏為實際倡導者的平城佛教時期（主要表現為太和十三年前）和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的雲岡石窟晚期這三個階段，不僅反映了雲岡石窟的實際情況，而且對研究我國北魏時期的石窟藝術，具有重要意義。雲岡石窟三個階段的演變發展，反映了中國石窟藝術由具有較濃厚的外來風格，到逐步具有較多中國民族特色，融化為中國式佛教藝術的歷史進程。佛教的傳人，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外文化交流。佛教文化的傳播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密切結合，形成中國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份。在這一縱貫東西、融匯南北的交流、融合過程中，平城佛教及其造像藝術起了關鍵的作用。這是因為，這一變化是在當時社會思潮、歷史發展的總形勢下進行的，而平城作為一代國都——全國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不僅集中了固有的文化傳統，而且得風氣之先，可以兼收各地石窟藝術的優點，進行新的創作實踐。唐代以來關於雲岡石窟的記載，多與孝文帝相聯繫，說明孝文帝改革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雲岡石窟一出現，便引起全國各地的模仿和效法，影響遠及河西地區。
清代以來，除清初學者朱彝尊最早記錄雲岡石窟外，雲岡石窟逐漸湮沒無聞，鮮為人知。近代以來，隨著我國學者葉恭綽、陳垣以及日本常盤大定、關野貞等人的介紹、研究，雲岡石窟開始引起世人的注意。然而，在舊中國，由於一千五百多年來的自然破壞和近代以來的人為盜鑿，雲岡石窟的命運卻是極其可悲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們在石窟保護、科學研究和積極宣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雲岡石窟正以它宏偉的風貌，向人們宣示著逝去的歷史，期望著光輝的未來。由於《金碑》等眾多新資料的發現與研究，由於運用石窟類型學的方法所進行的深入考察，我們對雲岡石窟的分期、建制及其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價值等，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今後，這一工作必將取得新的進展
著名石窟
| 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種佛教建築形式。中國的石窟起初是仿印度石窟的制度開鑿的，多建在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從北魏至隋唐，是鑿窟的鼎盛時期，尤其是在唐朝時期修築了許多大石窟，唐代以後逐漸減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