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夫之,衡陽人,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
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1642年中舉人。後金侵略中原後,他與好友管嗣裘等在衡山舉兵抗清,後被永曆政權任為行人司行人。1652年後隱伏湘南一帶,過了3年流亡生活。後半生,他隱居湘西石船山,稱船山先生。51歲時他自題堂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反映出他的學風和志趣。71歲時他自題墓石:“抱劉越石之孤忠”,“希張橫渠之正學”,表白他的政治抱負和學風。王夫之一生的行事與思想:一是立身的堅貞。他明亡後不薙髪,不易服,不為黃冠,不入空門,以漢族衣冠終其身。在明遺民中大概是只此一人。二是思想體系的龐大複雜。他對心性之學剖析精微,而且有極濃厚的宇宙論興趣,建構了集宋明思想大成的哲學體系,可說是朱子後一人。他不僅博覽四部,還涉獵佛道二藏,對道家內丹術與佛教唯識宗都有研究,並且不廢藝文,工於詞曲(不僅作了大量的詞,還有雜劇作品《龍舟會》傳世)。
內容特點
《讀通鑑論》是王夫之閱讀司馬光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鑑》的筆記,
作者認真研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現實,總結歷史經驗,有感而發,隨事闡述自己的見解、主張和思想認識。對歷史上的治亂興衰作了多方面的評論。全書約六十餘萬字,按朝代分為三十卷,沒有篇題。其中秦1卷,西漢4卷,東漢4卷,三國1卷,晉4卷,宋、齊、梁、陳、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敘論》4篇為卷末。《讀通鑑論》借引司馬光《資治通鑑》所載史實,系統地評論自泰至玉代之間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分析歷代成敗興亡,盛哀得失,褒隊物,總結經驗,引才鑒今.探求歷史發展進化規律,尋求民族復興的大免。全書約60餘萬字,分為50卷,每卷之中,以朝代為別;每代之中,以帝王之號為目,共船目,目下又分作一個個專題;另在“卷末”附有“敘論”四篇。該書文采飛揚,議論縱橫,新見選出,論點精到,堪稱傳統史論中最系統、最精彩的傑作,同時也全面地反映了王夫之進步的歷史現和政治思想傾向。
王夫之是一個忠於國家,又具有濃厚漢民族意識的文人。對於明亡於清這一事實,《讀通鑑論》從其字裡行間透溢出痛苦和悲憤。但是,他並沒有簡單地借古史來發泄自己的民族義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論具有巨大的現實感。明亡後,若干史學家探討其滅亡原因,或批評政治混亂,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擊君主專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為代表的批判專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為深刻。王夫之與大多數史學家不同,他不僅具有這種現實感,而且能將其與歷史的沉思融合起來,試圖從中總結出更高層次的歷史哲學來。
《讀通鑑論》中,他首先清醒地反觀自身,認為“夷狄之蹂躪中國,亦非必有固獲之心,中國致之耳。”於是他在《讀通鑑論》中,批評君主與大臣聚斂財富,批評君主貪巧自矜濫殺忠良,批評奸臣敗壞綱紀使國家衰微,批評大臣擁兵自重強枝弱乾,批評學風日衰邪說日盛,批評縱客商賈捨本逐末,批評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評幾乎涉及到歷代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在他心目中,前朝舊事只不過是明朝現實而已。
《讀通鑑論》中,王夫之得到了一個啟示,就是“事隨勢遷而法必變”。他從遠古人類的“異於禽獸無幾”與今天人類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備”;從三代的“沈酗”、“淫奔”、“黷貨”與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從三代的封建諸侯與秦始皇改郡縣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歷史的變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個哲理性的結論:“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者矣”,也就是說,順應歷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讀通鑑論》中的“理勢合一”、“理因乎勢”是王夫之在歷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結論。“變”是這個歷史哲學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導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學中最要害的命題“正統論”,“統者,合而不離,續而不絕之謂也”,就是說,所謂“統”是統一了國家並能較長久地持續下去的政權,不論是靠武力統一的,還是靠陰謀“篡弒”而來的,只要它順應了大勢,使國家“合而不離,續而不絕”,就是合理的、正統的,並不在乎它姓李還是姓趙。他說:“論之不及正統者,何也?曰,正統之說,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漢之亡,曹氏、司馬氏乘之,以竊天下,而為之名曰禪。於是為之說曰,必有所承以為統,而後可以為天子,義不相授受而強相綴系,以揜篡奪之跡,抑假鄒衍之邪說,與劉歆歷家之緒論,文其詖辭,要豈事理之實然哉。”
史書從朱熹著成《通鑑綱目》以後,正統的爭論已成為封建史學家所最關心的事,甚至影響到宋、遼、金三史的修撰,遲遲未能定稿。而王夫之《讀通鑑論》此說完全粉碎了那些一無可取的謬論。如果說黃宗羲是從明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現實出發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專制的理論,那么,王夫之則是從歷史的不斷變化發展中得到了這一思想。千百年來,天不變道亦不變,宋元以來,為一家一姓而爭正統的喧吵熱鬧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則為王、為神、為聖,便是得天命、當正統,永遠私有天下,無人敢說不字。而黃宗羲、王夫之卻否定了這天經地義的結論,從歷史變化上指出了順應“勢”者才合天理,無疑是一個進步。
全書內容豐富,集中表現了作者發展進化的歷史觀。他痕恨明朝的腐敗政治,主張改革;反對分裂,反對後金叛亂,主張國家統一;還以樸素的唯物主義對宋明以來的唯心主義道學進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識地把評史與論政治結合起來。他認為“讀古人之書”必須“揣當今之爭”,才能“為治之資”。因此王夫之的史論著作不僅貫穿著他的史學思想理論,也滲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論。
在對宋、明理學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稱三代以下“人慾橫流”、主張“法先王”的復古倒退思想進行批判時,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處於未開化的野蠻狀態,而三代則是“國少而君多……暴君橫取”,人民“秸面鳩刑,衣能結而食草木”,社會落後生活艱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嚮往的盛世《讀通鑑論》卷二十。“世益降,物益備”《讀通鑑論》卷十九,隨著歷史的發展,物質生活才日益豐富起來,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古代的辦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於今天,沒有一成不變的制度法令和治國之道,必須“趨時更新”,“事隨勢遷而法必變”。
在對歷史發展的認識上,《讀通鑑論》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違生之理,淺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卷二十四國家的治亂存亡與人的生死壽夭一樣都有自己的規律,並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認識和掌握的。基於這種思想認識,作者認為秦始皇廢除分封行郡縣,是歷史進步和歷史發展趨勢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秦代以下,郡縣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卷一,被分封行郡縣變革的成功是順應了“勢之所趨”,符合“理”——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結果。作者還進一步帶證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於“私天下”的動機而實行郡縣制的,而歷史規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過秦始皇主觀動機這一偶然性體現出來的。
此外《讀通鑑論》一書在分析評論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時,多有獨到見解和中肯意見,又能一一例舉,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農民的疾苦,痛恨反動統治的腐敗,主張改革,但其認識還局限於對原有制度的改良,沒有認識到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制度的必要。
閱讀要點
《讀通鑑論》並不是單純的歷史著作。
它是閱讀另一部史書的筆記,其中每一節都是針對《資治通鑑》所記的某一段史實而發的議論;如果能與《資治通鑑》並讀,對王夫之史論的了解應當會更深一層。這部書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家的歷史沉思錄,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際那段血與火的歷史之光,又積澱了一個當時心境極為痛苦與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其內涵遠遠超出一般史書。在閱讀《讀通鑑論》時,要注意到因為歷史遺留的負擔畢竟太沉重了,傳統文化在王夫之身上積澱的畢竟太深厚了,當這位思想家在進行歷史沉思時,常常不自覺地沿襲了傳統歷史觀與道德觀,陷入傳統的保守觀念之中。如他認為封建君主不能變,能變的只是具體的措施與制度;封建思想觀念不能變,能變的只是個別的方法與觀點,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個永遠難以擺脫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認“勢之所趨”即“理”這一哲學命題,但感情上卻不能接受真正撲面而來的“勢”。他罵與正統理學相左的學派,如宋代的蘇學、浙學及明代李贄等人的異端史學,指斥李贄的《藏書》為害尤烈。當張獻忠請他加入起義隊伍時,他“剺面傷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時,他卻舉兵反抗,將民族大義與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以,既要注意到他表露的進步史學思想,也不能忽視那些阻礙這種思想升華的種種保守因素。
相關詞條
三國史籍盤點
三國是繼東漢而出現的時代稱號,由於魏、蜀、吳三個國家鼎立而得名。三國始與220年魏國代漢,終於265年晉代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