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方輿紀要》

《讀史方輿紀要》

《讀史方輿紀要》是中國清初歷史地理、軍事地理名著。明末清初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1631~1692)輯著。顧氏字瑞五,號景范,又稱宛溪,江蘇無錫人。明亡,隱居不仕,積二十年心血,“以史為主,以志證之”,采正史、地誌,旁及野史,參以山川考察,撰成該書。全書共130卷,輿地要覽圖36幅,沿革表35份,共280多萬字。現有嘉慶十七年(1812)龍氏刻本、中華書局重印商務《萬有文庫》本等版本行世。

基本信息

《讀史方輿紀要》《讀史方輿紀要》

主要內容

《讀史方輿紀要》綜記“山川險易,

《讀史方輿紀要》《讀史方輿紀要》
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具有濃厚的歷史軍事地理學特色,其核心在於闡明地理形勢在軍事上的戰略價值。它首先指出,戰守攻取應以分析地理形勢為基礎,無論“起事”之地,或“立本”之地,都須“審天下之大勢”而後定,否則,不免於敗亡。如“立本”之要在於擇都,拱衛首都乃是軍事建設的重心。以明代北京為例,主張多層設防:近畿三輔;內三關;薊州(今天津薊縣)、宣府(今河北宣化)、保定三點相互為援;九邊(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與三衛(今河北東北部、長城外及遼寧西部一帶),以及三齊(今山東淄博平度泰安一帶)、秦晉之地,皆需駐兵,構成多層藩籬。

該書有關歷代州域形勢部分,綜述明以前各代州郡位置、形勢,及其與用兵進退之策和成敗的關係。各省方輿部分,按明末清初的政區分述十五省的府、州、縣形勢與沿革、區劃,以及各處歷代所發生的重要戰爭。這兩部分形成歷代地理形勢、沿革、區劃與戰史渾然一體的獨特風格,構成全書的主體。輿圖要覽部分,實為明代最完備的兵要圖籍,由概況說明、圖、表組成。概況說明,總論天下大勢,分論各省形勢、山川險易、物產戶口、邊腹要地設防、兵員糧餉等情況;地圖,除一省一圖外,另有總圖、京師圖、九邊圖說、河海漕運圖等;表,列有府州縣、山川險要,衛、所、關城的沿革、方位、區劃、財賦、丁差、民情。書中在論及地理形勢的戰略價值時,注意到“設險以得人為本”,不能只憑地利決定勝敗。要求明白“險易無常處”之理,靈活運用地利。

該書為兵家所重,被譽為“千古絕作”、“古今之龜鑑、治平之藥石”,是研究中國軍事史、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

作者簡介

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序》
字瑞五,號景范,江蘇無錫人,生於明崇禎四年(1631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於久居無錫城東宛溪,被學者稱為宛溪先生。他自幼聰穎過人,好學不倦,背誦經史如流水,且博覽群書,尤好地理之學。順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關,顧祖禹隨父避居常熟虞山,長期躬耕授業,過著“子號於前,婦嘆於室”的清貧生活。雖如此,亦恥於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選擇了以著書立說為手段,以圖匡復亡明的道路。秉承父親遺命,立志著述《讀史方輿紀要》,“蓋將以為民族光復之用”。自順治十六年(1659年)始,他邊教私塾,邊開始《讀史方輿紀要》的著述。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起兵,顧祖禹隻身入閩,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達到反清復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繼續撰寫《讀史方輿紀要》。康熙年間,雖曾應徐乾學再三之聘,參與《大清一統志》的編修,但堅持民族氣節,不受清廷一官一職,書成後甚至拒絕署名。在此期間,顧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傳是樓藏書,為《讀史方輿紀要》的修撰,積累了大量資料。經過30餘年的筆耕奮鬥,約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顧祖禹50歲左右時,終於完成了這部舉世聞名的歷史地理巨著。

內容特點

《讀史方輿紀要》共130卷(後附《輿地要覽》4卷),約280萬字。有如下一些特點:

《讀史方輿紀要》《讀史方輿紀要》

第一,選材得當,體裁新穎。《讀史方輿紀要》選取材料與一般地誌不同。著重記述歷代興亡大事、戰爭勝負與地理形勢的關係,而游觀詩詞則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歷代州域形勢。接著,以114卷之多,以明代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屬府州縣為綱,分敘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蹟、山川、城鎮、關隘、驛站等內容。與各地理實體有關的重要史實,附繫於各類地名地物之下。並常在敘述中指出該地理實體得名的原由。隨後,以6卷記述“川瀆異同”,作為“昭九州之脈絡”。最後一卷是傳統之說“分野”,作天地對應,有“俯察仰觀之義”。前面歷代州域形勢以朝代為經,以地理為緯;後面分省則以政區為綱,朝代為目,全書經緯交錯,綱目分明,且自作自注,敘述生動,結構嚴謹,讀之趣味無窮。

第二,具有濃厚的軍事地理色彩。顧祖禹著述《讀史方輿紀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為反清復明之需,當然十分注重對於軍事的記述。他鑒於明朝統治者不會利用山川形勢險要,未能記取古今用兵成敗的教訓,最後遭致亡國的歷史,在書中著重論述州域形勢、山川險隘、關塞攻守,引證史事,推論成敗得失,“以古今之史,質之以方輿”。詳細記載歷代興亡成敗與地理環境的關係,而對名勝古蹟的記載則相對簡單得多。不僅前面9卷專門論述歷代州域形勢,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險要、形勢得失開端。各省形勢及其在軍事上的重要性,皆有總序一篇進行論述。《歷代州域形勢》和各省山川險要總論,幾乎每篇都是甚有價值的軍事地理論文。
而且每敘述某一地理實體時,必窮根究源備述其軍事上的地位和價值。顧祖禹認為,地利是行軍之本。地形對於兵家,有如人為了生存需要飲食,遠行者需靠舟車一樣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軍,加上“鄉導”的幫助,“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這正是他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於地理環境與戰爭得失成敗的關係著重記述的初衷。難怪張之洞認為“此書專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證。”梁啓超也認為,“景范之書,實為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

《讀史方輿紀要》《讀史方輿紀要》

第三,注重人地關係的辯證思維。以研究天險地利為主的《讀史方輿紀要》,始終貫穿著天險地利只是成敗得失的從屬條件,而決定的因素還在於社會和人事的正確思想。因為“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雖是“金城湯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連同“培塿之丘”、“泛濫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當,縱使“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也就是說,決定戰爭勝負的原因,地理形勢固然重要,但帶兵將領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論述歷代都城的變化和原因時,顧祖禹認為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並非地勢險固決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選擇與當時的形勢有關,此時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時則不一定適於建都,其次,是否適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勢是否險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產是否發達,對敵鬥爭是否有利。由於建都的各種因素是在經常變化的,不能單純考慮山川地勢。他的這種觀點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基本上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經世致用,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尤其重視。顧祖禹認為:輿地之書不但要記載歷代疆域的演變和政區的沿革,而且還要包括河渠、食貨、屯田、馬政、鹽鐵、職貢等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的內容。當他開始撰寫時的確對此十分重視,但後來由於各種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擾”,顧不上補綴,但其大略亦能“錯見於篇中”。不過他在論述各地的地理形勢時,儘量做到以地理條件為印證,使歷史成為地理的嚮導,地理成為歷史的圖籍,互相緊密融匯。全書對於有關國計民生的多寫,無關的少寫,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這也是《讀史方輿紀要》有別於其他地理著作之處。由於黃河之患歷來不止,直接對國計民生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大量輯錄前人治水的主張,以留給後人借鑑。他十分賞識潘季馴的治河方針。認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讀史方輿紀要》卷126)書中對潘季馴的主張頗多引證。此外,書中對漕運的記載也十分重視。顧祖禹認為漕運相當重要,因為“天下大命,實繫於此”。但他反對為了漕運而置運河沿線百姓生命財產於不顧的觀點。在《川瀆異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論述漕運和海運,又在有關州縣下,詳細記載運河的閘、壩、堤防和濟運諸泉。此外,對於明代農業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松地區,以及揚州、淮安等轉漕城鎮衝要地位,書中都一一作了記載。同時,《讀史方輿紀要》於農田水利的興廢、交通路線的變遷、城邑鎮市的盛衰,都詳略得當地有所記載。由此可見,不但對於軍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讀史方輿紀要》有十分重要的記述,而且在經濟地理方面亦有相當可觀的內容。

貢獻影響

以軍事地理為主,

《讀史方輿紀要》《讀史方輿紀要》
集自然與人文地理於一身的巨著——《讀史方輿紀要》的撰成,與顧祖禹的努力分不開。為了編撰這本巨型歷史地理著作,他先後查閱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種地誌,旁徵博引,取材十分廣泛。同時,他也比較注重作實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觀覽城廓,而且對於山川、道里、關津無不注意察看。並且深入作調查,無論過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與客人談論時都注意對地理狀況的異同進行考核。但無論實地考察或是調查,囿於條件所限,他都只能“間有涉歷”而已。主要工作還是限於對圖書資料的探索和考校。儘管全書考證嚴謹,描述論證也多確實可靠,但他本人總覺得未能十分滿意,尤其以缺乏只有從實地考察中才能獲得的感性知識為憾事。當然,由於時代與條件的限制,加上全書僅為顧祖禹一人獨撰,難免有疏漏、謬誤之處,但這些並非其主流。
《讀史方輿紀要》長期以來由於內容豐富、地名齊全、考訂精詳、結構嚴密,不但勝於唐代成書的《元和郡縣圖志》、宋代成書的《太平寰宇記》,而且超越明代成書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若與清代歷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統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並不遜色。至今仍成為歷史地理學者乃至研究歷史、經濟、軍事的學者們必讀的重要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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