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紀》簡介
《後漢紀》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黃姬水刻本，
《後漢紀》《後漢紀》的作者袁宏（約328～約376），東晉文學家。字彥伯，小字虎。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幼年喪父，家中生活比較清苦。在艱苦的環境下，他刻苦力學，終有所成，少年時代就以文章華美而聞名於世。初入仕途，謝尚引為參軍，累遷至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文筆典雅，才思敏捷，深受桓溫器重，使專掌書記。桓溫北伐，袁宏奉命作露布，倚馬疾書；頃刻間即成七紙。入為吏部郎，授東陽太守。太元初49歲時去世。袁宏原有集20卷，已佚。有《後漢紀》三十卷，《正始名士傳》三卷，《竹林名士傳》三卷，《中朝名士傳》若干卷，《集》二十卷。《後漢紀》的撰寫，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除竹林名士傳外，《後漢紀》是他流傳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今存30卷。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及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錄其詩、賦、序、贊、碑、銘、疏、表等20餘篇，亦多殘缺。
《後漢紀》《後漢紀》的撰寫，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袁宏所以採取編年體裁記錄東漢史事，是受了荀悅《漢紀》編寫成功的影響。《後漢紀》繼《漢紀》而作，但袁宏面臨的寫作條件卻比荀悅困難一些。當年荀悅撰寫《漢紀》的時候，只有《漢書》這一部已確立了權威地位的紀傳體西漢史，他運用較高的史學識見和編撰技術，對《漢書》加以剪裁，就寫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後漢紀》的前後，關於東漢史的著作有好多種，它們各有短長，袁宏所依據的資料要比荀悅繁富，遇到的困難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悅多一些。另外，在同類著作上，他有不少競爭對手，他必須在水平上超過他們，才能讓自己的著作站住腳。經過歷史的選擇，現在關於東漢史的著作，只有范曄所著《後漢書》和袁宏所著編年體《後漢紀》保存下來，說明這兩部書確有過人之處。
編纂特點
袁宏在《後漢紀》里表現了綜銓史事的才能。
《後漢紀》記錄的赤壁之戰袁宏用他的實踐，豐富了編年史體的表現手段。他在書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類書”（《後漢紀序》）的編撰方法，這比荀悅的連類列舉有些發展。袁宏往往把時代略近的同類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記述，如卷五寫了閔仲叔，又寫了王丹、嚴先、周黨、王霸、逢萌，這都是以隱士終身或度過長期隱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寫章帝禮遇江革，因寫江革的生平，並寫毛義、薛苞，這都是以孝著稱的人物。這種寫法，吸收了紀傳體的長處，擴大了編年史可能容納的範圍。
袁宏在書中還為自己提出了“觀其名跡，想見其人”（《後漢紀序》）的要求，力圖以某種類型的人物去感染讀者。這個要求為《後漢紀》帶來了筆下傳神的氣氛。如卷二十三寫郭泰軼事：“鉅鹿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達曾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徑去不顧。時適遇林宗（郭泰）。
林宗異而問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顧’？叔達曰：‘甑既已破，視之無益’。林宗以為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謂必為善士，勸使讀書遊學。十年，知名當世。”“初汝南袁閎盛名蓋世。泰見之，不宿而退，汝南黃憲邦邑有聲，天下未重，泰見之，數日乃去。薛祖恭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軛。從黃叔度，乃彌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奉高之器，譬諸泛濫，雖清易挹。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而不清，橈之而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雖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憲名重於海內”。這裡所寫郭泰的鑑識和風度，可以說達到了“觀其名跡，想見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現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華，卻缺少一點歷史家的審慎態度。他更喜歡品藻人物，重視對人物才情風貌的描寫，有更多的清談趣味，這與體現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風尚是不可分割的。
《二十四史》《後漢紀》卷八品評了東漢開國著名功臣馬援。袁宏認為馬援之所以能成為東漢開國著名功臣，既有其主觀原因，那就是“才氣志略，足為風雲之器”；也有客觀原因，當時恰逢亂世用人之際，馬援的才氣正“遇其時”。但是馬援死後頗遭怨謗，袁宏認為與其繼續有為而“過其才”，不懂得“順勢”有關，他說：當時“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白，據鞍慷慨，不亦過乎！”袁宏認為，馬援以安天下時的作為行於治天下，繼續攻伐之事，因而是不智之舉。所以他最後說：“善為功者則不然，不遇其主則弗為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後處，力止於一戰則事易而功全，勞足於一役則慮少而身安，推斯以往，焉有毀敗之禍哉！馬援親遇明主，動應銜轡，然身死之後，怨謗並興，豈非過其才為之不已者乎！”在這裡，袁宏從玄學家的立場出發，一方面批評了馬援不善功、不懂“順勢”，認為他遭怨謗是自己“過其才”的不明智之舉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借馬援之事，以對東漢統治者在立國之初便連年發動戰爭提出批評。有鑒於上述認識，所以袁宏得出結論：只有“順勢而為”，才是智者所為。
史料價值
《後漢紀》成書於范曄《後漢書》之前。它給《後漢書》供應了豐富的歷史材料。由於編年與紀傳兩種體裁有不同的撰寫要求，因此《後漢紀》與《後漢書》在東漢史的記述上，此簡彼繁，此詳彼略的情況是大量存在的，《後漢紀》的史料價值並沒有因《後漢書》的問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崇尚玄學袁宏的學術思想旨趣與司馬談、班固皆有所不同，司馬談崇道，班固崇儒，而袁宏論學術宗旨則是從玄學的立場出發的，袁宏比過去的歷史家都更強調歷史記述的政治意義。他在《後漢紀·序》里系統闡述了自己的撰史觀點：“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綸，足為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歷史著述應包括兩個功能：一是網羅治體，大得治功，是指政治上的成敗得失說的。另一個就是扶明義教，是指封建倫理上的是非說的。
他認為對第一個作用，前人很注意並作了些工作。而後一個作用，則發揮得相當不夠，所以他要在書中彌補前人的不足，“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
袁宏認為，名教就是維護封建秩序的法寶，而名教的根本，又在於君臣之道。因此他的《後漢紀》論述的重點是君臣關係。君臣關係是封建等級制度的最集中表現，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現象和父子相繼的血緣關係套在君臣關係上，把封建君臣關係說成自然的規律和永恆不變的準則。從這一點出發，他對劉秀背叛更始政權，另起爐灶有所非議。對於曹魏篡奪漢家天下的行為，也作了批評。他指出漢朝還未滅亡，曹魏不該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該再用禪讓之類騙局來美化自己，已經奪取了人家的天下，還要吹噓自己可以與堯、舜比德，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嗎？他對漢魏替興的看法與陳壽截然不同。他以名教觀點看歷史事變，對後來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響。袁宏強調君臣之義，在當時是有現實意義的。當時桓溫大權在握，時刻準備重演漢魏禪讓的把戲。袁宏攻擊曹操，實際上是在諷刺桓溫。
名教的另一個方面是規定一般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袁宏在書中反覆闡述了人們應遵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綱五常等人倫準則的思想，擺出了一副說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歷史上的一些變化，主張禮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歷史上傳賢和授子的變化、刑賞的變化、婚制的變化等。他強調天下形勢就如同下棋一樣，是變化多端的，因此不可拘泥於一定之規，而應隨時隨地改變禮制、政策等。這樣的看法，還是很難得的。
袁宏還主張百家並存，不同學術流派自由發展；反對皇帝奢侈，反對酷刑和濫刑，主張德刑並用，以德教為先，繼承和發揮了某些儒家傳統思想。
《後漢紀》卷十，專有一段記述佛教，對佛教教義作了宣揚。在史書中以正式記載的形式稱頌佛教這是首例。袁宏宣揚名教，又頌揚佛教，這正是當時正宗學者的特點，反映佛教勢力已經侵入了史學領域。
相關詞條
三國史籍盤點
| 三國是繼東漢而出現的時代稱號，由於魏、蜀、吳三個國家鼎立而得名。三國始與220年魏國代漢，終於265年晉代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