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為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
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謁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註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為不及。恕為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
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繆，最為精詳。
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谷為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眾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
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光判西京御史台，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間，輒修書，病亟乃止。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
恕為學，自歷數、地里、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為《通鑑外紀》。
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潁，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訟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
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羲仲為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奧，刻厲欲自成家，為文慕石介，有俠氣，亦摎死。 《宋史》 卷四百四十四
生平
皇祐元年（1049）舉進士，官和川翁源知縣。治平三年（1066），英宗下旨，命司馬光自擇英才編修《資治通鑑》。司馬光薦劉恕同修，轉著作郎。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鑑》，凡遇史事紛錯難治，則交劉恕。其時協助司馬光的副主編共有三人，一為劉恕，一為劉攽、一為范祖禹。漢代由劉攽分修，三國至南北朝由劉恕分修，唐代由范祖禹分修。郡齊讀書志作49歲。此從宋史本傳）少穎悟，讀書過目即成誦。未弱冠，舉進士，歷官秘書丞。篇好史學，司馬光編資治通，遇紛錯難治者，輒以委恕。王安石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殺為辭。因言宜恢張堯、舜之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安石變色，恕不少屈尋以親老告歸，卒於家。恕著有文集及通外紀《四庫總目》等傳於世。
劉恕從小就十分聰慧，讀書過目成誦。八歲時，家有客人說孔子沒兄弟，他立刻舉《論語》“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句以對，一座皆驚，可見他幼時即已熟讀經書。十三歲時，他想應制科考試，一次他去拜謁宰相晏殊，向他請教，反覆詰難，連這位著名的詞人也被問住了。皇元年(1049)，十八歲的劉恕登進士第。當時皇帝有詔，能講經義的考生另外奏名，應詔的只幾十名。主考官趙周翰向劉恕提了二十幾個關於《春秋》和《禮記》的問題，他對答如流，先談註疏，再列舉先儒們各種不同的看法，最後發表自己的見解。主考官大為驚異，遂擢他為第一。其他文章也被列為高等，但廷試卻沒有考中，便再讓他到國子監試講經書，又列為第一，一時名動望洋興京師。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司馬光始修《資治通鑑》，英宗命他自選館閣英才當助手，劉恕首先入選，遷為著作佐郎，專在史局修書。後司馬光因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知永興軍。劉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師難留，便請求到南康(今星子)監酒稅，歸養自己的父母。熙寧末年，劉恕改任秘書丞，賜五品服色，詔他在家修書。元豐元年(1078年)九月，劉恕以風攣疾病逝，享年四十七歲。其父劉渙將他葬於星子城西。元八年(1092)十一月，其了羲仲又將他遷葬於江州德化縣(治所在今九江市—)之龍泉。
劉恕為人廉潔剛直，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很有其父的遺風。他曾當過巨鹿主簿和和川縣令，史書說他“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繩豪猾，纖細曲直，可為後世法”。因此，一時能吏都自以為不如。在政治上，雖然他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但他並不象某些人那樣，當面表示贊成，背後進行詆毀，口是心非。他總是“面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議其得失無所隱”。對質樸厚道者，他會親之如兄弟；而對那些奸佞諂諛之徒則疾之如仇(讎)。他家非常貧困，可他為官清正，一毫也不妄取於人，與“不持一石硯”的包拯同以廉吏著稱。有次他從洛陽南歸，時令已屆初冬，可還沒有有禦寒的衣物。臨行之時，司馬光送給他幾套衣襪和一床舊的豹皮褥子，他再三辭謝，但司馬光執意要送，只好勉強收下，可他下次到穎州時，將司馬光所贈全數奉還。司馬光是他的最知己者，送點衣物都不肯接受，可見其廉潔之甚了。
他的自我批評精神是極佳了。他曾著書自訟，稱自己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短，不捨秋毫”。他這種坦蕩的胸懷，令人肅然起敬。
劉恕不僅廉潔奉公，勤於政事，而且博覽群書，深明史法。當時史書非科舉所急，學者多不讀。獨劉恕能篤好史學，並對上下幾千年間的史事，不論巨細，了如指掌。請看當時人張耒的概括：“其學自書契以來，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廣至於郡國山河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先後，問焉必知，考焉必信，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閭室堂事。”這樣博聞強識的人才漢色是難得的。難怪司馬光對劉恕這個比自己小十三歲的晚輩推崇備至，他曾對英宗說：“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惟劉恕耳。”在《資治通鑑》的編修過程中，劉恕也最受倚重。司馬光遇到紛雜難治的史實，多由劉恕處理。比如五代十國這段歷史，“群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互動，事跡差舛”。司馬光認為“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因此五代的編寫任務就交給了他。至於編書的通部義例、編次安排、編修斷限等問題，司馬光都和他進行過專門的討論。“實系全局副手”。所以，同修劉頒等人都共推劉恕為先，認為劉恕”功力最多。”
的確，劉恕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史學，獻給了《資治通鑑》。熙寧三年(1070年)冬，司馬光出守京兆，第二年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一直退居洛陽，仍以書局自隨。已告歸南康的劉恕遙隸局中。為了與司馬光面商修書事宜，於熙寧九年(1076年)不遠千里，風塵僕僕前往洛陽。在南歸途中，劉恕不幸遭母喪，悲痛欲絕，兼之一路風寒，不久就得了風攣疾，右手足偏癱。可病魔並不能奪去他著作史書的堅強意志。雖臥病在床，仍然“苦學如故，少閒，輒修書，病亟乃止。”除負責所編的《通鑑》長編未完稿外，原計畫撰寫的《通鑑後記》也沒完成，便齎志而歿了。對於他的死，司馬光感到非常痛惜，在為劉恕《通鑑外紀》定的序中，他嘆道“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宜，天何為復病而夭之耶？此益使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劉恕還非常好學愛書。他自己雖藏書不少，“百楹書萬卷”，但猶嫌不足，往往求書不遠數百里，親自去抄、讀。毫州(今安徽亳縣)知州宋次道家有不少藏書，劉恕便親自繞道到毫州借閱。宋次道每天設饌款待，以盡主人之誼，他卻辭謝說：“此非吾所為而來也，殊廢吾事。”是把自己關在藏書閣里，“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平時在家讀書也總是廢寢忘食。“家人呼之食，到羹冷而不顧；夜則臥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到病情惡化的時候，還在借別人的書來參校自己所著之書的是非得失。
藏書故事
中進士後，先後任婺源縣令、和川令，官至秘書丞。因得風濕病，右手足廢，仍然修書不輟，卒於官。博極群書，尤擅長於史學。司馬光編《資治通鑑》，他受聘協助編修，每遇到史事紛雜難治者，則由他處理。尤以魏晉史事最為精熟，如歷數、地理、職官、族姓皆了如指掌。《資治通鑑》的編成，他出力較多。協修《通鑑》時，家中藏書猶嫌不足，跋涉百里之外到宋敏求家借抄，遂讀盡宋敏求家所藏之書。宋敏求每日為他置辦菜餚招待，他說：“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盡情抄閱宋氏藏書，以致眼睛患疾。蘇軾曾贈詩讚他：“十年閉戶樂幽獨，白金購書收散亡”。其父 劉渙，字凝之，好藏書，年老時稱：遺子孫者無它物，蓋唯圖書也。劉渙子劉羲仲，字壯輿，號浪漫翁，亦好藏書。魏了翁在《遂初堂書目·跋》稱：“王文獻（溥）、李文正（昉）、廬山劉壯輿（羲仲）、南陽井氏（度），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著有《五代十國紀年》、《通鑑外記》、《十六國春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