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詩經·大雅》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層貴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層貴族，也有下層貴族和地位低微者。頌是宗廟祭祀之樂，許多都是舞曲，音樂可能比較舒緩。周頌31篇，是西周初期的詩。周頌不同於其他詩的體例，不是由數章構成，每篇只有一章。魯頌4篇，產生於春秋中葉魯僖公時，都是頌美魯僖公之作，《泮水》、《閟宮》體裁近乎雅詩，《有駜》、《駉》則近於國風。可見頌詩演變之跡。商頌5篇，大約是殷商中後期的作品。從內容上可分為兩類：《那》、《烈祖》、《玄鳥》明顯是祭歌，主要是寫歌舞娛神和對祖先的讚頌。《長發》和《殷武》的祭祀意味不濃，可能是一種祝頌詩，主要寫商部族的歷史傳說和神話。前三篇不分章，後二篇分章，風格近於“雅”，可能比前三篇晚出。
《詩經·大雅》中的作品，最初主要用於典禮、諷諫和娛樂，是周代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編輯成書後，廣泛流行於諸侯各國，運用於祭祀、朝聘、宴飲等各種場合，在當時的政治、外交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詩經·大雅》中的周族史詩，真實地再現了周民族的發生髮展史，而在周道既衰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大小雅中的怨刺詩，表現出詩人對現實的強烈關注，充滿憂患意識和干預政治的熱情。箴戒國君大臣，抨擊政治弊端，諷刺背德違禮，斥責宵小讒佞，身處亂世的詩人真實地記錄下了當時腐朽、黑暗、世衰人怨的社會現實，而其中表現出的憂國憂民的情懷，進一步強化了這些作品反映現實的深度。
祭祀詩
《詩經·大雅》繪圖本《生民》寫始祖后稷的神異誕生和他對農業的貢獻。《公劉》寫公劉率領周人由邰(今陝西武功)遷徒到豳(今陝西彬縣、旬邑一帶)，開始了定居生活，在周部族發展史上有重大意義。《綿》寫古公亶父率周部族再次由豳遷至岐(今陝西岐山縣)之周原，劃定土地疆界，開溝築壟，設定官司、宗廟，建立城郭，創業立國，並敘及文王的事跡。《皇矣》先寫太王、王季的德業，然後寫文王伐崇伐密勝利的經過。《大明》先敘王季娶太任生文王，文王娶大姒生武王，然後寫武王在牧野大戰。從《生民》到《大明》，周人由產生到逐步強大，最後滅商，建立統一王朝的歷史過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現。五篇史詩，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偉大業績，社會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隸制國家的轉化，以及推翻商人統治的鬥爭，是他們壯大發展的歷史寫照。因此，它們與後世的廟堂文學有明顯的區別。如《生民》這樣寫后稷出生時的神奇經歷：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履帝跡生子的神話，實際上是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會的折射。姜嫄棄子的原因歧說很多。這種描寫，使后稷的誕生，充滿神話色彩和人類童年的純真氣質。他是感天而生，一出世就經受了種種磨難。後五章寫后稷懂得耕作，栽培五穀，在農業上取得很大成就，又創立了祀典。全詩不僅生動地寫出了周人始祖后稷一生的事跡，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會進入父系社會的歷史背景。其他祭祖頌歌，也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殷周時期的歷史圖景，以及人們敬天祭祖的宗教觀念，是特定歷史背景、哲學思想、倫理道德、美學觀念的產物。
農事詩
古本周初的統治者極為重視農業生產，一年的農事活動開始時，要舉行隆重的祈谷、藉田典禮，祈求上帝賜豐收，天子親率諸侯、公卿大夫、農官到周天子的藉田中象徵性犁地。秋天豐收後，還要舉行隆重的報祭禮，答謝神靈的恩賜。《詩經》中的《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作品，就是耕種藉田，春夏祈谷、秋冬報祭時的祭祀樂歌。如《周頌·豐年》是秋收後祭祀祖先時所唱的樂歌，詩中這樣描寫周初農業大豐收的情景：“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載芟》、《噫嘻》中則寫了“千耦其耘”、“十千維耦”的盛大勞動場面。《詩經·大雅》中的這類作品，真實地記錄了與周人農業生產相關的宗教活動和風俗禮制，反映了周初的生產方式、生產規模，周初農業經濟繁榮，以及生產力發展的水平。
而像《七月》這樣直接反映周人農業生產生活的作品，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藝術上，都是《詩經》農事詩中最優秀的作品。此詩是風詩中最長的一篇，共8章88句，380字。敘述了農夫一年間的艱苦勞動過程和他們的生活情況。他們種田、養蠶、紡織、染繒、釀酒、打獵、鑿冰、修築宮室，而勞動成果大部分為貴族所占有，自己無衣無褐，吃苦菜，燒惡木，住陋室，嚴冬時節，填地洞，熏老鼠，塞窗隙，塗門縫，以禦寒風。全詩以時令為序，順應農事活動的季節性，把風俗景物和農夫生活結合起來，全面深刻、生動逼真地反映了西周農人的生活狀況。詩中客觀反映出農夫生活和貴族生活的懸殊差別，在對當時農業生產、農夫生活的平鋪直敘中抒發了哀怨和不滿，千百年後的讀者，不僅能了解到當時的農業生產和農夫的生活狀況，而且能真切感受到他們的不幸和痛苦。
怨刺詩
圖考這些被後人稱為“變風”、“變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會黑暗的產物。在周室衰微，禮崩樂壞，政教缺失，人倫廢絕，刑政苛酷的時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貴族大夫及社會各階層人士，憫時喪亂，憂世憂生，以詩來針砭時政和社會弊端，感嘆身世遭遇。大雅中的怨刺詩，大多出自身份和社會地位較高的作者，如《民勞》、《盪》，舊說是召穆公諫厲王之詩，《板》舊說是凡伯刺厲王之詩，《桑柔》則是厲王時大夫芮良夫所作。在對執政大臣的諷刺中，作者深懷對社會現實和周王朝命運的憂慮，以詩向統治者進言，以期起到規諫箴戒的作用。如《盪》第一章直接譴責厲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紂王的口吻諷刺厲王，借古諷今，指責厲王強橫暴虐，聚斂剝削，高爵厚祿，濫用威權，政令無常;並告誡厲王：殷鑑在夏，夏桀之亡國是殷紂王的一面鏡子，表明周鑒亦在殷，殷紂之亡國又是厲王的一面鏡子。大雅中的怨刺詩，針砭朝政，情緒憤激，但諷刺有一定的節制，帶有更多的規諫之意，詩人面對國家前途黯淡的現實，試圖力挽狂瀾，但對積弊已深、頹勢已定的局面，又充滿無可奈何的悲哀。
戰爭詩
詩經如第七章寫王師行進迅猛異常，勢不可擋，用一連串的比喻，將王師的聲威、氣概形象具體地表現了出來。又如《小雅·六月》寫尹吉甫奉宣王之命，北伐玁狁並取得勝利的事跡。另外，秦風中的《小戎》、《無衣》等，也是表現同仇敵愾，共御外侮，鬥志昂揚，情緒樂觀的戰爭詩。《詩經》中這類完全從正面歌頌角度所寫的戰爭詩，不注重直接具體描寫戰鬥場面，而是集中表現軍威聲勢，如《采芑》寫大臣方叔伐荊蠻之事，突出寫方叔所率隊伍車馬之威，軍容之盛，號令嚴明，賞罰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揮若定，曾北伐玁狁揚威，荊蠻因此聞風喪膽，皆來請服。《詩經》戰爭詩中強調道德感化和軍事力量的震懾，不具體寫戰場的廝殺、格鬥，是中國古代崇德尚義，注重文德教化，使敵人不戰而服的政治理想的體現，表現出與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戰爭詩不同的風格。
藝術成就
《詩經》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大雅》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關於賦、比、興的意義，歷來說法眾多。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了詩人的情感，賦運用得十分廣泛普遍，能夠很好地敘述事物，抒寫感情。如《七月》敘述農夫在一年十二個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賦法。賦是一種基本的表現手法，賦中用比，或者起興後再用賦，在《詩經》中是很常見的。賦可以敘事描寫，也可以議論抒情，比興都是為表達本事和抒發情感服務的，在賦、比、興三者中，賦是基礎。
總之，《詩經·大雅》的語言形式形象生動，豐富多彩，往往能“以少總多”、“情貌無遺”(《文心雕龍·物色》)。但雅、頌與國風在語言風格上有所不同。雅、頌多數篇章運用嚴整的四言句，極少雜言，國風中雜言比較多。小雅和國風中，重章疊句運用得比較多，在大雅和頌中則比較少見。國風中用了很多語氣詞，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這些語氣詞在雅、頌中也出現過，但不如國風中數量眾多，富於變化。雅、頌多為西周時期的作品，出自貴族之手，體現了“雅樂”的威儀典重，國風多為春秋時期的作品，有許多采自民間，更多地體現了新聲的自由奔放，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
先秦文學
| 先秦是中國文化發生和初創的時期，是中國文學上古期的第一段。這時所確 立的文化精神對後世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先秦文學作為先秦文化的一部分，以 其獨有的魅力，昭示著中國文學強大的生命力。先秦文學尚未從當時渾沌一體的文化形態中分離出來，先秦文學的特徵與這時特殊的文化形態有著密切的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