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文學基本介紹
中國文學的產生可以一直上溯到文學產生以前的遠古時期。原始的神話傳說和歌謠，在人們口頭代代流傳，經過漫長的時間，才用文字記下一鱗半爪。由於時間久遠口耳相傳導致變異，後世見諸文字記載的原始文學很難說是其原貌。這些遠古歌謠和神話，稱之為傳說時期的文學。
殷墟遺址文字產生以後即夏商時代，中國文學才脫離了傳說時期。夏商時代甲骨文和金文的產生具有重大的歷史文化意義，為口耳相傳的文學發展成為書面文學提供了條件，標誌著中國書面文學的萌芽。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出現了一些較長的鐘鼎銘文，這表明具有文學因素的文本出現了。從此，文學的各種形式在語言文字的不斷成熟過程中分途發展。
詩歌是最古老的文學形式之一。中國最初的詩歌是和音樂、舞蹈結合在一起的，這在中國古籍中有明確的記載。詩、樂、舞三者緊密結合，是中國詩歌發生時期的一個重要特徵。
文學形態
伴隨著文字的產生而出現的夏商文學，並非純文學。夏商時期，文化呈現一種綜合的形態。夏商有些文學作品是史學或哲學著作。史學和哲學著作也富有文學意味。春秋時期楚國的觀射父所說巫、祝、宗等職務，其職責範圍還難以分清，巫和祝都兼有史的職事，顯示了巫史不分的狀況。
巫史舞樂文化根據《尚書·洪範》，可以知道商代已形成了“五行”思想體系，編定於周初的《易》卦爻辭，已經具備了“陰陽”的觀念。殷周之際，中國文化經歷了革命性的變化，萌芽於商代的“德”的觀念，在周代得以發展，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
詩歌經歷了一個明顯的發展過程，由宗教頌讚禱祝詩演進到政治敘事詩，再演進到言志抒情詩。宗教頌讚禱祝詩如甲骨卜辭中的韻文、《易》卦爻辭、鐘鼎銘文中的韻語等；政治敘事詩如大雅的大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頌等；言志抒情詩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國風的全部。這些詩歌或追念先祖，或美刺時政，或吟詠性情，奠定了中國詩歌的發展方向。
文學流變
夏商文學開始了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的嬗變。在這一過程中，文化主要承擔者的身份、地位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文學作者也因之而不斷變化。夏商時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為主，文化的主要承擔者是巫覡。巫覡在商代具有重要的地位，遠比在周代的地位高。他們理所當然地也是文學的創造者。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說：“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範》九疇，帝所以錫禹者，而箕子傳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為名，而殷人承之矣。”(《觀堂集林》卷十)貫通夏商文化的不僅是某些相同的制度，最主要的是貫穿於這些制度背後的意識形態，都是以原始宗教為主的。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而夏商文學是與此時的原始宗教緊密聯繫的。
易卦爻辭傳說南音起於塗山氏所詠《候人歌》，東音起於夏孔甲的《破斧歌》。可以相信，夏商時代已有較為完整的詩歌出現。如《楚辭》中一再提及的夏啟時的《九歌》，當是夏代流傳下來的歌謠。據《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九歌》是夏啟得自於“天”的，可以想見，古《九歌》與夏時的祭天活動有關，它應該是祭祀歌謠。商代的詩歌如《詩經·商頌》五篇，是自商流傳至周的，這些詩歌頌詠祖先，歌舞娛神，都是用於祭祀的。它們在述功和頌聖方面，很近於周之二《雅》，有較高的表現技巧。商代韻文還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辭，這些卦爻辭多採用謠諺的形式，若捨去其中的“占斷辭”，便是簡短古樸的詩歌。詩歌內容或怨上刺世、申訴痛苦，或抒發愛情、歌詠勞動，運用象徵、比興、白描、疊詠等手法，用韻參差錯落，靈活多樣，顯示了在國古代詩歌萌芽狀態的特點。
巫史文化的昌盛，同時也促進了散文的發展。《尚書》所錄《禹貢》和《甘誓》兩篇，據說是夏代的遺文。《禹貢》列有九州，這種地理觀念夏人不可能有，可以推斷是周人補充進去的。《甘誓》記載夏啟伐有扈事，文字簡質，文義簡單亦是後人所追記。商代出現了完整的散文作品，其代表為《商書》。其中《盤庚》是可信的殷人作品，記錄盤康遷都於殷時發表的訓辭，文字古奧。《商書》中另外四篇經過後人的潤飾，已不是本來面貌。這些文章說明，巫史在政治、歷史等領域的作用越來越大。
甲骨卜辭
在中國已發現的可以辨識的古代文字資料里，殷墟甲骨卜辭是年代最早的一批，從這批資料來看，當時漢字已經成熟，書面語言的套用也已達到一定水平。較長的卜辭，一條有90餘字，例如《殷墟書契菁華》第三、第五頁所著錄的刻在一塊大牛胛骨正反面上的一條癸未日卜辭，補足缺文後有93字。在甲骨上偶爾還能看到篇幅更長的非卜辭的記載。
甲骨卜辭例如在殷墟發現的一塊殘骨版上，刻有關於某次戰爭戰績的記事殘文(《殷墟卜辭綜述》圖版16，甲骨學者或稱為“小臣牆刻辭”)。據現存文字推算，原文的字數當超過100字。甲骨卜辭的語言，一般很精練。例如有一條卜辭說：“辛未卜爭貞(‘爭’是管貞卜的人的名字)：婦好其比伐巴方，王自東探伐，戎(陷)於婦好立(位)?”(《殷墟文字乙編》)，意思是：讓婦好和某某一起去征伐巴方，而王則親自從東方深入進擊巴方，敵人會陷入婦好的埋伏嗎?這20個字所包含的意思相當豐富，而且表達得頗為清楚。
甲骨卜辭在商代並不是主要的文字記錄，當時已經有用竹木簡編成的典冊，只是沒有能保存下來，所以商代人在使用書面語言方面實際上已經達到的水平，無論在文字的篇幅上，或是在記敘事實和表達思想感情的技巧上，無疑都會高於甲骨卜辭的水平。
銅器銘文
現今所見的最早的銅器銘文屬於商代。有銘文的商代銅器，幾乎都作於盤庚遷殷以後；年代可能更早的，只發現了兩三件。商代銅器上的銘文大都很簡單，一般只有1至5、6個字。很多商代銅器僅記作器者之名(往往用族名而不用私名)，正合乎“銘者，自名也”(《禮記•祭統》)的古義。在記作器者之名的同時，又記所紀念的先人廟號的(如“魚、父乙”“戈、祖己”)；或是僅記先人廟號的，也很常見。
銅器到商代晚期出現了一些較長的銘文，內容多數是說王或某個地位較高的人由於某事而賞賜該銅器的主人，器主因此作某先人的祭器以為紀念。已發現的商代銅器銘文，篇幅沒有超過50字的，超過40字的有我鼎(《三代吉金文存》4•21)、四祀邲其卣(《商周金文錄遺》275)、小子卣(《三代》13•42)。
商代至春秋的銘文，一般是鑄成的，內容多記奴隸主貴族的祭典、訓誥，征伐功勳、賞賜策命和盟誓契約等。簡單的僅以一二字標出奴隸主或其氏族的名稱。商代銅器銘文較短，西周后常有長篇銘文。現存最長的銘文，見於西周晚期的毛公鼎，計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戰國時期的銘文，大多是刻成的，內容以記載作器工名、器物所有者和使用地點為主。字型，商代近似甲骨文，西周前期風格雄健，中後期趨向規整。春秋戰國時期向多樣化發展，出現了鳥篆等藝術字型，列國文字也不統一。秦代統一文字，結束了字型不統一的局面。青銅器銘文，是研究在國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早期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當時漢字發展的珍貴資料。
代表作品
夏商文學的代表作品包括夏商時代的遠古歌謠、神話傳說和記錄在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上的一些韻文。最具有代表意義的當推《尚書》。
《尚書》《尚書》在時間跨度上與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相近。《尚書》是商周記言史料的彙編，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虞書·堯典》等記載了堯、舜、禹等人的傳說，是後人的追述，不是當時人的記錄。《商書·盤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中國記言文之祖。《盤庚》記錄了盤庚要遷都於殷，世族百姓普遍反對，他為說服眾人而發表的訓辭，古樸艱澀，語言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如“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比喻生動貼切，至今仍活在人們的語言中。
《周書》主要是誥與誓兩種文體，記周公言論最多，《洛誥》、《無逸》、《立政》是告誡成王之言，《大誥》是對諸侯的訓令，《多土》、《多方》是對殷民的訓誡，《康誥》教訓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與召公的談話。周公的這些談話和訓令，反映了周公的心態，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會關係。《周書》的《金縢》和《顧命》以記事為主，《金縢》寫武王克商後患病，周公向先王禱告，願代武王死，武王病癒。後成王嗣位，周公攝政，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誹謗周公，並煽動殷遺民叛亂。周公率兵平定叛亂，成王心中對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居。於是“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為功，代武王之說。”成王大為感動，親自迎接周公回朝。這些情節頗曲折而具傳奇色彩。《顧命》寫成王之死，康王之立，事件的過程和宏大的場面鋪敘得很清楚。
《尚書》文字古奧典雅，語言技巧超過了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而且這些文誥都是單獨成篇，有完整的結構，對先秦歷史敘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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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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