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淵源

商代至春秋的銘文,一般是鑄成的,內容多記奴隸主貴族的祭典、訓誥,征伐功勳、賞賜策命和盟誓契約等。簡單的僅以一二字標出奴隸主或其氏族的名稱。商代銅器銘文較短,西周后常有長篇銘文。現存最長的銘文,見於西周晚期的毛公鼎,計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戰國時期的銘文,大多是刻成的,內容以記載作器工名、器物所有者和使用地點為主。字型,商代近似甲骨文,西周前期風格雄健,中後期趨向規整。春秋戰國時期向多樣化發展,出現了鳥篆等藝術字型,列國文字也不統一。秦代統一文字,結束了字型不統一的局面。青銅器銘文,是研究我國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早期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當時漢字發展的珍貴資料。
發展歷程
產生髮展階段
根據現有的資料以及相關考證,現今所見的最早的銅器銘文產生商代,而且幾乎都作於盤庚遷殷以後。早期商代銅器上的銘文大都很簡單,僅記作器者之名或者詩先人廟號,一般只有1至5、6個字。到商代晚期出現了一些較長的銘文,但是字數也不超過60字。
全勝階段

①銘文篇幅加長。百字以上的銅器銘文頗為多見,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 291字,小盂鼎有 400字左右(但多殘泐不可辨識)。中期的曶鼎也有400字左右。後期的大克鼎有290字,散氏盤(亦稱夨人盤)有350字,毛公鼎有498字(銘文中“”字作為有重文之字計算)。如果不算由幾個編鐘合成的銘文,毛公鼎銘是已發現的商、周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這篇銘文詳細記錄了周王對毛公的誥命之辭,可以看作是保留在銅器上的一篇《尚書》。
②銘文內容豐富。西周銅器銘文中,除了“某人作某器”一類簡單記載,以及比較常見的記君上(主要是周王)的任命、賞賜或記功表德的銘文以外,還出現了一些比較特殊的記事銘文。其中有記訴訟勝利的銘文,如曶鼎(後兩段)、匜(《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一)》207)、攸從鼎等銘,還有記土地交易和勘定田界的銘文,如五祀衛鼎(同前,173),格伯簋、散氏盤等銘。從銘文內容所涉及的方面看,有關於奴隸制度、土地制度、宗族制度、分封制度、軍事制度、官制、周人與周圍各族的關係以及其他重要問題的大量史料。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如武王克商、成王東征、昭王南征等,也都有反映,所以郭沫若說西周銘文“有書史之性質”(《周代彝銘進化觀》)。
衰亡階段

大約從戰國中期開始,傳統形式的銅器銘文已經很少見,“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銘文則大量出現。這種銘文字數一般不多,所記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點等。舊式的長銘在戰國中期以後並未絕跡。20世紀70年代在河北平山發現了公元前 4世紀末期的中山王墓,墓中出土的鐵足銅鼎刻有長達469字的銘文,銅方壺刻有長達450字的銘文。此外,戰國銅器銘文中還有少數內容比較特殊的例子,例如楚國附庸曾侯乙的墓葬所出的編鐘上有大量關於樂律的銘文,齊國的子禾子釜上有關於度量衡制度的銘文,楚國的鄂君啟節記載了國家對鄂君啟經營商業的規模和路線的規定。
秦漢時代的銅器銘文,除了常見的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詔書以外,絕大多數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標明器物主人的銘文。六朝以後,在銅器上鑄刻銘文,就不再成為普遍流行的風氣了。
特色和風格
銅器銘文在其發展各個階段有著不同點特色和風格內容。

到春秋時代,既用韻又大量用四字句的銘文越來越多。例如徐、楚等國的鐘銘就大都採用這種文體。它們還時常抄襲舊文套語。徐國的沇兒鍾、徐王子鍾(《商周金文錄遺》4)、許國的許子鍾以及大概屬於楚國的王孫遺者鍾,都有“終翰且揚,元鳴孔皇”、“皇皇熙熙,眉壽(或作“萬年”)無期”等字樣。1979年在河南淅川楚墓里所發現的王子午鼎,也有不少與王孫遺者鐘相同或相近的句子。
戰國時代的杕氏壺銘說:“……歲賢鮮于虞.可何是金契.匸吾台以為弄壺.自頌既好.多寡不訏.匸吾台以匽宴壍飲.盱於我室家.枇獵母毋...”通篇隔句用韻,第三句以後都是講所作的壺的,可以看成一首頗為別致的小詩。有的銘文別出機杼,風格比較特殊。例如西周前期的沈子簋銘,通篇都用對先考講話的口氣,頗值得注意。
歷史文化價值

在應國墓地出土物中,青銅器最具特色,製作精細,造型新穎,其中不少銅禮器還鑄有銘文。目前,可以確定墓主人的墓葬有應侯墓(3座)、應史墓、惠公墓、匍墓、葬父墓、應姚墓、應申姜墓、應嫚(註:上“比”下“而”)齋墓、(註:上“宀”中“日”下“易”)宮姒墓、羅子戊墓等。另外,還有一些墓葬中出有應公、應伯、侯氏,柞伯、青公、叔浩父等人的銅器。這些銘文對研究古代的禮制,應國的世系及外交關係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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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學
先秦是中國文化發生和初創的時期,是中國文學上古期的第一段。這時所確 立的文化精神對後世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先秦文學作為先秦文化的一部分,以 其獨有的魅力,昭示著中國文學強大的生命力。先秦文學尚未從當時渾沌一體的文化形態中分離出來,先秦文學的特徵與這時特殊的文化形態有著密切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