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文學概述
戰國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變革時代。隨著周天子的衰微，西周、春秋時代的禮樂制度頹然崩潰，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出於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人生的關懷，著書立說，批評時弊，闡述政見，互相論辯，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戰國文學西漢初，司馬遷曾把“諸子百家”總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漢末，劉歆於六家之外，又增加了農、縱橫、雜、小說四家。這些學派各自從不同的出發點，分別探討了自然、社會、人生、政治、學理等問題。就其和方面的影響而言，以道家的莊周、儒家的孟軻與荀卿、法家的韓非以及縱橫家最為重要，他們雖主張各異，但都秉有戰國時代特有的文化氣質。
戰國時期思想文化領域十分活躍，百家爭鳴的局面促進了文學的繁榮，產生了不同於前代而又風格各異的散文和詩賦。清人章學誠說：“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義》內篇《詩教上》)
時代背景
春秋之後，也就是周朝的後半期，進入了七國爭雄的時代，在後來西漢末年劉向編著的《戰國策》中記載這一時期，所以人們稱之為戰國。《史記•六國年表》記載，戰國始於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戰國時期，魏、趙、韓、齊、楚、秦、燕這七個諸侯強國，即戰國七雄，連年征戰，在軍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鬥爭十分激烈。由於秦國的商鞅變法發揮了富國強兵的重要作用，秦國終於後來居上，逐一滅掉了其他六國，完成了“秦王掃六合”的統一大業，形成“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統一國家。
戰國時代七雄當中，為了富國強兵而競相實行變法，魏國的李悝、楚國的吳起、秦國的商鞅等實行的變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社會的進步。以蘇秦、張儀為代表的縱橫家人物在外交鬥爭中十分活躍。戰國時期，商業和交通的發展互相促進，出現了一些著名城市。都江堰、鄭國渠、鴻溝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僅促進了當時的農業，而且造福後世。在文化和思想學術的發展上，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辯家鵲起，創造了輝煌的先秦文化，對後世有極大的影響。
隨著水利的興修，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春秋中後期，各諸侯國的經濟得到發展，政治形勢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諸侯國內部卿大夫的勢力逐漸發展起來，著名的如魯國的三桓，齊國的田氏，晉國的六卿。他們利用自己的經濟實力，控制和瓜分公室，並互相爭鬥，以擴充領地。晉國的六卿爭鬥到最後，剩下韓、魏、趙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認三家為諸侯。周安王十一年(前391年)，田民廢除了齊康公，自立為國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認。三晉和田氏的勝利，宣布了強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殘酷政治法則。
於是，以魏國的李悝改革為起點，各國爭相進行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變法運動。變法的核心是將勞動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國家的賦稅收入。社會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統治者對物質享受的貪慾急遽膨脹。增加剝削量的最直接的辦法，是掠奪更多的土地，而掠奪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徑是戰爭。所以，這個時期戰爭頻繁。據統計，從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戰爭二百三十次。戰爭打起來，雙方動輒出動幾萬至幾十萬人。西漢末年的劉向，將有關這段歷史的各種資料編成一本書，取名《戰國策》，從此，這一歷史階段稱為戰國時期。
文化氣質
首先，他們立足於現實，著眼於現實，很少提及春秋時流行的“天命”等思想。莊子的思想雖然較為玄虛，卻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清醒認識的基礎上的，更不要說充滿了功利色彩的法家和縱橫家了，他們看重的是政治形勢和政治手段。儒家思想在戰國時代也有所發展，孔子“敬鬼神”、“畏天命”的思想在孟子那裡就很淡薄了，《孟子》談論的更多的是現實問題，是“保民”，為社會設計一幅理想的藍圖。正因為諸子具有更加清醒的現實意識，諸子散文所表現出來的對社會現實深刻的認識與尖銳的批判，都是前所未有的。
百家經典其次，由於士人成為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所以他們不再盲目認同某種既定的秩序，他們的自覺創作精神大為增強。雖然他們所努力的方向不同，但他們都突破了春秋時溫文爾雅的風尚，時常表現出強烈的個性和激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莊子。孟子自稱“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以仁義蔑視君王的富貴，並以帝王師自居，因此行文極有氣勢，對待不稱心的君王，責罵為“望之不似人君”，文章鋒芒畢露，富有激情。《莊子》文章如行雲流水，嬉笑怒罵，極盡渲染誇張之能事，無論是諷刺還是批判無不入木三分。縱橫家也都各具個性，有爭強好勝的蘇秦，也有狡詐善辯的張儀，還有潔身自好、卻強弱的魯仲連，等等。
文學風格
就文學風格而言，此時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諸子的生活經歷不同，文化教養不同，所處的具體環境不同，政治觀點不同，文學觀念也不盡相同，因此文章便表現出不同的風貌。如莊子為了表達對社會現實的嘲諷，表達玄妙精微的思想，創造性地運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學手法，使其文章充滿了奇思逸想。他正是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辯”，讓人們“得意忘言”，自覺運用一種言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匯的表現手法，從而達到“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與意之域”(《莊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
《諸子百家大辭典》孟子深切地關懷社會現實，救世心切，道義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強大的人格力量，因此為人為文都極具氣勢。《孟子》之文縱橫捭闔，凌厲逼人，再加上生動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風至大至剛，而又饒有韻味。《荀子》文風與《孟子》相近，有辯才，而述理更密，善於譬喻，長於鋪排，其總體風格，郭沫若以“渾厚”二字概括之。縱橫家是戰國時代最活躍的政治力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積極參加諸侯國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活動，因此語言的力量對他們顯得無比的重要。他們充分運用了誇張、排比、寓言、用韻等各種文學手法，務使其語言具有煽動性。
《戰國策》一書由此顯得奇譎恣肆、雄雋華贍、姿態萬方。韓非子蔑視傳統的禮樂德治思想，並對現實政治有深刻的認識，所論“勢”、“法”、“術”，顯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傾向。他的文章無所顧忌，峻峭犀利，入木三分，淋漓酣暢。戰國時期除諸子之外，楚國屈原別開一朵奇葩，照灼古今，大放異彩。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他處在宗國傾覆的前夕，又身遭貶謫，報國無門，滿腔憤懣，無可告訴，發為詩賦。屈賦以參差錯落的句式，奇偉瑰麗的詞藻，豐富奔放的想像，表現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是《詩經》之後的又一個詩歌高峰。
作家作品
戰國說理散文，在語錄體的發展變化中逐步成熟。戰國中期的《孟子》散文是語錄體，篇題仍是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圍繞著一個主題來論述。全書不僅記錄孟子的隻言片語，更有一些章節就一個中心論點反覆論述，形成了對話體的論辨文。
時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時代的《莊子》，則顯示出由語錄體向專論體過渡的跡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其說理風格的是《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等10論。這些篇目的標題都概括了論述的中心思想，也許是編輯者的加文，文章結構完整，層次清楚，不再是三言兩語的獨白或對話。《墨子》尚未完全擺脫語錄體的影響，大量的“子墨子曰”，表明這些仍是墨子後學對墨子講學之辭的記錄。只是這些語錄，段與段之間有密切的聯繫，是在圍繞同一個論題加以論述，因而就再不是語錄的簡單聯綴，而是有內在邏輯的論文，說理文體制在《墨子》中形成了。
《莊子》《莊子》中的許多篇章雖然圍繞論題仍有不少對話，但許多篇章整篇不是問答式的對話結構，而是以多則構思奇妙的寓言結構成文，並且在論述中，形象情感與邏輯思辯結合在一起，就文體形式來說，別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說理文。戰國末期，《荀子》、《韓非子》中的專題論文，標誌著說理散文體制的定型。荀、韓之文，往往是長篇大論，有一個標明全篇主旨的標題，論點明確，中心突出，論證精密，注意謀篇布局，結構渾然一體，表明在國說理文體制已經成熟。從此以後，專論體成為中國說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戰國策》凡三十三卷，雜記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諸國軍政大事。時代上接春秋，下迄秦並六國。主要記載了謀臣策士遊說諸侯或進行謀議論辯時的政治主張和鬥爭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戰國後期縱橫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漢間人所作。最後由西漢劉向編校整理成書，定名為《戰國策》。與《春秋》、《左傳》、《國語》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戰國策》表現了縱橫家思想，反映了縱橫家的人生觀。在政治上他們崇尚謀略，強調審時度勢，肯定舉賢任能，在人生觀上則是追求功名顯達，富貴利祿。不過，《戰國策》的思想內容又比較複雜，所記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價值取向。既有講權術謀詐，圖個人功名利祿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之士(《趙策三》)。《戰國策》的思想價值，在於它反映了戰國時代“士”階層的崛起。“士貴耳，王者不貴”(《齊策四》)的聲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張揚。書中大量描寫策士奔走於諸侯之間，縱橫捭闔，令“所在國重，所去國輕”(劉向《戰國策敘錄》)的重要作用和社會地位，可以說是一部士階層，尤其是策士行跡的生動寫照。
戰國時期出現的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它和《詩經》共同構成中國詩歌史的源頭。南方楚國文化特殊的美學特質，以及屈原不同尋常的政治經歷和卓異的個性品質，造就了光輝燦爛的楚辭文學，並使屈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屈原對後世有著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對屈原的人品、辭賦作了崇高的評價。屈賦的藝術成就對後世也有著巨大的影響。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說屈原的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與《詩經》相比，楚辭在藝術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對中國文學史產生了極其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