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韓非子》韓非的著作集。韓非(？～公元前233)，出身韓國貴族，曾和李斯同學於荀況，李斯自以為不及。當時韓國國力衰弱，韓非多次上書韓王，提出富國強兵、修明法制的主張，不被採納，退而著書，成十餘萬言。他的著作傳到秦國，秦王嬴政讀後十分欽佩，於是發兵攻韓，索要韓非。韓王派遣韓非入秦，秦王卻又不加信用，後又聽了李斯、姚賈誣陷，將他拘囚下獄，李斯送毒藥使他自殺於獄中。
簡介
《韓非子》《韓非子》為法家重要著作。據《漢書.藝文志》所載，共55篇。今傳本正合其數。今本除《史記》中所舉《孤憤》、《說難》等十篇外，多有竄入文字。
韓非是先秦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他從主張變革、反對復古的歷史觀出發，宣揚君主集權，任法術而尚功利。與此相適應，他主張行文寫作必須以“功用”為目的。他的說理散文在先秦諸子中具有獨特的風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邏輯嚴密，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在闡述一個重要論點時，韓非經常使用類似歸納的方法，即先舉論據，再作論證，最後得出合於邏輯的結論。例如《五蠹》，先提出上古、中古和近古歷史發展的事實，說明“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繼而轉入本題：“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在作了這些充分的論證之後，即順理成章得出結論：“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後文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賞莫如厚而信”、“罰莫如重而必”等著名論點，也都是使用同樣的論證方法得出的。
韓非的辯難之作也很有特色。他並不像荀子那樣用“是不然”的斷然口氣，動輒否定論戰的對方，而是從容、冷靜地分析問題。對不同的意見，總是用“或曰”來提出異議，有時還連用幾個“或曰”，客觀地列舉幾種說法，引導讀者共同進行分析。《難一》至《難四》諸篇，可作為這類辯難體的範例。韓非在論辯中，還善於運用邏輯上矛盾律的原理，“以子之矛，陷子之盾”(《難勢》)，使對方進退失據。《詭使》、《六反》諸篇，可作為這種論辯方法的代表。
先秦後期散文，在議論中使用寓言故事以增強形像性和說服力，已成為一時風氣。《韓非子》中的許多篇章，對寓言故事的運用已經進入自如的境地。《說林》、《內儲說》、《外儲說》就集中記錄了大量的寓言故事。“郢書燕說”(《外儲說左上》)、“守株待兔”(《五蠹》)等，更成為後人常用的成語典故。
今存《韓非子》版本以宋幹道刊本為最早。注本中較完備的有清代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今人梁啟雄《韓非子淺解》、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及周勛初等《韓非子校注》。
作者簡介
《韓非子》韓非生於周赧王三十五年，卒於秦始皇十四年，戰國時韓國人，出身於貴族世家，是韓國的旁支公子。他口吃，不善言談，而善於著述。韓非與李斯同是荀卿的學生，他博學多能，才學超人，李斯自以為不如。
韓非雖然師奉荀卿，但思想觀念卻與荀卿大不相同，他沒有承襲儒家的思想，在戰國末期新形勢下，他順應時代發展的需求，卻“喜刑名法術之學”，並“歸本於黃、老”，繼承並發展了法家思想，成為戰國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韓非生於戰國七雄紛爭之世，在戰國七雄中，韓國是最弱小的國家，他目睹韓國日趨衰弱，曾多次向韓王上書進諫，寄希望於韓王安勵精圖治，變法圖強，但韓王置若罔聞，始終都未採納。這使他孤獨悲觀，大失所望。他從“觀往者得失之變”之中探索變弱為強的道路，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發了憂憤孤直而不容於時的憤懣。這些著作流傳到秦國，秦始皇讀了《孤憤》、《五蠹》之後，大加讚賞，發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可謂推崇備至，仰慕已極。但秦始皇卻不知這兩篇文章是誰所寫，於是便問李斯，李斯告訴他是韓非的著作。秦始皇為了見到韓非，便急切下令攻打韓國。韓王安本來不任用韓非，在形勢急迫的情況下，於是便派韓非出使秦國。秦始皇見到韓非，非常高興，然而卻未被信任和重用。韓非曾上書勸秦始皇先伐趙緩伐韓，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賈的讒害，他們詆毀地說：“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始皇信以為然，就把韓非交給法官審訊。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讓他自殺。韓非想向秦始皇自陳心跡，卻又不能進見。秦始皇后來感到懊悔，使人赦免他，韓非已經死了。(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韓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後，後人輯集而成的。據《漢書·藝文志》著錄《韓子》五十五篇，《隋書·經籍志》著錄二十卷，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或以為劉向《七錄》)也說“《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可見今本並無殘缺。自漢而後，《韓非子》版本漸多，其中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尤為校注詳贍，考訂精確，取捨嚴謹；梁啟雄的《韓子淺解》尤為簡明扼要，深入淺出，功力深厚。
學術思想
《韓非子》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韓非著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申商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 起來，其次，申、商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於“未盡”，“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韓非子 定法》）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法的內容以及二者的關係，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方面有了發展。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韓非特彆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重罰”。尤可稱道的是，韓非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對中國法制思想的重大貢獻，對於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韓非認為，光有法和術還不行，必須有“勢”做保證。“勢”，即權勢，政權。他讚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難者》），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的論點。韓非的全部理論導源於荀子“性惡論”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國家的政治目的。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利害關係，人的心理無不“畏誅而利慶賞”（《二柄》），人君的職責就在於利用“刑” “德”二手，便民眾畏威而歸利。韓非的法治思想適應了中國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需要， 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韓非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他把人類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階段，進而說明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那種想用老一套辦法去治理當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韓非的進化歷史觀在當時是進步的。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韓非把社會現象同經濟條件聯繫起來，這在當時是極其難得的。韓非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係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寡的關係，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韓非反對天命思想，主張天道自然。他認為“道”是萬物發生髮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萬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宇內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韓非同時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這個哲學概念，並論述了它與“道”的關係。他認為，“道者萬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韓非看來，就是事物的特殊規律，人們辦事應該尊重客觀規律。韓非的認識論繼承了先 秦哲學中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傳統。他提出的反對“前識”和“因參驗而審言辭”的觀點，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
韓非反對“前識”的觀點。所謂“前識”，就是先驗論。韓非主張“虛以靜後”，通過觀察事物得到認識而非妄加揣測。韓非提出了“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君》）的著名論題。“參”就是比較研究，“驗”就是用行動來檢驗。韓非認為，不經過“參驗”而硬說是如何如何，是無知的表現；不能確定的東西而照著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張“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顯學》）。
寓言故事
自相矛盾
《韓非子》矛和盾是古時候兩種武器，矛是用來刺人的，盾是用來擋矛的，功用恰恰相反。楚國有一個兼賣矛和盾的商人。一天，他帶著這兩樣貨色到街上叫賣，先舉起盾牌向人吹噓 說：“我這盾牌呀，再堅固沒有了，無論怎樣鋒利的矛槍也刺不穿它。”停一會兒，又舉起他的矛槍向人誇耀說：“我這矛槍呀，再鋒利沒有了，無論怎樣堅固的盾牌，它都刺得穿。 ”旁邊的人聽了，不禁發笑，就問他說：“照這樣說，就用你的矛槍來刺你的盾牌。結果會怎 樣呢?”這個商人窘得答不出話來了。
酒酸與惡狗
宋國有位小生意人開了一爿酒家，專門出售陳年佳釀。這酒家窗明桌淨，買賣公道，還在門前高高豎起一桿青旗，行人在幾里地外都能看見酒旗招展。顧客一進門檻，店小二就笑臉相迎，殷勤接待。按理說，這酒家應該是生意興隆的；可是偏偏相反，常常整天不見一個顧客，十分冷落。 一壇壇老酒開了封，賣不出去，都發酸變質了。店主苦思冥想找不出原因，只好去請教附近一個老頭兒。老頭兒沉吟了一番，問他：“你的看門狗凶不凶?”店老闆挺納悶地說：“凶啊，可這跟賣酒有什麼關係呢?”老頭兒拈著鬍鬚笑道：“人家怕你的惡狗。惡狗守在門口，見人就咬；酒再好，還有誰敢來買呢?”
鄭人買履
有個鄭國人，想到市上去買一雙鞋子，便先用一根稻草量了量自己的腳，作為尺碼。但臨走時，卻把尺碼丟在家裡，忘記帶去。他到了市上，走進一家鞋店，看見一雙鞋子，覺得很中意，可是一摸口袋，尺碼沒有帶來， 忙對店員說：“我忘記了帶尺碼來，讓我趕回去把尺碼拿來再買。”說罷，拔腳就跑。這樣一來一往，等他從家裡拿了尺碼再到市上時，鞋店已關門打烊了，他終於沒有買到鞋子。有人知道了這事，就提醒他：“你為自己買鞋子，可以直接穿上試試大小，還要什麼尺碼呢 ?”買鞋的人回答說：“我是寧肯相信尺碼，而不相信自己的腳!”
諱疾忌醫
名醫扁鵲，有一次去見蔡桓侯。他在旁邊立了一會兒對桓侯說：“你有病了，現在病還在皮膚里，若不趕快醫治，病情將會加重!”桓侯聽了笑著說：“我沒有病。”待扁鵲走了以後 ，桓侯對人說：“這些醫生就喜歡醫治沒有病的人來誇耀自己的本領。”十天以後，扁鵲又去見桓侯，說他的病已經發展到肌肉里，如果不治，還會加重。桓侯不理睬他。扁鵲走了以後，桓侯很不高興。
再過了十天，扁鵲又去見桓侯，說他的病已經轉到腸胃里去了，再不從速醫治，就會更加嚴重了。桓侯仍舊不理睬他。又過了十天，扁鵲去見桓侯時，對他望了一望，回身就走。桓侯覺得很奇怪，於是派使者去問扁鵲。
扁鵲對使者說：“病在皮膚里，肌肉里，腸胃裡，不論針灸或是服藥，都還可以醫治；病若是到了骨髓里，那還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桓侯的病已經深入骨髓，我也無法替他醫治了。” 五天以後，桓侯渾身疼痛，趕忙派人去請扁鵲，扁鵲已經逃到秦國了。桓侯不久就死掉了。
殺豬教子
曾子的妻子上街。小兒子扯著娘的衣襟，又哭又鬧，要跟著去玩。曾子妻被鬧得沒有法子，就彎下腰哄他說：“小乖乖回去吧，媽媽回家來就殺豬給你吃。”小兒子咽著口水，方才罷休。妻子從街上回來，只見曾子正拿著繩索在捆肥豬，旁邊還插著一把雪亮的尖刀。妻子慌了， 連忙跑上去拉住他說：“你瘋啦!我是故意騙騙小孩子的。”曾子嚴肅地說：“你怎么能欺 騙孩子呢?小孩子什麼也不懂，只會學著父母的樣子，現在你欺騙孩子，就是在教孩子去欺騙別人。做母親的欺騙自己兒子，做兒子的不相信自己母親，這樣還有家教嗎?”曾子說完， 就一刀戳進豬的喉嚨里。
文學影響
韓非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道。他對老子道的概念進行了改造使其具有客觀物質性的內容。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發生、發展的根據,它又體現在各種事物之中，制約著自然四時與社會人事，是體現在客觀事物
產生、發展和消亡過程中的客觀規律。韓非同時也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主張改造、利用自然為人類服務。
韓非對辯證法做出了較大貢獻。他首倡“矛盾之說”，韓非認為，所謂矛盾，是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矛盾和對立是普遍存在的。他列舉了“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等對立的範疇。指出矛盾有多種多樣的表現。韓非認為，矛盾雙方的地位不是固定不變的，可在一定條件下轉化。他認為在導致矛盾轉化的條件中，內因固然有決定的作用，外因的作用也不可忽視。在認識論方面，韓非主張認識是對客觀對象的反映，他強調認識的目的性與功用性， 認為一切言論都必須有的放矢，反對脫離實際的誇誇其談。韓非在認識論上的貢獻還在於提出了“參驗”的觀點。他認為，人們的言辭是否可靠，觀點是否正確，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和實際功效及其分析、比較等手段加以驗證。韓非的社會歷史具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強調社會的進化，注重當前的現實，反對“是古非今”的復古主義；另一方面，他比較重視物質因素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試圖探索引起社會變化的物質原因。
韓非從其政治思想出發，討論了形名邏輯。在韓非看來，要實現法術之治，首要的問題是要明確法律概念，確定法律標準。韓非的形名邏輯是先秦邏輯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所提出的“審名”和“明分”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其參驗思想推動了古代歸納邏輯的發展，矛盾之說則豐富了關於邏輯規律的理論。但是，由於韓非把邏輯思想與其政治思想糾纏在一起，因而大大影響了他對思維形式作更深入的探討。韓非的哲學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的矛盾之說因過多強調對立面的鬥爭而把矛盾對立絕對化。認識論上，他在強調認識功用和目的的同時表現了狹隘的實用主義傾向。在歷史觀方面，他堅持帝王決定社會歷史進程的英雄史觀，鄙視民眾的作用。
韓非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講的矛與盾的故事，對人們分析問題 表達思想至今仍有著深刻的啟發作用。 韓非的政治思想為中國封建統一事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的哲學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開拓了人們的思路。
作品意義
《韓非子》否認文化典籍的作用，對歷史文化遺產採取一概否定態度；但是強調向實際學習，講究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用學到的知識去變革世界，並用實際的功效來檢驗認識的正確與否。《韓非子》改造老子思想，繼承並發展荀子和墨翟的唯物主義認識路線，特別是它提出反對"前識"和"因參驗"的思想，發展了先秦的認識論和教學論。它說："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首也。" 所謂"參驗"即是"循名實以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 。"循名實以定是非"是指君主按照官職之"名"的職責，來考察在職官員的工作實績（"實"，也叫"形"），名實相合則賞，不合則罰。此即人君督察臣下的"刑（形）名之術"。所謂"因參驗而審言辭"，是指君主治理國家，審查臣下言辭，必須"言會眾端"，綜合各方面情況，加以比較考核，以"審內外之實"，"知朋黨之分"，"按法以治眾"，使左右之臣"不敢以虛言惑主".《韓非子》的認識論，主要是從君主如何駕馭臣下，選拔官吏和辨奸識偽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因此必然帶有鮮明的階級烙印。它要求認識客觀規律，按規律辦事，主要是就君主實行法、術、勢而言的；它所講的"功用"，也是以君主專制的利益為內容的；因此，在實質上，難免帶有主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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