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左傳》西漢末年劉歆所見到的則稱“古文《春秋左氏傳》”﹐《左傳》就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劉歆認為《左傳》是傳《春秋》的﹐所以他就拿傳文去解經﹐使之互相說明。在漢代﹐《春秋》與《左傳》本來是各自單行的﹐晉代杜預在劉歆﹑賈逵等前人解釋的基礎上﹐把“經”(《春秋》)與“傳”(《左傳》)按紀年合併到一起成為一部書﹐而加以系統解釋﹐這就是《春秋經傳集解》。
《左傳》編者簡介
《左傳》關於《左傳》的作者﹐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是左丘明。唐代趙匡首先懷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進一步提出:“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他還提出《左傳》作者可能是吳起。還有人主張為劉歆所作的﹐不過這些懷疑之說都沒有充分根據。關於左丘明的記載最早見於《論語?公冶長》。唐孔穎達認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傳序疏》)。清代朱彝尊認為左丘為複姓(《經義考》)。清代俞正燮又認為姓丘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類稿?左丘明子孫姓氏論》)。至於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詳。《孔子家語.觀周篇》說:“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未知所據。不過一般論者據《左傳》所記事實﹐都認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傳》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謎。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後，有許多學者也持懷疑態度。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後；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為斷言它是西漢末劉歆偽造。但在劉歆以前《左傳》已被許多人抄撮或徵引過，故康氏之說也難成立。今人童書業則認為是吳起所作，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當代學者多認為是戰國初年人所作。據楊伯峻考證，大約作於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間。
《左傳》兩千多年來人們一般都認為《左傳》之作者為左丘明，此說最早見於《史記》，兩漢至隋的學者都奉之為權威，自唐以降，始有學者質疑。關於《左傳》之作者，有如下幾種不同於傳統觀點的看法：一、有人認為是吳起。因為《左傳》尊季孫氏，而《韓非子》記載，“季孫新弒君，吳起仕焉。”吳起對季孫感恩戴德。《左傳》於晉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吳起。於楚史尊王而貶臣，吳起在楚國受到楚王重用，而大臣反對他，阻撓其變法。吳起是大軍事家，而《左傳》正長於描寫戰爭。吳起為“衛左氏人”。所以看起來吳起似為《左傳》之作者，但某些預言的應驗又是吳起不及看到的。所以某些內容可能為其門人所添加。二、有人認為《左傳》對楚國記載得繪聲繪色，看來作者精通楚語。三、有人認為《左傳》為魯國史官左氏所作，也許此左氏為左丘明之後。四、《左傳》記載的孔子的許多言論與傳統儒家思想不合。當初，孟子卒而儒家分，所以有人認為《左傳》為儒之別派所作，與儒之正統派是有所不同的。
《左傳》中有許多古字，與考古得到的春秋銘器吻合，而且許多字詞含義和用法不見於戰國及後世，當為春秋末期或戰國初期人所作無疑。就傳統觀點來說，《〈春秋〉經傳研究》作者認為《左傳》為左丘明所著可信，並列舉論據，的確說得有道理。《左傳》稱魯為“我”，對魯國國君單稱“公”，記魯事甚詳，皆站在魯國立場上敘事評論。所以其作者為魯國人無疑。再觀《左傳》文，其中敘述孔子之言時多稱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學生在《論語》中都是尊稱其師為“子”，從未稱字，所以“仲尼”之稱應為孔子之好友所稱孔子。好友者何人？左丘明也。《左傳》深得《春秋》之微言大義，較《公羊》、《榖梁》為勝，其人必親與夫子論史，而深明夫子之理。
至於《左傳》中某些預言要到戰國時才應驗，而且又記載了些戰國時的歷史，這應該是後人增添，而全書之絕大部分還是寫成於春秋晚期。
其他諸說，論據不足，難以信服，存疑也。而自唐以降，對左丘明作《左傳》質疑者眾矣，且也能出示論據。然今未有定論，未有確鑿之證據表明《左傳》確為某人所作，姑當從傳統之說，以左丘明為《左傳》作者。
寫作年代
《左傳》的寫作年代﹐至今沒有定論﹐清代崔述根據書中文風及記事繁簡分析﹐主張“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為戰國後人也”(《洙泗考信錄.余錄》)。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則據顧炎武《日知錄》卷四《左氏不必盡信》條說:“左氏預斷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驗﹐孝公後概無征﹐則左氏時代從可推斷。”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因而推測﹕成書在公元前403年魏斯為侯以後﹐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張作《左傳》的左丘明與孔子所見過的左丘明為兩個人。
關於《左傳》的成書年代，需要談到的是，晉太康年間，汲郡人不準盜發魏惠王墓，發現了一大批失傳已久古籍，其中就有一本叫《師春》，裡面全是照抄《左傳》的卜筮原文。所以看來《左傳》成書於魏惠王去世前。《左傳》中對田氏代齊的預言是“八世之後，莫之於京”，為什麼不說“十世之後，代齊為王”（公子完為第一世，田和為第十世）呢？“莫之於京”並不肯定田氏一定代齊，而如果作者能看到田和代齊，則不會這么預言了，因此可以肯定《左傳》作于田和代齊之前。
思想內容
《左傳》《左傳》有鮮明的政治與道德傾向。其觀念較接近於儒家，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可以看出這是春秋戰國時代一種重要的思想進步。作者要求擔負有領導國家責任的統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慾，而要從整個統治集團和他們所擁有的國家的長遠利益考慮問題，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傳》雖不是文學著作，但從廣義上看，仍可說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敘事性作品。比較以前任何一種著作，它的敘事能力表現出驚人的發展。許多頭緒紛雜、變化多端的歷史大事件，都能處理得有條不紊，繁而不亂。其中關於戰爭的描寫，尤其寫得出色。作者善於將每一戰役都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對於戰爭的遠因近因，各國關係的組合變化，戰前策劃，交鋒過程，戰爭影響，以簡練而不乏文采的文筆，且行文精煉、嚴密而有力。這種敘事能力，無論對後來的歷史著作還是文學著作，都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且注重故事的生動有趣，常常以較為細緻生動的情節，表現人物的形象。《左傳》對後世的《戰國策》《史記》的寫作風格產生很大影響，形成文史結合的傳統。
《左傳》是記錄春秋時期社會狀況的重要典籍。取材範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係、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曆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晉范寧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左傳》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它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對後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補充並豐富了《春秋》的內容，不但記魯國一國的史實，而且還兼記各國歷史；不但記政治大事，還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賬式的記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統、有組織的史書編纂方法；不但記春秋時史實，而且引征了許多古代史實。這就大大提高了《左傳》的史料價值。
由於《左傳》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左傳》本不是儒家經典，但自從它立於學官，後來又附在《春秋》之後，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左傳》受到學界重視是在魏晉時期，先後有鄭玄、杜預為其作註解，以後成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傳》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春秋》之後，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傳》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它表現在：長於記述戰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又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特點與品評
《左傳》《左傳》記事基本以《春秋》所載魯十二公為次序﹐但在魯隱公元年之前﹐有魯惠公生魯隱公及隱公即位的說明﹔魯哀公二十七年之後﹐又附錄了魯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晉國知伯被殺之事。全書內容包括聘問﹑會盟﹑征伐﹑搜狩﹑城築﹑婚喪﹑篡弒﹑族滅﹑出亡等。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下﹐記錄了諸侯﹑卿大夫的活動﹐並把筆觸深入到商賈﹑卜者﹑刺客﹑樂師﹑妾媵﹑百工﹑皂隸等階層﹔通過對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霸業盛衰的敘寫﹐反映了當時諸侯國之間錯綜複雜的角逐﹔而對魯季孫氏﹑齊田成子﹑晉國韓﹑趙﹑魏諸卿與公室的矛盾﹐鄭子產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會內部的變革及其趨向。
左氏在敘事中敢於直書不諱﹐帶有鮮明的傾向性。他往往以“禮也”﹑“非禮也”作為對人物的評判﹐表現了保守的倫理觀念﹐但總的說來﹐是非﹑愛憎觀念和歷史觀還是比較進步的。例如書中既肯定霸主的歷史功績﹐又不避諱齊桓公好內多寵與公子重耳的貪圖安逸。又如敘“晉靈公不君”(宣二年)﹑陳靈公“衷其祀服﹐以戲於朝”(宣九年)﹑齊莊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勝與鄔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過富有特徵的細節描寫﹐把統治者的暴虐荒淫﹑醜惡污穢揭露無遺。而忠良機智的晏嬰﹑剛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遠見的子產等人﹐則被作為系國之安危的人物來加以肯定和讚揚。書中還貫穿著適應當時歷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觀點。這種觀點通過隨季梁(桓六年)﹑宋司馬子魚(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產為政(襄二十五年)﹐韓獻子論欒武子報楚(成十五年)﹐齊晏嬰﹑晉叔向論齊晉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論撫民(昭十九年)﹐逢滑對陳懷公(哀元年)等﹐都強調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軍事鬥爭中的作用﹐從而得出“國將興﹐聽於民”的結論。這裡表現了作者進步的思想傾向。
前人評說“左氏艷而富”(范寧《穀梁傳序》)﹐“ 《春秋》謹嚴﹐ 《左氏》浮誇”(韓愈 《進學解》 )﹐這正表明《左傳》在文學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強。從《春秋》只作大事記式的記錄﹐到《左傳》中出現戲劇性的故事情節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像﹐是歷史散文的一大進步。如隱公元年記“鄭伯克段於鄢”﹐作者按事件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有組織﹑有層次地加以敘述﹐表現了鄭伯的狡詐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釀禍﹐概括了鄭國統治集團內部幾十年鬥爭的歷史。莊公八年齊連稱管至父之亂﹑宣公二年趙盾諫晉靈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難等﹐都寫得有聲有色。從中既可看到歷史的進程﹐又可看到出現於歷史舞台上的人物的舉動神情。把歷史的真實性﹑傾向的鮮明性﹑表達的形像性結合起來﹐通過具體的人物活動去展現歷史畫面﹐創立了中國歷史撰述的優良傳統﹐為後世史傳文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敘寫戰爭是《左傳》的所長。全書寫軍事行動400多次﹐其中以晉楚城濮之戰(僖二十八年)﹑秦晉殽之戰(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晉楚邲之戰(宣十二年)﹑齊晉之戰(成公二年)﹑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戰役最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戰役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寫戰場交鋒多用略筆﹐戰爭之起因﹑戰前的策劃及戰後的影響則詳寫﹐把戰爭的勝負與參戰國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將帥的品格等因素有機地聯繫起來﹐寫出了某種歷史的必然性。
《左傳》敘述戰爭尤其講究謀篇。短篇如齊魯長勺之戰(莊公十年)先略敘魯師得勝﹐而後詳敘曹劌論其所以勝﹐由表及里﹐詳略得宜。中篇如秦晉殽之戰寫蹇叔哭而送師﹐有先見之明﹐穆公哭而迎師﹐知錯能改﹐一首一尾遙相呼應。長篇如晉楚城濮之戰﹐標出“取威定霸”為綱﹐文隨戰機﹐時緊時緩﹐幾開幾合﹐使情勢波瀾起伏﹐跌宕多姿﹐最終以周王冊命晉文定霸作結。這些都是鮮明的例證。作者還常常在激烈緊張的戰爭氣氛中﹐插入生動有趣的細節﹐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獻﹑下車免冑﹑執榼犒師等﹐顯得優遊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說:“夫記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傳》。”
應對辭令也是《左傳》中富有文學意味的一個部分。當時諸侯國往來頻繁﹐使臣是否善於辭令﹐不但關係到個人榮辱﹐並且關係到國家安危。書中如“陰飴甥答秦伯之問”(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燭之武退秦師”(僖公三十年)﹑“王孫滿論鼎之輕重”(宣公三年)﹑“賓媚人責晉”(成公二年)﹑“知罃對楚王問”(成公三年)﹑“戎子駒支責晉於朝”(襄公十四年)﹑“子產論毀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記述辭令﹐無不曲折縝密﹐委婉盡致﹐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劉知幾《史通》說﹐《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劉熙載認為:“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 《藝概.文概》 )可見其語言精要已成為歷代楷模。此外﹐作者運筆靈活多變﹐如“秦晉嬴之戰”中寫文嬴請釋秦囚﹐先軫怒﹐“不顧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寫楚子拊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如“晉楚邲之戰”寫晉師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晉兵脫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晉兵解嘲說:“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這些描寫﹐或細膩﹐或誇張﹐或詼諧風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傳》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漢司馬遷發展了《左傳》的傳統﹐寫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記》。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不僅內容上與之相接續﹐體裁﹑手法亦以之為法﹐宋人對“《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陸游《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現存《左傳》注本最早的為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兩部。清有顧炎武的《左傳杜注補正》﹑惠棟的《左傳補註》 ﹑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 ﹐近人有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今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問題討論
《左傳》《左傳》無經之傳考，《公羊》、《榖梁》是《春秋經》的傳，這一點從來沒有人發生過懷疑。《左傳》則不同。除了有大量的無傳之經外，還似乎有為數眾多的無經之傳。人們不禁要問：《左傳》既是解經的，為什麽會有這些無經之傳呢？於是《左傳》的性質亦即《左傳》是否《春秋》之傳遂發生了問題。
自從劉歆提出要將《左傳》立於學官以來，爭論就開始了。不管西漢博士出於什麽動機，他們所持的“《左氏》不傳《春秋》”的觀點卻開啟了此後將近兩千年間一些《左傳》研究者的疑竇，從而使《左傳》與《春秋》的關係成為研討的課題。西漢博士的論證雖然沒有留傳下來，但既然說“《左氏》不傳《春秋》”，那麽人們很容易導出“《左傳》與《春秋》是兩本不相干的書”這樣的推論。現在所知最早明確作出這種表述的是晉人王接。王接說：“《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1既然不是為解經而“發”，那麽《左傳》當自有作意，自是一部不依賴於《春秋經》而獨立存在的著作。到了唐代，人們開始注意到了《左傳》的史書性質。陳商說：“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2這麽一划分，便把《左傳》與《春秋》剝離開了，兩書連性質都不同，怎麽會是一回事呢？宋人疑《左傳》的就更多了。朱熹說：“左氏是史學，公、榖是經學。”3雖說祗是區分三傳，其實距否定《左傳》之解經，也就祗有一步之遙了。劉安世說：“讀左氏書，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4這話更加明確，大有離則雙美、合則兩傷之意。
平心而論，這一派的意見是很有些說服力的。經、傳之不能完全契合，特別是“無經之傳”的大量存在，應該說是引起人們疑心的主要原因。此外，《左傳》中雖也有不少解經的內容（包括“君子曰”、“五十凡”、解經語等），但這些東西都有很明顯的嵌入的痕跡，多數都沒有與傳文融為一體。清儒皮錫瑞曾經舉“鄭伯克段於鄢”一段為例，指出在“太叔出奔共”一句下硬加上了“書曰……難之也”一段解經的話，致使本來與上文緊密相連的“遂置姜氏於城潁”的“遂”字顯得上無所承，突如其來。因此“書曰”云云顯然是被人後加上去的。5這一發現當然是支持《左傳》本與《春秋》各自為書的說法的。那麽，究竟是誰將“書曰”、“君子曰”之類的解經語加進去的呢？
自宋以來，就有人懷疑是劉歆改造了《左傳》，加進了解經語。宋人林栗說：“《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6到了清代，劉逢祿作《左氏春秋考證》，詳細論證了劉歆是怎樣把先秦舊書《左氏春秋》改編為《春秋左氏傳》的。後來康有為繼承其說，進而提出劉歆割裂《國語》、偽造《左傳》的新說。劉、康的觀點儘管有很多不同，但在《左傳》（這裡指劉歆以前的“左傳”）與《春秋》本是不相干的兩部書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而這一點恰是《左傳》問題的要害所在。劉、康的意見在近代中國學術界影響至為深遠。在本世紀初期，不少著名學者都是信從劉歆偽造說的。
學問之道，有如積薪，總是後來居上。現代學者的研究，又徹底推翻了劉歆偽造說。研究表明，那些所謂由劉歆加進去的解經語、“君子曰”等等，在劉歆以前早已存在了。司馬遷曾經引用過，先秦諸子也曾經引用過。這對於劉、康的說法無異於釜底抽薪。時至今日，除了極個別的人以外，已很少有人相信劉歆偽造說了。但是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疑點依然存在。《左傳》之“述史”部分與“解經”部分之不相融合是不爭的事實。大量“無經之傳”的存在也有目共睹。怎樣對此作出合理的解釋，乃是擺在現代學者面前的一個難題。
文學色彩
《左傳》《左傳》雖是歷史著作，但與《尚書》《春秋》的有所不同，它“情韻並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時期最具文學色彩的歷史散文。
第一，文學性的剪裁和歷史時間的故事情節化。
第二，刻畫人物性格神形畢現，有立體感。
第三，生動的場面描寫和傳神的細節描寫。
第四，擅長敘寫外交辭令，理富文美。
後人注釋
《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
《春秋左傳詁》，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清劉文淇等撰。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撰。
盤點世界經典名著
| 盤點世界經典名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