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史通》研究相關書籍公元661年，劉知幾齣生。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舉進士。授懷州獲嘉主簿，曾多次上書言事。
聖歷二年（699年），任定王府倉曹，並奉命與李嶠、徐彥伯、徐堅、張說等共同編寫《三教珠英》。
長安二年（702年），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歷任著作郎、左史、鳳閣舍人、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兼修國史。
長安三年（704年）)，與李嶠等撰修唐史，成《唐書》80卷。曾探究本族歷史，撰《劉氏家史》及《劉氏譜考》。
神龍二年（706年），與徐堅、吳兢等修成《則天實隸》。
景龍二年（708年），辭去史職，開始私撰《史通》，詳論史書之體例及內容，闡述自己對史學的見解。書成於景龍四年。
開元二年（714年），遷左散騎常侍。
開元九年（721年），兒子劉貺做太樂令犯罪，為之申辯，玄宗怒而貶其為安州別駕。同年卒，追贈為汲郡太守，又追贈工部尚書，賜謚“文”。
人物事跡
家學淵源
劉知幾《史通》劉知幾齣生於一個世代官宦之家，書香門第。他的曾祖劉珉為北齊唯陽太守，祖父劉務本為隋留縣長。知幾的從祖父劉胤之“少有學業”，在隋時即與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間為信都令，曾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一同撰成國史和實錄，並因之授封陽城縣男。
劉知幾的從父劉延佑進士及第，頗有文名。劉知幾的父親劉藏器在高宗時為侍御史。監察御史魏元忠很稱讚劉藏器賢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對，便放他出為宋州司馬。其執法如山，無所阿私，言詞抗直，不畏權貴，甚至敢於批評當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
劉知幾有兩位胞兄，長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簡靜，美風儀”，與知幾俱以善文詞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遷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男。據李邕《劉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開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於東都康俗里之私第。”依此推斷，知柔當生於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比知幾長十二歲。李邕稱頌知柔先人“莫不都長忠方，簡質貞亮，業行優絕，政理殊尤”，讚美知柔“立年博達，典學為海；懿文為林，鎮重為山，幽靜為骨，清談事約，言遣理深。謙常後身，儉不逼下”，且“儀形碩偉，風神散逸”。
知幾齣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那年，其父五十有四，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長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書香門第里，整個家庭氛圍的習染，使劉知幾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在知幾的先輩中，同史學頗多關係者是他的從祖父劉胤之和從父劉延佑，而其父兄皆以詞學知名，幼年時代的劉知幾多受父兄黛陶，頗善文詞，這為他一生的學術事業打下堅實基礎。
知幾夙好史學，也許受了從祖、從父的影響，更重要的乃是個人的志趣，其父能順其秉性，採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調動了劉知幾求學的積極性，使之順利地踏上了史學道路。
少年學習
劉知幾齣生於彭城(今江蘇徐州)有關劉知幾青少年時代的學習生活，劉知幾在《史通》中有所記載。《自敘》說：予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
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無暇。劉知幾《自敘》相當具體地敘述了他在二十歲前的讀書生活。劉知幾從十一歲讀《左傳》，次讀《史》、《漢》、《三國志》，再次讀“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不只是一史唯讀一部，而是“觸類而觀”，到了十七歲便“窺覽略周”。《隋書·經籍志》著錄史部之書凡817部，13264卷，知幾若“窺覽略周”的話，其數目實在不小。以半數計，也是相當可觀了。
劉知幾走了一條自己的治學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經”之路，“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他博覽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歷數相承”，他“觸類而觀，不假師訓”，凡所讀書，粗知“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這種治學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經學箋注主義，為了通曉古今沿革變遷，採用的是“通古今之變”的方法。
劉知幾代表作《史通》“不假師訓”，走獨立鑽研的路，這其中首先表現為他不盲目迷信師訓，而且對師訓、成說表現出某種懷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敘》中說：“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少年劉知幾的質疑精神，是其治學風格的重要特徵。劉知幾在青少年時代博極群書，積累了融會古今的淵博學識，從而打下了一生的學問基礎。這博通的治學道路是少年劉知幾治學的又一特徵。前已提及，少年劉知幾在十七歲前對古今史籍“窺覽略周”，已屬不易。他在經、史之外，也讀了大量文學的書。
儘管他夙好史學，但家學傳統的薰陶，父兄的言傳身教，也頗喜詩賦。
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應科舉進士及第的。在《史通·忤時》篇說：“仆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大體反映了他在舉進士之前的學習歷程。經史文的結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學的基礎。
知幾“以同學知名”應該是二十歲前後的事，他說：“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結合“仆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的話，可以看出知幾青少年時代奔走文史的路徑。
《史通·自敘》中也曾披露，他在科舉前“未暇”“專心諸史”，而“射策登朝”之後，“思有餘閒，獲遂本願，旅遊京洛，頗積年歲，公私借書，恣情披閱。”這說明，知幾在幼年時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從親職教育中很早就喜歡上了史學，確立了學史、研史的志願。二十歲前由於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愛詩賦文章，頗得世人稱譽。自踏入仕途以後，乃專心於史學事業。
步入仕途
劉知幾二十歲後步入仕途，隨著學識日進，逐步形成了自己對史學的看法。知幾進士及第後，經吏部考試，授獲嘉縣（今河南省獲嘉縣）主簿。這是一個正九品的小官，負責一縣的文書，是縣衙幕僚之首。知幾在公務之暇仍潛心墳典，經史百家，無不涉獵，雜記小書，在所瀏覽。當時的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自然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兩大重心，獲嘉縣地近兩都，知幾得以旅遊京洛，飽覽公私藏書。自永隆元年（680年）入仕起至聖歷二年（699）調職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幾都是在公務之閒博覽群史，實際上是學史研史的二十年。
劉知幾登上仕途，武則天干政之際劉知幾登上仕途之時，適值武則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際。她是實際上的執政者。到武則天統治的最後時期，即天授（690—692）之後，社會政治緊張的局面方趨緩和。天授初年，武氏急於培植擁護她的社會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隱逸”，一時間官吏冗濫成災。劉知幾在天授二年（691）十二月，以剛直的態度，敏銳的政治眼光，上書請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同年，知幾又上書建議“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
證聖元年（695年），劉知幾針對當時赦有無度的弊端，提出“節赦”的主張。
劉知幾表陳四事，涉及於官吏的社會作用、選拔標準以及管理使用辦法等諸方面的問題，而集中於對現實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敗現象的批判。
就在這個時期，劉知幾寫了一篇《思慎賦》。這篇賦既顯露了劉知幾的才華，也道出了他的苦悶，特別是抒發了他在苦悶之下經過冷靜思考而痛下的志向。以知幾之博學卓識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從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寫《思慎賦》時已十五年沒有遷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這“思慎”只能是對現實的抗爭。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劉知幾身居仕班，但他沒有成為政治家，是社會沒給他提供機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學術事業上去了。
史館遭遇
武后聖歷二年（699），三十八歲的劉知幾在做了十九年獲嘉縣主簿後，調任京師定王府倉曹。這次調職，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時的劉知幾已經是聞名全國的學者。青少年時代已以文學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華。其二，則天詔修《三教珠英》，以為劉知幾是個人選。據《舊唐書·徐堅傳》載：“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在聖歷二年（699）。
唐朝長安城鳥瞰復原圖《三教珠英》於長安元年（701）修成一千三百卷，次年知幾齣任著作佐郎。時年四十二歲。適如他自己所說：“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從此開始了他的史官生涯。著作佐郎是著作局裡的職任。著作局設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佐郎六人，秩位從六品上。自劉知幾進入史館後，面對著無數難以克服的矛盾。劉知幾在《史通·自敘》中回顧自己在史館修史的往事，不無感慨地說：“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義，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猶大為史官所嫉。”
劉知幾自長安二年（702）進入史館，至中宗景龍四年（710），九年之中，“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長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這是一為史臣，一入東觀（史館）。中宗即位之後，“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這就是二為史臣。中宗還京不久，“驛征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這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這些年，他參與修過《唐史》，重修《則天實錄》等。但是，修史並沒有給劉知幾的功名追求帶來多少幫助。
《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雜錄下》記載說：“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其後，史官太子中允劉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於是求罷史職，奏記於蕭至忠。”
劉知幾辭去史任之後，出任太子中舍人，又為修文館學士。
私撰史通
唐玄宗李隆基長安二年，開始私撰《史通》，詳論史書之體例及內容，闡述自己對史學的見解，是中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對後世影響很大。 但並未投入主要精力。他在長安四年（704）曾作了《劉氏家史》十五卷和《譜考》三卷。神龍二年（706）中宗還京師，知幾逗留東都。《史通·忤時》回顧了當時的情景：“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眾。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因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卻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
“驛召至京”在景龍二年（708），自神龍元年至景龍二年，知幾“一為中允，四歲不遷”，但他“守司東都，杜門卻掃，凡經三載”，定是集中精力撰寫《史通》的三年。有人說他躬為史臣，不書國事，私自著述，就是指撰寫《史通》一事。知幾於景龍二年（708）被驛召至京，專領史事，遷秘書監。就在這時提出求退史職的要求。其實，他至少已集中三年的精力撰寫著《史通》，至景龍四年（710）二月，全書完工，凡二十卷。
著述傳家
劉知幾像劉知幾在景雲元年（710）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兼修國史，並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庶子是東宮官，東宮有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從贊相，駁正啟奏。總司經、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六局。崇文館也是東宮設定的。貞觀十三年置崇賢館，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名崇文館。崇文館學士二人，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生，課試舉送如弘文館。銀青光祿大夫的封號在官秩上相當於從三品。這年，李隆基立為東宮太子，因為劉知幾的“幾”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為避太子名諱，知幾便廢名而以字行，因稱劉子玄。上述情況可知，知幾在玄宗為太子時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積極性。景雲二年（711），劉知幾寫《釋蒙》一文，又皇太子李隆基將親釋奠於國學，主管部門草擬儀注，決定讓隨從官員都乘馬著衣冠，劉知幾以為不可，上議駁斥。
玄宗先天元年（712），劉知幾奉詔與柳沖等改修《氏族志》。開元二年，劉知幾等人刊定《姓族系錄》二百卷，後升任散騎常侍。
開元四年（716）十一月，劉知幾與友人吳兢撰成睿宗、則天、中宗三朝實錄，奏於執政，請援例恩賞。這是知幾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國史、實錄修撰。其中《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劉知幾與吳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實錄凡七十卷，這是他撰成《史通》之後在史學上的又一重大貢獻。除上述與吳兢合修三朝實錄外，還曾單獨撰修過《睿宗實錄》及《太上皇實錄》。還有同吳兢合修的《高宗後修實錄》。這樣，劉知幾實際上參與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實錄的修定工作。四朝實錄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舊唐書》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書，包括吳兢、韋述等人相繼撰述的《唐書》和各朝實錄。劉知幾對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詳細地記載，做出了極大貢獻。僅從這方面的成就而論，劉知幾也不愧為一名稱職的史官。朝廷獎勵其修史之功，封他為“居巢縣子”，實現了他多年的願望。開元七年，劉知幾論《老子》《孝經》注議》
玄宗開元九年（721），劉知幾的長子劉貺任太樂令，觸犯法律而判罪流放。為此事，知幾“詣執政訴理”，皇帝聽到十分震怒，於是貶授他為安州都督府別駕。安州治在安陸縣，就是今湖北安陸縣北，已是遠離京師。別駕，較之左散騎常侍，降級一品。旅途的辛勞，貶官的苦悶，使劉知幾到了安州不久就去世了。追贈為汲郡太守，又追贈工部尚書，賜謚“文”。後其諸子各有著作行於世》
學術思想
劉知幾認為史學家須兼備才、學、識三長，尤重史識。強調直筆，提倡“不掩惡、不虛美”，“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劉尚實用，反浮詞，抨擊六朝駢文的頹靡之風，反對華而不實的辭賦，主張運用當代通用的語言，反對依仿古語，反對形式模擬。這些論點，都給後代散文家以啟發和影響，乃是中唐古文運動之先聲。
許冠三以為：“劉知幾師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傳》、《論衡》、《文心》三書尤具決定性作用。”“《左傳》是劉知幾史學入門師，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創建實錄史學原理之實存典範，影響於《史通》字裡行間。”“從《史通》所言史之大用與要務看，更顯得知幾是《左傳》學派之傳人。”（《劉知幾實錄史學探源》，《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2輯）
許凌雲提出，劉知幾繼承了孔子、司馬遷以來的優良史學傳統，繼承了揚雄、桓譚、王充以來的批判哲學的戰鬥風格，也繼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論衡》和劉勰《文心雕龍》的撰述形式，寫出了《史通》。許文重點分析了司馬遷繼《春秋》之業思想和所開創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懷疑批判精神、劉勰的史學思想與《文心雕龍》的編纂形式對劉知幾的影響（《劉知幾學術思想淵源》，《齊魚學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認為，劉知幾把“史識”作為“好是正直，善惡必書”的高貴品質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說得更明晰、更系統（《試論劉知幾的史學淵源》，《常德師專學報》1982年第4期）。
謝保成指出，劉知幾對歷史著作的類別、源流和體例等方面的總結，是直接繼承了《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分類和序論而加以理論化的（《〈隋書經籍志〉對〈史通〉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4期）。
蘇淵曾把劉知幾對於中國史學的理論體系，連類並舉，辨其異同，進行了綜合研究和初步總結。他指出：劉知幾偏重“史法”。《史通》首創，重點放在編纂學上；《通志》繼軌，全力集中在“獨見別裁”的“義例”上；就劉知幾的成就，進行了初步概括，並把其中不同論點和前後繼承揚棄的關係，略加疏證（《讀史舉要》第八章，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歷史觀點
求實精神
李秋沅的《〈史通〉的求實精神》（《史學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認為，劉知幾的求實精神表現有三：一是從史書的體裁、史書的體例和史書的語言三個方面，論述了史書的編纂必須“因俗”、“隨時”，才能忠實地反映出歷史面貌。二是貴直書，斥曲筆。三是信災祥，重人事。
代繼華的《劉知幾論實錄》（《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3期），把唐初政治、史館修史制度與劉知幾的“實錄”史學主張結合起來考察，認為劉知幾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系統地從理論上對“實錄”進行了全面的探討和總結，形成了獨具特點的實錄史學原則。他把史學同現實生活的關係、史學的社會功用、史料學和歷史編纂學、史學家的知識結構以及史學家對入史人物、文章和事件等的選擇、歷史評論和史學評論都納入了這一“原則”範疇，以此來剖析和評判史書、史學家。尤其是劉知幾敢於尖銳地批評孔子、“御撰”《晉書》以及其它一些唐修“正史”、史館所編撰的“唐史紀傳”，等等，“實錄”原則就是其堅實的基礎和出發點。
史書評論
《劉知幾評傳》《史》、《漢》二史是中國古代紀傳體史書的代表作。劉知幾對於二人的評價表現出較多矛盾。80年代圍繞劉氏是否“尊班抑馬”出現爭議。劉文英說，劉知幾常推紀傳體斷代史，抑通史。抑馬揚班，從當時編修史書的實際來看，也有道理（《〈史通〉的歷史地位》，《文史哲》1981年第6期）。許凌雲的《試評劉知幾紀傳史評論的失誤》（《中學歷史教學》1983年第5期）、《劉知幾“抑馬揚班”辨》（《江漢論壇》1984年第11期）、《劉知幾關於史議體例的評論》（《史學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三文主要認為劉知幾從總體上貶低了司馬遷而抬高了班固。
施丁認為，劉知幾肯定了司馬遷的獨創精神、實錄精神和史學才華。因此，全面來看，劉知幾對《史記》是一分為二的，指出長短，而以長為主（《論劉知幾和章學誠之評司馬遷》，《司馬遷研究新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賈忠文指出：關於紀傳史源流的評論，劉知幾明確主張《史》祖《漢》流，並未抑馬揚班。關於紀傳史諸體評論，劉氏只是無創新而已，並無抑馬之說。關於《史》、《漢》兩家之評論，劉固然批《史》揚《漢》不少，但對《史記》讚譽和對《漢書》責難也很多，因此也談不上“抑馬揚班”（《〈史通〉“抑馬揚班”再辨——與許凌雲同志高榷》，《江漢論壇》1990年第10期）。
“史才三長論”
“三長論”指的是史學家的知識結構。知識結構作為各種知識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學家能否勝任其研究和編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創造性地推動史學進步的關鍵條件之一。
許凌雲認為，劉知幾探討史家主體意識即史家修養是對史學系統總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史學理論的靈魂和精髓。劉知幾對此認識，主要表現在“史學三才論”和“書法直筆記”的理論體系中。這二者結合起來，構成劉知幾對歷史認識主體素質的全面要求（《論劉知幾的史家主體意識》，《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關於“三長論”何時提出，淵源何在，存在不同的看法。鄭力認為，劉知幾提出“三長論”，在長安三年（公元703年）（《略論劉知幾和他的〈史通〉》，《新建設》1958年第2期）。對劉知幾提出的“才、學、識”，較普遍的意見認為是從古代的“文、事、義”和“意”演變而來的。“三長論”是對以往史學的總結，也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一個重大發展。
高振鐸的《劉知幾和他的史才“三長論”》對以上兩種觀點均表異議。他認為，劉知幾提出“三長論”應在開元初年，具體時間是公元713年。其理由是，鄭惟忠任禮部尚書在開元初年。其次，只有修史多年的體會才可能洞察得這樣深刻。對於“三長論”的淵源。高文認為，“才、學、識”不是“文、事、義”和“意”等演變而來的，演變而來的講法似是而非，關鍵在於怎樣理解“文、事、義”和“意”等概念的內容。“文”與“才”並不相配，“事”與“學”也不相類，“義”到像是“史識”，但劉知幾在《疑古》、《惑經》中根本反對孔子不直書的史法。“意”和“義”也不能相提並論，范曄講的“意”不是論史，而是論文學作品，論文章如何表達一個人的心意（《東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叢書》第三輯《中國古代歷史人物論集》，1980年）。
主要作品
作品集
劉知幾著有《劉氏家乘》十五卷、《劉氏譜考》三卷、《史通》二十卷、《睿宗實錄》十卷、《劉子玄集》三十卷；合著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姓族系錄》二百卷、《唐書》八十卷、《高宗實錄》二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則天皇后實錄》三十卷。《文館詞林》。
有文集三十卷，已散佚，僅有《史通》傳世。《全唐文》錄其《思慎賦》、《奏記肅至忠》等文。《全唐詩》僅錄其詩一首。敦煌殘卷《珠英學士詩》中尚存詩三首，收入《全唐詩外編》。
代表作
《史通》劉知幾不滿於當時史館制度的混亂和監修貴臣對修史工作的橫加干涉，於景龍二年（708年）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史通》包括內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在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前已佚﹐全書今存四十九篇。內篇為全書的主體，著重講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採集、表述要點和作史原則，而以評論史書體裁為主；外篇論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並雜評史家得失。《史通》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纂上的特點和得失，認為這兩種體例不可偏廢，而在此基礎上的斷代為史則是今後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它對紀傳體史書的各部分體例：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等。作了全面而詳盡的分析，對編寫史書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論述，這在中國史學史上還是第一次。它認為：“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主張對當時各種“雜史”應分別其短長而有所選擇，對以往各種記載中存在的“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關於作史原則，《史通》鮮明地提出堅持直書，反對曲筆；其《直書》、《曲筆》兩篇，在認識上把中國史學的直筆的優良傳統進一步發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簡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敘述歷代史書源流，間或也有一些評論；《疑古》、《惑經》承王充《論衡》的《問孔》、《刺孟》之餘緒，對古代史事和儒家經典提出一些疑問，反映了作者對於歷史的嚴肅態度和批判精神；《雜說》等篇本是讀史札記，涉及到以往史家、史書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學思想上的見解和傾向。
《史通》對史學工作也有一些論述。如它把史學家的工作分為三個等第：一是敢於奮筆直書，彰善貶惡，如董狐、南史；二是善於編次史書，傳為不朽，如左丘明、司馬遷；三是具有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如周代的史佚、楚國的倚相。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史學，是歷史知識；史識，是歷史見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長”必須兼備，而史識又是最重要的。史識的核心是忠於歷史事實，秉筆直書。史有“三長”之說，被時人稱為篤論，對後世也有很大影響。
《史通》研究相關書籍《史通》是中國史學史上最早的從理論上和方法上著重闡述史書編纂體裁體例的專書，是對中國唐初以前的史學編纂的概括和總結，是中國史學家從撰述歷史發展到評論史家、史書和史學工作的開創性著作。唐人徐堅認為，為史者應將《史通》置於座右。明、清以來，《史通》流傳漸廣，注、釋、評、續者往往有之，現代史學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論著。它是8世紀國中國史壇和世界史壇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學評論著作。《史通》也是有缺點的。它對史書體裁的看法，僅僅局限於對過往的總結，未能提出新的構想；它說的史書編纂超不出編年、紀傳二途，亦不夠全面。它過分強調史書體例的整齊劃一，以致要求以生動的客觀歷史去適應體例的模式，因而對已往史書的批評亦往往失於偏頗。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說明《史通》在唐代已經流傳。《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見，流傳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萬曆五年（1577）的張之象刻本。萬曆三十年的張鼎思刻本，源於嘉靖十四年（1535）的陸深刻本，也是較早的本子。李維楨在張鼎思刻本的基礎上進行評論，乃有《史通評釋》刻本。此後續有郭孔延《史通評釋》、王維儉《史通訓詁》、清朝黃叔琳《史通訓詁補》等。浦起龍將明清各種版本疏而匯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釋》，刻於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齋刻本，流傳較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華校點《史通通釋》，有詳細校勘，並改正許多引書上的錯誤，書末附錄陳漢章《史通補釋》、楊明照《史通通釋補》、羅常培《史通增釋序》，是為目前之通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