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鼓子

說鼓子

湖北曲種,又名“荊州說鼓”。流行於湖北荊州地區的石首、松滋、公安、監利等縣,與石首鄰近的湖南幾個縣也有流傳。是一種以說為主,說中帶唱,擊鼓說書,用嗩吶伴奏的民間曲藝形式。流行於松滋、公安、石首、監利等地。老輩藝人認為“說鼓子”是由元、明“詞話”衍變而來。演唱說鼓子往往“似唱似說,似說似唱,說唱有板,字句行腔”。分段處用唱過渡到另一段,稱為“上韻割斷,下韻指路(可以換韻)”。分段句式為四、六、八、十等多種。

簡介

說鼓子道具

湖北曲種,又名“荊州說鼓”。流行於湖北荊州地區的石首松滋公安監利等縣,與石首鄰近的湖南幾個縣也有流傳。傳說鼓子源於戲曲音樂,形成於清同治年間。早期藝人都是戲班中文、武場面的伴奏者,在不能演出時,往往三五相聚,靠清唱來賣藝。後來逐漸改為單獨演唱,一人掌握嗩吶單鈸醒木 4件樂器,多在春節和秋收以後應農民邀請演唱。以後又出現了一些流浪藝人沿門說唱,減掉了單鈸和醒木。

現在,舞台上演出的說鼓子,除獨腳班外,還有2人或3人的表演形式,上手打鼓說唱,下手吹嗩吶伴奏,並進行插白或答詞。說鼓子以說為主,說中帶唱,往往是在一段有韻律的說白之後,以兩句唱腔來結尾,稱為“唱煞”。收腔後用嗩吶重吹一遍下句的鏇律,打一陣鼓,然後再起下一個段落。

演唱要求“似唱似說,似說似唱,說唱有板,按字行腔。”唱腔曲牌分為“香蓮”、“浪子”、“花腔”、“過崗” 4種。其中,“過崗”是吸收地方戲曲“西邊花鼓”的音樂曲牌形成的;“花腔”包括〔放風箏〕、〔打豬草〕、〔討學錢〕、〔蓮花鬧〕、〔七摺子〕等民間小調。此外,還有〔鬧台曲〕等吹奏牌子曲。代表性傳統曲目有《芒碭山》、《王喜兒放牛》、《白羅衫》、《雙拜年》、《撫琴記》等。

說鼓子說鼓子

說鼓子的道白分“散白”和“韻白”,“散白”屬散文體念白,又稱“說表”;“韻白”有一定的韻律和格式,有七字句,也有“五五七五字”句式的。說鼓子可以據戲文、演義小說改編;可演唱民間傳說故事;也可唱社會中笑話趣聞。其音樂鏇律接近於口語,它的曲調中,甩腔風趣活潑,節奏鮮明。唱腔曲牌以“香蓮”和“浪子”為主,唱腔一般由上下兩個樂句反覆變化組成,演唱時較為靈活自由。過去說鼓子一般是一人擊鼓說書,一人用嗩吶伴奏,現在又增添了二胡、琵琶、揚琴等民樂伴奏。

主要流行於松滋、公安、石首等縣市。說鼓子是一種很受歡迎的曲藝形式,表現力很強,但現在能唱的人已經很少。

松滋說鼓子

說鼓子說鼓子

民間曲藝,又名說鼓。說鼓藝人沿門說唱謀生。最初,只一人打鼓說書,既無唱腔,又無伴奏;後逐步發展為兩人演唱,一人打鼓說書,一人吹嗩吶伴奏,並與說書人插白答問。嗩吶曲牌有“水波浪”、“六字調”、“慈相憐”等。音樂分兩大類,即吹奏牌子曲和唱腔曲牌。1949年後,對松滋說鼓進行了蒐集整理。

1973年又進行了改革,韻白採用松滋縣南部方言,說唱並重,音樂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譜,除嗩吶伴奏外,還增加了管弦樂器,深受民眾歡迎。由說鼓藝人沈興亞改編並演唱的說鼓《老姨媽》,被湖北省電台錄音播放;《“苕”老表》參加湖北省百花書會演出,獲創作表演一等獎。
松滋說鼓子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據現存資料考證,松滋說鼓子原名“說古書”,由元、明朝的“詞話”演變而來,並逐步形成一種民間說唱形式。

同治年間(1862年前後)開始在松滋境內的大岩咀、西齋、街河市、紙廠河一帶流行。鼓書說唱經過歷代藝人們的傳承和不斷改進,已經有了長足的變化,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通過曲藝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說唱乃至表演伴奏樂器作了進一步改革,韻白採用本地南面方言,說唱並重;音樂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調;伴奏除嗩吶外,還增加了管弦、彈撥樂器。使得演唱、音樂、擊鼓於一體,成為獨具風格的民間奇葩,深受民眾歡迎,在湘鄂邊界尤其是松滋境內廣為流傳。松滋說鼓子曲目豐富多彩,尉為壯觀。街談巷議、民間瑣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戲劇故事、神話演義、風花雪月、幽默笑話、人生疾苦等無所不包。

“松滋說鼓子”是松滋的地方曲種,採用的是方言俚語,起初是以說為主,在末尾一句或兩句加上唱腔,並以松滋“南五場”的地方語言為基調,鄉音土調,幽默詼諧,通俗易懂。說古書在松滋已流傳上千年,古人由於文化生活貧乏,茶餘飯後聽“說古書”,可謂是一種精神依託,人們對這種聽書的習俗有一定的依存性。特別是鄉音土調使人備感親切,人們愛聽、愛學、愛唱,由此具有廣泛的民眾基礎。

公安說鼓子

說鼓子公安說鼓子

公安說鼓子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安說鼓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從文學形式角度來看,它是和唐代的變文一脈相承的,因為“敦煌變文是後世各種說唱文學的先驅。”到了宋代,說唱藝術盛極一時,湧現了許多說唱的形式。鼓子詞正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曲藝形式

宋代以後,鼓子詞幾番變化,經元明時期“詞話”,大約在明末清初時期逐漸發展衍變為公安說鼓。清代至民國時期,公安說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說鼓藝人不斷增加,曲目逐漸增多,內容也日益廣泛豐富。公安說鼓,亦叫公安說鼓子。以說為主,說中帶唱。說,即在本地方言聲調上加以適度的誇張,有起有伏,帶有韻味,富有節奏感,快而不亂,慢而不斷,吐詞清晰,層次分明。唱,一般是夾在每個小段落的結尾處。

往往是在一段有韻律的說白之後,以兩句唱腔來結尾,收腔後用嗩吶重吹一遍下句的鏇律,打一陣鼓,然後再起下一個段落。公安說鼓的音樂分為唱腔曲牌和嗩吶牌子兩部分。唱腔曲牌又分為主腔花腔哭腔三類。公安說鼓的傳統曲目,內容豐富,題材廣泛。一是取材於街談巷議,閭里瑣事,笑話趣聞;二是來源於民間傳奇故事;三是來源於武俠及歷史演義小說。此外,也有從地方戲曲和外地曲種中移植的。

公安說鼓採用鼓和嗩吶配合伴奏,鄉土氣息濃郁,極富表現力,具有獨特的鄉土風味和藝術特色;公安說鼓這一文藝形式形成於民間,發展於民間,流行於民間,因而具有民俗學價值。公安說鼓的音樂分為唱腔曲牌和吹奏牌子,具有濃郁的地方風格,經過百年來的積累衍變,已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曲牌,因而具有音樂研究價值。

歷史起源

說鼓子黃河
鼓子秧歌起源於抗洪鬥爭

黃河,“四瀆之宗”、“百水之首”,它養育了古老而偉大的民族,但黃河自古善淤、善決、善涉,決口和改道極為頻繁,公元11年河決魏郡,黃水自由泛濫近六十年。

公元69年漢明帝擢用王景發民卒數十萬修河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才導大河經濮陽、范縣、茌平、禹城、臨邑、商河、惠民至利津、霑化一帶入海,在商河的河道時稱C河、篤馬河(古蹟猶存,現稱沙河),這一河道歷經魏、晉、隋、唐沒多大改變,直到1048年才改成現行河道。在黃河腰穿縣境的歲月里,百姓屢受黃水危害,毀房舍、敗田禾、餓殍遍地,民不聊生,“歲歲如此,其何以堪”。人生在世,一要活著,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就必須參與適應和變革現實的社會實踐,黃河岸邊的商河百姓,為了生存,群起奮勇抗洪搶險,導水排澇,災後散墒搶種,辛勤勞作喜有收成,情不自禁拿起鍋碗瓢盆、棍棒、簸箕雨傘等隨手用具,聚集在一起唱起來跳起來,抒發災後餘生抗災"等豐收的歡悅心情,正如《詩經》上說的“情動於中而發於言,言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隨著抗災奪豐收次數增多,人們看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體驗到歌詠舞跳的愉悅情趣,參加舞跳的人數不斷增多,進而道具就有了變化,也有了簡單的舞蹈動作和舞蹈組合,這就是鼓子秧歌的雛形,這種民間傳說的秧歌起源,雖無文字可查,但是可信,從現在鼓子秧歌樣式里可以看到當時人們抗洪搶險的複習和預演,如直接取名洪澇災害的“漩海眼”,“大八叉”,“大亂場”等磅礴恢宏的場陣及金鼓轟鳴聲,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黃河當年濁浪狂濤咆哮肆虐,人們萬眾一心抗洪搶險激昂悲壯的場景。

藝術形式

說鼓子山東古城
鼓子秧歌以武舞成型,舞魂錘鍊于軍事戰爭

歷代封建王朝都是以武力取天下,為維護統治都編制歌頌本朝武功的武舞,用於郊廟祭祀。如周代禮樂制度的“六舞”中的《大C》、《大武》就是武舞。唐代音樂依附舞蹈流傳,唐太宗為秦王時,軍中遂有《秦王破陣樂》,李世民又親制破陣舞圖《七德舞》,命大臣呂才等人教樂工128人,披甲執戟而舞。宋神宗六年,王安石派王韶率兵出塞,王韶在講武之暇教軍士習“訝鼓”,與敵軍對壘時,以“訝鼓”振奮自己,震懾敵軍。

從《大C》、《大武》、《七德舞》、《訝鼓舞》與鼓子秧歌相比較,其意境、舞技、功利諸方面,頗有相似之處,鼓子秧歌很有可能就是這個時期的民間武舞(也可能是宮廷武舞,或是軍隊武舞),其社會功能無疑是用來鼓舞戰鬥情緒,是戰爭的預演和再現。

之所以說鼓子秧歌是在唐宋年間以武舞成型,因為它具有這個時代的精神特點。山東自古以來戰亂頻繁,商河地處腹地,更是兵連禍結,飽受兵燹之苦,血與火洗禮的商河人民不僅鍛鍊了驍勇尚武精神,也在戰爭中學會戰爭,並把戰爭中某些手段用於民間舞蹈,更由於商河作為齊國的臣民,長期受孔子、孫子文武二聖的文化薰陶,所編出來的舞蹈就具有“泱泱大風”古齊國的樂舞水平,經過千百次的演出,錘鍊出軍事化的組織形式,變化莫測的舞蹈陣式,粗獷豪放的將士風格,無往不勝的英雄氣勢,這就是山東大漢的氣質,也就是舞蹈之魂。作為生命情調和衝動形諸人體律動的商河鼓子秧歌參加者,能盡情地抒發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力量,在美與力的鏇渦里自我陶醉,它忽如猛虎下山,忽如短兵相接,忽如行雲流水……但什麼也不像,看到、聽到、感覺到的是一些虛的實體,是力的凝聚所向披靡,因而具有強烈的震撼力。

傳承價值

說鼓子史料記載
鼓子秧歌的流傳賴於祭祀活動

“祭祀”和“禮俗”是統治階級約束人民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的手段。殷商以前,人們以目神為萬物主宰,朝夕祭之。周代則以天帝為尊,節氣(日)受祭,並和神農、后稷並而祭之,一直延續到清末。典儀非常隆重,上至天子、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下至州府縣衙,上下一齊搞,最初帶有強制性和半強制性,後來逐漸變為習慣。《商河縣誌》記載的縣城郊祭活動: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芒神土牛,里人行戶扮漁讀耕樵諸戲,在日出前出東門,朝東南方向頂禮膜拜,日出時看太陽光芒能預知當豐農事好壞。上述可以看出,當政者需要通過“祭祀”,“以馭其民”,芸芸眾生也趨於對命運的困惑,企盼神祖賜予幸福農村的“禮俗”,則由族長率“漁讀耕樵諸戲”,正月初七(人日)晚上到寺廟祠堂祭神拜祖,燒香包跑“行程”,莊嚴肅穆,獻上三牲、三經,三拜九叩,燒柴禾燒紙錢跑“場子”,祈禱六個方面的要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多子多福,福祿吉祥,消除兵禍,遠避罪疾。

由於“漁讀耕樵諸戲”(現在稱鼓子秧歌),常年參加“祭祀”,“禮俗”活動,成為封建社會慣性運轉機制的一部分,這種直接的社會功利性,成了民間舞蹈價值取向的一種恆常因素,也就給了鼓子秧歌以生存和流傳的條件,因而一代一代傳了下來。

藝術價值

說鼓子表演
鼓子秧歌從實用功利藝術逐漸向自娛性轉化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從外地遷來大批移民,他們不僅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也帶來了各地的樂舞文化在商河大匯合,民間歌舞從減輕勞動重負、祭祀驅壤、鼓舞戰鬥熱情的實用功利藝術逐漸向祝福遊藝、自我娛樂轉化,主調由慶重神秘演化為喜慶歡樂,明清時期興旺發達。

鼓子秧歌當地俗稱“跑(鬧)十五”,“鬧玩藝兒”,集歌舞雜耍於一場,是漢代“百戲”的延續。民間活動正月初七晚上祭祖,初八正式開始,十七晚上落傘,前後十天,其中十五、十六、十七三天為高潮。《商河縣誌》記載的城裡“跑十五”盛況:“舉國紛紛興若狂,新正十四掛衣裳,明朝但願無風雪,盡力逞才鬧一場”,“是日士女雲集,途為之塞,自晨至暮絡繹不絕。”“里人行戶扮漁讀耕樵諸戲,酒筵悅歌競為歡會,凡三夜”。

農村則根據自身條件,將若干種文藝形式綜合在一起,重點表演傘鼓舞,舞者不歌,歌者不舞,這種“百戲”形式的自娛性活動,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借用簡單的道具,先人傳下來的技巧,把壓抑的情感,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時空中,將平時說不出來、不敢說、不能說的話,把窩在心裡的酸甜苦辣,一古腦地通過身體各部位的律動,亦舞亦蹈亦說亦唱地宣洩出來,得以心理上的自我調節,自我安慰,自我解脫,重打鑼鼓重開張,以期待來年勝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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