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鼓外形結構
書鼓鼓框木製，呈扁圓形，兩面蒙以牛皮或羊皮，皮面四周邊緣用鼓釘固定。規格大小不一，大者鼓面直徑30厘米、鼓框高8厘米；小者鼓面直徑22厘米、鼓框高6厘米。鼓棰又稱鼓箭，用竹製成，棰長24厘米。
演奏時，漢族地區將書鼓置於鼓架上，鼓架以六根細竹用繩攀結而成。鼓面略低於肘部，或將書鼓以小木架支撐於几案之上，右手執單箭敲擊鼓面。鼓面直徑22厘米的書鼓，主要用於河南墜子伴奏。鼓面直徑30厘米的書鼓，主要用於北方說唱音樂大鼓書等各種鼓書伴奏。由演員自擊自唱，唱時輕擊、過門重擊，是鼓詞類曲藝必不可少的擊節樂器。
在貴州省布依族聚居地區以及西南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則不用鼓架支鼓，而以左手托持鼓框，右手以單箭擊奏。用於佛教法事和民間婚娶喪事等場合中。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樂器博物館收藏書鼓多面，有兩面是由中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先生珍藏多年後捐獻國家的。其一鼓面直徑22.5厘米、鼓框高6.7厘米，兩面蒙牛皮，鼓架由六根短竹綁制而成；其二鼓面直徑25厘米、鼓框高8.9厘米，外表無漆飾。
書鼓，鼓中形制較小者。鼓身呈扁圓形產，鼓框用硬質木料製作，兩面蒙以牛皮。鼓身四周刷朱漆。鼓面直徑22—30厘米，鼓身高8—8.5厘米。發音較小堂鼓低，但很響亮。專用於北方說唱音樂“大鼓書”等各種鼓書伴奏。
演奏時，用一支竹制鼓箭敲擊。書鼓置於竹製鼓架的編繩上，架高90厘米左右。說唱演員左手執書板或梨花片，右手執鼓箭擊鼓表演。
鼓的來歷
書鼓到了周代，據《周禮-地官司徒》之載，已專門設定了“鼓人”來管理鼓制、擊鼓等事。鼓人所管理的有各種用途的鼓，如祭祀用的雷鼓、靈鼓、樂隊中的晉鼓等。其中，專門用於軍事的叫“汾（音）鼓”，據《說文》的解釋，這是一種長八尺，鼓面四尺，兩面蒙革的大鼓。此外，路鼓、晉鼓、等也用於軍旅，這些鼓以後發展為各種規格的戰鼓，在軍事上得到普遍地運用。
在遠古時期，鼓被尊奉為通天的神器，主要是作為祭祀的器具。在狩獵征戰活動中，鼓都被廣泛地套用。鼓作為樂器是從周代開始。周代有八音，鼓是群音的首領，鼓的文化內涵博大而精深，雄壯的鼓聲緊緊伴隨著人類，遠古的蠻荒一步步走向文明。俗可以是民間的歡慶鑼鼓，雅可以進入廟堂祭祀和宮廷宴集。從原始的陶鼓、土鼓、皮鼓、銅鼓，一直發展到種類繁多的現代鼓，鼓是最為人們喜愛和廣泛套用的樂器之一。有觀點認為，最早的鼓應該是由遠古的先民使用的，陶罐、陶盆等生活用具所演化而來，出土的陶鼓證明了，早在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已經開始有了陶鼓的製造。陶鼓又稱土鼓，是用陶土燒製成鼓框，再蒙上動物的皮革做成的。在我國以瓦為框製造陶鼓的傳統，沿襲了很久腰鼓是由西域傳入中國，在唐代廣為流行，唐代的腰鼓除了木質材料以外，也有以陶瓷作為鼓材的。
鼓是中國常用的打擊樂器，鼓的出現比較早，從目前發現的出土文物來看，可以確定鼓大約有3000年的歷史。在古代，鼓不僅用於祭祀、樂舞，它還用於打擊敵人、驅除猛獸，並且是報時、報警的工具。隨著社會的發展，鼓的套用範圍更加廣泛，民族樂隊、各種戲劇、曲藝、歌舞、賽船舞獅、喜慶集會、勞動競賽等都離不開鼓類樂器。鼓的結構比較簡單，是由鼓皮和鼓身兩部分組成。鼓皮是鼓的發音體，通常是用動物的皮革蒙在鼓框上，經過敲擊或拍打使之振動而發聲的。中國鼓類樂器的品種非常多，其中有腰鼓、大鼓、同鼓、花盆鼓等。
腰鼓的鼓身中間粗，兩端細，呈筒狀，兩面蒙以牛皮或騾馬皮，在鼓身一側有兩個鼓環，環上繫繩子，用於鼓的固定。腰鼓有大小四種規格，但沒有固定音高，發音清脆，常用於民間秧歌歌舞伴奏，它既是舞蹈音樂的伴奏樂器，又是舞蹈者的道具。表演時，將腰鼓斜掛在腰側，雙手各執鼓棰擊奏。
大鼓書的由來
書鼓按地域分為：山東大鼓、樂亭大鼓、奉天大鼓、天津大鼓。
清代初時形成於山東、河北的農村；一說大鼓舊稱“鼓詞”，或從鼓詞演變而成。主要流行於中國北方各省、市，兼及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部分地區。
20世紀初葉之北京的大鼓書，源自兩個方向：向京東追溯，經通州、三河至河北樂亭，輻射至京東北的平谷、密雲，這一脈產生了京東大鼓、樂亭大鼓，派生出平谷調；另一個是向京南追溯，經廊坊、霸州、滄州至河間，這一脈產生了西河大鼓和滄州木板大鼓。
樂亭大鼓、西河大鼓在清末傳入北京後，吸引了一批市民聽眾，養活了一批說書藝人，木板大鼓傳到北京，由於鄉土味兒太濃，作為一個曲種未能紮下根來，但經過京津藝人胡十、宋五、霍明亮的改造，產生了京腔京韻的京韻大鼓，一代鼓王劉寶全、京韻泰斗白雲鵬就此誕生。那個群星璀璨的時代距今已有百年之遙了。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發展而來，創始人一般認為是木板大鼓的著名藝人馬瑞河（馬三瘋子），起源時間約在清代道光年間、鹹豐年間。
西河大鼓的表演形式為一人自擊銅板和書鼓說唱，另有專人操三弦伴奏。其唱腔簡潔蒼勁，風格似說似唱，韻味非常獨特。傳統節目長、中、短篇都有，已知名目的有中長篇一百五十餘部，書帽及小段三百七十餘個，內容多為歷史征戰故事和民間通俗演義，情節曲折，語言生動，是我國優秀的民間藝術遺產。
西河大鼓自誕生之日起就受到廣大流行地民眾的喜愛，出現過馬瑞河、朱化麟（朱大官）、毛賁（王振元）、王再堂（轉眼王）、張雙來、郝英吉、趙玉峰、馬連登、王書祥、李全林、馬增芬、王艷芬、段少舫等著名藝人，以及《響馬傳》、《呼家將》、《薛家將》、《劉公案》、《施公案》、《前後七國》、《小兩口爭燈》等經典節目。20世紀中後期以來，西河大鼓的傳承與發展出現了空前的危機，創演凋零，傳人斷檔，大有消亡的危險，亟待搶救和保護。
西河大鼓是北方較為典範的鼓書暨鼓曲形式，普遍流行於河北境內並流傳周邊河南、山東、北京、天津和內蒙古及東北地區。在流傳過程中曾有過“大鼓書” 、 “梅花調”、“西河調”、“河間大鼓”和“弦子鼓”等名稱，20世紀20年代在天津被定名為“西河大鼓”，沿用至今。
五音大鼓
書鼓樂器均是古董的“五音大鼓”
伴奏“五音大鼓”說唱的六件樂器是三弦、四胡、打琴(揚琴)、瓦琴、書鼓、簡板。這幾件樂器可謂均是古董，都是從祖輩那兒傳下來的。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瓦琴。瓦琴系拉弦樂器，是六種樂器中最獨特的、古老的，據考證可追溯到唐代。蔡家窪的打琴也有近百年的歷史，是流傳我國較早的兩排碼八檔式揚琴。另外，三弦、書鼓和簡板也有百年以上的歷史。
“五音大鼓”的六件樂器參加了1998年底舉辦的北京市首屆民間藝術大展賽，獲得民間收藏一等獎。
僅存蔡家窪一脈的“五音大鼓”
密雲蔡家窪村五畝地自然村現存的五音大鼓演唱班組，由齊殿章(80歲，打琴)、齊殿明(74歲，四胡)兄弟和賈雲明(64歲，三弦)、陳振泉(64歲，瓦琴)、李茂生(60歲，鼓板說唱)五位老藝人構成。從他們的口碑資料推算，五音大鼓在這裡紮根的歷史，應在100年左右。
神秘獨特而又珍貴的“五音大鼓”
五音大鼓是一人使用鼓板擊節說唱，另有四人分操三弦、四胡、打琴(揚琴)和瓦琴專司伴奏的曲藝表演形式，也是現存鼓書和鼓曲類曲藝形式中比較神秘、獨特而又珍貴的一種。
長期銷聲匿跡，外界不知真容
說它神秘，是由於這種形式在過去的曲藝史料和相關傳說中僅知名目，但缺乏具體的文獻資料和遺存證明。所以，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編纂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暨藝術科研重點項目《中國曲藝志》和《中國曲藝音樂集成》兩部大書的相關卷本《北京卷》和《河南卷》，都沒有作為獨立的曲種加以正面記載。長期銷聲匿跡，外界不知真容。84歲高齡的北京琴書泰斗關學曾先生是從前只從前輩師傅那裡聽說過五音大鼓這個名字，卻不知具體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直到1998年在北京市密雲縣巨各莊鎮蔡家窪村五畝地自然村被正式發現，這個傳說中的曲藝品種，才得以顯其廬山真面目。期間雖有人稱北京南部的大興區見有此種形式的娛樂演出，但相關資訊並不十分明了。
現存的仍將“鼓書”說唱和“鼓曲”演唱同時統一於一種形式之內的為數不多的曲藝形式。
書鼓說它珍貴，是由於五音大鼓的本體構成和形成流變，具有十分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首先，它不僅是北京琴書的孕育母體，而且與流傳甚廣的京東大鼓、東北大鼓、梅花大鼓、樂亭大鼓和平谷大鼓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在近代北京、天津和河北曲藝的發展過程中發揮過重要影響；其次，它的產生和形成原因十分獨特。相傳是在清朝各地不同的民間曲藝形式流入承德之後，在宮中承應演出的過程中，被宮廷樂師萃取不同形式的唱腔曲調，加以創製合成。初在宮內以“清音會”形式自娛說唱，後來流入民間，被藝人們傳至京南、天津和河北的安次(今廊坊)一帶。其中，傳入安次的一支發生變異，在主要承續【奉調】演唱的基礎上，孕育形成了單琴大鼓並在後來發展成為北京琴書；而傳到河北興隆及其附近北京密雲的一支，在巨各莊鎮蔡家窪村五畝地自然村被完整地保存下來，直至今天被重新發現。從而對我們研究清代宮廷娛樂與民間藝術的關係，有著重要的作用；第三，它的伴奏樂器之一的瓦琴，為北方的鼓書和鼓曲形式所僅見。對於研究曲藝音樂史，無疑有著特殊的意義；第四，如前所述，現存尤其是城市中被稱為“大鼓”的各種曲藝形式，伴奏使用的“大鼓”已然不大，而是直徑不過尺許、厚度不過兩寸半的小書鼓。演出的節目也非真正“大鼓”時代的長篇大套，而是基本上都異化為專門演唱短篇抒情性節目的“鼓曲”了。能夠同時繼續保持說唱相間的表演方式且仍敘事“說書”的，已經十分少見。而五音大鼓是目前為數不多的將鼓書說唱和鼓曲演唱同時統一於一種形式之內的曲藝形式。藝術表現的功能價值相對較大而又獨特，從而具有相當的稀有性。不僅是今天發掘、繼承和保護、傳揚這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資源，而且是深入研究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統曲藝在宮廷和民間、鄉村與城市生存交流和發展演變的重要活態標本，堪稱曲藝史研究的“活化石”。
過去，密雲及其附近一帶的農村，每逢年節都有搭“燈棚”請藝人說書的習俗。當年蔡家窪村的五音大鼓很有名氣，至今流傳的俚諺“五音大鼓響，山中百鳥都觀唱”就是明證。然而，隨著歷史的演進，人們的娛樂方式不斷增多，適宜其生存發展的社會生態環境被迫改變，“五音大鼓”這種古老的曲藝表演形式很難引起青年人的重視，藝人們也不再以此作為謀生的手段，自身發展缺乏內在動力。加之現在僅有的五位老藝人年事已高，後繼乏人，傳承堪憂。亟需採取有力措施，加以搶救和保護。
書鼓藝人吳立興
書鼓年近古稀的吳立興從事書鼓演唱已有40個年頭了。上世紀80年代，他當過縣曲藝協會理事、鄉曲藝分會會長。1956年，他參軍在部隊時，由於愛說愛唱，參加文藝宣傳隊後，學會了山東快書、柳琴、二人轉、相聲、小品等段子，為戰友們表演博得陣陣掌聲。後來他轉業返鄉，仍想當個藝人為大家演唱。可他又不會多少戲，便找朋友求人搭橋，拜當時的縣曲藝隊長孫長更老藝人為師學藝。一年多功夫他就掌握了說、唱的基本技巧，能熟練地敲鼓打板等，不僅學會了許多幽默生動的小書帽，還能全書說唱《楊家將》、《大紅袍》、《施公》、《彭公》、《岳飛傳》等大部書。吳立興“出師”單獨演唱不足一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紅衛兵”拿他作為宣傳“四舊”的牛鬼蛇神準備揪出來示眾。好在他在外地演唱，抓不住他的證據，吳立興才倖免一難。
10年劫難結束，吳立興又重操舊業，背上“戰”鼓，帶著文化部門開的“通行證”，走村串巷，說書演唱。他活動的範圍很廣，遠到菏澤、許昌、駐馬店、商丘、開封，近至項城、商水、西華、太康等周邊縣市及本縣農村。每到一村，一唱就是十天半月，往往一部書未唱完，新戶主又來請。特別是到外地，一出去就是半年多，很受歡迎。正因為老吳動腦子、費心思、苦練功，所以他表現生、旦、淨、醜等各種各樣的人物，逗人發笑、催人淚下、發人深省、激人奮進。吳立興說書演唱，講究情調高雅、雅俗兼備，很討厭一味的仿效。書鼓是一門為眾人喜聞愛聽的藝術演唱，唱詞應文明高雅，開口有益，不能信口開河地塞進一些低級粗俗的東西，這方面老吳是十分注意的。
為了求師訪友，亮藝會書，進行藝術交流，吳立興每年照例去趕“馬街會”。在寶豐縣城南十五華里的馬街鎮上，每年農曆正月十一至十三，都要舉辦規模宏大的傳統書會，有幾百台民間說書同時演出。藝人來自全國各地，山崗上、河灘上、田野里、路兩旁，紮下書攤，擺開陣勢，鼓板一打，弦子一拉，亮藝賣書便開始了！一陣“戰”鼓咚咚，琴聲悠揚，吸引著方圓數百里的農民前來趕會，場面熱鬧非凡，十分壯觀！在會上最活躍的人是趕來寫書的各地農民。當地傳統是，做生意發財的、種田豐收的、修房建屋的、娶媳婦的，都要寫台說書戲慶賀一番。寫書人在書場中鑽來鑽去，聽聽唱的，看看演的，挑選最好的，猶如相親一般仔細，看中後就與藝人商議書價。吳立興的演唱很受歡迎，都是幾家爭著搶。
書鼓吳立興感到欣喜的是，他的說唱確實起到了教育人的效果呢！1997年春天，鄉里規劃修鄉村公路時，他們村有幾戶的房子礙事而戶主不讓拆房，要求包這包那的，當聽了吳立興演唱的“拆牆”、“修路”小段子後，懂得了“公路通，百業興”，並認識到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係，都積極地拆了房、扒了牆，使修路順利動工。1993年初冬，他在西華縣葉埠口鄉王村演唱時，村上有婆媳倆不和睦，經常吵嘴生氣。老吳就有意唱“婆媳和”和“賢妻良母”，白天還去幫她家乾點活兒或者拉拉家常，“旁敲側擊”地講新風尚、新道德和家庭美德的事例。沒想到還是馬脖子上的毛———真中，婆媳倆爭向對方道歉，終於和好了，她們還請老吳吃頓飯。
現在吳立興年歲大了，出遠門說書已力不從心了，在陰天下雨、農閒、逢年過節時，他仍要滿足村民的要求。可喜的是，吳立興的所在村治安秩序好，經濟生產紅紅火火，該村被縣鄉被評為文明村。幹部們說這與吳立興的宣傳有很大關係，“戰”鼓醒人嘛！應該給他記上一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