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程
沈括（蔭補出身） 中國自秦漢以後，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政體，一直發展並延續至清末，在這樣政體的支配下，如何選拔官員管理國家事務，便成了歷代統治者十分重視的問題。它關係到整個封建官僚隊伍的建設，國家機器的運轉乃至王朝的長治久安。中國古代選拔官員的制度大體有三：以世卿世祿為特點的世襲制；以推薦為主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還有以考試做標準的科舉選官制。
蔭補制，是先秦時期世卿世祿制度的變種，是一種變相的世卿世祿制度。秦漢之時，世卿世祿制度逐漸崩潰，蔭補制度漸漸興起，到漢代，“二千石九卿得蔭子弟為郎”，但此時還沒有成為一種經常性的固定的選官方式，故而史稱“漢之奏蔭，雖有定製而未始有常恩”。
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盛極一時，漸漸發展到只憑門第入仕，蔭補制受到壓抑。隋唐時期，科舉制度興起，統治者為籠絡官僚隊伍，維護其既得利益，制定了詳細的蔭補法。唐代的蔭補法規定了官員依品級來蔭補其子孫，總的說來五品以上皆可得蔭補，並規定“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宋初，基本上沿襲了唐、五代時期的蔭補舊制，“台省六品，諸司五品已上官皆得蔭補”。
到了王朝逐漸穩定的時候，因而需要更多的忠實於趙宋皇帝的官員去接管五代時期各國的領土，以鞏固其統治基礎。於是在擴大科舉取士的同時，也大量錄用官員子弟為官，以不斷充實和加強官僚隊伍，各種形式的蔭補相繼出現，蔭補人數大量增加。宋真宗即位後，官員蔭補子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之後的政府雖然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但都沒能改變宋代蔭補官員泛濫的局面。在宋以後的元、明、清三代，蔭補制度基本上是以唐宋為藍本，而有所損益的。
宋代的蔭補制度在整個古代蔭補制度的發展變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宋代蔭補制度為標準，與歷代蔭補制度作比較，可以更好的理解古代這種選官方式。
銓試和呈試
補蔭 宋代考試制度發達。無出身人如蔭補、軍功補官、進納補官等以及科舉第五甲及特奏名入仕的人，在“出官”以前，均須通過吏部主持的銓試和呈試以便獲得參選資格。“文臣初出官有銓試之科，武臣初出官有呈試之法，其試中者，始得放行參選”。這是宋政府為了保證官員素質的重要舉措。因為蔭補入仕是宋代入仕人數最多的一類，所以銓試和呈試的主要對象是蔭補官員。
宋初蔭補官員的考試非常簡單，武官甚至只要能念誦《論語》即算合格，這主要是由於宋初蔭補之人尚少，銓試法和呈試法還沒有完全成型的緣故。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仁宗慶曆年間，慶曆三年（1043年）十一月，仁宗頒布了《任子詔》，標誌著銓試和呈試法成為了一種制度。雖然宋代規定了蔭補官員必須參加銓試或呈試方準出官，可是蔭補官員憑藉其自身的勢力、關係網往往能免試注官，即便是參加考試，也會用作弊手段矇混過關，很容易通過考試獲得出官機會。因此說，銓試、呈試對蔭補官員的約束是十分有限的。
蔭補官員的差遣
石守信 雖然說，蔭補官員可以毫不費力的通過銓試和呈試獲得差遣。但是他們在所承擔的差遣上仍然受到種種限制，這是由他們自身情況決定的，蔭補官員屬於無出身的人。在宋代，政府推崇科舉入仕的有出身之人，而對以蔭補官員為主的無出身之人，則多予限制。主要反映在除授差遣和敘遷兩個方面。
在差遣方面，一般來講，蔭補官員不得擔任高級清要之職。比如，蔭補官員一般不能任台諫、兩制、外交使節等職。台諫官是執政官員的候選對象，地位很高，被人看重。蔭補官員若任此職，必遭非議。靖康元年（1126年），唐恕以蔭補官員的身份任監察御史，御史中丞陳過庭上言：“自祖宗以來定令，本台僚屬非有出身，未嘗除授，近者唐恕除監察御史，恕實有行業，士類推許，倘使分領六察，固優為之。然以蔭補入仕，有違祖宗條例，恐此一開，自是袴襦之子攀援進取者，足相躡於憲府矣，欲乞改除一等差遣”，終於“詔以恕為郎官”。
從這則史料中不難看出，台諫之官，是歷來不允許蔭補官員擔任的。兩制官即指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對出身的要求就更嚴了。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年)，曾頒布詔令“翰林學士，兩省官及館閣今後並除進士出身人”嚴格限制無出身的人擔任翰林學士。據《石林燕語》記載韓維、林振彥是宋朝僅有的兩個由蔭補出身而任兩制官的人。
在敘遷方面，對蔭補官員的限制更大。宋代文臣寄祿官可分為選人、京朝官兩大類。京朝官又可分為京官，朝官。每一類官員各有其磨勘、敘遷之法，出身不同，磨勘年限和升入官階便不相同。根據《長編》，在同等條件下磨勘，蔭補官員較進士出身的官員所得的官職要低，且所用時間也較長。蔭補官員若要升遷到與有進士出身官員同樣的職位，則要多花一倍的時間。
無論是文臣還是武臣，想要通過磨勘一階一階的升到高官，是萬分不容易的，蔭補官員因為沒有出身，則顯得更加艱難。
不過，蔭補官員中也有三六九等之分，高級官員特別是高級武官的子弟，因出身將門往往能快速的升至高官，象石守信、王審琦、曹彬等人之子，就屬於這種情況。而大多數中下級文武官員的子弟，要升至高官是很困難的。宋真宗時期，制定了宋代的第一部蔭補法，所受蔭補之人全都是武階官的小使臣，沒有文官。至天聖五年(1027年)，始分文資、武資。據慶曆三年(1043年)的蔭補法，文官多補將作監丞以下的京官和選人階，而武官仍舊補小使臣階。
到熙寧年間，文官除宰相之子蔭補階由將作監丞降為大理評事外，其餘則不變，武官蔭補階雖然有很大的調整，但仍是蔭補小使臣階，又以其中三班奉職，三班借職為最多。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官，所蔭補的級別都非常低。宰相之子也不過蔭補正九品的大理評事，更多的官員則蔭補末等京官和選人階；而武官則為清一色的小使臣階，最高的東頭供奉官也只是從八品。第二個結論是，在蔭補的官員中，武官始終占大多數。
與科舉出身官員的比較
賈似道 宋代選官的途徑雖然很多，但主要的仍是蔭補和科舉兩途。以南宋李心傳記載的《嘉定四選總數》為例，嘉定六年（1213年），蔭補出身官員占57％，科舉出身官員占28％，其它出身官員占15％。在《宋史》列傳中（不包括后妃、宗室、列女等傳）各類科舉、制舉以及學校舍選出身共有980人，約占總數的70％，恩蔭出身共有231人，約占總人數的17％，其它出身人占13%。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蔭補和科舉出身的官員，占據了官員的大多數，而蔭補入仕的人數又遠多於科舉入仕的人數，只是由於《宋史》列傳中所載的多是在中央、地方任職的要員，而這些官員大部分是出身科舉的，所以蔭補官員雖在總量上多於科舉入仕者，但真正能進入《宋史》中的人數卻並不多。在兩宋135位宰相中，僅有沈義倫、呂端、陳執中、賈似道四人為蔭補出身。
漢代蔭補
霍光 蔭補作為一種制度出現應該是在漢代，據宋人章如愚《山堂群書考索》中說：“任子保任之法，任子之說起於劉向以父任為輦郎，袁盎以兄任為郎中，釋者曰‘言為父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也’。而眉山蘇洵上書仁宗亦云所謂任子，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
漢代任子入仕的官階是很低的。但在任用方面卻可達到很高的地位，如劉向（以父劉德為宗正而入仕為輦郎）曾位列九卿，與蕭望之、周堪、金敞等共同輔政，蘇武（因父蘇建為衛尉而蔭為郎）從匈奴返回京師，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至於霍光（以兄驃騎將軍霍去病出為郎）更不用說了，輔政重臣，位列大將軍，廢立皇帝，權傾內外。把漢代的任子與宋代的蔭補作一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漢代任子範圍要小得多，宋代文武官員五品以上皆可獲得蔭補權利，而漢代則僅限於二千石以上官員。另外，漢代以任子出身的官員常可至三公九卿之大官，如霍光、劉向等，他們的出身並不受人非議，其中劉向還曾被列位三公的蕭望之、周堪推薦。可是宋代蔭補官是絕難達到顯赫的地位的。
唐代蔭補
唐代蔭補制度已經很完善了。和宋代比起來，唐代蔭補的品階是很高的，宰相之子初官便可為正七品的官員，宋代宰相之子僅為九品京官。從日後的發展來講，唐朝有369名宰相，士族地主出身者有125名，其中蔭補者25名，占20%；在200餘名庶族地主出身的宰相中，蔭補者占11%，兩者平均，蔭補出身的宰相占總數的16%。這個比例要遠大於宋朝，可以說唐代的蔭補子弟在高級官僚隊伍中是不乏其人的。
再從素質上比較，唐代雖有李德裕，裴行儉等一、二賢者，可是時人關於蔭補官員素質過低的論斷，也不絕於書。馬周嘗言“今不肖襲爵嗣職，則兆庶被殃”，魏玄同言“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腳之類，技能薄而門閥高，請裁”。可見，唐代蔭補官員雖能躋身高位，但能力卻很一般，也沒有對國家起多大的作用。
明代蔭補
錦衣衛 明代，文官和武官實行兩套完全不同的蔭補制度。就文官來說，子弟必須經過科舉考試，中得進士後，才能按照資格獲得品階、俸祿、官職等。成化年間，為了進一步提高蔭補官員的素質，規定凡蔭補者均須送到國子監讀書，稱其為“官生”，待學習期滿，參加科舉，中得進士後，方授官職。與文官不同，武官子弟可直接承襲父輩官職。明代武官階為六品十二級，正一品至從二品為流官，不允世襲。正三品之下的軍官均可承襲。
如正統年間，兵部尚書王驥守衛有功，特賜“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歲祿二千石，其子世襲指揮同知。武官子弟的世襲不用經過科舉，而要進入武學，接受軍事訓練。然後通過比武，成績優異者，方可襲職。從明代的蔭補情況來看，在文官方面，對蔭補官員的要求較宋代嚴格，須獲進士出身，方能授官。所授官職也較宋代高。在武官方面，與其說是蔭補授官，還不如說是世襲。
這在錦衣衛中尤為突出。永樂時規定，只要有軍功，兄弟諸侄均可襲職，這樣造成了軍隊中冗官現象嚴重，人浮於事，戰鬥力極差。而必須參加比武才能授官的制度，使投機鑽營，賄賂考官之風盛行。嘉靖時，詹事府詹事霍韜曾說：“自永樂後，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這倒是與宋代蔭補官員的銓試和呈試相差無幾。
清代蔭補
八旗 清代的蔭補叫蔭生，有“難蔭”“恩蔭”“特蔭”三種形式。“難蔭”，順治三年(1646年)制，規定“官員歿於王事者，依應升品級贈銜，並蔭一子入監讀書，期滿候銓”。雍正年間，又進一步規定，“官員因公差委，在大洋、大江、黃河、洞庭、洪澤等湖，遭風漂歿者，依應升品級蔭贈，在內洋，內河漂歿者，減等蔭贈。八品以下，贈銜不給蔭”。光緒時“現任官遇賊殉難及軍營病故者”可升階升銜贈給實官補蔭或依現任官蔭贈。“恩蔭”始於順治十八年(1661年)，“詔滿、漢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監。護軍統領、副都統、阿思哈尼哈番、侍郎、學士以上之子為蔭生，余為監生”。
乾隆年間，規定蔭補入仕的官員必須經過考試，其“文理優通者，交部引見。荒謬者，發回原籍讀書。三年再試”。“特恩”主要是皇帝為照顧表彰一些有功績的名臣，而加恩於他們的後裔。乾隆三年（1738年），下詔說：“皇考酬庸念舊，立賢良祠於京師。凡我朝宣勞輔治完全名節之臣，永享禋祀，垂譽無窮，其子孫登仕籍者固多，或有不能自振，漸就零落者，朕甚憫焉。其旁求賢良子孫無仕宦者，或品級卑微者，各都統、督、撫擇其嫡裔，品行材質可造就者，送部引見加恩”。
在這三種蔭補中，以恩蔭為最多，滿洲八旗子弟一般都是由恩蔭進入仕途的。在蔭生授官例中規定：“公侯伯一品官蔭生以部院衙門五品缺用，二品官蔭生以六品缺用，三品官蔭生以七品缺用，四品官蔭生以八品缺用”。另外，漢蔭生還有內用、外用、改武職之分，總的來說，所授官職要低於滿人。和宋代的蔭補比起來，清代蔭生範圍要較小，只是四品以上官員可獲蔭補資格，且有滿、漢之分。
清代的八旗子弟特別是在中期以後，養尊處優，貪圖享樂，不思進取，自身謀生都很困難，不但大量耗費國家錢財，而且也助長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總結
總的說來，蔭補官員初官所得的品階經歷了一個從高到低再到高的變化，其中宋朝是這個變化的谷底，宰相之子也不過是正九品京官，明清時，二品官員之子都可補到正六品官階。
在從蔭補官員入仕的政治前途上來看，以宋朝為分界，宋以前蔭補官員多有至宰相、大將軍者，宋以後，科舉逐漸發展，蔭補官員的政治地位下降，明代文職蔭補官員甚至要考取進士，方能入仕為官。
從蔭補官員的素質和對國家的影響上來看，歷代則相差不多，歷代有作為的蔭補官員都是絕對少數，大多碌碌無為，尸位素餐。這其中以宋朝所受消極影響為最大，這與宋代蔭補之濫，冗官問題嚴重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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