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洛陽太學創辦於公元29年（東漢建武五年），止於公元534年（北魏永熙3年），歷時500多年，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時間最長的中央大學。它對繼承和傳播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曾起到了積極作用，在中國和世界的教育史上占著重要的地位。
洛陽太學的創建人是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據《資治通鑑》卷四十一載：建武五年冬，十月，“起初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經歷戰火而又崇信儒學的光武帝劉秀，深知培養治國人才的重要性，於是在剛剛定都洛陽之後，便在洛陽城南的開陽門外建設太學，設定五經博士，傳授諸經。劉秀對此非常重視，並親臨太學，考察師生，解疑答難。於是洛陽太學名震天下，吸引四方儒生，規模逐增。到漢明帝劉莊時，車駕太學，登台講經。《後漢書·儒林傳》載：“帝正坐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數計。”由於漢明帝提倡儒學，以文治國，辟雍始建，太學繼續發展，聲譽越來越高，太子、王侯子弟紛紛入學受經。安帝在位時，輕視文治，太學曾一度冷落。漢順帝劉保即位後，於永建六年（公元131年）九月擴建太學，建房240棟，1850間，太學規模空前發展，成了萬人以上的中央太學。梁太后執政後，為籠絡人才，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於公元146年（本初元年）下令放寬入學條件，使太學人數猛增至30000餘人。漢靈帝校正五經，刻在石碑上，作為太學的統一教材。董卓火燒洛陽宮時，太學隨之被毀。到曹丕代漢稱帝時，間斷30多年的洛陽太學得以恢復。
歷史淵源
太學自西漢武帝草創太學，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其在學人數，至西漢末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學亦設員三千。王莽時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太學零落。當東漢光武帝劉秀稱帝後，戎馬未歇，即先興文教。於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起營太學，訪雅儒，采求經典闕文，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建太學，距皇宮8里，學業重開。劉秀曾多次親幸太學欽鑒諸博士相互論難，考究諸生學業，觀看學生的“雅吹擊磐”等娛樂活動，並物質獎勵博士弟子以勸學。明帝時，據《後漢書》儒林傳和樊準傳載：明帝“游意經藝，每鄉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一次為諸儒講論經典，“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太學聲譽日高，匈奴亦遣人來洛陽學習。因為入學者多，又為功臣子孫另立屋舍以授其業。安帝時，“薄於藝文”，學宮頹廢。順帝繼位後採納翟酺建議，修繕太學，開拓房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其講堂長十丈、廣二丈（一說三
東漢洛陽太學講學畫磚丈）。竣工後，將試明經下第者全部補入太學，並大量吸收公卿子弟為諸生，還破格招收了有成就的童子入學。自此，各地負書來學者雲集京師，學生人數大增。順帝死後，在梁太后執政期間，太學更獲得迅速發展。她曾詔令自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官員皆遣子受業。並規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舉行兩次鄉射大禮，以太學生充當禮生，盛況空前。自此，遊子日盛，學生人數猛增至三萬多。由於學生來自各地，師承不同，所受經書難免章句有誤，更有私行賄賂太學校書機構而增添書經文字以全私文者。為此，靈帝在熹平四年詔令當代名儒蔡邕、馬日磾等正定五經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隸書書寫刊刻於碑以相參檢，碑高一丈許，廣四尺，共四十六枚。“駢羅相接”，立於太學門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欄樟，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卒看守。碑落成之時，其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滿大街小巷。經學之盛，於斯為美。宋蘇軾曾讚譽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把當時生氣勃勃的盎然景象表達得淋漓盡致。
洛陽太學自董卓之亂，太學被毀，典策文章，竟共剖散。當魏文帝曹丕稱帝後，才又掃除太學灰碳，補石碑之缺，備博士員，開始招收弟子。至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又以古文、篆、隸三體刊刻石經《尚書》、《春秋》二部，以供取正。太學自曹魏在廢墟上重建，至晉武帝時再次“廓開太學，廣延群生，天下磷萃，遠方幕訓，東越于海，西及流沙，並時集至，萬有餘人“。晉武帝曾三臨太學並行大射禮，王公卿士、博士助教，並治禮掌故、弟子門人鹹在列位。又設宴班饗，對學生的“勤學務禮，遵修舊典”大加讚賞。對學校各級官員，下及學生、樂工，厚施豐備。“人知所勸，宇承風，莫不景慕”，並與鹹寧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頌德，此即《三臨辟雍碑》，太學再次發展進入高潮時期。西晉滅亡後，太學復又被毀。時至北魏， 自孝文帝遷都洛陽，才又重建太學，連同國子學、四門學、國小，設博士達四十人之多。由此，經術彌顯，學業大盛。培養的人才也年年相逾。直到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太學在洛陽才告衰落。
在教育上，洛陽太學之所以顯示出勃勃生機，當來源於對三代教育的借鑑和在文化被禁錮後力量的迸發。夏、商、周三代主要是學在官府的貴族教育，師長多為退職官員，缺乏青春活力。而當時又是“世卿世祿”的體制，對教育的需求只是維持而不是發展。春秋時期社會正在發生根本變革，對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終於衝破“學在官府”的局面。出現私人講學之風。至戰國，更出現了學術思想領域的百家爭鳴的局面。儒、墨、道、法諸家相較，儒家以有孔學六經而尤為顯赫。至秦專崇法家，焚書坑儒，對文化的摧殘、禁錮，使教育向前衝擊的力量暫時隱藏起來。當漢代尤其是在東漢敦倡儒學的條件下，這種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發出來。東漢的太學教育，在很多方面都顯示了對以往教育弊端的抗擊和對於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繼承和發揚。
隸屬管轄
“太學”這一稱謂，
洛陽太學太學隸屬太常管轄，“太常”為九卿之一，取“欲令國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學隸屬太常更有其實際意義。在管理上，太常持重的是選拔總領綱紀的祭酒（校長）和學識淵深的博士（教師）。東漢規定：“祭酒”必須是“有聰明威重者”，其條件高於博士，或說是博士領袖。東漢設博士與西漢不同。西漢博士但以名流為之，無選試之法。東漢博士須選試而後用，很強調博士的師表風範。即“既欲其為人師範，則不容不先試其能否。”所以東漢規定，太常卿每選任博士都要經過一定測試，並要上奏其能否。極為強調“德行高妙，志節清白，經明行修”的選任標準。由此可知，博士官的選任最後要由皇上審定。而且選任時要有官員保舉。其舉狀要寫明被舉人的品行、禮法、學識、身體狀況及家族屬行為是否合乎禮度等。並且規定選任博士年齡限制在五十以上。在這點上既區別於西漢的以名流充任，又區別於春秋之前以退休官員充任師資的老化教育。
西晉對選任博士規定：“博士皆取履行清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而且在太常增設博士協律校尉員，太學博士、祭酒即隸於其下，制度更為嚴格。博士的任務主要為掌教弟子，當國有疑事時亦要掌承問對。博士為在職現任官員，俸秩比六百石，博士有固定員額，西漢和東漢初俱設博士十四人。按五經家法不同其十四博士為施、孟、梁丘、京氏《易》；歐陽、大小夏侯氏《尚書》；齊、魯、韓氏《詩》；大小戴《禮》；嚴、顏氏《春秋》。 加博士祭酒共十五人。在教學上，規定博士要以家法上課，每經按不同家法各有專任博士一名。據史載，發展到東漢，以上要求又小有靈活。如光武帝時曾增設《左氏》學博士四人，後因受到公卿反對，不久廢除。
東漢還設有慶氏《禮》和伏氏《尚書》博士。授課雖講求家法，然亦有兼說者。如光武帝時張玄，本為《顏氏》博士，他授課時又兼說嚴氏、（宣）冥氏《春秋》，為此，諸生上言認為張玄“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後張玄“未及遷而卒”。此說明規定已不如初時嚴格，而且博士也在向兼授非本身博士課方向發展。如博士卻仲學即在校外收徒講授《春秋圖緯》。為了驗證博士的學識、考究博士的論辯機智，還經常由皇帝親自主持博士之間或博士與名儒之間的辯論。光武帝劉秀即曾“會諸博士論難於前”；章帝大會諸儒於漢宮白虎觀，以問難形式考詳諸經同異，最後由皇帝裁決，連月乃罷。對博士學識提高大有益處。在仕途上，又可經博士入官。中央官，初始可任尚書、諫議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地方官，可任刺史、守、相。東漢即多有由博士升遷者。
學生管理
太學生有多種稱呼，
洛陽太學學生的來源和入學，東漢規定：①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員，皆可遣子受業；②郡國所舉高材明經者，亦有國家所試明經下第者；③郡國學明經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經地方選送可入太學。雖有以上規定，但執行也較為靈活。由地方單獨派遣者，如楊終，“年十三，為郡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即是。有的是受名儒推薦入學者，亦有由在校學生介紹入學者。可見學生入學並不難，學生來自中國各地。西晉時學生來自十五個州、七十多個縣，東漢和西晉都有匈奴和西域的求學者。
學生的出身多為官宦子弟，亦有家境貧寒者。這就決定學生在類別上有正式在籍學生，此由史載太學生人數而知必有名錄；有勤工儉學的旁聽生，如庾乘，即是為諸生做傭工而旁聽成就者。如宋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由於學生出身不同，在待遇上也不一樣。一些官宦子弟可享受國家俸祿，而貧寒子弟則不僅衣、糧自理，連照明的脂燭也要自行解決。
在生活上，學生居住條件、方式亦各不相同。有住校生，有在校外居住者。住校生中也有集體群居者，也有單獨居住者。更有舉家居住者，如東漢太學初建時，魯恭即與弟丕及母俱居太學，時恭年十五，弟丕年僅十歲。學生如何解決一伙食？據《後漢書》梁鴻傳載，梁鴻以童幼詣太學受業，由於他性情孤獨，不與人同食，同屋學生炊飯後，招呼梁鴻乘熱釜而炊，梁鴻不肯，竟“滅灶更燃火”。由此看學校似無集體食堂，只在宿舍外設有灶釜，有學生自營炊事。前述魯恭與弟及母俱居太學，當也是為解決生活問題。
學習年限，規定滿學制為八年，但由於學生入學時基礎不盡相同，對學生學習年限掌握又比較靈活。學生中有在入學前即已通數經者，也有專門師事某一博士學習某一門經典者，自然時間要短。據史書記載，還有不少二次入太學學習的學生。學校對學生年齡也無統一規定，就史書所見，自十二歲至六十餘歲。年歲不等。其中年少游太學者亦不在少數。如潁川杜安，“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時十二，各能通經，拜為童子郎。
教學卒業
學生的學習對戰國時期的遊學方式有所繼承，
洛陽太學博士授往往採取講大課方式，聽課人數不等，最多者可達千人。然亦有小課堂教學。因為學生自己支配的時間較多，有的學生往往參與一些社會上的外交活動。因此，也有個別上當的情況發生。東漢末年漢中的晉文經，梁國的黃子艾，二人恃其才智，炫耀於京師洛陽，偽托養病，不接賓客，“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名聲，坐門問疾，猶不得見”，太學生亦多聞風造訪。後太學生符融“察其非真”又於太學辨其偽，並請司隸校尉李膺核察，後證明二人果為輕薄之子，慘嘆逃去。
在太學中學生有較多時間進行自學，又有較好的自學條件，既有學識淵深的博士，又有本來就享有盛名的高才學生，學生有隨時發問、請教的條件。因為在博士中相互論難蔚然成風，受其影響學生中亦有濃郁的學術氣氛。學生可和負有盛名的學者論辯，服虔在為太學生時就曾以《左傳》駁當時著名《春秋公羊學》大師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由於當時學生中研讀風氣甚濃，很多學生都思維敏捷，“善論難”。太學亦為皇帝諮詢國事之所，博士、學生都可發表意見，便於養成學生關心政治和國事的風氣，東漢桓帝時太學生劉陶就曾幾次上書陳事。由於太學生有關心政治和國事的政治素質，他們也往往把自己置身於社會重大政治鬥爭中，東漢後期的二次黨錮之禍就是以太學生為主力的士人反對宦官的流血政治運動。
太學還有意識增加學生的社會實踐環節，東漢和西晉在皇帝舉行鄉社典禮時，禮生即都以太學生充伍。
學生學習採取單科結業方式，每家經典學完後，要由博士主持答辯。嚴格按各經家法要求，講求師承。答辯為五十道論辯題，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以為非。這對個別學生來說是有些束縛思想，但就整個學業教育而言，又是提倡不同學派之間爭論和提高不同學派學術地位的保證。
學生的畢業分配，根據博士弟子成績即通經多少隨才而用。東漢末年曾詔令規定：
北魏洛陽太學遺址1、學習滿兩年，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能通者隨後輩試，通過亦得為文學掌故。
2、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年，考試能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能通過者隨後輩試，通為高第者，亦得為太子舍人。
3、已為太子舍人滿二年者，考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隨後輩試，通過者亦得為郎中。
4、郎中滿兩年，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隨後輩複試通過後亦得補吏。
以上規定似主要為對公卿子弟的一種特殊待遇。太學中的貧寒學生學業滿後很多都是返回鄉里從事教學工作，他們可以在地方被徵辟聘請為吏為官，亦可通過舉孝廉等察舉方式入京為官。從以上可以看出，洛陽太學對以往的教育有批判、有繼承，而且在發展過程中亦多有創新。
歷史貢獻
洛陽洛陽太學洛陽太學是封建統治者順應歷史潮流對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產物。當產生後又對當時的教育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自東漢明帝劉莊親臨太學講學後，很快在中國形成重視儒家經典的學風，致使京師和王宮衛士、禁軍悉通《孝經》，不論博士或是議郎，只要開一家之說，即有徒眾數百。在東漢，從事教授經學是一種崇高的職業。不少太學生卒業返鄉後不願被徵辟為官，而專心教授培養學生。東漢的大部分文官都是飽學之士，很多官僚家庭又是以經學傳家，四世三公的經學大家亦不在少數。上至三公、司隸校尉等高級官員，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國相，很多都兼教授經學，有的門徒高達萬人。有的學生在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買住宅長期從學；有的學生亦隨他們的官職調動而追隨出入京城。這種私人講學的學生數量當又遠大於太學生的人數。在教育上，官辦太學、郡國學與私人講學相輔相成，互為推動。適如班固在《兩都賦》中所說：“是亦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而太學為其首。這就是東漢教育的特色。當時也有不少人在搶救儒家經典上做出了貢獻。如《周禮》一書，當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緱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讀，頗識其說。杜子春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鄭眾、賈逵往受業焉”。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轉相證明為解，逵解遂行與世。而永平年間的符節縣令甚至上言要發掘秦昭王和呂不韋之冢，以“視未燒詩書”，傾心經典的急切可見一斑。
東漢太學為東漢政權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於太學的官員中，有不少號稱“循吏”、“廉吏”，而太學生的“噓枯吹生”的貢獻，主要還體現在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中。當時的太學成了反對宦官專權的強大陣地。以賈彪、郭泰為首的三萬多太學生，他們品核供卿，裁量執政，形成強大輿論，被稱為“清議”，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致使“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顯示出了太學生的輿論威力。並由此使社會形成婞直之風，有力推動了公卿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這在一定時期內對於整頓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學對洛陽影響亦大，自東漢以降，儒學在洛陽得以發揚光大。東漢經學大師輩出，如鄭玄、馬融、賈逵、鄭眾、鄭興、服虔等都是飲譽當代和後世的著名大師。洛陽“自宋以前隨時建學”，致使洛陽可與孔子設教的洙泗並稱，並有西鄒魯之譽。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學家創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陽，這與太學數百年雄踞洛陽的實效絕分不開。洛陽太學的歷史地位不可低估，借鑑價值不容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