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的社會歷史觀和認識、改造社會的一般方法論,亦稱唯物史觀。“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表述這一科學的社會歷史觀:“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列寧稱歷史唯物主義為 “科學的社會學”,“唯一的科學的歷史觀”和“社會科學的唯一科學方法即唯物主義的方法”。E·伯恩斯坦等則把它修正為經濟唯物論。

基本信息

原理內容

歷史唯物主義者認為歷史發展是有其特定規律的,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對生產力有反作用,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歷史唯物主義者認為人類已經經歷了前三個階段,目前正處於第四階段(越南、古巴、朝鮮等自稱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1987年的中國共產黨十三大上,中國稱自己在1950年代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鄧小平斷言初級階段至少一百年。)

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其內容主要原理包括:

一、生產歷史一切社會進步的尺度,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人類社會的進程。

二、與生產力一定發展相適應的生產關係,構成一定的社會形態和經濟結構的現實基礎,他規定著社會形態的主要特徵。

三、一定的社會形態是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一定的上層建築的統一,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築的變更。上層建築又積極服務和反作用與經濟基礎。

四、一切社會制度,社會形態都是人類社會從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的發展過程中的一些暫時階段,沒有永恆的社會制度和形態,社會制度的發跡是社會基本矛盾發展的結果。社會關係要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下從舊社會的基礎中成熟,在它們的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之前,社會形態是不會滅亡的。

五、現實存在的具體社會形態都是複雜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既有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形態,又存在著其他社會形態的殘餘和萌芽。

六、人類社會的一般總規律是從原始社會到奴隸、封建、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社會生產力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

七、人類社會歷史是不以研究者的主觀意識為轉移的客觀發展過程,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人們研究歷史,探索社會規律,必須要從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出發,詳細的占有材料,分析他的各種發展形態,揭示其內在聯繫,得出相應的結果。

八、人類社會及其構成成分均以總體的體系方式存在,要從研究的對象的整體出發,從研究對象內部的相互作用與矛盾和研究對象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中進行研究。

九、在客觀歷史過程中,一切社會歷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

十、人類社會是有規律運動的,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它顯現為歷史過程,構成歷史過程的各種社會現象也是運動與發展的。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歷史上的一切,用辯證法的觀點去把我對象的本質聯繫與內部矛盾,又要把研究的對象提到一定的範圍之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而準確的把握對象。

十一、社會歷史事物的發展變化,有進化(改革)和革命兩種方式。

十二、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源是在於其種種複雜的內外部矛盾。

十三、在客觀歷史進行中,環境創造人,人又創造環境。

十四、社會歷史的研究,不是一個簡單的消極的反映過程,而是主客體之間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辯證統一過程。

鮮明特點

凡是認為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是由歷史發展而來、社會存在和發展離不開歷史、社會和歷史存在著必然的繼承和發展關係的觀點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那么他在看待和處理問題時,就具有了以下特點:

一、承認歷史,尊重歷史,認為社會必然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這是如何看待歷史的問題。

承認歷史,認為歷史正是所有事物的來源,這本身就解決了哲學中的一個命題——事物的來路問題。任何事物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必然有其前身或者前因,而我們的現今都是前身或前因的變化或後果。也許大家要問:這個問題簡單,難道現實中還有不承認歷史的情況么?怎么沒有呢,事實上是有的,比如我們有時就批判某某數典忘祖,甚至有懷有陰暗醜惡的目的的人不但不承認歷史、而且還歪曲篡改歷史。那些不承認台灣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一心要把台灣分裂出去的人不就是數典忘祖嗎?日本國的某些別有用心之人不承認歷史上的侵略、篡改歷史的行為不就是不承認歷史嗎?還有現實中有的人達到一定的地位後,就羞於提及原來的窮困狀況,甚至在眾人面前和自己老實樸素的親人不敢相認,這也是不敢面對歷史的一種表現。看來承認歷史有時還是需要勇氣、正氣和骨氣的。

只有首先承認歷史,才能夠尊重歷史。尊重歷史有很多表現:承認歷史的真相,承認曾經的錯誤、承認先人的功業和成果、承擔應有的歷史責任、享受應有的歷史權益等等。牛頓曾經謙虛地說:“我可能比笛卡爾看得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許多巨人肩膀上的緣故。”這既是一種美德,也是堅持了歷史的觀點。難道我們的知識和經驗、基礎和條件不是從先人那裡繼承而發展的嗎?天才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歷史條件的,而不是憑空產生的。不承認曾經的錯誤,那是流氓和無賴;不承認一個國家既有的領土和主權,就會有侵犯別人的藉口;不承認法理上的順承關係,就會有逃避承擔責任的行徑……看來,不承認和尊重歷史,不僅是態度上的問題,還可能會產生嚴重而錯誤的後果。

現今世界特別是中國目前充斥著一個看似繁榮卻十分有害的現象:文藝、評論等文化現象畸形繁榮,歷史事件、評價等被歪曲和混亂。這是一個被絕大多數人忽視卻肯定有很大潛在危害的狀況,如不及時加以有效糾正,必然對中國的思想界、文化界直至政界產生長久的負面影響,這主要體現在對年輕一代的教育直接產生負面效應。比如現在的電影、電視劇,大量借用歷史朝代、歷史人物杜撰子無虛有的故事情節,推向市場,已經達到了泛濫的地步;很多文藝、評論缺乏確鑿的歷史證據,大量主觀臆斷歷史人物及事件,甚至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比如可以把秦檜說成忠臣、把商紂說成英傑……長久以往,何談歷史信任,何談歷史價值、何談以史為鑑、懲前毖後,歷史在人們的面前,可能就是一堆笑料而已。這是混淆是非、把歷史搞亂、對歷史極不尊重的表現。

尊重歷史,肯定祖先的豐功偉績,發揚先輩的光榮傳統,才能產生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現代有不少人,從生活富裕的狹隘角度出發,加之對本國的某些缺點和不足存在不滿,有著比較嚴重的崇洋媚外思想,缺乏愛國愛人民的崇高品格,民族根性徹底失去,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悲哀、人性的悲哀。

二、聯繫歷史來觀察和分析問題,這是如何運用歷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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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歷史的觀點,我們在看待、分析和處理問題時就會更加全面、更加客觀、更加符合實際、更加智慧、更加接近事物本身的客觀規律。

首先有了歷史的觀點,我們就會有更強的理解力和包容性。有一句話:“歷史造就英雄”,這也是歷史的觀點。這就是什麼樣的歷史環境造就什麼樣的英雄人物。有很多歷史人物造就的歷史事件,我們很多人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實際上只要聯繫當時的時代背景,就可能很好理解了。比如:李世民為了爭奪皇位而發動玄武門事件。古代人為了爭奪皇位竟然殺掉自己的兄弟,多么地殘酷!其實只要了解了當時的兩種勢力的形成、差異和水火不容的情勢,就會知道發生這樣的事情也是身在江湖,身不由已,勢所然也。比如毛澤東為什麼會發動文化大革命,人很多都不理解甚至痛恨。實際上只要聯繫毛澤東本人畢生追求的共產主義信念、他對共產主義的本質的理解、以及當時國際、國內複雜的嚴峻形式,你也許就會對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核心集團發動文化大革命有個比較客觀的認識和評價,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和出發點是好的,只不過在選擇形式上存在缺陷,使得後來發展的情況和造成的嚴重不良後果,恐怕也是毛澤東所始料不及的。但也許可以這樣說: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在新中國就不可能這樣深入人心,中國被西方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風險就會大大增大,無數先烈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革命果實就可能化為烏有。

其次,有了歷史的觀點,我們就能更加準確地判斷形勢,分清利弊,從而有針對性開展工作。有一句話,叫“審時度勢”,這也是一種歷史觀點。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才能開展什麼樣的工作,解決什麼樣的問題,而不是亂來的。在國家危亡、民族患難的時候,我們就要把保家衛國、解決民族危機當成首要任務。在我們貧窮落後、饑寒交迫的時候,我們就要把發展生產、解決溫飽當成工作的重心。在人們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就要解決環境問題、能源問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如果在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時候發動民眾鬧革命,那就是民主革命、進步的革命,是大英雄;如果在國泰民安、政治清明的時候,發動民眾“鬧革命”,那就是反革命、瘋子,這樣的道理,大家是很容易理解的。運用到一般的問題上,也是這個道理。比如,我們要創立一個公司,首先就要調查研究:產品需求問題、人們消費習慣問題、生產原料問題、設備問題等等,這都是歷史條件,只有考慮周全了,我們才能獲得成功或者更大的效益。

再次,有了歷史的觀點,我們才能謙虛吸收前人的經驗,結合自己的實際,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少走彎路。被前人通過實踐而證明了的理論和經驗,我們要毫不懷疑地加以吸收和借鑑。古人曰:前車之轍,後車之鑑。堅定不移地走民眾路線,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相信民眾,依靠民眾,發動民眾、為人民服務等等這些都是革命前輩用生命和實踐換來的經驗,一定要加以堅持和發揚。國興於清明,毀於腐敗、興於團結,衰於分裂等等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無數次證明了的不變真理,我們一定要牢牢記住,不能蹈前車之復轍。有一句話叫做“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我們也許可以忘掉仇恨,但決不能忘掉教訓和敵人。

三、有選擇地繼承並發展歷史,這是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

運用歷史的觀點,歸根結底還是如何對待歷史的問題。是接受還是摒棄、是褒是貶、是全盤否定還是有選擇地利用,這是我們必須做出抉擇的。縱觀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理論,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認為:借鑑歷史經驗、立足歷史條件、順應歷史趨勢、做人類歷史發展的推進者,做最崇高的理想的實踐者,這就是一個革命者應該採取的科學的態度。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我們要堅持同一切非歷史唯物主義者作鬥爭,這就是:有選擇地繼承、發揚歷史理論和經驗,反對全盤否定。歷史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繼承不斷發展的連續的動態過程,割斷歷史去看待和處理問題,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凡是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理論經驗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繼承和發揚;凡是被歷史證明有錯誤的和有害的做法我們必須堅決拋棄和改正。否則我們就會重犯錯誤,重蹈復轍,白白浪費大量的時間甚至人力和財力。我國就發生過也許仍然存在著“西化”、“否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等思潮,這是非常有害的和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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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實事求是,反對脫離歷史條件的空談蠻幹。“實事求是,也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主義和唯物主義是有機聯繫、渾然一體的。堅持歷史主義,必然堅持唯物主義,必然反對官僚主義、主觀臆斷,反對虛無主義、神秘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空想和蠻幹。尊重客觀形勢、尊重客觀實際,才能制定出符合規律的方針路線,我們的事業才能勝利,我們才能儘可能地少走彎路。毛澤東當初設計的農村公社——“吃大鍋飯”,就是過高地估計了當初人民民眾的思想素質和道德素質,在沒有嚴格的規章制度、科學的預算和紀律要求的保障下,採取了過於理想的社會模式,從而使得很多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消積怠工、投機取巧,使得許多管理水平低下的人走上領導者崗位,加上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煽動、破壞等因素,從而給我們的事業造成巨大損失。

認清歷史形勢,利用一切有利條件和時機,敢於變革,推動人類社會向更高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觀念,也要防止那些“教條主義、保守主義”等呆板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行為。不能清醒地認清形勢和歷史發展趨勢,不敢變革或不願變革,也可能坐失發展良機,給以後的事業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比如在當今競爭日趨激烈、形勢日趨複雜、能源日益緊張、不穩定因素大量存在、腐敗勢力十分強大、道德認識存在多元化矛盾化等等情況下,如果不能高瞻遠矚、未雨綢繆,及早採取加強國防、反腐倡廉、利民惠民、統一思想、加強德育、發展周邊關係等一系列果斷措施,必然會給我們將來的事業帶來難以控制的損失。

辯證性批判

馬克思並沒有賦予自己的哲學一個具體的名稱,如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或實踐唯物主義,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在不同場合把自己的哲學學說稱之為“新唯物主義”、“現代唯物主義”,將費爾巴哈之前的唯物主義都稱之為“舊唯物主義”。新唯物主義相對於舊唯物主義有兩個基本的特點:它既是歷史的唯物主義,又是辯證的唯物主義。但這並不是說它們是兩個“主義”,而是同一個“主義”,稱之為辯證的唯物主義也可以,稱之為歷史的唯物主義也可以,名稱和內容並不能畫等號。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反覆強調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重要的是“辯證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的唯物主義”,也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的唯物主義”。也就是說,在歷史主義的方法中涵蓋著辯證方法的原則,在辯證方法中涵蓋著歷史主義的內容,二者是統一的。但是,受原蘇聯哲學的影響,我國傳統的哲學教科書人為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理論分離,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是它在社會歷史中的運用而已,這與馬克思的原意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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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

神學前提

德國猶太裔哲學家卡爾·洛維特在其著作《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 中就歷史唯物主義的神學前提展開了論述。洛維特指出:正如馬克思認為意識形態的歷史在經濟條件中有與其自我表白不一致的“隱秘歷史”,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內涵也無法從馬克思的自我表白中獲得。實際上,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質乃是先知主義的精神——根植於馬克思自己的存在及其種族之中的彌賽亞主義。在洛維特看來,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進程的闡釋反映了猶太教—基督教解釋歷史的普遍圖式,因而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是用經濟學語言包裝的朝向終極目標前進的救贖史。

中國學者的批判

中國學者吳思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馬克思在進行歷史考量的時候把暴力因素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資本論》的邏輯起點本身不應該是“等價交換”,而是“暴力均衡”只有當人與人之間或者團體和團體之間的暴力達到了均衡,“等價交換”的邏輯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若暴力水平間相差懸殊,則整個《資本論》的邏輯都不能達成,因為強者會無條件的吞併弱者。所以暴力是自主而不是被動的成為歷史發展的力量,若不好好考量暴力集團的行為方式和生存邏輯,那么唯物史觀的定然是有缺陷的。

唯物史觀對中國史學產生的十大影響

一、奠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理論基礎歷史研究與史書編纂都是依據一定的史觀和思想理論進行的。孔子修《春秋》,一字成褒貶,其善惡標準是禮。禮亦即《春秋》大義。《左傳》、《史記》、《漢書》、《通典》、《資治通鑑》等,其編撰成書都包含著豐富的思想與理論。傳統史學理論的主旨是經學,故清代章學誠日“六經皆史”。戴震提出“由訓詁通義理”。張之洞說:“由國小而經學,則經學可信;由經學而史學,則史學可信。”旨在通過基礎研究發現可信的義理,又由義理以通歷史觀察與思考,說到底是一種歷史觀的尋求。梁啓超由今文經學“公羊三世說”到進化論,以後又從進化論跳出,尋求歷史變化的相互關係,實際上也是在尋找可信的歷史觀。唯物史觀正是在民國中國社會變革中,傳統史觀與進化史觀難以幫助人們認清社會歷史變化的情況下,被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學者所認識並接受。唯物史觀是關於整個社會運動規律的科學,它從哲學的角度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認識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變化的世界觀。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變化的,且又相互聯繫,社會歷史也是如此。社會歷史的變化是有規律的,由低到高呈現出不同的社會形態。在此理論基礎上,又衍生出歷史是什麼、誰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動力如何、歷史規律、歷史認識論以及史學功用等一系列史學基本理論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討論都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進行的,並由此構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基礎。

二、批判與總結中國的傳統史學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在批判與總結傳統史學的基礎上,撰出大批史學新著。通史有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簡明中國通史》,郭沫若《中國史稿》,翦伯贊《中國史綱》,以及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二十冊等;斷代史則有翦伯贊《秦漢史》,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等;還有大量專門史、專題史,以及史學史、史學概論、史學方法論等方面的成果。唯物史觀還被引入古代史籍的校勘與整理,“二十四史”、《資治通鑑》、《清史稿》的校點,《冊府元龜》等書的重印,都是在古為今用、批判地繼承的口號下得以重新問世。特別是每部史籍書前的“編輯說明”,都富有那個時代的特點與意義,很值得注意總結和思考。

三、改造清末民國以來的“新史學”

“新史學”有兩大流派:一是以梁啓超、何炳松、蒙文通為代表,由對傳統史學的批判與總結,建設新史學;一是以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為代表,通過實證建設新史學。兩大主流派別在抗戰時期匯人新民族主義史學,後又與馬克思主義史學融合,這是“新史學”自身的變化。1950年代國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絕大多數史學家接受馬克思主義,自覺轉變思想與立場,用唯物史觀指導學術研究,陳垣、柳詒徵、蒙文通、顧頡剛、鄭天挺、呂思勉、徐中舒、蔡尚思、唐長儒等著名史家紛紛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道路。較為典型者是蒙文通,他是民國“新史學”的健將,一直致力於學術史研究。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嘗試用唯物史觀論證、解釋學術史的發展變化,撰成《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一文,歸納出晚周以來學術思想四大變局與“農業生產力發展四階段、賦役制度演變四階段密切符合”。認為學術發展的根本原因在於社會生產力提高、糧食產量增加、賦役減輕,越來越多的人溫飽有餘,努力讀書,才使得學術思想不斷進步。學習與改造,使“新史學”完全融人馬克思主義史學。

四、完成了歷史科學化的進程

清代“樸學”已含有近代科學精神,但由於受傳統束縛太深,思想不自由,並不能使史學走向科學。民國時期,傅斯年等學人雖致力於把史學建設成一門科學,但其專事史料整理而不顧及史學本身所固有的“經世”宗旨,所以終將不能成功。清代和民國的一些學者在歷史科學化方面的嘗試雖然失敗了,但他們的成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將歷史科學化作了重要鋪墊。唯物史觀探究社會運動,總結社會歷史發展規律,鑑古知來,順應歷史大勢,賦予史學以科學意義與現代價值,這在19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中已經展現出來。1930年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問世,標誌著中國歷史學已經邁上了科學化的進程,以後又經20世紀五六十年代特別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幾代歷史學家辛勤耕耘,不斷開拓,研究、討論、思考、論證,學術成果涵蓋自然、社會與思維的方方面面,基本形成了中國歷史學的學術體系。白壽彝總主編的大型多卷本《中國通史》被視為“20世紀的壓軸之作”,受到江澤民同志高度讚揚。這部書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通史著作的典型代表,也是歷史科學化進程的一個里程碑,標誌著這一進程的初步完成。儘管還會有學者對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這一問題作出新的思考,並有益於歷史科學化的完善與縝密,因為任何一門科學都包含著藝術。

五、深化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從司馬遷撰《史記》,通古今之變,到清末康有為、梁啓超借“公羊三世說”解釋中國歷史進程,都沒有脫開傳統史學“治亂興衰”的思維模式。1920年代以後,唯物史觀為中國學人開啟了新思維、新視野,認識到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嘗試用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觀察中國的全部歷史,由此引發出關於歷史分期的討論。這一問題的討論歷時半個多世紀,雖沒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見,但基本上達到了大體的共識,即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符合馬克思的總結:先後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中國成立後步人社會主義社會。幾乎所有的歷史教課書都是依據的這樣的認識編寫成書,且已成為學術界及社會的主流看法。

六、產生了史學論爭的“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即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學術思想界圍繞著五個重大史學理論與學術問題所展開的大討論。五個問題包括中國古史分期、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中國農民戰爭和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問題。這些論題或沿承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史論戰,或為新提出的命題,都是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所必須回答的問題,並不是有人所說的“假問題”、“偽問題”。至於討論中所受極端政治的十擾則另當別論,然命題本身並不存在問題,因為建設完善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繞不開這些問題。這場討論產生了一大批史學名家,如寧可、林甘泉、孫祚民、李文海、何芳川等。拓展出諸多研究領域,如魏晉南北朝史、明清史、經濟史等;又因緣於這場討論而撰成的史學名著也不在少數,如尚鉞《中國歷史綱要》、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等。

七、史料的整理與新材料的運用

20世紀初,甲骨金文、敦煌文書、漢晉簡牘、明清檔案等新材料的發現,推動了近代史學的發展。郭沫若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深刻感受到材料支持的重要性,於是不得不下大氣力整理金文,撰成《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以後又主持編成《甲骨文合集》。呂振羽撰《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大量徵引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考古新資料,推證中國原始社會狀況。1950年代初,郭沫若又利用安陽殷墟墓葬發掘材料,說明殷代是奴隸社會。研究中國社會歷史必須有翔實的資料基礎。因此,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甲骨、金文、簡牘、敦煌文書、明清檔案、石刻以及大量的近現代史資料大都作了系統整理。如《近代史資料叢刊》所包括的《太平天國史料》、《義和團運動史料》、《辛亥革命史料》等。史料整理與新材料的運用都是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進行的。

八、舊方法的借鑑與新方法的引進

傳統的考據方法多在某一具體問題之下,儘可能地將相關資料湊齊,分類梳理,歸納出一個看法,並進一步找出同類問題的通例。這樣的方法雖不適合宏大或抽象問題的觀察與研究,但其歸納類例的思路是值得借鑑的。因為它與唯物史觀所主張的總結規律在方向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唯物史觀強調具體問題具體解決,因而對研究方法的要求多種多樣,而且更重視綜合的運用與整體的考慮,不僅注意舊方法的借鑑,還重視新方法的引進,包括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借鑑與運用。唯物史觀引發了史學研究方法上的革命,特別是新時期破除了單一的階級分析法之後,各種方法引介、試驗,促進了中國史學事業的繁榮。

九、史學自身的總結與認識的深化

梁啓超“新史學”是在總結中國史學兩千多年的發展基礎上提出的,同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也需要以史學自身的總結為基礎。但唯物史觀影響下的史學總結並不同於“新史學”,它是將中國史學置於世界範圍內進行考察,總結以往的一切研究成果,在總結中尋找、歸納並闡明中國史學的發展規律,進而引導史學的發展。由於這樣的認識,自1960年代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史學史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白壽彝、吳澤、楊翼驤、尹達等著名史學家教書育人,著書立說,不僅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專門人才,還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史學自身的總結不僅形成了白成體系的學科,即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專業,還深化了人們對於歷史與現實社會的認識。

十、歷史研究新思維模式的建立

《易》日:“窮則變,變則通。”古人講變易,認識到殷周之際、春秋戰國之際的變化,但多就變化的現象來歸納。司馬遷提出“三五之變”,三十年小變,五百年大變;或日之為一治一亂;或稱之為分、合相替。論學術也多就學術論學術,習慣於“以史證經”、“經史互證”、“以字證經”、“以經證字”,由此又衍生出“史詩互證”。唯物史觀主張透過現象看本質,尋找歷史變化背後的根本原因,強調生產工具、生產力、經濟基礎對於社會發展的作用,為學人思考歷史興衰變化開啟了一條新思路。同樣,它將學術與社會經濟打通,引導學者思考某一特定時代的學術,其背後的社會生產力狀況、經濟發展水平如何,人們思想認識的程度如何,社會的變遷、轉型與史學的發展變化有什麼樣的關係,學人參與社會與他們對於歷史的認識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在事物相互關係和變動中,尋找事物變化的直接與間接原因、根本與終極原因,由因及果,獲取對歷史發展變化的正確認識。唯物史觀不僅為歷史研究構建了新的思維模式,同時也為歷史學科開啟了一條科學化的道路。唯物史觀對20世紀中國史學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其影響也是帶有決定性的,由此而形成了20世紀特別是後半葉史學思潮的主流,把握著中國史學的發展道路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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